《王云五回忆录》书评

历史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人

从前，我读蒋介石传记的时候，就琢磨，这个老蒋，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本事呀？当上了八百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却让日本鬼子追得到处跑，让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就说那个胡适吧，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诗人、作家、学者、教授，光大大小小的博士头衔，就让他从国外划拉了36个。这要是专心从事创作与研究，说不定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呢，老蒋却让他当什么驻外大使，出席联合国会议，参与制定什么宪章。读完了《王云五回忆录》，才发现，这又是一个老蒋“知人不善用”的例子。作为一名“文化奇人”，当年，王云五得回师胡适的推荐，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组织编译了一大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成为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出版物，他主持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和出版的《王云五大词典》等工具书，更使千万读者受益。提起商务印书馆，王云武逸闻遐迩，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就是王云武的代名词。他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大了去了！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后，王云五却想在业已取得成功的商务印书馆之外，“另作一种尝试”。经过蒋介石这位“善于使用人才”的党魁的拉拢归劝，总于决定“加入政府”，担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官，进而担任财政部长。其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岌岌欲倾之中。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结果，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出现一麻袋钱买不了半袋米的笑话，发生于1948年12月24日的黄金兑换践踏惨案，一次挤踏7死50伤的。王云五的这次从政经历只履行了两年半即宣告失败。一直被当作笑谈至今的当年国民党的币制改革，造成如此惊人的通货膨胀，与当年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陈积多年的腐败没落不无关系。但作为当时的主要当事人，学者出身的王云五，却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而这使后人看到，这个老蒋，其实知人并不善任。王云五这本回忆录，以更多的篇幅详细回忆了当年他从政的经历，所以更具重要价值。这本回忆录也第九州出版社从台湾引进的行版权，用简体字出版发行。其目录仍依原书旧例，以竖排自右向左的格式印刷，翻起来颇不适应。

一代奇人王云五

王云五的“奇”，奇在小学都没毕业，却做了大学教授；夜校学的英语，却是胡适的英文老师；一个小秘书，很快做了教育部的司长；小书局都经营不下去，转眼成了全国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顶梁柱；一个出版社的老板，摇身一变，却做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从小体弱多病，却活了92岁的高龄；他还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还培养出了台湾第一个博士；他是学问家、教育家、演说家、出版家、发明家、政治家等等。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学历，却最终成了许多“家”，你说奇不奇？书的“引言”，把读者引入追溯王云五扑朔迷离的传奇人生之中。

王云五如何做行政

相对于叉手在一边发表洞见批评时代的知识人，笔者私意里更倾向于那些自度能力相当而投身国事的书生，愿意努力去理解他们，这不单单是出于“了解之同情”。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有个课题叫做“书生论政”，你会注意到，这个课题没有叫做“书生参政”，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近代中国这几代知识人基本上“论”比“参”多的多。可以说，这几代知识人传统意识不自觉还是深入骨髓，参政、从政无异于把自己独立的身份搞丢，沾湿羽毛往往被视为一种知识贵族精神堕落的前兆。正因为此，当今天人们重新审视这批曾经生活在民国的从政之书生时，态度不免复杂，王云五先生即其中的典型。细察史实，这位近三十年才渐渐摆脱“战犯”帽子的学者，实在是民国一位不可多得的出版家。今天国内的出版人提起王云五，仍然会想起“万有”，谈起“老商务”，奉为业内里程碑式的前辈人物。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人文书籍，传播文化、开启民智、培育了几代人的知识结构之时，人们渐渐忽略其最早服务商业（初期以出版商业簿记、工具书为主，故得名“商务”）的职能设计。随之模糊的还有王云五更甚于出版家的企业家身份。特别是商务在抗战中遭日机轰炸损失殆尽的极度困难时期，王云五和他的馆员同仁在一片废墟上经过两年的“苦斗”，逐渐恢复了商务往日情景，充分显示出先生经营实务与企业管理能力。正因为在上海工商业艰难打拼的从业经历以及对社会民生的深刻了解，才又决定了王云五在1948年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暂别被世人看作殊荣的“在野”知识人身份，最后选择走进国民政府事业部。新问世的《王云五回忆录》，为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之《王云五从政回忆录》的简体字版本，而台湾商务版本则脱胎于王学哲先生整理的百万字篇幅的《岫庐八十自述》。作者还原其文化与历史见证者身份，回顾自己一生之遭遇经验。视其文本来历、编选范围，就其所收录的一手资料之确切、详细，回忆之严谨，实在是王先生对自己当年参政、从政的一份严肃的“报告书”。全书从参加“国民参政会”谈起，至币制改革失败而止，纵观内情，作者的行政作风一如先生在民国三十三年向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访英观感，谈及英人何以自强时所言，“公平的原则，科学的方法，与守法的精神”时刻流露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云五先生走上参政、行政的路，要从抗战后说起，那时先生已经服务商务书馆二十五年，颇思在接下来的人生岁月中“另作一种尝试”。人的选择往往看似无限可能，实则不多，王先生回忆说：“我所预期的活动，不外从政和研究学术两途。许多人心里想从政，却讳言从政。我则不然。我在重庆时曾对许多朋友说过，一个人假使自信能替国家负一点责任，不必自鸣清高。在二十年来，我已经把国家和个人或私人事业的密切关系看得太清楚了；譬如一棵大树动摇，断不容小鸟安居于其上之巢内。……因此，对于复员后政府，假使有需要我的地方，当不致如战时之固拒。”从中已可看出先生从政之倾向，然而先生也有其心理和经济的准备：“不过我之从政，却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完全摆脱工商业的关系，二是经济能够自立，不必倚赖俸给。……我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截然不同；事务官视官职为终身事业，自当倚俸给为生；政务官则视政策为进退，如果也倚赖俸给为生，势必不能进退自主。”于是准备以历年撰述及复员后新著作所收版税自给（参见本书29页）。所谓“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别，其实就是搞政治和搞行政的分野，也即先生给自己参政、从政的定位。抗战中军民一心“那一股气”，以及国民政府在领导抗战中的正面形象，当年确实给很多知识人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这时抬头的国家主义思想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后半生。譬如王先生上述“小鸟和大树”的比喻就和胡适在驻美大使之后的“青山”理论如出一辙。先生以无党派、无阶层背景，“不以参政为目的而参政”，故无论是参加“制宪国大”，还是决定做“党外人士参加政府的前锋”长经济部、或是在“行政院预算委员会”，实质上主持国家财政大计的一年，均以自己的经验判断和理性思考来办公。也正因为此，每每遭各方诟病与批评。特别是审核财政预算期间，据先生自己的说法：政府事业部、公务员、军界都已开罪；甚至尤以先生原先服务的教育界和上海工商界结怨最多。这可能就是先生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渊薮。先生回忆说：“我生平的经历，就是遇事不肯空过，事前既未能谢绝府委之职，事后因闲职仍不愿空干，……我之从政，既非为名，更非为利，既知无补于国，何苦向泥淖愈陷愈深。惟事已至此，只好就我的新职善尽其责，俾良心得稍安而已。”（参见本书55页）在派系林立、利益集团互为牵制、结果往往沦为“维持现状”的国民政府中搞行政，王先生当年的遭遇根本不可避免。先生对当时国府的现实并非全无认识，而仍能执着向前，不能不说是做事的勇气使然。“金圆券”币制改革，历来为王云五很难摆脱的一副无形枷锁，时人皆以为病。许倬云先生接受马国川“辛亥主题”访谈，回顾近代中国之得失时也说，“……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当时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情况几近全面崩溃，此时出任财长无异于接烫手之山芋，对王先生来说，更由于之前审核财政，深知全国财政收入之巨亏，但考虑到出任之后或可实现复员后屡次对政府提出改革币制的主张，“由于平素不自量与不畏难的癖性，妄想假使在我掌握财政之时，能够达成此志愿……”（参见本书91页）于是引出后来故事。论及王先生当日对币改的态度，实在是将稳定币值看做改善国家财政与促进生产、解决就业、物价和民生的根本办法；虽然当时已经过了复员之初外汇充裕的改革币制的良机，先生最后仍愿在财长职位上放手搏他一搏，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币值这个国民经济的枢纽问题。从书中详备收录的王先生的《财经改革原案》及其逐条解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思路。《原案》最初为发行新币设计了充足的发行准备金，新币钉住美元，巩固币值。另外以战时经济政策惯例，在第十一条、十二条中拟定民间贵金属、外汇收归国用，以新币定价限期收购，以免贵金属和外汇在新币颁布之后继续扰乱市价；以及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拟定新币发行前，沪津穗汉四市之商业银行库及各银行出租保管箱、公私仓栈封锁、登记存货。在民生方面，严格限制各重要都市日用必需品之价格。在人事薪酬改革方面，重新核定公务员与行政机关，核实兵员（正式颁布时，更有核实军费之意），同时修订所得税法等（详见本书第十四章）。新币改方案正式颁布后，基本框架如其所述，只是剔除了一些力度较大的存货和物价管制措施。就这份币改方案来说，具备了财政整顿功能和经济管制时期的特点。在新币推出之初，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然而战时的宏观经济，夜行昼变，局势进程发展之快出乎人所能料，也实在不是一份缺乏实施空间的币改所能逆转。新币改颁布当年全国商品流通瘫痪，物价管制失败，1949年上半年币值一溃千里，通货膨胀更烈。来自各方的弹劾越来越多，币改渐成众矢之的。王先生在讨论“物价解冻方案”会议上，得知全国粮价即将完全恢复自由市场，因粮价实际决定其他一切生活物资之价格。他认为大势已去，即行辞职。躬身实践，求国家民生的改善，而最后往往落得没有下场，这频频重现的民国知识人的悲剧，用一句轻薄的“书生参政”怎能消解？2012.3.20

一部见证风云变幻时代的回忆录

王云五，这个名字，我以前就听说过，不过总是跟是中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商务印书馆有关。换句话说，在我原先的印象中的，王云五是一名了不起的出版家，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阅读过这本书后，我对王云五的形象有所改变，原来他曾在政坛中风光过一段时间，涉足政坛颇深，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这是很高的一个行政职务，属于高管无疑。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他个人比较努力，但他的政绩终究并不突出，归入失败之列，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文人从政失败的典型。这本书虽然是今年一月份才由九州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本，但实际上在台湾早就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这部回忆录的写作时间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距离作者笔下描述的事情发生时间间隔不算很远，作为亲历者把当时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形势记录下来，还是很有史料价值的。这本书分从政篇和生活篇两部分，重点当然是从政篇，无论是篇幅上还是内容上来看都是如此。对读者来说，从政篇的内容记录了不少当时政治事件的过程，对了解这些政治事件多了一个视角。王云五先生自称从政两年半，在我看来，他早就在1938年就参与政治活动了，1938年他出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之后至1946年6月一直连任了四届。1946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王云五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国民政府大员。同时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份，至此可谓是全身心投入到了政界中去了。王先生自己标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大环境如此，想做事又何其难啊！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王也是无能为力。不过第二年，他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任翁文灏内阁之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受当时总统蒋介石的命推行货币改革，发现金圆券，初期也略有成效，但结果引发了金融混乱，王云五成为众矢之的，数月后黯然离职。在这本书王云五先生为自己的行为和采取的措施作了辩护，但由于王云五从政时位居国民政府高官要职，且一直持反共立场，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他还是被列为第15号战犯。这也许就是他现在不大为人所称许的重要原因吧！这本书里的一些资料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1948年7月币制改革的原案，以及财政紧急处分令的全文。币制改革后，物价波动更剧，情势愈趋恶化，书中也收录了王云五先生的挽救的两个办法：《调整物价工资及公务员待遇办法》和《预结外汇维持币信办法》。这些材料对于一些专业研究人员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余世存：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

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余世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是负面色彩较浓的人物。年轻人对他了解不多，虽然在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4 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文化商人虽然近年地位看涨，但在中国社会里拿笔杆子的文人仍会有所保留。这就是王云五的尴尬处。王云五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4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他生性好学。当时上海学英文之风很盛，王就白天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习英文。4年后，他就开始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社、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教英文了。好比现在夜校毕业的学生忽然到新东方学校当老师。而在王云五的学生中，居然有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等一批著名人物，那时他才是个19岁的年轻人。胡适说过：“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更神的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按揭买房买车，只是用来购置大件生活资料。但100年前，17岁的王云五却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3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通读一遍了。这样的人似乎命中注定要起来。1911年中国革命爆发，香山县的旅沪同学设宴欢迎同乡孙中山的回国。年仅23 岁的王云五作为宴会主持人，其才学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由此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等职。　　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当时在北京教书，他见编译所所长薪水不及教授丰厚，便以个性不宜加以推脱，自认为不擅长管理工作，便推荐了王云五。王进入该馆后，据说工于心计，为人圆滑。据言他一面百般取信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等人，一面又利用一切手段打击馆内的进步分子。对工会组织的罢工，他有一套处理办法。因此很快当上了编译所所长兼总经理。据说，他在主持工作期间，经常把编译所员工的集体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这样的人注定要进入国家上层。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商务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这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据说“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说自己“来自民间，最知民间疾苦”，并以经济管理专家自居，标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内战造成的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王云五根本无力回天。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8月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发行金圆券不过3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全国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余世存：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

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余世存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是负面色彩较浓的人物。年轻人对他了解不多，虽然在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4 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文化商人虽然近年地位看涨，但在中国社会里拿笔杆子的文人仍会有所保留。这就是王云五的尴尬处。 王云五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4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他生性好学。当时上海学英文之风很盛，王就白天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习英文。4年后，他就开始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社、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教英文了。好比现在夜校毕业的学生忽然到新东方学校当老师。而在王云五的学生中，居然有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等一批著名人物，那时他才是个19岁的年轻人。胡适说过：“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 更神的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按揭买房买车，只是用来购置大件生活资料。但100年前，17岁的王云五却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3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通读一遍了。 这样的人似乎命中注定要起来。1911年中国革命爆发，香山县的旅沪同学设宴欢迎同乡孙中山的回国。年仅23 岁的王云五作为宴会主持人，其才学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由此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等职。 　　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当时在北京教书，他见编译所所长薪水不及教授丰厚，便以个性不宜加以推脱，自认为不擅长管理工作，便推荐了王云五。王进入该馆后，据说工于心计，为人圆滑。据言他一面百般取信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等人，一面又利用一切手段打击馆内的进步分子。对工会组织的罢工，他有一套处理办法。因此很快当上了编译所所长兼总经理。据说，他在主持工作期间，经常把编译所员工的集体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这样的人注定要进入国家上层。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商务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这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据说“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说自己“来自民间，最知民间疾苦”，并以经济管理专家自居，标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内战造成的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王云五根本无力回天。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8月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发行金圆券不过3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全国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节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节选）欧宏商务走过了一百年。一百年的商务聚集了也造就了许多英才，这些英才支撑了中国出版很多很多年。没有他们，很难想象中国出版的现在。他们是一大群。历史太厚重，在这里，我们的篇幅只够写下三个人的名字 　　　　　　　　夏瑞芳 　　　　　　　　我以我血荐轩辕 　　　　　　　　　　　　张元济 　　　　　　　　除却巫山不是云 　　　　　　　　　　　　王云五 　　　　　　　　孤帆远影碧空尽 　　如果没有王云五那一系列重大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王云五及其同人在战时所作的艰苦的奋斗，不但商务的历史要改写，恐怕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也要改写这也许是一个最复杂、最有争议、最活跃也最戏剧性的出版家。 　　王云五19岁时，在中国新公学任英文教员，与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同事，学生中有胡适。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邀王云五作其秘书，专管接待来访宾客。1916年，他当过江苏、广东、江西三省的禁烟特派员。1946年5月，王云五辞去商务总经理职务后，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1949年，他去了台湾。1964年，王云五从政界退休，续掌台湾商务，至1979年谢世，终老于商务。 　　在政治态度上，王云五显然不同于张元济的中立，但他和张元济一样，对中国出版的贡献是巨大的。 　　王云五1922年正式就任商务编译所所长，1930年任商务总经理。此间曾专门游历欧美、考察各国出版事业，回国后大胆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编辑整顿计划，主张实行科学管理，并网罗了海外归来的学者20多人，充实本就蓬蓬勃勃的商务队伍。经调整后的商务编译所，更合于学术分科的性质，所网罗的专家，则分别主持新设各部。如聘留美专攻教育的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留美地理学博士竺可桢为史地部部长 等等。机构的设置，则更加企业化。考虑到当时商务所出的书，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其次是工具书、古籍书等，有关新学的书虽也不少，但总嫌零零落落，无整体计划，亦无系统。于是王云五从编印各科入门小丛书着手，计划出版着力介绍学术名著的成套书、大部丛书。如《百种小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医学小丛书》、《新时代小丛书》、《国学小丛书》等等，三四年内编印了各种丛书数十上百种，且各类各科具备。这些小丛书因其内容深入浅出，形式精干活泼，价格低廉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每种都销量不低。在此基础上，王云五又提出了编辑《万有文库》及《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中学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的设想，顾名思义，《万有文库》是就万有的知识，分别命题，分请各科专家执笔，将古今中外的思想与文化的精华，概要成书，重在普及，重在让更广大的读者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万有文库》两集共收入图书1010种2000册， 另附参考书10册。初期《万有文库》的销售很不理想， 后经商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宣传， 终于得到文化界学术界的好评， 许多内地城市， 都以《万有文库》的第一批， 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王云五主持下的这些系列丛书及《万有文库》的出版， 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普通学生和一般社会读者，以极经济的财力， 便可学习到极全面极丰富的古今中外的知识，王云五及商务在三十年代的这项开创性工作， 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此时的商务，已然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除了常规的出版而外，已能操作一些大的出版工程。《万有文库》计划甫就，王云五又主持了《丛书集成》的编辑。《丛书集成》选定宋、元、明、清的著名丛书100部中的4000种，以实用与罕见为标准，以各类齐备为范围，用淘沙见金，贯珠成串的办法，成此“丛书中的丛书”。《丛书集成》从1935年起开始预约，原定1937年底出齐，后因战争爆发，只出了3062种3476册。创造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后，自称通读过英国百科全书的王云五，又想仿英、美和日本百科全书之例，编一本大型百科全书。为此，商务编译所专门成立了百科全书编委会，下设6个系，系主任都为著名的专家学者，还组织了大量懂外文的人及大学生任馆外翻译。后来，百科全书因故未果。王云五又提出了编一部体例与英国《牛津大字典》大致相同的定名为《中山大辞典》的更宏大的计划。《中山大辞典》计划全书5000万字，16开本40册，收单字6万个、词语60至70万条，分量相当于《辞源》的20倍，王亲自兼《中山大辞典》的总编辑。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沪淞战争，王云五离沪去香港，《中山大辞典》的编辑工作遂停顿。 　　王云五不但是一个大学问家，也是一个临危不乱的大企业家。1932年，日本飞机数次轰炸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仓库、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先后被炸，浩劫之后，生机几失。王云五以“壮士断腕”的方法，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先遣散员工，省钱下来重建商务，一旦情况好转，再渐次召回职工。1937年，全国新出版书籍共9438种，其中商务一家即出4938种，商务历经战乱而不倒。 　　抗战前我国的出版业，86％在上海，出版所需的纸张，90％以上赖进口。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上海不保，进口亦中断，出版业和其它行业一样陷于崩溃。王云五一面尽速将机器、纸张、书籍运至后方安全地区，一面将商务之体制改为战时体制，总管理处先迁往长沙，再迁往重庆白象街，除努力经营香港、长沙、重庆的分馆外，还想方设法编印各种战时读物与教科书，使商务在后方的业务得以继续。王云五的第一个行动，是扩充香港的工厂，尽量安插因战事而失业的上海工人，以保证商务仍有相当规模的出版能力。据一些商务老人回忆，太平洋战争前夕，商务在香港的工厂有上千的工人，这在当时的企业中是少有的。因此，有商务一条街之说，散工汽笛拉响之后，满街都是商务的工人。也因此，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商务也能做到日出一书。商务在香港出版的课本、字典、《万有文库简编》、《辞源合订本》等等，也能源源不断地从越南进入云南到重庆散发内地。沪战3个月后，王云五即在长沙设—工厂，安排上海剩下的职工，以期内地仍有出版重心。为克服纸张短缺的困难，战时商务出版了大量20开、40开图书，并将新排重排各书一律变更版式，减少空白，增加行数字数。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狂炸香港，紧跟着香港沦陷，商务再次旦夕不保，王云五只得以重庆为主要根据地重新布置，为商务的生存而继续努力。 　　后人评价王云五对商务乃至中国出版业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屡次拯救商务于危亡之中，二是使商务印书馆由印书业走向真正的出版业，并使出版物普及、图书平民化，三是成规模有系统地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好书，使商务成为中国的文化使者。手记：王云五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个比较敏感的人物，多年以来，已经不大被提起了，原因是他作了国民党的大官最后又跟国民党走了。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王云五。如果没有王云五那一系列重大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王云五及其同人在战时所作的艰苦的奋斗，不但商务的历史要改写，恐怕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也要改写。 　　王云五的心中，也许也有一个出版梦。这个梦与张元济的理想，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人有做梦的权利，也有梦醒的时候，还有再回到梦中的自由。在文化的记载和传承面前，其它因素难免显得有些苍白。1949年以前，从夏瑞芳到王云五，商务悲壮地前进着。 　　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出版人，我们应该是比王云五们幸运。然而我们中有多少人如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等前辈商务人那样，历尽苦难仍然对出版痴心不改，耗尽心血仍然为了普及文化呢？ 　　商务印书馆的第二个一百年开始了，中国出版的第二个一百年也开始了。这第二个一百年该比前一个一百年更豪迈、更激荡、更卓越，更能产生英杰。一个更为伟大的梦应该由此诞生。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5月16日

余世存：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

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余世存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是负面色彩较浓的人物。年轻人对他了解不多，虽然在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4 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文化商人虽然近年地位看涨，但在中国社会里拿笔杆子的文人仍会有所保留。这就是王云五的尴尬处。 王云五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4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他生性好学。当时上海学英文之风很盛，王就白天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习英文。4年后，他就开始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社、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教英文了。好比现在夜校毕业的学生忽然到新东方学校当老师。而在王云五的学生中，居然有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等一批著名人物，那时他才是个19岁的年轻人。胡适说过：“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 更神的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按揭买房买车，只是用来购置大件生活资料。但100年前，17岁的王云五却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3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通读一遍了。 这样的人似乎命中注定要起来。1911年中国革命爆发，香山县的旅沪同学设宴欢迎同乡孙中山的回国。年仅23 岁的王云五作为宴会主持人，其才学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由此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等职。 　　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当时在北京教书，他见编译所所长薪水不及教授丰厚，便以个性不宜加以推脱，自认为不擅长管理工作，便推荐了王云五。王进入该馆后，据说工于心计，为人圆滑。据言他一面百般取信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等人，一面又利用一切手段打击馆内的进步分子。对工会组织的罢工，他有一套处理办法。因此很快当上了编译所所长兼总经理。据说，他在主持工作期间，经常把编译所员工的集体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这样的人注定要进入国家上层。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商务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这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据说“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说自己“来自民间，最知民间疾苦”，并以经济管理专家自居，标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内战造成的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王云五根本无力回天。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8月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发行金圆券不过3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全国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未删节本的《王云五回忆录》，棒！

未删节本的《王云五回忆录》，棒！ 他是几乎家喻户晓的出版业巨子，将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搞得风生水起，纽约时报称其“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他是文化界奇人，出身贫寒的他，以小学都未毕业的正式学历，却做了大学教授；只在夜校自学过英语，却成为胡适的第一恩师。在文教界如鱼得水的他，却又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政坛失意者，以财政部长之职主导币制改革方案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终结。 如果说，身为出版家的王云五尚且为一般内地读者所知晓，那么可以说，关于这个人的完整历史，今日之公众依然不甚了了。比如，他当年主持金圆券改革的详情及导致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场金圆券改革如何就成为了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终溃败？又如，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其规模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他自己又是如何从一名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学生，成长为一位著名文化人的呢？ 九州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的《王云五回忆录》，系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引进的无删本，将由王先生本人亲自为您讲述他传奇般的人生故事。，带你以最权威的视角，追寻这位被遗忘者的风采。

余世存：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

王云五：一失足成战犯余世存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是负面色彩较浓的人物。年轻人对他了解不多，虽然在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4 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文化商人虽然近年地位看涨，但在中国社会里拿笔杆子的文人仍会有所保留。这就是王云五的尴尬处。 王云五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4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他生性好学。当时上海学英文之风很盛，王就白天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习英文。4年后，他就开始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社、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教英文了。好比现在夜校毕业的学生忽然到新东方学校当老师。而在王云五的学生中，居然有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等一批著名人物，那时他才是个19岁的年轻人。胡适说过：“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 更神的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按揭买房买车，只是用来购置大件生活资料。但100年前，17岁的王云五却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3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通读一遍了。 这样的人似乎命中注定要起来。1911年中国革命爆发，香山县的旅沪同学设宴欢迎同乡孙中山的回国。年仅23 岁的王云五作为宴会主持人，其才学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由此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等职。 　　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当时在北京教书，他见编译所所长薪水不及教授丰厚，便以个性不宜加以推脱，自认为不擅长管理工作，便推荐了王云五。王进入该馆后，据说工于心计，为人圆滑。据言他一面百般取信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等人，一面又利用一切手段打击馆内的进步分子。对工会组织的罢工，他有一套处理办法。因此很快当上了编译所所长兼总经理。据说，他在主持工作期间，经常把编译所员工的集体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这样的人注定要进入国家上层。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商务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这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据说“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说自己“来自民间，最知民间疾苦”，并以经济管理专家自居，标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内战造成的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王云五根本无力回天。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8月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发行金圆券不过3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全国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一声将息，送君归去

王云五先生将自己的一生作为碎纸器,把那一段陈旧的过往压碎,清理，剩下的是一地珍贵的片段,拾起的那才是最真实的一切。作者王云五先生提到当年著名的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亲历者，其中细节殊为详细，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资料。大多篇幅的从政篇，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国民党的政治现状。他之从政，一为蒋公赏识，二为本人确实想为天下做一点事，可是宦海沉浮，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商人，有点误入的不逢时，虽然历任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可是精心的设定决策却在那个时局变得不适宜，作者提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自己没有班底，多少有点自叹，也许没有合适的人可用，空有一身热血，不能随心的洒，那时候的经济管制，依然名存实亡，其中的艰难不可知，王云武先生苦心经营，奈何无力回天，推出的金圆券造成金融失调，反给原本积弱的金融一记老拳，自己也失民心，得罪了军界，政界，教育者，很是不得已。当年他们被引导相信当局所说的美好,只是看而不经双眼而已。这虽然是一份一份安定而略有进展的职业，可是不甘于平凡，又没机会不平凡，真是时不待我。 凉风吹过，该醒了。真正的“聪明”是在适当的时间离场。 我尤为喜欢作者的生活篇，关于学校生活以及读书的故事。从作者自言，我们也知道，即使几代从商，甚至有点轻文，我们知道他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商人，却能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变为成功的文化商人。作者的求学经历虽然不长，可是有幸遇见许多的好老师，给足他绝对信心与勇气，耐心地给他绝对的支持力量，帮助其坚定自己的方向，让他找到自己的路，并一直走下去。世人成功的人士，全都是“天才型”——最大的天才便是晓得如何努力。作者求学属于刻苦自学，而他提到的自修方法既有自己的强烈求知欲，也有特殊的经历，过早的辍学，学习的竞争压力，让他不得不去迅速适应，找方法弥自己的不足，而他的方法固然为一人所创，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今读来，依旧有可取之处。作者喜欢读书，也喜欢藏书，“家有四壁，书占其三”的历史故事，被演活了，大好年华，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可惜藏书因为特别的情况牵累，大多为焚毁，不禁跌足长叹。一声将息，送君归去，谨以为念。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徐百柯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40年代后期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　　王云五曾经是一个遭到谴责的名字，1949年政权易手之时，他名列43位“战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他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王云五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王云五却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名字。他被称为“伟大的出版家”，为他祝寿，俨然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商务印书馆老编辑陈应年对记者说，张元济和王云五，这两个对商务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界影响至深的人，在海峡两岸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其实很简单，他们后来的政治道路选择不同。张倾向于共产党，留在大陆；王当过国民党的官，去了台湾。”　　王云五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政治立场与商业习气，但他在民族大节上却是毫无亏欠的。“八•一三”事变后，王云五的房产被日军占用，有瑞士某洋行愿以中立国洋商名义代他与日本人商定租约，王云五的回信是“Notradewith enemy（不与敌人订立商约）”。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半年，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复业。馆前悬挂由王云五拟定的激励同人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王云五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　　王云五晚年自况：“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必去责备前人呢？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　　1921年，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至1946年离职出任政府官员。在商务期间，他曾有一个“四百万”的外号，颇能够概括他的出版功绩。　　“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发明的这套方法据称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1970年，周恩来在与文教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百”是“百科全书”。王云五早年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曾购得《大英百科全书》一套共35卷，费3年时间通读一遍。自此，编纂中国的百科全书便一直是他的梦想。虽然他最终也未能在商务出版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他的种种努力在业界一直广受尊重。　　“万”是《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的这套丛书达4000册，3亿多字，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物。《纽约时报》曾在题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中，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大规模图书。　　王云五在台湾倡议博士教育，被尊为“博士之父”。在大陆第一篇冲破“禁区”研究王云五的博士论文中，作者王建辉评价王云五“是中国近代最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家”，“他是在大商业时代的文化经营有术者”。　　有研究者指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的，更是无处可寻。“好在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儿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一代奇人王云五

他是几乎家喻户晓的出版业巨子，将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搞得风生水起，纽约时报称其“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他是文化界奇人，出身贫寒的他，以小学都未毕业的正式学历，却做了大学教授；只在夜校自学过英语，却成为胡适的第一恩师。在文教界如鱼得水的他，却又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政坛失意者，以财政部长之职主导币制改革方案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终结。如果说，身为出版家的王云五尚且为一般内地读者所知晓，那么可以说，关于这个人的完整历史，今日之公众依然不甚了了。比如，他当年主持金圆券改革的详情及导致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场金圆券改革如何就成为了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终溃败？又如，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其规模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他自己又是如何从一名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学生，成长为一位著名文化人的呢？九州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的《王云五回忆录》，系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引进的无删本，将由王先生本人亲自为您讲述他传奇般的人生故事。，带你以最权威的视角，追寻这位被遗忘者的风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节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节选）欧宏商务走过了一百年。一百年的商务聚集了也造就了许多英才，这些英才支撑了中国出版很多很多年。没有他们，很难想象中国出版的现在。他们是一大群。历史太厚重，在这里，我们的篇幅只够写下三个人的名字 　　　　　　　　夏瑞芳 　　　　　　　　我以我血荐轩辕 　　　　　　　　　　　　张元济 　　　　　　　　除却巫山不是云 　　　　　　　　　　　　王云五 　　　　　　　　孤帆远影碧空尽 　　如果没有王云五那一系列重大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王云五及其同人在战时所作的艰苦的奋斗，不但商务的历史要改写，恐怕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也要改写这也许是一个最复杂、最有争议、最活跃也最戏剧性的出版家。 　　王云五19岁时，在中国新公学任英文教员，与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同事，学生中有胡适。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邀王云五作其秘书，专管接待来访宾客。1916年，他当过江苏、广东、江西三省的禁烟特派员。1946年5月，王云五辞去商务总经理职务后，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1949年，他去了台湾。1964年，王云五从政界退休，续掌台湾商务，至1979年谢世，终老于商务。 　　在政治态度上，王云五显然不同于张元济的中立，但他和张元济一样，对中国出版的贡献是巨大的。 　　王云五1922年正式就任商务编译所所长，1930年任商务总经理。此间曾专门游历欧美、考察各国出版事业，回国后大胆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编辑整顿计划，主张实行科学管理，并网罗了海外归来的学者20多人，充实本就蓬蓬勃勃的商务队伍。经调整后的商务编译所，更合于学术分科的性质，所网罗的专家，则分别主持新设各部。如聘留美专攻教育的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留美地理学博士竺可桢为史地部部长 等等。机构的设置，则更加企业化。考虑到当时商务所出的书，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其次是工具书、古籍书等，有关新学的书虽也不少，但总嫌零零落落，无整体计划，亦无系统。于是王云五从编印各科入门小丛书着手，计划出版着力介绍学术名著的成套书、大部丛书。如《百种小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医学小丛书》、《新时代小丛书》、《国学小丛书》等等，三四年内编印了各种丛书数十上百种，且各类各科具备。这些小丛书因其内容深入浅出，形式精干活泼，价格低廉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每种都销量不低。在此基础上，王云五又提出了编辑《万有文库》及《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中学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的设想，顾名思义，《万有文库》是就万有的知识，分别命题，分请各科专家执笔，将古今中外的思想与文化的精华，概要成书，重在普及，重在让更广大的读者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万有文库》两集共收入图书1010种2000册， 另附参考书10册。初期《万有文库》的销售很不理想， 后经商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宣传， 终于得到文化界学术界的好评， 许多内地城市， 都以《万有文库》的第一批， 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王云五主持下的这些系列丛书及《万有文库》的出版， 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普通学生和一般社会读者，以极经济的财力， 便可学习到极全面极丰富的古今中外的知识，王云五及商务在三十年代的这项开创性工作， 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此时的商务，已然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除了常规的出版而外，已能操作一些大的出版工程。《万有文库》计划甫就，王云五又主持了《丛书集成》的编辑。《丛书集成》选定宋、元、明、清的著名丛书100部中的4000种，以实用与罕见为标准，以各类齐备为范围，用淘沙见金，贯珠成串的办法，成此“丛书中的丛书”。《丛书集成》从1935年起开始预约，原定1937年底出齐，后因战争爆发，只出了3062种3476册。创造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后，自称通读过英国百科全书的王云五，又想仿英、美和日本百科全书之例，编一本大型百科全书。为此，商务编译所专门成立了百科全书编委会，下设6个系，系主任都为著名的专家学者，还组织了大量懂外文的人及大学生任馆外翻译。后来，百科全书因故未果。王云五又提出了编一部体例与英国《牛津大字典》大致相同的定名为《中山大辞典》的更宏大的计划。《中山大辞典》计划全书5000万字，16开本40册，收单字6万个、词语60至70万条，分量相当于《辞源》的20倍，王亲自兼《中山大辞典》的总编辑。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沪淞战争，王云五离沪去香港，《中山大辞典》的编辑工作遂停顿。 　　王云五不但是一个大学问家，也是一个临危不乱的大企业家。1932年，日本飞机数次轰炸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仓库、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先后被炸，浩劫之后，生机几失。王云五以“壮士断腕”的方法，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先遣散员工，省钱下来重建商务，一旦情况好转，再渐次召回职工。1937年，全国新出版书籍共9438种，其中商务一家即出4938种，商务历经战乱而不倒。 　　抗战前我国的出版业，86％在上海，出版所需的纸张，90％以上赖进口。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上海不保，进口亦中断，出版业和其它行业一样陷于崩溃。王云五一面尽速将机器、纸张、书籍运至后方安全地区，一面将商务之体制改为战时体制，总管理处先迁往长沙，再迁往重庆白象街，除努力经营香港、长沙、重庆的分馆外，还想方设法编印各种战时读物与教科书，使商务在后方的业务得以继续。王云五的第一个行动，是扩充香港的工厂，尽量安插因战事而失业的上海工人，以保证商务仍有相当规模的出版能力。据一些商务老人回忆，太平洋战争前夕，商务在香港的工厂有上千的工人，这在当时的企业中是少有的。因此，有商务一条街之说，散工汽笛拉响之后，满街都是商务的工人。也因此，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商务也能做到日出一书。商务在香港出版的课本、字典、《万有文库简编》、《辞源合订本》等等，也能源源不断地从越南进入云南到重庆散发内地。沪战3个月后，王云五即在长沙设—工厂，安排上海剩下的职工，以期内地仍有出版重心。为克服纸张短缺的困难，战时商务出版了大量20开、40开图书，并将新排重排各书一律变更版式，减少空白，增加行数字数。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狂炸香港，紧跟着香港沦陷，商务再次旦夕不保，王云五只得以重庆为主要根据地重新布置，为商务的生存而继续努力。 　　后人评价王云五对商务乃至中国出版业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屡次拯救商务于危亡之中，二是使商务印书馆由印书业走向真正的出版业，并使出版物普及、图书平民化，三是成规模有系统地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好书，使商务成为中国的文化使者。手记：王云五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个比较敏感的人物，多年以来，已经不大被提起了，原因是他作了国民党的大官最后又跟国民党走了。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王云五。如果没有王云五那一系列重大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王云五及其同人在战时所作的艰苦的奋斗，不但商务的历史要改写，恐怕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也要改写。 　　王云五的心中，也许也有一个出版梦。这个梦与张元济的理想，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人有做梦的权利，也有梦醒的时候，还有再回到梦中的自由。在文化的记载和传承面前，其它因素难免显得有些苍白。1949年以前，从夏瑞芳到王云五，商务悲壮地前进着。 　　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出版人，我们应该是比王云五们幸运。然而我们中有多少人如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等前辈商务人那样，历尽苦难仍然对出版痴心不改，耗尽心血仍然为了普及文化呢？ 　　商务印书馆的第二个一百年开始了，中国出版的第二个一百年也开始了。这第二个一百年该比前一个一百年更豪迈、更激荡、更卓越，更能产生英杰。一个更为伟大的梦应该由此诞生。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5月16日

俞晓群：王云五，梦萦中的迷离影像

屈指算来，我从事出版工作也有25年了。前些天记者来采访，她问我：“在你编辑生涯中，哪套书最让你难忘？”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新世纪万有文库”。她说：“我知道，这套书是对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传承。那么，你最敬重的出版家一定是王云五了？”她给我设定一道选择题，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我回答什么呢？ 　　实言之，王云五先生一直是我梦境中的常客。入梦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当我清理自己思想存储的时候，竟然发现，我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了解得真是太少了。王云五先生的一生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生动，甚至是那样的传奇，正如1999年，金耀基在一篇怀念他的老师王云五的文章《壮遊的故事—怀念一代奇人王云五先生》中写道：“王先生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会贤达、内阁副总理、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其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我也不断地发现，在世界上，王云五先生的名声真是太大了。外国人在评论现代中国大出版家时，总会把王云五先生的他的名字列在前面；许多著名人物谈到中国出版，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王云五。 　　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身份考察美国出版业，《纽约时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文章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1996年，我们受到王云五先生出版理念的启发，编辑了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董桥先生对此书大为赞扬，他撰文《点亮案头一盏明灯》，开篇就谈到王云五：“早岁家中书房集藏好多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包罗万象，朴素实用，确是跟我一起走过成长治路。后来到了台湾，又买了许多那边商务补印的‘丛书集成’，粗粗的书皮，淡淡的墨色，翻阅轻便，仿佛夜雨秋灯，故旧重逢，剪烛闲谈，惬意得很。‘万有’当是‘万物’之意，徐渭《坐卧房记》说的‘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观万有，通昼夜，一梦觉而无不知。’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得可爱。我十一二岁学会他的‘四角号码查字法’，背熟了那首《对照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有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省却部首查字的苦事。” 　　近读黄仁宇先生回忆录《黄河青山》，其中有一段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一位美国学生批评黄仁宇的学说美化国民党，其实国民党是腐败透顶的。黄先生反驳说，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对中国的进步是有贡献的。不然，他的身边为什么会集聚了那样一些优秀人物？像王云五，“他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还提到了翁文灏、胡适、王宠惠。 　　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听到上面的故事，当然会产生梦幻般的感觉。那梦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境界，也是在政治时空隔绝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个零碎的文化形象的思想修补。梦是一种超自然的艺术，当现实的刀锋划破一个民族心灵的时候，刀尖上滴下的鲜血，会在理想的睡梦中化作遍野鲜花。 　　今天，听到王云五先生《八十自述》即将出版，我的心中掠过一阵畅快，一阵清凉。 　　其实，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王云五先生是避不过去的，除非我们无视历史的裂痕。大话不说了，即使是我们一些小小的出版人，也会常常感叹，在现实的出版工作中，你想过的事情，王云五先生几乎都做过了。 　　上世纪90年代，我整天梦想编辑一些人人当读的丛书，迟迟找不到下手的门径。有一天，离我们出版社不远的一家古旧书店处理当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几毛钱一本。我们几个编辑一摞摞地捧了回来，摆满了一间房子。面对那些题目，面对那些简朴的设计，面对那些泛黄的纸张，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丛书”的感觉。 　　更大的震撼产生于王云五先生撰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他写道，编辑“万有文库”的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十巨册。”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读到这些文字，我真的无话可说。我知道，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称赞王云五先生的举动：“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万有文库”也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在编的最大规模的丛书。 　　我只有默默地把王云五先生《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抄录下来，贴在出版社的墙上。 　　有时，我好说王云五先生是一个“出版狂人”。这样说似乎有些不恭敬，在我的心中却是“大敬之辞”。在王云五先生的帐单上，他网罗了当时的大批人才，在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编委等阵容中，“名人”太多了；他出版了大批名著，许多著作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经典，至今还在不断再版；他出版的图书数量多不胜数。当时的王云五先生真是太厉害，仅以“万有文库”为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共推出一二集1700多种，4000多册。回想我们在1996年旨在追随王云五，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也只是喊出“十年千书”的目标；最后只出版了600多种就草草收兵了。据统计，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商务印书馆的年出书总量，几乎占到全国出书总量的50﹪还多。这里有时代的因素，更有人的因素。 　　我专门作过一个的帐单，上面记录着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它们大多是经王云五先生之手出版的；由于数量太大，在这里我不列出它们。但我可以告诉你，每当一些学术思潮袭来的时候，无论它多么新潮、多么怪异、多么学贯中西，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和人名录，都会找到这些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一个都跳不出去。 　　表面上看，王云五先生只是“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作为一个出版人，他的学识底蕴和知识结构大有超群之处。不然，为什么胡适会极力举荐他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为什么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会对他信任有加，并把他一步步推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高位？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读《八十自述》我才知道，早年王云五先生没有在正式学校读书深造是有原因的。此前，他们家十几世未出一个秀才。王云五的大哥才学极高，18岁投考童子试，居然一试得中；但二三个月后突然病逝。父母误以为家运与风水均不不适于子弟读书上进，所以为他们设定“经商为主、读书为辅”的人生道路，白天学习经商，晚上或业余时间读书，学习重点在为经商所需的英文。但是，王云五的天赋才智是无法遏制的，他未满14岁时参加社区楹联征集，上联为“菊放最宜邀友赏”，王云五给出的下联为“苏来奚后慰民思”，引据《孟子》的“后来其苏”与“奚为我后”之意，最终竟获冠军。后来，王云五读书热情超出常人的想象，他18岁开始翻译西方作品在报纸上连载；19岁受聘于中国新公学，与宋耀如一同教授英文，他们的学生中有17岁的胡适；20岁开始分期付款订购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并且用三年通读全书。胡适赞扬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学识广博，都与他这一段畸形的读书生活或曰“无师自通”密切相关。 　　在《八十自述》中，王云五先生谈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未能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惋叹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接连约三年内，几乎每日都把《大英百科全书》翻读二三小时，除按各条顺序阅读大概外，通常系从索引方面，将某一题材与其相关题材，作较有系统的阅读。这样的读书，博而不专，原是很愚拙的。现在回想一下，不仅把这二三年自己读书时日的重要部分占据了，而且由于博而不专的习惯养成，使我以后约莫二十年间常常变更读书门类的兴趣，结果成为一个四不像的学者；否则以我对于读书的兴趣，自问理解与记忆都还不差，虽无机会进大学之门，至少也可藉自修而专攻一科，或可勉厕于专家之列呢？” 　　不过“天道酬勤”，客观环境并没有淹没王云五先生的天赋与勤奋，他的这一段知识积累一旦与出版工作结合起来，“杂家”的底蕴迅速地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曾经有人将王云五对文化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概括为三个字：“四百万”。其中“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略通学理的人一眼就会看出，王云五先生的出版理念正是根源于早年的文化积淀。像它对于文献检索的重视和研究，当然是受到西方百科全书的影响。 　　王云五先生还是将西方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理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30年，他在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时，首先出国考察半年，到了9个国家。回国后，他立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计划》，他写道：“本馆对于同人之待遇，虽尚有可增进，然在世界各国中实居上乘，而管理方法实居下下。因只知待遇，不知管理，结果必至待遇不能持久，爱之适以害之。救济之道，舍从速采行科学管理方法，别无他途。科学管理法系对于社会，对于雇主，与对于被雇者，三方兼利之方法，现已为欧美各国劳资两方公认，甚至过激如俄国，近亦积极采行。”前不久，我把王云五先生的这份“计划”整理出来，装订成册，时常翻看。它很有价值，起码很有欣赏价值，即使在今天，许多内容依然会让我们汗颜不已。 　　读王云五先生《八十自述》，还有一段故事让我震动。他在1919年32岁时创办公民书局，自译出罗素的名著《社会改造原理》，并且以此为发端，组建“公民丛书”。他在“公民丛书旨趣”中提出，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具备七个方面的知识，即国际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经济的、教育的。“凡此七端，有一或缺，则为人之道不备，而在一国中，亦不得谓为公民。”王先生的类分极具文化启蒙的深蕴，今天我们大肆倡导的“公民意识”教育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呢？总之，王云五先生是一个极富思想创新的人，了解他，认知他，正是现时代的责任。 　　我常想，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我们面对王云五先生，可以找到哪些共识的基点？有民族性的自强不息，“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金耀基语）有民族性的外御其辱，在日寇入侵之际，他高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还有在民族的也是在世界的意义上，王云五先生对于中国现代出版的贡献。对此，王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结语”中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后是教育；而其他社会活动，“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写到这里，王云五先生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当然还不够。多希望能有一天，我们轻松地走出迷离的梦境，挽起手，共同为我们民族中的英才与伟业欢歌！

俞晓群：关于一个“奇人”的奇思妙想

2006年11月14日，《中国图书商报》刊载了一幅商务印书馆的整版广告。我一眼看去，脱口就说：“这是近年来，我见到的创意最好的广告！”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我们的作者”，列出16位作家的照片；第二是“我们的员工”，列出16位出版家的照片；第三是“我们的图书”，列出《法意》、《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辞源》、《现代汉语词典》、《小逻辑》等刊物与著作的书影。三个部分的“隔断”上写着：“创于1897”。 　　“这就是百年商务，谁能不肃然起敬！”我心里念叨着。我还感叹，“作家”中有了胡适的名字，“员工”中没有陈云的名字；然而，我更大的感叹是：“员工中还是删去了他的名字，图书中还是没有将它们列上去。” 　　“他”是谁？王云五。 　　“它们”是什么？《万有文库》。 　　有趣的是，恰逢此时，刚刚出版的《奇人王云五》（金炳亮著），却也不约而至地来到我的面前。此书是“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之一，看到书名，“奇人”一词听起来有些俗气，它的含义似乎也褒贬不清。其实如此定义王云五，也不是作者的创造。早在1999年，金耀基曾写过一篇怀念他的老师王云五的文章《壮遊的故事》，文章的副题正是“怀念一代奇人王云五先生”。他写道：“王先生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会贤达、内阁副总理、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 　　且住，问题正是出在这“不同的角色”上。如果以现代史为背景，金耀基为王云五罗列的角色：“出版家”举世公认；“教授”也有事实存证；至于其他，就让王先生落入政治评判的泥坑。在《奇人王云五》中，作者用“六章”的篇幅概述王云五的一生，前四章讲的是王先生的文化出版生活，文字洋洋洒洒，叙述轻松自如；第六章讲的是王先生的晚年生活，尤其是他对于出版的身心归一。纵览这“六分之五”的文字，内容是准确、客观的；思想的阐释，也不受政治的禁忌，让人可以窥见地区性文化氛围的先进；再辅以作者流畅的叙述，以及他出版人的身份，更使此书表现出极为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可读性。其实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内地关于王云五的著作，即以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为最好、最全、最客观之著作了。但它毕竟是建辉兄的博士论文，很有业内“教科书”的特征。而金炳亮的这部书，也确定了自己的定位：对大众，它是一个动听的故事；对编辑，它是一些极有价值的出版理念和商业案例；对学者，它同样坚持了叙述的准确性，以及作者本人明了的文化判断。 　　但是，在《奇人王云五》的“第五章”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另一个明确的“判断”：即对王云五的人生判断，还有对中国现代史的政治判断。这一章的题目是“错位从政”，何出此言呢？你可以理解为：王先生是一位出版奇才，从政是他人生的一个错误选择；你也可以理解为：在政治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王先生站错了队，错误地选择了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时期，他攻击过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后来他不肯与黄炎培、章伯钧一同前往延安，为“国共合作”出力，还说：“当时不便反对，……以共党擅长欺诈，一经前往，难免不被作为宣传之对象。”就这样，王云五始终追随蒋介石，直到80岁时，蒋还到他的寓所为他祝寿，送上“弘文益寿”的寿屏。 　　读罢《奇人王云五》，我产生一种感觉，就觉得有人难为了金炳亮先生的文字。是谁难为了他呢？不是别人，正是王云五本人。其实何止金炳亮，王先生还难为了历史，难为了文化，难为了几代人的笔触！茅盾说：“他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胡愈之说：“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周恩来说：“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事”；陈原说：“说到商务，我们不能只知道王云五，不知道更重要的张元济”；沈昌文说：“学了张元济，再学王云五，才是正途；只学王云五，不学张元济，也许会走歪”；唐振常说：“不能因为王做过国民党的大官而回避他在商务的工作，此人在出版事业上确有人不可及之处”；徐迟说：“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像王云五那样的出版家！”金耀基说：“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成为博士之父，成为内阁副总理，成为世界的大出版家。”你看，王云五多像一面魔镜，默默地反射着人们的观点、思想、立场和风格。 　　在众多的议论中，我最喜欢的评价来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文章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此时，我的心中也翻滚着思想的波涛。我想到王云五关于《万有文库》建设的伟大理想；我听到他在民族危难之际喊出的“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我看到他为了阻止军警进厂捕人，竟当众下跪求情。但是，我也想到关于王云五政治立场的争论；我也听到老商务的人说，他们称夏瑞芳为夏老板，称张元济为菊老，称王云五则直呼其名；我也看到关于王云五“私德”的记载，诸如以“王云五”名义出版的“辞书系列”的个人收入丰厚的账单。我更思想着：翻看这一段历史，为什么提到王云五，人们就争论不休；抛弃王云五，历史就发生断裂呢？ 　　清晨，我步入出版大厦，看到那四座雕像：左面是孔子、毕升，右面是张元济、邹韬奋。从前因为熟悉而有些无视；今天却格外认真地看了几眼，脑海中浮现出“王先生矮矮胖胖像个大冬瓜”（董桥语）的形象。 　　其实，王云五先生是难为了别人，但他自己并不为难。他称得上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今天，我却还捧着金先生的书，不时为自己追随王云五的举动，露出一点难为情的微笑；一不小心，还会被书中的故事弄下几滴清泪！

王云五，一位出身贫寒者的传奇人生

王云五一生只受过五年私塾教育，却成为著作等身的编译家，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为之后的几代人所沿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更是执中国出版界之牛耳。1948年，他临危受命，担任翁文灏内阁的经济部长，任内推出金圆券，却引发了金融失调。迁台后，王云五继续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由于1949年政权易手之际，他被大陆新政权宣布为“战犯”，此后几十年间，大陆官方对王云五的评价始终很低，使他几乎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当年为中国的出版及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有出版家效仿其当年编辑出版《万有文库》的做法，编辑出版了《新世纪万有文库》；又如，他所撰写的文章近年来在内地报刊上开始陆续出现。 可是，关于这个人的历史，公众依然不甚了了。比如，他当年主持金圆券改革的详情及导致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场金圆券改革如何就成为了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终溃败？又如，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其规模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他自己又是如何从一名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学生，成长为一位著名文化人的呢？这些，在九州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全本、无删节的《王云五回忆录》里都有呈现。

出版家发明家政客《王云五回忆录》

出版家发明家政客《王云五回忆录》王云五这个名字挺熟悉，但是并没有太多了解，只知道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查字法，还有他统领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高峰，还出版万有文库。记得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我也曾买过大量的资料书，家中好像图书馆，一进入到中国古典文献部分，很多最重要的工具书，里面都是用四角号码来检索的，并且根本就没有拼音和笔划查字法，只有中国最传统的部首查字法，那时候的中国工具书都是按照部首来编排的，过去的部首都是繁体的，和现在的不一样，而且里面很多分类都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不熟悉《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等古典工具书，你查起来非常麻烦。所以四角号码就成为必须要使用的方法，为此没少下功夫。不过没想到这么快网络时代就到了，四角号码还有工具书一下子就失去了作用。不知道王云五先生要是活着，现在会有何感想。十年前在旧书店上还买过一本《万有文库》，名字叫《侦破旨要》书不厚，封面带着花框，很漂亮，当时买就是冲着王云五和万有的大名，就是想看看万有文库到底是什么样的。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王云五先生还有这么一段从政生涯，虽然只有两年半，但是官职不低，在抗战后出任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可以说位高权重，主掌财政大权。不过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正是民国财政最黑暗的年代，这个位置可以说不是个好差事。也难为了这位正值的商人，面对那么个烂摊子，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本回忆录，其实主体上就是在回忆这从政的两年半，剩下不多的篇幅才是自己传记。可见作者也非常看重这从政生涯，相比之下，这两年半中间也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风风雨雨，很多国家大事都参与其中，所以肯定也觉得跟值得为历史留下点印记。没想到王云五先生也和钱穆先生一样是自学成长，没上过几天学，然后某了一份好工作，每月有二百个大洋，那时祥子一样拉洋车的力工，一个月也就是几个大洋，都到不了十个，二百大洋绝对是现在的白领甚至金领了。于是王先生每个月进入用七八十个大洋来买书，甚至采用分期付款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每个月付十二个大洋，两年还清，合现在十万元钱了，真是大手笔。这么多的书肯定要涉及分类，所以王先生特别重视图书馆，在主管商务馆的时候，构建了闻名中外的东方图书馆，可惜心血都在抗战中灰飞烟灭。不过却留下来了四角号码的检索方法，功不可没啊。

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喜中华传统文化之人，大抵案头都备有一套今注今译，以为玩索精学之用，若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等。以其能通晦涩文义，使读者窥见思想之发展并取精去糟以用于我，因此流通颇为广泛。而这一整套古籍今注今译的初始编纂人，便是鼎鼎大名的王云五。王云五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同人、后人对其评价，亦是毁誉参半。王云五年少时兄长早亡，其父虑其若效兄长从文，也会导致弱冠而逝，于是竟不送他去正规学校，只要他边做学徒边读英文夜校。身处逆境，反激发了王云五对知识的渴求。加之头脑聪慧、学习刻苦、兴趣广泛，几乎各类书籍均搜罗涉猎，因此塞翁失马，反成福泽。学业期间，王云五既兼为助教之职。年不足二十，便已任振群学社社长。至二十余岁，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秘书、英版《民主报》主编及多所大学英语教授等职。年少意气风发，真有“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铸男儿”之气概风貌。但他事业的顶峰，却在出版业上。1921年起王云五受胡适所荐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辑大量中外古籍名著。1930年又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以科学企业管理办法管理馆内事务，使商务印书馆业务蒸蒸日上，甚而开创了商务日出新书的景象。于商务印书馆工作二十五年间，王云五出版了大批丛书。这些丛书所耗资费甚巨，一旦滞销即有连累商务倒闭之虞。而王云五竟能使丛书畅销无碍，其商人精明的头脑、敏锐的市场眼光与缜密的市场分析能力可见一斑。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多年基业毁于日军侵略下十有八九，王云五力挽狂澜，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口号，振士气于一时，救水火于顷刻，置毁誉于度外，终使商务印书馆重新屹立于中华。1946年，王云五以文人、商人双重身份正式踏入政坛，成为一名政客。始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次年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再次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于任财政部长时改革货币，并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行金圆券。此举措虽一度使物价有所平稳，但终在通货膨胀的大潮下经济决堤、财政崩溃。事后王云五自述自己系引咎辞职，推位于贤能。但这平常话语中不知包含着多少反对意见与弹劾之声。至1949年，王云五赴台。1954年起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又于1964年退出政坛，着手著述与教学。以一个没有任何学历加诸于身之人，培养出硕士、博士多名。至其本人，八十二岁时方才获得韩国所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79年，王云五以九十一岁高龄病逝于台湾。王云五曾言：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之壮游，显然比常人更加广阔开朗，也更加坎坷艰辛。从文从商，虽颇有建树，但每多不遂之事。至从政，空有理想抱负，于实施时因多方掣肘、环境制约、对国共合作意义认识不足，终成涂地之叹。虽说游历之时尽尝悲喜苦欢，不枉此生一番历世，然而百般滋味尽味一人，又岂容易。《王云五回忆录》一书由政治与生活两篇构成。其政治一篇，略括了1946年—1948年间，王云五历时两年半的从政生涯中所经各类事件及其影响与同人评价。内容多援引档案、演讲稿件、信函等，写作作风与其从商作风一样严谨扎实。生活篇则略举学业、事业及人生修养，以示其所以或思想迁变或博采众家之源。大陆台湾两地，评论王云五时多有殊异。于台湾，王云五有极高美誉。于大陆，王云五则为国民党之前哨，第十五号战犯。若能暂将其政治经历剥离，亦或隐去政治意识形态，还原一位曾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曾是中华出版业中坚力量之人，或许对于是非的评定能够更为严肃。

董 桥：读金耀基写王云五

读金耀基写王云五董 桥 　　金耀基牛津版新书《敦煌语丝》附录了九篇忆人念事的散文，写王云五，写钱宾四，写徐复观，写他的景苏师，写朱铭，写吴为山，写晃海，写朱光潜，还有一篇写父亲。《敦煌语丝》是他《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之后的第三本《语丝》。《剑桥语丝》我是称心的读者；《海德堡语丝》我是尽心的编者；《敦煌语丝》我是分心的旁观者。说称心是说他写剑桥情调写得细腻；说尽心是说他在海德堡那几个月我不但按时写信提醒他交稿的日子还要逐字逐句替他做校对，海德堡在他笔下真的苏醒了；说分心是说《敦煌语丝》其实只有四十三页，第四十五页起写天台山，第七十七页起写《最难忘情是山水》，花繁眼乱。《归去来兮，天台》我是初读；《最难忘情》倒又是他早年赏脸交给我发表的佳作，写阔别三十六年后重临大陆的随思随感。文章收尾写他在上海找到少年时代的旧居，应门的是一位清秀的少女。“我很久很久以前在这里住过，能进来看看吗？”他问她。“可以的，请进来，随便看。”客厅分割成几个房间，花园堆满杂物不见花草，只剩那棵玉兰花还是从前那棵玉兰花。金先生书里那九篇附录我格外偏爱《人间壮游——追念王云五先生》。我是读王云五的书长大的旧派人，如今知道王云五的人已然不多，读金先生这篇小品我仿佛也找到了少年时代故居花园里那棵长寿的玉兰花，秀逸依旧，清香依旧。 　　读小学四年级那年我学会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查字典从此比查部首便捷得多。小学六年级，父亲书房里那整排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我几乎读遍了，那是我这一代人领受的通识教育，五十年代的小学生大半都这样走上启蒙的历程。六十年代在台湾求学，王云五是“行政院”副院长，是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总统府”资政。台北一位长辈方伯伯跟王云五是旧交，他说王老先生尽管学问好，人缘好，总有一些南来的商人抱怨他发行金圆券毁了全盘经济加速了国民政府垮台。那是一九四八年王云五出任翁文灏内阁财政部长的事，老总统命王云五推行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金融市场一夜大乱，举国惶惶，王云五饱受百姓痛骂，撑不了几个月跟内阁一起总辞。方伯伯说，那年年尾，他们一家跟王云五一家相隔一日飞到广州，翌年转抵台湾：“老先生留在南京、上海的大批图书没法带走，读书做学问的几十万张卡片也带不走，都交给一位幕僚保存！”方伯伯说老“总统”从来敬重王云五，明明知道他做学问的兴趣比做官大，“行政院”、“考试院”都只让他当副院长，让他永远可以兼顾他最关心的著书和出版：“到底王云五是孙中山的同乡，当过国父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蒋先生念旧！” 　　王云五，广东省中山县人，一八八八年七月生在上海，一九七九年八月卒于台湾，享年九十二岁。只读过五年私塾，在五金店里当过学徒，他先是自修英语，十七岁到同文馆学英语，任助教，十九岁买《大英百科全书》，用三年时光读完三十五大册，又修完一些理工科课程，德语、法语他也懂：“中文，我想老翰林也没有我读的古书多；英文，博士和专家也没有我看的书广！”王云五说。金耀基赞扬老先生渊博，一生写了一百多种书，指导撰写了三十二篇博士、硕士论文，是“博士之父”，也是《纽约时报》尊称的“活的百科全书”。一九二○年代王云五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出版多种我小时候天天捧读的词典、百科全书和丛书文库，中国废除帝制后的知识传播老先生确然做过莫大的贡献。一九六四我台南毕业那年王云五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我跟着方伯伯到他的办公室拿书匆匆见了他一面，七十六岁了，模糊的记忆中他精神大好，须发尽白，眼睛很亮，我远远等在门口看他低声跟方伯伯讲话，神情肃穆极了。那天方伯伯拎走好几本书，讲青铜器那本他最珍爱，有一本《文房四谱》他送了给我，说是商务印的十万卷楼丛书，劝我用心读一读。方家藏了许多三代和春秋的青铜礼乐器，还有不少明清铜炉，八十年代我在台北听说方伯伯过世后全卖了，好几件流入美国美术博物馆。 　　那天下午见了王云五，我思绪起伏，断断续续想起少年时代读他又编又写的那些书，想起他设计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想起黄子德老师坐在图书馆的小房间里教我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情景：“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我起初老以为这二十八字口诀是王云五编的，好几年后才知道是胡适的手笔。有一天看到新版的四角号码词典，黄维荣竟然把口诀改了：“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还是胡适旧编的那一首好。 　　旧的都比新的好。我这样的旧派人偏爱的尽是旧派人事旧派的文章。Agatha Christie短篇小说Four-and-Twenty Blackbirds里Hercule Poirot问道：“Do people then always like the same things? Do not they like a change sometimes? ”Henry Bonnington答道：“Not gentlemen, sir. Ladies like variety─gentlemen always like the same thing.”只要签上金耀基姓名的文章我一定读：《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读了再读；《敦煌语丝》先重读旧作《最难忘情是山水》再读别的，连书中那些忆人念事之作也先读最古旧的人物王云五！金先生学术以外的文章我尊称为“金体文”，深情的回眸贯穿学问的兴味，体贴的叮咛蕴藏明慧的观照，那是这位学者的独门本事，越是孤寂的氛围越是挥洒得挺拔，写剑桥如此，写海德堡也如此。他的敦煌之旅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丝绸之路文化六天游”的行程，那是学术观光团，匆匆一堂美的温习，金先生平白冷落了芦花深处孤舟的几许史心！王云五的一生是人间壮游：我更歆慕的从来是金耀基笔底的心间漫游。原载：《东方早报》2008-09-22

《王云五回忆录》特殊年代之下的争议人生

在没读这本回忆录之前，我对本书的人物王云五并不了解和熟悉。事实上，孤陋寡闻的话甚至于面对这个如此普通的名字，更不知道从何入手。但是，既然他能够出如此的回忆录，而且里面又有政治和生活两方面的生动描述，注定了我们可以从这本回忆录中获知某些他不同于平常人所做的事情。对于历史事件，我们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对于历史人物，我更认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来品评这个人物的过去。一如这本《王云五回忆录》中所写的所谓的回忆更是遵循着这个人的客观生平历程。从“文化奇人”到“失败政客”，一个人的回忆折射一个时代的焦点。只言片语却是最详细，最客观，最生动地勾勒出了这个人物的生平。纵观全文，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从政和生活两大板块来深入浅出地认识这个历史人物。以往很多的历史事件在他的回忆中有了更为深刻的展示。那是一个他所经历的年代；那是一段他曾经有过某些作为的过去；那是一个令人有着诸多思索的社会。在书中，很多原本可能比较抽象的事件更为形象地得到了展示和挖掘。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个人其实认为王云五还是有着相当的才华和能力的一个人物。在如此动荡的政局之下，在一个即将土崩瓦解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他能够从如此众多的人群之中脱颖而出。他的才华可以反应在他对于出版业上所作出的贡献；他的能力可以衬托在他可以从文化界跳跃到政治界去推进自己的主张。尽管当他步入那个阴暗的政治舞台，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和臭名远扬的恶果。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认识到他的独特见地和某些成就。而发生在他身上的重要事件，我个人认为比较突出的类似于金圆券币制，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名列43位“战犯”之一等等。以前我曾看过陈红出演的电视连续剧《纸醉金迷》。对于那个时期的金圆券，我有着深刻的触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如此动荡的年代，如此经济政策的推出，原本的目的是想要促进政府的资金流动和国防的巩固。可是，它在原本良好初衷的准备之下，在一个即将倒闭的国民政府推进下却是加速了这个频临倒闭的王朝的毁灭。不为别的，错误的时机，错误的政局，错误的经济政策，错误的目的，错误的统治阶级最终引导了一场错误的，导致经济奔溃的制度而已。在一个言论开放的年代，我们也在以一种更为客观和实际的角度来探讨一个历史人物。看着《王云五回忆录》，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便是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他如此的争议人生。看他的回忆录，我们更是一次饱览那一时代的风风雨雨的历史见证。功过参半的人生，颇有争议的过去，一切的一切皆随着历史尘埃的覆盖而变得模糊。但是，今日的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如此的回忆录来一睹当年的时局和历史人物的人生生平。

人生如斯，好像一场壮游

历史是由人写就的，我不是说记载，所以你想要去了解一段历史的时候，必须透过至少一个人或一群人来读。历史中有这样一些人，当大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并非局外人，并非群众，而是活生生的这场事件中的人物，可能一生经历了无数事件，史家作传的时候却总是有意无意的绕开他，因为政治的，或是众口好恶难以言明的原因。这些人就莫名其妙的从我们眼前消失，当实在避不开的时候，往往会改头换面，以一个全新的名字，令你大吃一惊。比如“ 某次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聊着诗歌的时候，外国老头说他非常崇拜孔子故乡的一位中国近代爱国诗人，名叫庄重禅（音译）。我说我没听说过这个人，老外就即兴用汉语给我朗诵了一首这位诗人的诗：遥远的泰山，展现出阴暗的身影；厚重的基础，支撑起浅薄的高层；假如某一天，有人将那乾坤颠倒；陈旧的传统，必将遭逢地裂山崩。”这位笔者想了半天，给出条件都那么多了，还是始终都没想出来这是谁，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张宗昌的这首诗“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坑爹啊亲……王云五对中国当年国民政府宪政的影响，在今日的大陆历史教科书里已经是“遍寻不着身影”，台湾的教科书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只是通过九州的这本回忆录得以隐约窥见那个年代的部分人与事。我曾对学生说过：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读了很多的书，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只要是涉及到那个年代那件事的人我全都走访过了”就能真正了解那个时代，这就像一个在脏兮兮的地方放久了的盆子，你看着上面只是一层浮灰，但是你用再大的水流冲洗都始终洗不干净，因为浮灰里有各种动物、昆虫爬过带来的东西，油脂等等其他不容易分析出成分的奇怪物质，但你若说绝对洗不干净，那也是夸张，只需用手轻轻一转，盆子又会重新变得锃亮。这就是历史，你不经历，永远无法真正的触及。况且覆盖在历史上的岂止是浮灰，那是各种人抱着可以告知的和不可告知的目的泼洒上去还狠狠踩上两脚附上无数层认知钢筋的强碱水泥……对于经历过历史大事的人物来说，他们的人生波澜壮阔，无法为我等升斗小民企及，但我们总能通过只言片语感知他们的气息。这本传记通过从政与生活两个方面来写，我觉得将“生活”改为“为学”更好，王云五老先生自述未曾受过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然而他的不少教育思想在今日，如我这样科班出身毕业后在一线工作并仍在钻研的人来看，都是极具价值的，那个时代的话今天听来仍有前瞻性。足见时代的风云际会对人才提供了怎样的环境，恰是乱，最为自由。也更让今日所谓的正规教育所羞愧，前段中的例子我故意举了一个无伤大雅的外国人，其实有些可耻的硬伤，我们都不怕说出来丢自己的人，但是，为尊者讳，罢了向岫庐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