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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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人民日报
出版日期:2009-6
ISBN:9787802088320
作者:黄波
页数:213页

章节摘录

第一辑: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草莽中崛起的枭雄前辈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说过,中国历代帝王中,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得位最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人出身微贱,非豪门世家,起事之初都没有任何凭借。而这两人中,要比“没有凭借”这一点,朱元璋无疑要过硬得多。刘邦大小是一个亭长,家中还有几亩良田,朱元璋则到了靠做游方僧人、当乞丐来填饱肚子的地步,是货真价实崛起于草莽的一代枭雄。最初,朱元璋在元末大乱中加入红巾军之一支一郭子兴的部队,本来是乱世下混饭吃、谋自保,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也并不讳言这一点。然而就是这一权宜之计,最终催生了一个新朝和新主。朱元璋为什么能够崛起?和其同时的乱世英豪很多,为什么成功的偏偏是朱元璋?神话很荒诞,天资是事实朱元璋从投军自保,到独挡一面,最后又在逐鹿群雄中脱颖而出,最先抢得“神器”,说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我是不信的。这种天赋,旧史家曾附会神异之说,竭力让人相信朱元璋荣登宝座是天命所归,后来的人们,因为不信天命之说,则又完全否定朱元璋的天纵之才。在我看来,两者都失之于偏。朱元璋小时候替人牧牛的一则故事已经证明了其天分。据《龙兴慈记》记载:有一天,朱元璋和几个同村伙伴到山里放牛,遇上雷雨,避雨闲谈中,大家都称肚饥,感叹没有好东西吃。朱元璋说我们面前这么多牛,为什么不杀它一头解解馋呢?说干就干,很快一头小牛就被他们烤熟吃光了,美餐之后才感到后怕。朱元璋出主意说,我们把牛骨牛皮和血迹都弄干净,把牛尾巴插进一条石头缝里,就说是小牛受惊掉进裂缝里了,田主能把我们怎样?回去后这般编说的朱元璋虽然挨了一顿打,可是田主也只好自认倒霉。这个故事不见于他书,是否属实有待考订,但朱元璋在这个故事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却和成年后的他决无二致。如果属实,则朱元璋的智商和情商在幼年时就已显示高人一头:在别人意想不到处能拿出办法,这是智商;一旦事情不妙,也勇于面对,有魄力,能担当,这是情商。朱元璋投入到郭子兴军中,从最低级的步卒开始做起,一步步升迁,逐渐进入主帅郭子兴视野,直到妻之以义女(即后来的马皇后),其中没有一点侥幸成事的成分,而是以乱世中实实在在的军功和智略来奠定其地位的。自然,朱元璋之所以在郭子兴军中鹤立鸡群,也还要依靠“鸡”的“衬托”。起初郭子兴的手下将领并不服他,一起开会议事,都抢着坐正位,朱元璋有意后至,坐一末席,可是等到商讨公事的时候,那些昂昂然坐在正位的人,却变成了木偶,只有朱元璋“剖决如流,咸得其宜”,于是“众心稍屈服”。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些趁着天下大乱起兵造反的人,因为不学无术,只懂劫掠不知大计,没啥稀奇,同样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为什么能够高人一头?这与他长期流浪所培养的深厚阅历有关,虽然不知书却人情练达世故洞明,但毫无疑问,对每一个流浪儿来说,这种底层漂泊的经历不一定都能变成宝贵的财富,这里当然是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存在的。策略最重要除了天分,朱元璋的策略得当,则是其终能成功的最为关键的要素。讲到策略,第一要说到收服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自古以来窥伺神器的人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然而虽然熟悉,临到自己行事时,许多人却常常要忍不住把它抛在一边,原因就在于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利诱,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朱元璋的高明就在于懂得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懂得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收服人心,朱元璋做了两件工作,首先是笼络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礼贤下士,不论是隐居的,还是下野的元朝旧吏,也不论是真有才干,还是仅拥虚名,朱元璋都要访求,都要加以礼遇,并听取其谏言。在当日读书人拥有广泛资源和深厚人脉的社会,朱元璋的这一动作不仅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能安定一地之人心,而且更因网罗了像刘基、朱升这样的奇才异士,等于建立了一支其他群雄无法比拟的强大智囊团。在收服人心上面,朱元璋其次是能够较好地约束军纪。关于这一点,因为史料所载不尽相同,史家们一直有歧见。明朝官修的资料,如《太祖实录》等自然是竭力宣传朱的部队是仁义之师,朱元璋登基后也夸口说,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嗜杀人”,然而其劫掠的事实却留在了一些野史上。究其实,现在可以认为,朱元璋的部队在当时的形势下,要争战,要有供给,绝不可能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完全没有劫夺民家财产和妇女、胡乱杀人的行为,但和其他部队相比,其军纪相对较好是毋庸置疑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乱世之中老百姓的要求极低,别人杀人盈野,据史籍记载有的部队更有食人之举,而朱元璋只要稍加节制,就特别能够彰显其仁义,使天下之民望风归附。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二点是,哪怕战术上偶有疏忽,战略层面上却几乎完美无缺。先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安徽老儒朱升的献计意思是要朱元璋在实力尚未笑傲群雄的情势下,先建立稳固的后方确实保障后勤的供给,同时还要避免做出头椽子。试观后来朱元璋的一系列部署,无一不是依计而行,朱升乃名垂史册。但实际上,朱元璋对朱升的嘉许,正是因为这和他原来的思想如出一辙,他自己只不过未在朱升之前系统归纳罢了。早在蛰伏于郭子兴军中时,他就已经领略了“缓称王”,以避免树大招风,偷偷发展实力的妙处。郭子兴器小易盈,打下巴掌大一块地方,就想关门称王,几次都是在朱元璋苦谏下而作罢。而通过屯田,以解决军需,则早就是朱元璋的拿手好戏,他后来还曾以此自矜,说有了屯田政策,就可养兵百万,而不用民一钱。逐步翦除群雄,这是朱元璋的宿愿,但究竟如何实施,孰急孰缓,则颇可思量,稍有不慎,小者实力和地盘受损,大者甚至会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当时局势是,中原有元朝大军,实力还十分强大,却被红巾军所纠缠,一时无法把触角伸到朱元璋所在的江淮地区,对元朝势力,朱元璋采取的是虚与委蛇的态度,而在他自己所在的江淮地区,面对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两大劲敌,则无疑是你死我活,非出于全力争胜不可。但究竟是先解决陈还是张,这是一个让人踌躇的难题。先解决张士诚有一大堆理由,比如张士诚盘踞在江浙,和朱元璋接壤,符合“远交近攻”这个通常的战理,又比如张士诚相对陈友谅实力稍逊,易于解决,……但朱元璋最终选择的是先灭陈,再灭张。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先解决张还是先解决陈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要违背常理?朱元璋即帝位后,曾与诸臣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尽管有许多让人一时难以决断的因素的干扰,只要透过纷繁的表象抓住要害就够了。这个要害就是,朱元璋比谁都更了解他的这两大劲敌。陈友谅有争雄天下之心,又十分好斗,而张士诚则只图自保,所以,如果舍陈而攻张,凶悍的陈友谅绝不会甘于旁观,一定会倾城出动,使朱元璋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如果先攻陈,在姑苏(即苏州)苟且偷安的张士诚是不会冒险出击的。朱元璋看得很准。有人说这一决策为刘基所上,即使属实,朱元璋采纳之也表明他自己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朱元璋消灭陈、张两大劲敌后,在如何击破元都的问题上又面临着一次抉择。当时勇冠三军的常遇春主张挟连胜之威,挥师直捣元都北京,一战成功,被朱元璋所否决。因为他看到,从自己的根据地江淮到北京有漫长距离,而听命于元朝的军队散布于陕西河南等地,一旦攻北京坚城持久而不能下,势必援兵四集,进退两难。朱元璋制定的先取山东、河南、陕西,逐步撤除元都之屏蔽,然后从容兵临北京城下的进军路线,最为明智和稳妥。没读过多少书,但依靠阅历和军旅磨炼,朱元璋在军事上堪称名副其实的战略家,其征战生涯中几乎很少打败仗,原因就在于他目光远大,又能谋定而后动。权术不能不讲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三点是将权术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有雄才大略的人,却很注意韬晦。在下决心解决对手之前,他都会拉下架子周旋一番,对元军是这样,对陈友谅、张士诚和其他群雄都曾经示好,仿佛温情脉脉。

前言

本书以“朱元璋”为题,但读者将要看到的,并不是一本《朱元璋传》。关于朱元璋的传记,前人早就有了,而且不止一部两部。为一般读者熟知,又得到专业人士认可的、则有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对这两本再版多次、印量极大的书都保留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为,经过像吴晗、陈梧桐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关于朱元璋的基本史实,是早已考证清楚了,再写朱元璋的传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写朱元璋传已失去必要性,而我对朱元璋又实在有着莫大的兴趣.怎么办?幸好,前人留下了一个空档,这就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做。什么是政治文化,套用一些概念,那么它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抛开缠夹的术语,通俗地说,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他采取的种种举措,放到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中,能否有一个合情或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又结出了什么果实。

内容概要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家居湖北宜昌,现供职于湖南《湘声报》。好读书,不求甚解,偶作文,但慕适意。关注明初至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主要有《说破英雄惊杀人》、《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纵横谈》、《宁为愤青,不做犬儒》(即出)等著作。

书籍目录

穿越历史的迷雾(序)第—辑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  草莽中崛起的枭雄  元末三雄大结局  小明王:乱世中的超级玩偶  玩权力平衡木的大师第二辑  辣手治国的得与失  “功狗”们的命运  胡惟庸:“反臣”,还是“棋子”?  胡惟庸案之实质  开国丞相李善长之死  废相与“自虐式勤政”  以猛治国:“猛火烤赢羊”  “说的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朱元璋的反贪困局  恩威莫测的恐惧:所谓“纳谏”与“拒谏”  完美主义的破产  骨未寒,国先乱第三辑  洪武盛世的另一面  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不合作即死”:高启被杀传递的信号  在雄主手下讨生活不易:真实的刘伯温与朱元璋  洪武朝:“没有私生活”的一代  争当“教主”的明太祖  八股、文祸与学校同兴  枭雄也有幻灭时:暮年朱元璋第四辑  一代雄主的盖棺论定  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帝国深宫中的“小农”  海禁:寻找虚幻的安全感  个人业绩与历史功罪:朱元璋究是几流帝王附录  朱元璋大事要录

编辑推荐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挑战吴晗,PK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堪称这条原理的最形象的阐释。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在“服毒及其反应”这项测试中,不能不承认,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整段文字,给人的感觉是细致入微、绘声绘色,完全能够想象,当事人明太祖从中获得了多么大的心理满足……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在物质享受上,称帝后的朱元璋,其场面肯定是无与伦比的,身旁的儒生也早已给他制定了一整套象征帝王权威的礼仪,他的举手投足,乡土味都越来越淡,但其视野还是走不出他少年时的那个乡村,其治国的理念仍然牢牢地建立在小生产者理想的基础上。朱元璋固然也有一些善政和成绩,但其却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专制等等,影响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忘怀。

作者简介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是国内第一本将朱元璋“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清晰区分的书;国内第一本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帝王的书;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国内第一本叙述平易,又有很强的思想性、批判性,且避免了学术硬伤的皇帝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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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中间代史学”:一项有益的尝试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出身贫寒,并通过造反夺取皇位的人,因此头上兼有“农民起义领袖”和皇帝这两项意义迥然有别的头衔。在中国历史约三百多名皇帝中,他也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专制独裁者,堪与秦皇汉武相比。特殊的经历、突出的作用,加上他怪异的性格和极端的行为,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有关朱元璋的研究自然是经久不衰。近读黄波的新著《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以下简称《成功》),引发了我这个研究史学史的人不少想法。 作者提出了“中间代史学”的设想。他认为,当前的两种史学——专家史学和草根史学都各有短长,他希望能建立一种“中间代史学”,以“填补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个缝隙”。 《成功》虽然不是出自专家之手,却不乏专业眼光。作者对某些专家的商榷和更正言之成理,富有启发性。该书“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这种工作“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做”。作者所做的,“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这样就避免了平铺直叙和就事论事。《成功》一书不仅涉及对一位帝王的评价,还关系到历史学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例如中国农民战争史、“封建社会”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等等,很值得专业学者一读。该书简明且不乏幽默的笔触又弥补了专家史学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缺陷。可以看出,作者所做的“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次尝试已初见成效。 关于朱元璋的“成功” 朱元璋成功了吗?像我这样上了些年纪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意外。在老一辈研究的农战史专题里,并不存在农民起义是否“成功”和为什么“成功”的问题。传统理论认为,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实现了改朝换代。失败的原因是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本书所说的“成功”则是从具体历史事实出发的,也就是回答朱元璋为什么能剪灭群雄,取得最高政权。 该书指出:“那些趁着天下大乱起兵造反的人,因为不学无术,只懂劫掠不知大计,没啥稀奇。同样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为什么能高人一头?这与他长期流浪所培养的深厚阅历有关,虽然不知书却人情练达世故洞明,……这里当然是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存在的。” 以往农战史研究认为,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一种阶级的“蜕变”,即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几十年来农战史的大量论著,包括两本权威性的朱元璋传记:吴晗的《朱元璋传》和陈梧桐的《洪武皇帝大传》,几乎都异口同声地主张“蜕变论”。《成功》对这种“先贴阶级标签,然后根据这个标签去找史料”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所谓“蜕变”是子虚乌有。根据种种史实分析,农民起义领袖时期的朱元璋并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也不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关于政权的阶级性,不仅限于农战史研究,它还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定性,即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的问题。由于“封建社会”的基础被认为是“地主剥削农民”,而中国历史的特征却是皇朝对全社会的掠夺和奴役,封建论者为自圆其说,便提出,中国古代的皇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样就把皇朝对社会的掠夺说成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指出古代皇权“家天下”的性质,既是认识朱元璋的前提,也是把握中国历史特征的关键。朱元璋对巩固自家王朝的统治,比之其他任何专制帝王,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都更加精心,所采取的手段也更加多样。秦始皇虽然期望帝位能传之万世,却并没有在这方面有任何具体行动,而朱元璋为了使子孙能够平安地传承皇位,不惜采取种种极端的措施:残酷屠杀大批功臣,从人身上消灭任何可能危及皇朝统治的人;在制度上大刀阔斧地取消相权,以确保君权至高无上。朱元璋杀人之多,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清赵翼评论道,汉高祖刘邦诛戮功臣还算比较有限,“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廿二史箚记》,卷32,《胡蓝之狱》)。他把好杀归结为朱元璋的“天性”,在我看来,极力维护“家天下”利益才是朱元璋好杀的根本原因。正如他对太子所说的,他要传给子孙的是无刺的荆条。 朱元璋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从《成功》的论说可以反衬出以往学界对历史人物研究的缺陷,那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推论来代替具体的史实分析。朱元璋是一个毁誉不一的历史人物,不过以往学界的倾向似乎是褒多于贬。吴晗的《朱元璋传》和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都认为朱元璋是“功大于过”,因为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足以弥补他所犯的一切过错。 《成功》一书用比较的眼光作出一种新的评价:“朱元璋固然也有一些善政,也有一定成绩,但起到的显然都是局部的暂时的作用,而其‘缺点’的负面影响,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专制等等,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须臾忘怀的。这样一个人物,还怎么去推动历史前进?” 更绝的是,作者指出,朱元璋尽管贵为皇帝,但本质上不过是“帝国深宫中的‘小农’”。对先进技术和工商业的轻视和打击,决定了他采取落后、保守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以后中国的发展影响至深,结果就如黄仁宇所说的:“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页) 朱元璋为什么忌恨江南?本书的论说也有新意。一般认为,朱元璋为了报复张士诚,便对江南征收重赋,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即经济的方面。另一重要的文化方面则历来为人所忽视。在作者看来,“‘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宋元以来,江南的商品经济和城市文化发达,至张士诚统治时期,更有所发展。对于“文化的江南”,从乡野中崛起的朱元璋无比仇视和忌恨,所以在征收重赋的同时,严厉纠正民风,重农抑商和打击士人。结果,“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有必要转换评判尺度。朱元璋残酷杀戮近十万无辜者的暴行和加强专制统治的种种极端措施,无疑都是破坏人类文明的野蛮行为。仅就他恢复殉葬制度来说,就是历史长达几千年的大倒退。那个算不上贤明的明英宗废除殉葬制,比起朱元璋所有的“大功”意义都要重要,虽不能说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起码让历史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在某些历史学家眼里,朱元璋这些倒行逆施,在他“推动历史前进”的“大功”面前,却成了可以忽略的小过错。如果不遵循以人为本的评判尺度,只满足于帝王将相所谓的“丰功伟绩”,这些在我们看来足以构成“大过”的缺陷,确实都不足挂齿了。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07月22日
  •     朱元璋的“成功”与“不成功”——读黄波《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百越客朱元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先不说名家吴晗那本流传了近半个世纪的《朱元璋传》,就是这几年,随着读史热的持续升温,不管是荧屏上还是书店里,对朱元璋的描绘都是热闹非凡,有关这位明代开国者的正史、野史基本被翻炒了一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朱元璋身上再挖出新花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近日,青年学者黄波在新近出版的《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一书里,尽力克服“炒剩饭”、“拾牙慧”的弊病,作出了种种寻找新意的努力,使这本标举“中间代史学”的著作,不时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展现出一种可贵的品质。西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朱元璋成功的奥秘对现今职场上奋斗着的人们无疑还有一些借鉴意义。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考虑,黄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寻朱元璋成功的秘密。在他看来,朱元璋天资过人、阅历丰富、老谋深算、讲究策略、善玩权术等众多出色的品质注定了他的成功,但一些偶然因素也是助推朱元璋大业成功的重要原因。诸如1363年,朱元璋离开大本营金陵去安徽征战,陈友谅觉得有机可乘,率军扑向他的防区南昌。陈友谅走的是一着臭棋,对于朱元璋来说却是一个转机,很多人不明白陈友谅为何不进攻明显空虚了的金陵,却攻打守势甚坚的南昌,结果身死名裂。就连朱元璋本人也不无困惑地说:“使陈友谅乘我之出,直捣金陵,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即金陵)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也。”这些必然、偶然因素的聚合,成就了朱元璋的霸业宏图。黄波对这些因由的条分缕析,不时让人发出“才也、时也、运也”的慨叹。对“成功”的阐述在书中占了很大份量,但在我看来,此书的价值却集中在作者对“不成功”的认定上。朱元璋在打天下上是成功了,但在治理国家上真的如众多史家所说,可以彪炳史册吗?黄波显然不太愿意把朱元璋看成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列举了相当多的例子来证明朱元璋的“不成功”。比如,为了怕臣下谋反,朱元璋把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一个个处死。而其身后,燕王朱棣起兵谋乱,朝廷竟派不出一名元勋宿将与之对抗。又如,为了追求一种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完美选拔方式,朱元璋竟一时兴起,因噎废食地停止科举考试,断送了知识分子向朝廷靠拢的渠道。再如,为了防止倭寇入侵,居然推行“海禁”,自此阻断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通道,这与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统治者怎么能算得上“成功”呢?正是对这些“不成功”的反思,让人感觉到了作者和传统史学家不一样的“成功”标准,不一样的价值关怀。思想的深度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还值得注意的是,黄波在众多历史叙述者中开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就是他一再申说的“中间代史学”。他讲述历史的方法既不同于吴晗这样的专业学者,也不同于时下正火的“当年明月”之类的草根“写史者”,而是刚好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代”。所以,黄波的史学文字,既透着学者的思想营养,也不乏草根的轻松活泼,这在目前可是不大多见的。(《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黄波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6月,定价28.00元。)
  •     时间: 2009.06.22 11:40:00 这两天一直在读一本《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作者黄波,人民日报出版社版,作者签赠本。说起这本书还有些曲折。在孔网上买了本书,结果寄过来才发现书和描述有些不同,和店主一沟通,又出了些误会,结果闹了一场。最后双方互让了一步,就送了本。“不打不相识”,真是如此。也算误打误撞吧,呵呵。拿到书,封面有些夸张,紫禁城皇帝的座椅,橙黄色一片,下面是介绍“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特别是后面“挑战吴晗,PK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乖乖,吴晗就不用说了,当年明月的书我也看过一些,文笔还可以,这本(简称)《成》能有这种功力?俺怀着怀疑的态度翻开书页,一直读了两天,终于读完,第一感觉是“不累”,再有就是“有思想,也好看”。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专家的史书“无法撄现代人之心”,常常显得考证繁琐,无法吸引读者;草根史学“沉迷于用网络时代的语言复述历史故事”,“给人们最初的新奇”,但“缺乏对历史的“穿透力””我的理解,就是“戏说”成分太浓,弄的很不严肃。所以作者“用当代人的视角观察得来的崭新的朱元璋的形象”,但却不是一本朱元璋的传记,只是“把朱元璋当做一个冷静观察的客体”看到什么写什么,阅毕,得益良多。第一辑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谈到了朱元璋的成功之路,作者说朱元璋的成功与“他长期流浪所培养的深厚阅历有关”,其实,我更倾向于朱元璋是个聪明的“观察者”和有天生领悟能力的“判断者”,他的成功,正如一位股市里的投机者,对大势有了符合客观的判断,加上正确的时机下了正确的决心,“无往而不胜”了。当然,这样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而不是陈友谅或者张士诚或者其他某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浸淫的人,特别是中下层的人们,对于权力的操作模式是很熟练的,因为在中国生存压力特别大,尤其是想有更好的发展,厚黑学,权力学几乎是绝大多数成年人“无师自通”的学科。“乱世出英雄”,历史学家常常告述我们,没有刘邦,还有张邦、王邦;没有朱元璋,还有马元璋、李元璋。总之,从历史的普遍意义上来讲,英雄人物只是“顺应了历史的需要”,成功的皇帝们也都说自己“顺天应民”,所以朱元璋的成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如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时的风向的帮忙),也有历史的必然性。从谈历史来说,两者都不可偏废。第二辑 辣手治国的得与失应该说《成》一书最精彩的部分是从第二辑开始的。作者侃侃而谈,讲了朱元璋的“功狗们”是如何(讲得少)以及为什么被朱皇帝“烹”掉的(讲得多)。从胡惟庸到李善长,从淮西集团到非淮西集团,朱元璋的功狗们一步一步随着朱元璋个人“偏执”病情的加重,逐步被肉体消灭,影响被消除。朱的唯一目的和秦始皇一样“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的想法。作者提出朱元璋的“偏执”的这一想法,应该说有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他的这种让人“动辄得咎”的病态心理(这点上作者描述很精彩),和郭沫若描述秦始皇时说“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很容易发展向残忍的一路”(转引自《秦史人物论》93年版,68页,《秦始皇帝简论》,张文江)。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太多了。瑞士人皮埃尔.朗契尼克和法国人皮埃尔.阿考斯合著的名著《病夫治国》中,关于希特勒的描述就是“宁愿相信直觉而不愿去研究”。直觉对于一位专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第三辑 洪武盛事的另一面这一辑里,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号称“盛世”的时代标准是什么?是东征西讨扩大疆域?是万国来朝?是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应有的发展?作者的观点是后者,我也同意。毕竟,盛世是全国人民的盛世,而非皇帝一人的盛世。朱元璋的治下,没有人敢说是,没有人敢说不,没有人敢做事,也没有人敢不做事,人人都活得提心吊胆,作者举朱温闲问文人“这棵树可以做成车轮否”,结果有些人就迎合说可以,全部被杀!朱温的观点(当时的!)是,造车轮用榆树,哪能用柳树?作者设想现代人在当时的情形下,没有人能敢保证自己的头颅一定在脖子上,“天威难测”,这就是洪武盛事的背后。第四辑 一代雄主的盖棺论定作者谈了吴晗等老一代历史学家们以“阶级论”来划分朱元璋的历史作用。这当然是吴晗等人的所谓“历史局限”造成的,因为你在当时不那样说,就无法开展研究甚至无法生存,这也是一种奇特的历史悖论吧。作者否定了朱元璋是所谓的“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的说法,甚至不同意朱元璋建立一个封建皇朝的说法,因为他既不代表农民利益,也不代表地主利益,他代表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家族的利益。任何有可能妨害到朱明王朝的人都会被消除。作者形象地分析了朱元璋虽然得到天下,却仍旧不过是“帝国深宫里的小农”,因为,朱元璋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历史层面的农民而已。看完此书,掩卷长思。本朝太祖与朱元璋是何其的相似。他却偏偏转移话题,“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其实,他老人家哪里是秦始皇,分明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而已嘛。诛功臣,封国门,兴公社,闹天下,哪样不是洪武盛事的翻版呢?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     黄波虽然名气不大,但作品却相当有份量,让大家真正认识朱元璋,走出奴性,以人性的角度审视所谓的雄主,可说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好书,不可多得!
  •     横向分析,明太祖朱元璋这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位的不同心理斗争。分析思想动机与结果相悖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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