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评传

章节摘录

其二，金圣叹追慕的古人如司马相如和诸葛亮，正是奇才得以破格赏用的典型。在中国文化史上，司马相如和诸葛亮这两个人物形象身上承载着很多复杂的意蕴。就前者而论，《汉书•司马相如传》称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景帝时为武将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而梁孝王招纳游说之士，相如遂病免客游梁，著《子虚赋》。梁孝王薨后，相如还乡，临邛富人卓王孙延为座上宾，卓王孙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卓文君遂夜奔相如。二人一度生活困窘，以致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涤器。后来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大为激赏，恰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帝侧，言此赋为司马相如所作，帝乃召见司马相如，相如为作《上林赋》，赋奏，天子以为郎。数年后，司马相如奉命安抚巴蜀百姓，出使西南夷，颇建功业。后以消渴疾辞世，遗札中有《封禅文》。对于司马相如，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以过人文才名动帝王、以琴心缔结与卓文君的浪漫情缘等事迹，甚至司马相如的消渴疾也常被文人用来比拟自己的多病之身。至于诸葛亮，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汉末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不以为然，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与亮友善，赏其才干。徐庶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才得以见亮，亮遂为刘备陈天下大势，建议刘备跨有荆益以成霸业，刘备非常赞同，从此与亮情好日密。刘备临终以国事、幼子相托付，诸葛亮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诸葛亮，人们多感慨其身负大才而不求闻达于乱世、出于感激而遂许刘备以驱驰、临危受命而精忠报主、善建奇策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等方面。这两个人物的经历、特征又有相通之处，那就是才能过人而曾经不得志，一朝名动君王便骤获重用。正因如此，中国历代不愿走科举常途人仕的士人往往以司马相如、诸葛亮等人为楷模，比如唐代诗人李白干谒而不应科举，自信能够名动帝王而骤登大位，他在诗文中就常常吟咏司马相如、诸葛亮等人的事迹。司马相如、诸葛亮等人的建功立业的道路，也是金圣叹企望以高才大名获得帝王重用的思想资源。在文学评点和创作中，金圣叹常常用以自我比拟和赞誉他人的古人，有曾点、司马相如、诸葛亮、陶潜、杜甫等人，其中司马相如和诸葛亮虽不是他提及最多的人物，却是他在论及出处问题时的重要典范。在金圣叹青壮年时期的著述中，推尊诸葛亮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成书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十九回夹批称赏晁盖、林冲的亲密合作日：“并不增添一语，只依上文林冲所定宣谕一遍，真是又好晁盖，又好林冲，昭烈之言日：‘孤有孔明，如鱼有水’，其乐如是也。”就在同一年，金圣叹《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也提到了诸葛亮：“七年一鹗坐云间，此日双凫到帝前。……刘葛君臣真庆快，叔孙弟子望传宣。”此诗以刘备诸葛亮君臣相得，比喻李宝弓得到帝王重用。可见，金圣叹极为羡慕诸葛亮之见重于刘备，以至情不自禁地一再提及。同一时期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在评点文章时，多次提到它们与诸葛亮《隆中对》、《前出师表》的渊源关系，显然这不单单是看重诸葛亮之文的缘故。而是与推尊诸葛亮的人生道路有关。直至金圣叹晚年，诸葛亮被刘备重用的人生道路仍是他心目中的最高典范。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前后的《西厢•序一日痛哭古人》在论述不同的“消遣法”即人生选择时，首先提到了诸葛亮的先处后出：“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顾，许人驱驰，食少事烦，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此时金圣叹已主张出处同归，其实质是对隐居和出仕都给予充分肯定，破格赏用的人仕道路仍是他的梦想(说详下)，因此，诸葛亮以高才而名动刘备的经历，既是出处同归的例证，又是高才被破格赏用的典型。又《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称作者“若教他写诸葛亮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师，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孤忠老臣满肚皮眼泪来”，在《西厢记》夹批中他也曾提及诸葛亮，足证批点《西厢》时期金圣叹向慕诸葛亮的情形。P71-73

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内容概要

吴正岚  1968年生于江苏高邮。1987年毕业于高邮中学，同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学专业，1991年大学毕业，就职于南京汽车制造厂，1993年至1999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博士，1927年为日本奈良女子大学人间文化研究科特别研究生。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曾出版专著《六朝江东土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编辑推荐

《金圣叹评传》着力揭示金圣叹的思想在明清之际思想史上的意义。金圣叹，名采，字若采；又名人瑞，号圣叹；别号唱经子，或称唱经先生，又号大易学人、涅槃学人；室名沉吟楼，堂号唱经堂。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生而颖异，负有才名，性喜批书，愤世嫉俗，因参与轰动一时的苏州“哭庙案”，惨遭朝廷斩首。他倾力批点的“六才子书” 《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仅完成后二种。但金批《水浒》、《西厢》及其著述，三百多年来风行不衰。

作者简介

《金圣叹评传》主要内容包括：生活于明清之际的金圣叹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创见迭出、影响深远的文学评点，还以其标新立异的学术思想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貌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关于金圣叹的研究专著和评传已有多种，《金圣叹评传》的特点在于着力揭示金圣叹的思想在明清之际思想史上的意义。首先，《金圣叹评传》尝试着全面梳理了金圣叹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以往人们关注得较少的佛学和易学思想；在思想渊源方面，由于金氏思想是以“砭伪”为主而兼有“绳狂”，《金圣叹评传》不仅分析了金圣叹对李贽《童心说》的继承和变革，而且考察了金氏与钱谦益的通经致用思想的渊源。其次，关于金氏的文学思想，《金圣叹评传》揭示了“因缘”说、心本原说等儒释道思想与其文学思想的逻辑关系中的待发之覆，对金氏的虚构论、人物个性论、叙事角度论、章法结构论等小说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对金氏的唐诗分解说、诗歌“不写景”说、“杜诗虚幻”说等诗歌理论的内涵和渊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金圣叹评传》还剖析了金氏号“圣叹”的出典、金氏“游戏科场”、“居易俟命”等问题。文史哲交叉、追源溯流和文献实证是《金圣叹评传》的主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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