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述要》书评

阳明学要从实践中学，以达心灵自由

就感知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可以分为我心和世间万物。我心好比世间万物的镜子，痛过感知反映世界。如果没有万物，那么心就是空的；如果没有心，天无人仰其高远，地无人俯其厚重。心和万物因为感知而对立统一在一起。世间自有其天理在，如何正确认知万事万物？需知行合一。如何知行合一，则需“致良知”。知行本为一体，没有“行”的知，并非真知；没有“知”的行，可谓盲行。致良知，则需去除私欲，彰昭天理。知行合一，我觉得用处太多了。实践才是硬道理，没有实践，空谈无益；没有实践，所谓“知”无非凌空蹈虚。好比，没有见过感受过冰雪的人，根本不能明白冰雪刺骨的真实感觉。由此可见，人生之实，正在与丰富多彩的实践经历。致良知，更是直接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心灵自由。致良知指的是，刨除私欲，直达本心，探知天理。具体可以指七情六欲需适度，也可以用于修身，也可指导我们认识事情或者事物的真实。就个人的经验来讲，苦闷、压抑、痛苦、压力等等，均可以痛过“致良知”的方式解决，以达心灵真正的超脱。总之，既拥有丰富多彩、实现价值的人生，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又能超脱已达心灵自由。

謝謝你的王學大綱

飙哥從我這借去《明朝一個王陽明》讀了后，便迅速買了《王陽明全集》與這本小冊子，待他讀完后我也就拿來一讀，希望能對讀《傳習錄》有所幫助。或許是讀慣了技術書的原因，這種文學論述性的著作讓我很難滿意：1. 嚴重缺乏條理性，其說宋學中留下的幾個問題，洋洋灑灑20幾頁，我來回瞧了兩遍，愣是不敢確定他想說的，到底是有幾個問題，又是哪幾個問題。王學三變那一段論述，也有類似感覺。2. 引用，引用，還是引用，我敢確定該書4、5萬字，引用不在2萬字以下，這一點倒和現在教授們寫書蠻契合的。但也有益處，那就是勾勒出了王學大綱，值得一記：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誠意謹獨立志事上磨練至於陽明晚年思想的三大論：拔本塞源，大學問，四句教，由於是大篇文言的抄錄，還需慢慢研讀。另外，關於陽明年譜覺得很有新意，通與陽明同時代人物的生卒、事件的對應，比較立體的勾勒出了陽明那個年代。總的感覺是這是本有價值的書，但是錢穆先生并沒有把其寫的多麼易讀（尤其是文言的大段引用），需要花時間研讀。

普世天理

深入浅出，高度概括，钱氏解读条理贯彻始终，功力深厚，不偏不倚。感触最多的两点：1，良知非天成，事上磨炼来；2，现实的总和即是天理，人欲亦是天理的一部分。在此天理之下，凡事都有真相，凡事都有最佳的应对方案。在寻求这个真相和最佳方案的过程中，他人的私欲是应当考虑到的客观因素，但除去一己的私欲是仍必要的，也只有“我”的私欲是可以去除的（对他人的私欲我们永远无能为力），也只有“我”能做到公正无私，即便这公正也是相对的。致良知也好，诸法因缘也好，圣人无名也好，都要求对己无私，对人公正，可见天理是普世的，还是一个理一分殊。

更像是篇加长版的论文

可以说对王阳明的兴趣完全来自于他的那句“知行合一”。 这书够薄，本以为会是本科普性质的通俗读本。发现自己错了，这更像是一篇长篇的论文，夹杂着许多“传习录”的原文引用。 王阳明的人生或许比他的思想还要精彩很多。 他精力旺盛，跳脱在出世与入世间，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的人生大气大落，曾立下过赫赫军工，也曾被远放蛮荒。 如果你象我一样想找本有趣的书，建议你自觉绕道，王阳明的传纪可能更适合你。如果你想认真的研究王学，这书可能有用。

知行合一

“天下之大乱，由虚文盛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大道都是至简至明的，后人诠释得越多，离大道之本意越远。如果大道为天下所遵行，连《六经》都没有必要拿出来说。“知行合一”，不是简单的把什么理论和什么什么实践相结合，是“知”与“行”同为“致良知”的路径，“知”即“行”；“行”即“知”，以臻于至善。

万物终将逝去，唯有思想恒存

这是我读过的第二本关于阳明学的书。书很薄，共四五万字而已。但对于我这种阳明学的菜鸟来说，读起来颇为吃力。钱穆先生论述了阳明学的前前后后，从宋学里残存的问题入手，引出明朝的大体思想走向以及与阳明先生同时代或者略略超前的几大学者。而后才开始正式介绍王学的三变，主题思想等内容。浮光掠影般点到为止，但抓住的都是紧关节要的部分。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诚意、谨独、立志、事上磨练，无一不是王学的精髓所在。个人认为钱穆先生对王学的工夫的事上磨练很推崇，而且颇有见地。书里面对于阳明晚年思想提炼出三个要点：1、拔本塞源之论，2、大学问，3、四句教。后两者已经是接触王学的耳熟能详的部分了，关于“明明德”，关于"止于至善"，关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又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关于“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等等。但对于拔本塞源之论，钱穆强调了其为阳明学指出了宏观脉络，只要把握好这一点才能更透彻深入的了解王学，而不至于是偏颇而入魔道。

需要花一生来学习：阳明心学

关于阳明学述我真的不敢说些什么，于我现在的阅读能力以前知识构架来说，连皮毛也占不上吧。好在现在面对心学，有越来越清晰的脉络，这是需要我花费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的事情，所以作为这样的读书笔记也就豁达了些。这篇应该算是书摘了，借助于钱穆的笔来理一下王学大纲。钱穆先生对于阳明先生的描述特别有意思：阳明是一个多方面有趣味的人，在他内心，充满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热烈的追求，一毫不放松的往前赶着。他像有一种不可抑遏的自我扩展的理想，憧憬在他的内心深处，隐隐地驱策他奋发努力。就是这样一个心有所向的人，一生从未停止过对真理的探寻，停止不下来的热情。阳明本是一个豪情壮志，狂放不羁的人，他有磅礴的才气，有卓越的思想。他充沛的活力，正苦发泄不尽。他性格又执着，又跳动，又沉溺，又彻悟。一、良知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分别善恶的天理。所以天理只从人心上发，除却人心，不见天理。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看书不能明，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二、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便是没有私欲隔断，自见“知行合一”的心体了。三、致良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四、诚意“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五、谨独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 亦是独知。六、立志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七、事上磨炼心无体，以天地万特感应之是非为体。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事上磨炼也是磨炼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便是磨炼自己的良知的感应，便是磨炼此知行合一之本体。叫自己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不要过分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的省察。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无有不行而可以知阳明之所谓良知，与其一切所说者

不厚的书，但是不好读。

里面有大篇的文章引用，而且都是文言文，并且是些谈论人生哲理的文言文。像庄子的《逍遥游》这种还算是比较好明白的，因为大体知道庄子是个以无为求无为的人。但关于宋明理学大多数我还是摸不到头脑。再加之要细细的咬文嚼字，难免让人迂回。怪我知道滴太少。辛亏还有本他老人家的《宋明理学述要》。这本小册子对王守仁的一身来了个大体的概括。一共不到7页，只把对他影响大的几件事大体提了一下。曾经我是花了不止3天3夜去追寻他的一生。所以对他的人生履历还是有些了解。但还是由于这本书用极短的文字，而且大部分是引用的典故。可能钱穆爷爷可以非常透彻的看透里面的差别。但是，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更像是在看一本把宋明理学著作中经典有争议的文章拼凑在一起的书。很让人失落啊。。。哎。。。还是量变引起质变。多读几本相关的书就能有个更深的理解。。。钱穆爷爷年轻时也很帅气好不好。。。咩哈哈哈哈~~

读书会分享《阳明学述要》

本书基于南京七分钟悦读会口头分享整理。作者微信公众号：abirdbook。每天一分钟语音读书，一个星期分享一本书。作者微信号：ajoybird。欢迎就读书话题进行交流探讨。暗号：豆瓣。各位小伙伴，今天和大家分享钱穆先生的《阳明学述要》。大家别怕，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特别通俗。同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很多肯定不对，虚心接受所有拍砖和批评。开始崇拜王阳明是从《明朝那些事儿》开始的，我还在咱们读书会分享过《明朝那些事儿》中的王阳明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豆瓣看。后来，我发现，那一段时间的王阳明热潮，主要的推动力就是《明朝那些事儿》，大部分人都是从这本书了解王阳明的，各种顶礼膜拜。王阳明最牛的莫过于那一句“知行合一”，而我们大家普遍的认识是“知易行难”。比如我知道读书好，知道不能抽烟喝酒，知道要进取上进，知道要自律慎独不好色，可是在行动上，臣妾做不到啊！这就是典型的“知易行难”。说到这，要介绍牛人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们读书会的七。七分享过特别高大上的一本书，就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提出的观点是“知易行难”。大家都盲目的跟着干革命，但是却不了解革命，只知道瞎折腾。让我们想一下孙中山的革命，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大家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请教七，他是高手。当然，还有先知后行，还是先行后知的争论。还有知比行重要，行比知重要的争论。最著名的是陶行知，他认为行在前，所以改名为陶行知。我的问题是，王阳明好歹是大哲学家，难道教别人怎么做事情就是大哲学家了，哲学的形而上体现在哪里？心学到底是个啥？有没有一个读本能够简明的告诉我。于是，就有了这本《阳明学述要》。大家努力听，因为我也不太懂。钱穆先生从宋朝开始讲起，宋朝的哲学家都认为“万物一体”，通过修炼就会“变化气质”。这个大家都没有异议。分歧在于，朱熹这一派认为，“万物一体”的道理，在于世界实实在在的本体如此，就要去格物。如果你格不出来，去读古代圣贤的书也成，因为古代圣贤是格物成功的人。等你成功了，万物都和自己一体了，可是你却发现依然有小我之私怎么打通小我与万物的隔阂呢？存天理，灭人欲吧！陆九渊这一派认为，谁能肯定外物就是真实的，你怎么肯定不是梦，我觉得就我的心才是真实的。有点类似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万物一体”的道理，是向外求呢，还是向内心去求？宋朝人没有争明白，该轮到王阳明登场了。阳明说，都别争了，人心就是天理。去掉私欲，你就能看到“知行合一”的本体。钱穆认为，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继承了宋代理学的“敬”字。阳明学的“致良知”，就是宋代理学的“义”字。王阳明平时教学生，只指出天理和人欲的区别，不再主张有内心和外物的区别，高明的解决了宋代理学的争端。最后说我的看法，我觉得，要把对王阳明事迹的崇拜和他哲学的崇拜分开。理学和心学这些思想，都特别强调克己、慎独之类的，有点像大禹的父亲治水，靠堵。我觉得应对很多问题，是不是像大禹治水一样疏导更有作用。比如我贪吃，你拼命告诉自己不能贪吃，还不如贪吃几次后就不好奇了。或者说，我们还是按照世俗的角度来理解“知行合一”更好一些。孙中山这样的牛人，不也是从事物角度理解的吗？他认为“知难行易”。我个人赞同孙中山的观点。认为“知易行难”的小伙伴，知乎上有一个高票答案，认为“你认为你知道，但是实际上你不明白”。对比，我深有体会，比如小孩子知道好好读书好，但是他没有生活阅历，他不会明白读书的真正意义。从这个角度说，“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是一回事。今天的分享有点绕，各位小伙伴，希望大家都能“知行合一”，迎娶白富美、嫁给高富帅，走上人生巅峰……今天分享完了，谢谢大家。

《阳明学述要》札记

按：《阳明学述要》是钱穆先生早年作品，作于1928年，时年先生33岁。这是一本小册子，但关于阳明学的真着精神处，以及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都做了扼要精到的梳理，是很好的王学入门书。读完之后，想做个读书笔记，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话再梳理一遍书中的脉络。结果发现这个笔记太难做了，花了两周时间，慢慢重读，再慢慢整理，才完成这篇接近七千字的笔记。其中应该还有不少疏漏，还请行家指点。宋明理学六百年，到了阳明这里，可谓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必定有前人的铺陈，阳明解答的很多问题，基本上是宋儒早已提出、争论不已并遗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先从宋学的遗留问题讲起。宋儒最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属于本体论，二是属于修养论。对于本体论，宋儒的共同见解是“万物一体”；对于修养论，共同见解则是“变化气质”，问题就从这里产生了。最早提出“万物一体”的是北宋两位大儒，一个是周濂溪（即周敦颐，中学时候都读过的《爱莲说》的作者）的《太极图说》，一个是张横渠（即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名言就是他说的）的《西铭》。问题就出在，这两位的说法是不同的。周濂溪认为“无极而太极”，反向推论大概是这样：人与万物最早只是五行，五行最早只是阴、阳二气，阴阳则是因为一动一静而起，至于为什么最早会动，就没有原因了，就是物自身的存在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二分法，这是“唯物”的观点，张横渠的观点则是，天地万物之与我是一体的，所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他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这就留下了一个尾巴，“物吾与也”，用马克思主义的二分法，就接近于“唯心”了。接下来就到二程了。钱先生指出，二程讲学，爱从自己心坎上说起，不喜欢走远路。所以，他们极为推崇《西铭》，认为可以跟孟子的“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大程的说法是：“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小程的说法也差不多：“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这讲的都是本体的问题，但已经涉及到更进一步的，就是修养的方法。钱先生总结，“天地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宋儒所公认的：只是怎样去认识或说明，才有异同。有些主张从吾心去体认，有些主张从万物去参究。”北宋的这几位，本身开始出现矛盾了。比如周濂溪本人，在《太极图说》里是唯物论的倾向，但他的《通书》，又多从心性上讲。比如张横渠，《西铭》没有涉及到阴阳五行之说，但他的《正蒙》，有多讲阴阳五行。这个歧趋，到了南宋，因为朱子和陆象山，才开始出现明确的分裂和对峙。朱子讲格物，承袭的是《太极图说》的精神。象山讲立心，与二程更为接近。“他们的所谓理，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一个要即物而格（朱子），一个要反求之心（象山）。”所以，朱子与陆象山，还有其兄陆梭山，就有了很多书信争辩。争辩的问题，从本体论出发，扩展到了修养论上，因为宋儒讲学，是侧重方法论一面的，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究竟应该格外之物呢？还是应该立吾之心？”简单来说，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体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事实上，人依然有小我之私，与天地万物隔阂，怎么打通隔阂，泯化小我，还复大我呢？这就是宋儒经常提起的一个说法：变化气质。气质的说法，始于张横渠的《正蒙》，大程进一步发挥说，“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后来朱子对此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此未曾说到。”那么，怎样变化气质呢？其实就是改变旧习惯，养成新的习惯，改变心理上那种自私的积习，把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理想常常铭记于心，成为心理上的一个新习惯。钱先生归纳：“宋儒意见，人生一切习惯，皆从躯体起。他们所谓‘气质’，即从躯体而言。他们理想的人生，一切应服从纯理性的指导，不该为躯体所左右或主宰。”接着这个观点，他们就提出一句口号：“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如今经常被曲解，很多人在不懂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和具体内涵的情况下，胡乱批评，认为是扼杀人性什么的，完全是断章取义。其实这句话就是解答刚刚的问题，如何变化气质？拆分开来就是两点，一个是克己，就是泯化小我；一个是明理，就是还复大我。比如恐惧与愤怒，是人之常情，“易发而难制”，怎么办？小程就说，“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俱。”这都是变化气质的实际工夫。要想变化气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连大程也说了，自己化个喜猎心，用了12年都没做到（“见猎心喜”一词的出处）。所以大程就告诫，“人心不得有所系。”要做到这个境界，惟一的诀窍就是“敬”。“敬”字的涵义，大概是这样：敬是一种心理态度，或者说是活动。若从反面说，就是心无所系，中心没事；若从正面说，就是循理，是敬。人心有所系就是私，能循理就是公。所以“敬”字，无非也是“存天理，去人欲”。既然要循理，那“理”是什么呢？这是“敬”的前提啊。大程就认为，在敬的持守之前，需要有一番“致知”的工夫。想要明理，先要“明”，要“知”，才能持养嘛。这一点，小程说得更加透澈。比如孝，他说，“且如欲为孝，不能只守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他归纳为一句话，被后人尊为程门口诀，就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到了这里，“敬”与“致知”就成为两个关键词。不过，二程的言论，始终徘徊在“敬”与“致知”的两面，所谓的“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谁先谁后，没有一个定论。一种学说，如果自身内部有着不同的趋向，必然会导致分裂。所以到了南宋，就变成了朱子和陆象山的分歧：朱子要人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是主张从“致知”一边下工夫的，他的格物说尤其显见。二陆要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是主张先从持守方面下工夫的……故朱以陆为太简，陆以朱为支离。一个自居于“尊德性”，一个自居于“道问学”。这个问题就此悬而未决。接下来到了明学。简单说，在王阳明之前，明学最主要的倾向，是“重行”而“轻知”，就是重视修养。钱先生说，“他们只讲一身一心，其他宇宙之大，民物之繁，好似不大理会到。”其次是明学的“一元论”倾向。因为重视“行”不重视“知”，所以讲学就只求得一个把柄，有这个把柄就有归宿，要让行为更加有力量，就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节外生枝。再次是“折衷融会”的学风。还是因为他们爱单纯和切实，所以就不愿意做繁琐的分析和思考，遇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就只是勉力地折衷融会到自己的那个“把柄”上面去。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各立宗旨”、“互争门户”。这个也是由前面几点而来的。因为每个人的心性不同、环境不同、智慧不同、学问门径不同、启悟机会不同，等等，造成每个人的“把柄”也会有不同之处，然后他们又喜欢“一元论”，就很难容忍别人，就会造成门户之争的风气了。简单梳理一下这些背景，可以对阳明学的来历有更明白的了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阳明的学说了。阳明讲学，偏重实行，看重“事上磨练”，所以，要讲阳明学，最好是要先了解他的一生经历。我们简单从王学的三变，来了解其中的其思想与经历的关系。三十八岁时，王阳明在贵州悟道，始论“知行合一”。在此之前的背景是，宦官刘谨擅权，正直之士遇祸，阳明上疏论救，触怒刘谨，被廷杖四十，远谪贵州的龙场驿，当一个小小的驿丞。然后大病一场，路上还遭到阉党刺客尾随，所幸机警逃脱。到了龙场驿后，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终日与毒虫瘴疠为伍，还要提防阉党追杀。如此险恶的处境，却成为帮助他超脱一切的助力。但在那个时候，就算一切不顾，还有一死，并未能泰然处之。于是他问自己，倘使叫圣人来此，还有何法？他做了一口“石椁”，与死亡相处，以求化了自己那怕死之心，好让内心得个安静。慢慢地，觉得胸中洒洒，“渐次的空了，连怕死的一念也没有了”，从此领悟到“格物致知”的要旨，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就是黄梨洲所说的，阳明成学之后的第一变，他主张的是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我们回头看看前面宋儒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变化气质”、“存天理灭人欲”的一脉。这是阳明接续宋学传统之处。要了解王学，必须从此处入手，方可得真知。阳明成学之后，从学的人越来越多。一开始，他只是教人自识性体，但有的人就流入空虚之境，所以，他又改为笃实践履的路数，教人如何省察克治。这也是宋代理学家的工夫，后人有说他反对理学的，实属无稽之谈，《年谱》里面就提到，他“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四十六岁之后，阳明立了许多奇功，比如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没想到平叛的大功却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谗臣张忠、许泰等人还说他要造反，因此险遭不测。这是龙场驿之后的第二番磨难。于是，在五十岁这一年，他开始提出“致良知”，相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这个出生死，也是对应了他的经历：“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就是王学的第二变。之前他还是借用前人的话来讲述自己的经验，到了这里，他开始有了自创的宗旨。简单说，阳明的性情，本来就属于狂放一路。越受到摧抑，他的内心就越狂放。一开始，他是主张收敛，讲的是荡涤扫除，到了这里，他开始觉得，自己以前是有乡愿的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总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到了五十三岁，又有了转变。他告诫门人，如果只是狂，就容易“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所以要从狂转入中道，这就是王学的第三期。王学三变简要梳理之后，其中的一些关键词，还需要进一步的解析，所以，接下来就要来讲讲王学的大纲了。首先要明确的是一个前提：“心即理也。”人的本心，原来是没有私欲的遮蔽，这就是天理所在。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到了一个关键词：良知。什么是良知？阳明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天理”这两个字，其实只是分别善恶的意思。至于善恶的标准，追根溯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所以天理是从人心出发的，除却人心，不见天理。心即理，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就是所谓的“良知”。比如说，人都有求生、求爱的心，所以，那些有助于生和爱的，就是善，那些摧抑生和爱的，就是恶。“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这里的是非就是善恶，是非之心，就是分辨善恶之心。人们认为善是天理，其实只是因为人心的好恶，只是人心向外的自然流露。他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人的本心，原来是没有私欲遮蔽的，这就是天理所在。到了这里，就涉及到王学的第二个关键词：知行合一。阳明认为，知与行在本体上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要复原那不曾为私欲遮蔽的本体。那些看上去知行不一的人，其实是被私欲所隔断了，他并没有认识到知的本体，就是自己的心，心就是天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算知，所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其实就是接续朱子所说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一般人会认为，知与行是两件事，如果你有不善的念头，但没有行动，就不算什么大错。阳明反对这样的说法，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想强调，只要你有了那个念头，你就是行了。你那个念头是不善的，你就是错了，就要改，改成什么样呢？就是“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没有了私欲，自然能见到“知行合一”的心体。所以，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修养工夫，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变化气质”的最大成效。但一个现实是，“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常人都会受到人欲、受到私意的影响，所以就需要“致知格物之功”，这就是下一个关键词：致良知。在这里，阳明解决了宋儒留下来的一个大问题。前面提到，宋儒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究竟应该格外之物呢？还是应该立吾之心？”在阳明这里，这是一体的，“致知”就是要此心不为私欲私意所障碍，让心之良知没有受到任何遮蔽，这样的心就是天理了。阳明说：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所以，格物与立心，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那么，怎么致良知呢？这就要讲到王学里所谓的“诚意”和“立诚”。良知是从诚出发的，“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因此，诚意之极，知行自然就会合一。这又解决了宋儒的另一个问题。前面说到，宋儒是徘徊在“敬”与“致知”的两面，所谓的“敬、义夹持”“明、诚两进”。到了阳明这里，两者就融合起来了。所谓的“知行合一”、“诚意”，其实就是宋儒的“敬”；而“致良知”，就是宋儒的“义”、“理”。后人说阳明是打倒程朱，实在是胡言乱语，他只是给北宋以来理学传统上一个难决的问题做出圆满的解答而已。那么，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还需要什么工夫？一个就是“谨独”。黄正之问过阳明一个问题：“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工夫，此说如何？”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对未知时，容易产生恐惧，所以要戒惧；面对独知时，容易产生骄纵，所以要慎独。回答是：“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处便是诚的萌芽。”独知的意思，下面再解释。再一个就是“立志”。阳明对弟子说过立志的重要性：“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当当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痛痒，恐终不济事。”在犬儒与反智横行的当下，这段话听来，真是有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可惜仍有太多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讲到“立志”这里，就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路线了。过程是这样的：什么是立志？阳明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因为良知就是天理，所以立志，就是要立下良知的根，要先辨别出一个真切为善的志，专一在此，不要理会别的。从这里开始，戒惧慎独，从独知处下手。所谓独知，就是别人不知道，只有我自知的地方。从独知处下工夫，久而久之就能达到意诚境界，意诚了，就能认识到“知行合一”的本体，认识到这个本体，自然就能悟到自己的良知。这就是王学的真路子。钱先生说，阳明的指点本来是非常亲切的，可惜，“后人好弄玄虚，索之冥漠，寻之高深，反而转入歧途了。”前面讲的这些，基本上是关于修养论的问题。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这是宋儒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阳明做了一个完整的解答。而另一个问题，关于本体论，阳明是如何解决的呢？一般人认为，阳明是偏向陆象山的，就是“心即理”，但在本体论方面，钱先生认为，阳明到底还是折衷心、物两派，别开生面，并不和陆象山走同一路子。因为他在心、物之间，特别指出一个“感应”出来，这是他超过朱、陆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可以看出这点：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我们以前在教科书，经常会把这段当做典型的唯心主义来批评。钱先生的观点是，其实阳明强调的，只是在“看”与“未看”上，只在心与物的感应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看，非但没有见到花树，也没有见到你此心。所以阳明晚年，特别提到一个“必有事焉”，只有有事了，才能见到心与物。这就是他强调要在“事上磨练”做功夫的原因。钱先生评价道：“这是王学折衷朱、陆，打通心物内外两端的精神所在，这里才见得是阳明精一之训。阳明平素教人，只指点出天理、人欲的分别，不再主张有内心、外物的分别，这是王学的高明处。”那么，什么是“事上磨练”呢？其实就是磨练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就是磨练自己良知的感应，磨练知行合一的本体。没有所谓的“现成的良知”，都是需要磨练的，说起来这个磨练过程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让自己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不要过分，就是所谓的“中和”。这也就是宋儒的传统。在这个过程，当然免不了一番洗伐克治的工夫。所以阳明说：“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这就等于在朱子的格物和象山的立心之间，开了一条通渠。我们再回头看前面说的明学的主要倾向，一个是一元论，一个是折衷融会的精神，就可以看出，阳明的主张，也有着很典型的明学特质。包括他特别重视“行“，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朱子提倡的格物穷理，偏重于“知”的一面，那么阳明提倡的格物穷理，从根本上讲，则无法脱离“行”字。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也在实践中，不实践而只有空谈，就等于不知，就是一无是处。所以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最后，钱先生在书里有一段话，很适合作为理解阳明和进入王学的门径：他既沉溺，又洒脱。他所认识的“良知”，决不是一件现成的东西，也不是平易简单的把戏，更不是空疏无着落的一句话。要研究王学的人，不要忘了他成学前的那一番经历。他说“立志”，说“诚意”，说“事上磨练”，说“知行合一”，说“易简”，说“真切”，凡他说的一切，我们要把他直接成学前的种种经历来为它下注释。若忘了他的实际生活，空来听他的说话，将永不会了解他说话的真义。若空听了他的说话，又忘了你自己当身的实际生活，那便更不会了解他说话的一番真义所在了。（最后贴个小广告，欢迎关注本人微信公号：无事闲翻书）

宋明理学的知行论——由“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

儒学发展至有宋开始了在研究路数上的转向，受佛老思想的影响而脱弃章句训诂，反以义理分析为主，这也是对南朝学风传统的间接继承。理学所探求的根本层面是对成圣的追求与肯定，那么个人如何通过修身而成圣的问题便成为了宋明儒们所讨论的重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名士通过自由平等的“清谈”论辨，运用“得意忘言”的学术方法创造性地解释经典，以“本末体用”关系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融为一体，并上升到“有无之辨”的高度论证，完成了中国哲学形态从汉代宇宙论向魏晋本体论的转变。而宋明儒们对知行论的阐述正是建立在他们这一传统基础上的。从周张、二程以致朱陆均在万物本体的辨析上下足功夫。“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周濂溪认为，太极是万物所源出的本体。由太极经过层层变化而演变至水、火、木、金、土五气与乾坤两道，他们相互作用而构成宇宙万物。而人作为万物之一因五气、两道而明是非，进而打通了成圣的门路。不过周濂溪是通过寻因于物外从而引发认识论的探讨。这一传统则直接影响了以后朱、陆两大传统的开裂。张横渠在《西铭》中同样有过关于万物本体的阐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这里，张横渠同样秉持着“万物一体”的观念，并同样诉诸唯物的方法来探求万物本体。在此基础上他又有：“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到了二程，他们则开始注重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在周、张那里，他们只是从唯物论的角度探求万物的本体并抛出了“万物一体”的观点，但是对于人与本体的互动关系则没有具体说明。至明道的“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拾得此理，以诚敬存之” 为止才真正明确了理学由本体论阐发认识论的研究路数，而其认识论主要体现在以知行关系为核心的知行论的讨论中。伊川亦有“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天地之理” 。“万物一体”之理既成，究竟应该格之外物还是求诸吾心，宋儒关于“成圣”方法的问题的讨论至此才能够有系统的展开。虽说万物一体，但是究竟万事万物在事实上千差万别，存在各自的小我之私。为了恢复体现共性的“大我”，也即“理”，格物是宋儒所提出的切入门径。泯化小我，还复大我要求人们气质的变化，是存天理、去人欲的过程。伊川说“涵养须用敬，格物则在致知” 实际上就明确了“格物”过程中的两个中心，而围绕着这两个中心的相互关系的辨析则引发了理学、心学在认识论上的分歧。“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 由此可见，“中心没事”是“敬”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格物中应该抛开个人的私见，心无所系，循理而动。从反面来说，如果单把一个“敬”字挂在心上，反而便是为了敬而敬，这是私心在作祟，因此明道又言“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太过。” “敬”的主要内涵是强调遵循天理的方法，但是遵循天理的前提是需要找到天理。也就是说“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 。明道的回答是“且未说到持守，持守甚事？须先在致知。” 这也就是说，只有先“致知”才能够发掘天理所在，然后才能以“敬”涵养之。也即“学在知其所有，又在养其所有。” 再看伊川“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 一句，可知“致知”也可表述作“集义”，那么这就符合“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的表述。通过对二程论述的梳理可以看出“知”是求圣道路上“变化气质”的更重要的一步，因为“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 。由周、张经二程而始渐成型的理学在求圣的方法论上强调的是向外寻求天理。然而四位先生关于这一方法论的阐述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至晦庵方才明晰。晦庵更加系统地发展了“格物致知”的概念。就总体概念而言，“格物致知”是物、我得以相连的纽带。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他关于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划分，而这是在二程那里没有明确区分的。“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人心才是“格物致知”的主体，“格物致知”的结果是心灵的净化。“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万事万物才是人心认知的对象，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探索过程。从中能够鲜明的反映出自周、张而来所建立的传统对晦庵的影响。就过程而言，“格物”是第一阶段。“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 这是二程的解释，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至”，一是“穷”。而晦庵承续了这种传统来发挥。那么“格物”的内涵便在于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理会，达到对“理”的体悟。值得注意的是，“理”在宋明儒那里均系先验存在的，而宋明儒所探讨的“明理”的过程实质上便是消除私欲的障蔽，恢复对先验的“理”的体悟的努力。因为自周、张开始，他们所建构的本体论就认为“理”乃万物本源，然而“万物一体”，那么“理”即万物。只是现实中私欲的存在使人“明理”的目光被障蔽，也即“人物所禀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 ，因此理学便要恢复天理，灭除人欲。“致知”则是第二个阶段。与二程有所不同，晦庵特别强调“已知”。“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及其致也。” 也即是推及自身的固有之知，而达到全知。这同样得自其本体论的架构，因为理一而万殊。“理”于各个事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这就有了穷至每一事物之理的必要性。但是“万物各具一理，而万里同出一源” 这就有了将“理”推而广之的可能性。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上，关于知行的关系而言，晦庵通过两个方面来阐述。就主次关系上，晦庵认为“知先行后”。这是二程以降的传统。“不致知，怎生行得。” 就轻重关系上则是“知轻行重”。这就与理学本身的立说目的有关了。宾四先生认为宋学的旨归在于“明体达用”，也即是通过对学术的讨论而达到政事的有为，这就自然而然地强调了行的重要性。所谓“明理之终”即在于力行，行是检验“知”的标准。“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 因此，自周、张而到晦庵，知行的关系最终定型，也即“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 。理学至象山开辟出一条不同于晦庵的成圣道路。简单来说，晦庵要人先博览群书，而后归之于约。而象山则坚持要发明人之本心，其后可使博览。二者的不同在于象山将心作为理之所存，心即“理”，“理”即心。这启发于明道的“学者须先识仁” 。只不过这句话在晦庵看来，偏重于“仁”作为“理”的外在获得性，而在象山看来则更多的在于内在体悟性。王阳明是沿着陆象山的路子走的。在王学体系下，宋学核心之“理”便成为了“心”，“格物致知”便成为了“致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此处的“天理”与宋学那里的概念相比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均是分善别恶的总名，不同的在于一者向外求之，一者于内求之。甚至于“天理”的流露也有若干相似处：“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惻坦，便是他本体。”所谓的“自然明觉发见处”以及“真诚惻坦”的内涵正是宋学所说的庄敬涵养。“致良知”的过程同样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同样是对先验存在的探寻。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宋学与明学虽然在“求圣”目的上一致，在渊源上存在亲缘关系，但是二者于方法论上有所差异，其关键就在于“理”之内外。由此也产生了二者于以知行关系为核心的认识论上的差别。在宋学那里，“格物致知”是内我与外物相交互的过程，即是认知主体人心与认知客体万事万物相互凑泊的过程，是人心接近“天理”的过程。然而在王学的体系下，人心即是“天理”，那么就无所谓凑泊。因为人心的自然流露便能明觉天理，无所谓专门敬以涵养来下工夫的必要了。正如宾四先生所言，“这便是王学对宋儒传统大问题获得了一个既简易又直截的答案之最大贡献处” 。在阳明那里，知、行二者在本体上本是合一的。知行之不合一，也同样是因为私欲的阻隔。所以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而晦庵所谓的“知先行后”就不免要遭阳明“如今苦苦定要说是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 的诘问了。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二者关于探求“天理”方法的不同。晦庵的主张是搜寻一个外在的“天理”，那么就必然需要在“格物”中先知物，然后再推而广之达到“致知”。而阳明则主张内心的自我体悟，那么内心的“明理”就包括了致知与力行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便不能算作“明理”。由此可见，阳明相较晦庵而言将“明理”的指涉扩大了，但是“明理”的过程也因此得到了简化。所以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此处的论述便体现了阳明对明理指涉做出扩大后的结果。再具体切实地说就是“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既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所探讨的问题是一致的，也即是“求圣”的问题，但是二者于方法论上是存在差异的，而这种差异本之于双方所构建的本体论的不同。虽然二者于源头上均得益于二程，然而宋学更近伊川，明学更似明道。宋学秉持“知先行后”的观念，因此晦庵更重理性逻辑，强调知行于“明理”中的先后次序。这也是晦庵推崇读书章句的原因所在；而王学则强调“知行合一”。阳明更重直觉，因此在“明理”上进行了概念上的扩大，强调知与行的同一性与依存性，简化了宋学的明理模式。而这在另一层面上也反映了王阳明于力行的重视。由“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的变化，也正可体现宾四先生于宋明理学差异的论断：“明学的一般倾向，最显著的，是他们的重行而轻知。”

四句教

對於宋明理學，我是因為其與文學的關係，才想著去進一步了解它的。讀馬積高先生「宋明理學與文學」及許總「理學文藝史綱」的一些篇章，總是各言其說，而我這個看客總是莫衷一是。苦於兩信而不能決，故而生此疑問。起初，讀的是陳來先生的「宋明理學」，陳先生的文字於平淡中常常有一股靈氣穿乎其間，我想這大半也要歸於理學的精妙吧。通讀陳書後，對於陽明天泉證道歌，即四句教，總是解不透，不能了然於心。後讀北大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張先生此著頗巨，可謂體大思精矣。文字理趣時時生發。但對照兩書，關於四句教的解釋，也是各言其說，也不能讓我信服。錢穆先生的書，我之前是讀過一些的，但所讀的也是通俗類的，比如歷代政治得失之類。比如之前想對中國傳統思想史梳理一遍，讀到經學時，想讀其「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倒是讓我望難而生畏，半途倒退下來，粗氣不敢喘一口，其艱澀處，不是我輩不學所能深入的。後來讀其「陽明學述要」時，也是誠惶誠恐，但是當讀及過半時，宛如一股清泉順著齒牙經咽喉抵達腸胃，頓覺清新自然，全身精神遍佈。而所解讀的四句教讓我信服五體投地。另外，想說一句，學術研究上的思想或保守或開放，其對應的並非或褒或貶。雖然殷海光曾說他的思想領先錢穆幾百年，其故如此。關於思想上的保守或開放，錢先生的弟子余英時似乎可以作為一案例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