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背叛》书评

知识分子背叛了谁

花了四天时间，断断续续的看完了《知识分子的背叛》，为了能更好的回答妹妹一个问题。虽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古老了，哪怕它确实不停的在还魂——这更加说明它的古老。我想起我的舅老爷，他一辈子都向往着知识分子，所以他自学英语并且喜欢在别人面前秀他的英语，但是他的儿女们没有一个大学生，但是可但是，他的儿女们现在都是当地极有财权势力的人，可是舅老爷不稀罕，他就喜欢知识分子，所以他对我这个家族里第一个正经的研究生倍感亲切，以至于我都不忍心告诉他，现在的研究生根本就不值得他这么尊敬和向往。没错，班达的这本书的标题是缺省了，他说知识分子叛变了，可是背叛了谁他并没有说，他们背叛的肯定不仅仅我舅老爷的信任。最近常常去围观孔和尚和南方系的骂战，发现五毛党经常愿意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当然这个逻辑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也想说，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法制国家，国家都是人——依法而治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清楚的分别封建集权和民主政治，哪怕他们都有法，哪怕他们都是人依法而治。有的是时候偷换概念其实也就是把一切本来截然有别的东西纳入到一个笼统范畴内的说法罢了，比如“人民”，什么叫做“人民”？你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具有本国国籍”的人？那么什么叫做“人民”呢？这就像总会有人告诉你，你走出去就代表着L大，可是L大在很多事情上却不会去想它的所作所为对你会有怎样的代表意义。总之，偷换概念的本质技巧，不过是篡夺解释权而已。知识分子到底背叛了谁？我倒是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有谁是值得知识分子背叛的？“人民”这个概念其实只是个否定概念，我不能告诉你到底什么是“人民”，但是我可以定义什么是“人民的敌人”，真正可怕的不是知识分子的冷漠和静观，而是一种强迫的立场界定，可怕的是一开始就有人告诉你理论和实践必须统一，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并不是说这种统一有什么必然性（当然在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观点中这种批判是对的，但是那是另一个层面），而是只有某种统一才能使得价值出现，对，价值，到此为止你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所以，要从这里回答问题了，班达的“牢骚”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非常简单，班达是在问：实践？你们所说的实践是什么？加入某一个组织？成为某一个群体的发言人？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保护任何一个穷人、从狗道主义的角度进行一种高尚的伪人道主义行为？这些行为其实构成了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最突出的意识范畴：我喜欢称之为“亚政治”范畴。这些范畴的出现都是非常有益的——它们都预示了一种对现有社会的超越而非对现状的无限容忍和适应——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就是“解构主义”的价值所在。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个中心的补充和缺口，当这些缺乏理性的亚政治范畴成为知识分子谈论的焦点时，知识分子就背叛了它的初衷，这些获得了狭隘理论支持的局部获得了足够的“锐利”——立场明确往往也意味着立场狭隘——去攻击一种真正的整体。班达非常清晰的列出了几种庸俗的人道主义：不杀人的庸俗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中心的人道主义最能体现这种社会情形。汉娜·阿伦特，没错，这种亚政治的政治实践来自于这个富有激情的女政治学家，她几乎原封不动的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世界观通过政治改造成了一种面向实践的政治生活模式：去参与政治吧，别等待完整的理性论证，那就晚了。但是她太相信人的文明自觉以至于她的学说完全被正确的而又错误的应用到了社会当中——犬儒主义或者乌合之众——人群+一个观点就可以构成一个颇有力度的政治团体，这一切都太简单了，以至于知识分子也都为之着迷——这就是这种背叛的开始。班达所说的背叛，几乎就体现在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中：道德践履和为民请命——实践，并且少说废话。让我们说的直白点吧，这个世界干嘛需要知识分子？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真的能解决住房问题么？政治学真的能解决人权问题么？但是在中国这个没有伦理学只有道德劝诫的国度，居然有着最严格的伦理规定。可是人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没错，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是极少数的人，极少数人的存在绝对不是为了满足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巴黎时装周是不会考虑大众对衣服的实用性的——他们是为了这个社会可能的未来而存在的——没有佛洛依德也许今天我们还不会去讨论“聚众淫乱罪”的法哲学合理性，可是人们往往对这种明显的贡献视而不见，甚至愿意回到中国的所谓思想中去发现修身之道——对国学的翻炒首先因为你们重新发现它的使用价值，用它对抗一个弱者在现代社会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因为它以背离现代社会为荣，自然也背离那些所谓的不公，包括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失去的那一部分。让我们再一次直白的表明一种两级分化：要不是绝对道德层面的——当你和他“严肃”的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这种“严肃”是一种不尊重，此时你们讨论的问题消失了，只剩下一种讨论的态度是否合适的激辩。要不就是让我相信这种理论能为我带来利益，你应当是人民的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巴拉巴拉家~~知识分子的背叛其实就是如下的意思：他敏锐的感知到人们需要的无外乎是精神满足和物质满足——实际上天朝一直非常明确的提出这种两分建设法——并且说实话，这太容易了，也太容易获得成就感了，于是这些本来凌驾于凡尘的圣灵们开始寻找自己的躯体，并寄存进去，从而失去了凌驾的视角。此时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神性，并开始了看似短期有利于社会，实则在禁锢社会的可能性的实践。你觉得这像什么？这就像一个商人在计算成本。所以，为什么班达说，知识分子要具备三个基本素质：静态的，大公无私的，理性的。知识分子是不需要“实践”的，他所要做的是让他的理论成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实践，它提供一种形式逻辑，这种形式本身是有效的，既能被多种内容寄放，又能控制其被用在不良的地方，所以霍克海默说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因为好的理论可以进行非常切近的“类比”，它模拟了世界发展的某种通则，但是又不被某种特殊的领域所界定——被狭隘化的理论最终都是“普通的权力”到“2B的权力”的转化意识而已。当然我要承认，想做到这一点特别难，最好的例子就是海德格尔，他的理论最后被纳粹纳入了民族主义实践，成为了法西斯思想的一部分。海德格尔的背叛，就在于他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这个“实践”禁绝了理论的神圣性以及一切其他的可能性。这是一个背叛的教训，渴望这种为自己说话的知识分子的人们，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会成为法西斯的一份子，当然你不会相信。人们要求的道德践履最终都指向抛弃自己和死亡，可是这并不是大公无私，大公无私也不是一种勇气，大公无私指的是不因任何私下的领域来衡量公有的逻辑思维。班达这一部分说的很漂亮，他说，你们要勇气？勇气在人类的文明里一直都是次要的。反而最可怕的一种人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私心，靠着纯粹的勇气和错误的立场而立足的人。那种不在乎自己获得什么，而只是觉得自己的谬误是真理的人。这种人反而是对社会最为有害的，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谬误而勇往直前。西方思想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不是主客二分的，而是首先明白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知道了这个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班达说知识分子要是静态的，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不知道。一个知识分子提供一种形式逻辑和道路指向，但是我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跟着我走，但是这并不代表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理论不自信：至少我相信，如果我给婴儿一个杯子，他最大的概率就是把它当成容器，更何况受众并不是婴儿——这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可是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能去通过热情的实践去号召大家，知识分子承担着这种悖论，这种悖论也只有知识分子可以承担，放弃了这种承担，就是一种背叛。你于是成为一个社会实践家和教育家：于丹、柴静、白岩松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社会实践家，但是这个社会却把它们当做知识分子看待，认为记者和辅导员会引导社会的进步，这是现在社会最谬误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法学和法硕的区别，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区别，哲学和文学区别。这种“高级低级”是鲍姆加登所说的“平行”的高低，并不是话语权的高低。知识分子会背叛，因为大众不会理性的看待这种真正的理论实践分工。所以人们的错误到底在哪？有人在讨论美国如何么？只不过美国是民主政治表现最典型的案例而已，我们在讨论民主政治本身，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带来的“普世价值”是一种普遍的逻辑形式，就像中国，有些社会问题可以归结为人口，有些则完全是借口，用国情去否定普世价值是一件只有完全没有学过哲学的人才会犯的错误。最终你会发现，他们在谈论的是一种“普世价格”：什么模式的实践会带来什么利益。没错，大多数人只有这一生可活，但是身为知识分子他们为了一种可能性和客观性负责。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第一次将知识分子引向了意识形态的建筑师的道路，萨义德的“世俗知识分子”力图将他们拉回到知识的层面，可是明知道第一种是有害的大众为什么要怂恿一种背叛呢？社会对人们的戕害，其实恰恰是短暂的满足之后的必然代价——佛洛依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的那个经典的比喻：冬天把脚放在被子外面，又收回来的那种满足。应该相信，真正的知识分子可以用理论涵盖道德，哪怕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而不是用道德和利益来界定理论，大众对自己的“宽容”造成了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宽容”，并且逼迫知识分子必须要背叛自己的神性。就像我一个朋友说：也学他们对心理优越感的需求永远大于求知欲。

转载：许知远《知识分子的背叛》

许知远说，你到剑桥看我，可千万什么都不要带！就带本《知识分子的背叛》和《天朝的崩溃》吧。《知识分子的背叛》（朱利安·班达）我在万圣一层打折书堆里捡的，纯粹买一痛快，一年多来从没翻过。一想到它即将离我而去，就迫不及待看起来，还做了笔记。以下是摘抄和乱感：1，注重秩序的国家只注重强大而不在乎公正。这来自于战争的迫切需要。2，民主承认不平等，但在原则上和事实上都公正地对待这种不平等；秩序论者却以一种建立在出身或财富上的人为不平等，来宣扬平等，因而他们才是公正和理性的最大破坏者。3，秩序论着压抑人性的三个方面：一，赞同国家。蔑视把国家理解成不同个人的集合体，蔑视人格特征；二，赞同家庭。“祖国，家庭，劳动”是维希政权最牛比的口号。家庭利己比个人利己装扮得更好，因为它被舆论神圣化了。三，同情行会主义。4，公正、真理和理性，只要不带有实践目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因此对公正的崇拜只有坚持抽象的公正，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态度。抽象的公正，这一人类精神的概念，只在自身中找到圆满，而不是在人间实现公正的努力中找到圆满，因为后者追求的至少是某一阶层的实践目的。（这一条我不完全赞同，为什么不，我说不清楚，还得再看看别的书。我想有一类知识分子只追求美和趣味，比如达芬奇什么的，但是还有一类知识分子有‘介入’感，老一点比如康德吧，我认识的人中，李海鹏算一个。他们所追求的公正也没有那么抽象，还是带有一些实践目的）5，法国大革命时期，歌德在《诗与真》里写：“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我们既不关心报纸，也无意传播消息，我们的工作就是认识人。”（我喜欢这个段子，因为它为我目前的工作提供了知识分子参照。老有人问我，你在你们杂志社跑哪个口？我说我跑“人口”，搞得对方老以为我是做计生的，我做的是“人物”，我什么都不懂，我懂人，牛比吧。以后我可以引用歌德的话了：“我的工作就是认识人”）6，《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驳斥现实主义者：“你在人群中宣扬伯里克利这些人的善行，宣扬他们为同胞服务，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但却不告诉同胞什么是善和诚实。雅典人谈他们使国家强大，但雅典人不知道这一强大不过是一种夸张，一块充满腐败的肿瘤。因而这些古代政治家们的全部作为就是让城邦到处有港口、武器、城墙、贡品和其他类似的笨东西，却没有加入节制与正义。”7“知识分子的背叛”，是指知识分子加入了煽动现实主义的阵营。以上段落，我是坐在从伦敦到剑桥的火车上抄到小本本上的。还有一段最精华的，我暂时没有抄在上面，因为一踏上每一块砖头都有历史的剑桥土地，一见到许知远，我就迫不及待翻出小本本，找出这一段，大声朗读出来，作为送给他的见面礼：“我所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不追求实践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我们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在迄今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一个穿越历史的未间断的哲学家、宗教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的路径，他们是对多种现实主义形式上的否定。他们的活动仍然是理论的，他们也没有阻止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仇恨和杀戮，但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为美化仇恨和杀戮而具有的成就感。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崇善。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许知远听完很淡然，他重复了一遍“虽然行恶，但崇善”，就沉默鸟。看得出来他很孤独。后来他只谈了两点：一，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可是能够理解世界运行复杂性的人越来越少；二，剑桥生活真的很孤独！缺乏有效交流。他最经常碰到的一种交流是，老有中国游客拦住他：“请问，究竟哪座桥是康桥？”

知识分子如何背叛

整个20世纪，正是知识分子悼亡和为知识分子悼亡的世纪，一方面知识分子们为过去的“自由时代”中那些王权、自由、传统的丧失而悼亡，一方面，则是一些“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消亡”或“背叛”而悼亡。后者，除了我们前面所谈过的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法国的朱利安·班达著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等著作。班达的著作写于上世纪20年代，雅各比的著作则写于上世纪80年代，从世纪开头到世纪结束，对知识分子的“悼亡”成了知识社会学界挥之不去的心结。为何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班达就开始为知识分子“诵葬”了呢，因为当时的法国、欧洲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传统价值大面积流失、人心浮躁的历史阶段，其实那个阶段中国也一样，两国的知识界颇多相似之处，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法国知识界已不是当年的旧模样，而中国的知识界仍然是上世纪初那种“兵戈阻绝老江边”的状态，换言之法国人已经“城郭人民已半非”，而中国仍然是“山河风景原无异”。所以谈论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几乎也是谈论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当年的法国、欧洲是什么模样呢？请让我用一点篇幅来引用班达的话，这些话简直就是对今天的中国的思想界与民众的描述。“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即使在拥有庞大人口的远东，看上去似乎与这些运动无关，也产生了旨在羞辱他人的社会仇恨、政党精神和民族精神。政治激情在今天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将政治激情凝缩为几个非常简单的仇恨并且扎根于心灵的最深处，这确乎是时代的一个战利品。”“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爱国主义今日沦为了一种精神形式反对其他精神形式的肯定。”我不用解释，这些描述难道不是非常恰当地说出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本质吗？班达将这些愚蠢是混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激情归结为两种意志：群体攫取世俗利益的意志，群体自觉追求特殊、与众不同的意志。在这种“激情四溢”的状态中，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当然是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首先是“知识分子接受了政治激情”，“绝大多数的文人、艺术家、学者、哲学家和‘祭司们’都加入了种族仇视、政治动乱的大合唱之中。”他们施展着政治激情、主动地与激情的民众共舞，他们努力成为一个“公民”，不再满足于书斋里的思考和袖手旁观，成了提起大刀冲锋陷阵的诸葛亮，并且他们为这种激情而自豪、“言词中充满着只对艺术或科学并且漠视城邦激情的人世间藐视。”一切全变了，以前是知识分子约束俗现实，而在却在为现实服务，这种服务现实的激情表现为一种可笑甚至可耻的判断，比如巴雷斯宣称：“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今天，中国满地都是“巴雷斯”。而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另外一个特征是“仇外”，这是一种对“外人”的仇恨，它是对不“属于自己”的人鄙视，班达所说的这个特征，正确地点出了中国左派们的“死穴”。而爱国，则会引起知识分子人们的“眼盲”——拒绝相信在他们的祖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在指引着他们祖国的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将自己的精神形式等同于一种民族精神形式的意志，借以反对别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的煽动”一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着迷。其次，知识分子们把政治激情带进了知识分子的活动中。诗歌、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活动的领域，已被政治激情所占领、改造、决定。“现代知识分子用功利来规定正义。他们还用功利来决定美，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班达如是说。尤其是这一段话，无异于在抽今天的中国知识分了们的耳光：“惟有在当今时代里，我们才会看见形而上学家用自己的思想来吹捧自己的祖、贬低别人的祖国，并且用尽自己天才的抽象力来强化自己同胞们的统治意志。”再次，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学说玩弄政治激情。这表现在他们推崇地个别的关注，谴责追求普遍的情感。结果就是，努力塑造自己祖国、民族的特殊性、甚至不惜为了现在的需要而刻意误读国家与宗教历史。因为利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暴力被煽动，仇恨在增长，不再承认普世价值，而是推崇自己缠小脚的道德，以鄙视那普遍的道德、普遍的真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赞颂的是联系实践，谴责热爱精神。这种倾向让知识分子赞扬那些上前线的人，并且自己亲自赤膊上阵，而那些理性地分晰，热爱公理与正义的精神，被他们所谴责。班达不无讽刺地说：“知识分子成了当今的战争部长。”如果说知识分子禀持爱国精神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那么，他们还要表现出对“强大国家”的赞颂，那就让人感觉不是无知，而是无耻了。一向，无知者无畏，也就无耻。班达认为，知识分子们要确证与理性权利相对立的习惯权利和历史权利；称颂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确证政治形式应该适应“人的永恒存在”。“他们对‘清洗’战争的赞美，他们对作为‘美德原型’ 军人们的尊敬，他们视‘暴力’为最高美德。”所以，好战成了爱国、成了高尚、成了民族价值，军人成了英雄与特权阶层……这势必让他们赞颂勇敢、推崇荣誉、推崇冷酷和鄙视仁爱，更可怕的是，他们带来一种新的宗教：成功的宗教。“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人的态度，他们的作用本来是反对民族的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却尽一切所能坚决地煽动现实主义。这种态度，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最后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背叛”。背叛的原因何在呢？“所政治利益强加给所有的人；不断地为政治激情提供精神粮食；文人介入政治活动的欲望和可能性；他们为了名利双收必然替日益不安的资产阶级效劳；通过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日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身份及其虚荣心；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古代文化知识和精神操守的下降。”班达这样解释，我愿意原封不动地把这种背叛与背叛的原因送给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尤其是送给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众的现状。那么，班达承认出知识分子是什么呢？“我以为重要的提，有这样一些人，即使大家嘲笑他们，仍然认为世俗的宗教是不适合大家的，而应该另作选择。”这些人是这样的，“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虽然“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阻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但是这样的古典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因为有了这些古典知识分子，我们在数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却是崇善，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让大众并自己成为大众中的一员去行恶，并且崇恶。我曾写过一篇《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死结》，我仍然保持我的观点，知识分子只应该在理论上廓清问题，在价值上倡导向真向善向美，但是，知识分子不能试图将自己的主张付予现实的实施，或者亲自去实施，当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个行动者、实践者时，他就形成了对“知识分子”的背叛，遇到了“乌托邦死结”。这也是班达的观点、保罗·博维的观点、甚至是福柯的潜在观点。永远做盛宴旁的一代，永远做一个旁观者，但是，却是一个看穿了人类历史与未来，洞悉了人世悲哀与悖论的悲悯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上帝的归上帝，凯撒野归凯撒，知识分既不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但也绝不站在凯撒的那一边。

“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因为要完成一个政治课的作业而接触到的一本书，虽然不厚，但从头到尾读了有一个月。我认为，班达的一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本书所讨论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和范围没有明确定义。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知识分子”是一个边界不明、包含甚广的词语，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在某一学科领域有专长的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但是我注意到班达在文中的批判几乎不涉及自然科学家，并且多次对爱因斯坦表示赞扬和敬佩，因此，如何界定班达所圈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文中被批判的多为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道德家，这些是否构成被批判的“知识分子”全部，亦或是必须接受谴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群体，作者并没有清楚地加以说明。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原著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法语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范围，经过翻译之后已经不能显现出来，那么这就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译者的纰漏。第二，没有严格区分“实践”的两种不同含义。毫无疑问，班达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坚守纯粹的思想或纯粹的艺术，但是在“实践”的问题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思路有些偏激，诸如“被世人夸奖的知识分子都背叛了自己的使命”，“知识分子正是脱离了实践的价值，才成就了其学说的伟大”，“当知识分子自称讲究实践时，他的失败已经开始了”等这些论断都是有欠妥当的。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被作者称颂的爱因斯坦也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如果相对论没有任何实践意义上的价值，它也不能被证明是伟大的天才构想。我们无法想象思想和实践的完全分离，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允许完全脱离现实的冥想。深究这个逻辑矛盾的根源，我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班达提出的“实践”是狭义的，即知识分子极力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民族利益或阶级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达到控制、指导、迎合世俗世界或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不再是科学层面上检验真理的方式和过程。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排除同上一样的翻译错位的可能。第三，“知识分子的背叛”究竟在于态度还是行为？尽管班达在第三章的结尾部分作出了陈述，即知识分子煽动现实主义的态度是他们对自身使命的背叛，然而班达并没有做到在所有论述中都明白无误地向读者展现这一点，这样非常容易造成一种错觉或误解就是：知识分子一旦投入了世俗事务或议论了政治，那么他们就成了叛变分子。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对于知识分子回应世事这种社会现象并非只存在扩大名声或取得利益一类的解释，我们无法排除任何个体对其他陌生事物产生兴趣并发表看法的可能，同时也不能剥夺他的此项权利。有一定公众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难免会通过各种自愿或非自愿的方式对他人产生影响，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化的时代，大众媒体也乐于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因此我认为，提高公众的理解力和思辨力，教会民众在面对宣传时保持自身理性和批判精神比单纯地批判知识分子如何越俎代庖更加有效。第四，任何人的客观性都是有限的。班达在文中严厉批评了当代历史学家的趋炎附势以及马克思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的缺乏例证，但是正如T.S．艾略特的批评（书后附录）中所说“任何历史学家的判断都必须取决于其偏见的程度和我们自己对偏见本身的道德判断”，我们总是会对那些跟自己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人特别警惕，而对与我们持有同样偏见的人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班达的这本著作，我认为值得学习的并非作者个人的历史观，而是如何在日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一类问题并进行共时和历时的考察分析。

关于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书评

没有任何论据证明海德格尔读过法国康德主义者朱利安•班达的哲学小册子《知识分子的背版》一书。在班达看来，知识分子把他们自己交给历史的大潮，任其推动、漂流，而放弃真理、正义、自由等的普遍使用的思想精神价值，听从本能、民族精神、直觉等等非理性力量支配，这就是知识分子背叛的开始。被定义为世界牧师的哲学和文学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任务是，反对各个时期的政治上的所谓时代精神的侵袭，保护人类的普遍价值。除了知识分子，难道还有其他人能完成此任吗？因为“俗人”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世界的行为和激情中了。这是一种严格的人文主义的唯理论。它公开站出来反对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的花言巧语。班达在谈到德国思想精神时说，康德以后，德国精神已无甚可学的东西。我们只有不断告诫人们，对它们提高警惕。班达引用了雷兰的话，似乎是一直针对海德格尔的：“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人民，他只属于自己。因为他是自由的，即道德的存在。”班达坚信，谁要是把人类的精神思想驱逐出它的普遍性故乡，让它变成人民争论的对象，那么不久就会在那里看到对“文化战争”的呼吁。——摘自《海德格尔传》萨弗兰斯基P437~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