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书评

与道德有关的凌乱想法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指出“人的思考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能思考的动物是一种堕落的动物。”所以堕落的人都去思考了，这个社会并没有因为思考而变的更加有秩序，思考并不一定指向善。人自从有了社会属性，学会了思考、善良、互助，也同时学会了虚伪、嫉妒、屠杀。人因为懂得思考道德，也懂得了利用诡辩去逃避道德的责任。当然这也不是意味着思考越少就可以将人引向道德一边，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艾希曼犯了阿伦特所言的“平庸无奇的恶”，在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他扮演的只是一个工具的角色，像机器一样顺从纳粹政策，麻木和不负责任。文革时期的“批斗”、“武斗”，那些红卫兵们多数就是艾希曼，没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成为“革命”工具，大脑被官方政治宣传语控制，不再有了个人道德判断。但是即便有了个人的道德准则与判断，当面临极权的威胁，面临现实的无奈，谁又能挺身而出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呢？在这些问题上道德审判其实应该回避，制度的问题应该由制度去解决，道德只是社会的润滑剂。“法律应该相当谨慎的禁止法官个人判断一个人的品行，而只能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然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行为的判断缺少制度与法律（实际可行的法律）的规范，所以到处是道德审判官。而道德审判在我们这里不过通常是被用来排除异己的手段。我们特别会用动机论和大量指涉私领域的道德观相互打压。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自己已经不经意间对一些人进行了动机猜测与道德怀疑。归根结底，我们还是没有分清道德的私领域与公领域，所以我们的道德标准越来越混乱。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有篇文章叫《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文章里说他有个外甥就读于清华大学，酷爱摇滚乐，渴望做个摇滚乐手，但遭到家人的反对。即便做摇滚乐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人生，外甥觉得“痛苦是灵感的源泉”。王小波反驳道“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据说王小波的劝说奏效了，外甥最终进了公司赚大钱。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王小波却劝说自己的外甥放弃自己的理想，这不是在干涉别人的自由意志吗？如果那个青年不是他的外甥或许劝说就会不同。“去吧，做你喜欢做的事”，这是这个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最不负责任但又是最友善的劝说。乔治奥威尔在《1984》提出双重思想的概念：“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简单来说，这个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双重标准，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信念对待。这些问题指涉的其实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就有可能被自己或他人利用做出违背道德准则的事，所以我们要开拓我们的思维与想象力，认识到自己行为与思想上的矛盾性，避免被控制，使个人理性有能力去控制欲望力，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卢梭认为“从一开始上帝就赋予人类行为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感，所以我们必须遵从这种道德感行事……我们致力于将我们的美德付诸实践”。尽管“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不知道笃信这个观点的人算不算奥威尔所说的具有“双重思想”的人），但依据道德感我们建立社会关系、制度、法律等社会契约，并严格遵守这些社会契约，使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看似还有平等的希望。所以我们知道有道德这么一回事，也会思考道德，但道德终究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审判工具。道德观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立法依据，也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行为的约束机制，然而在面对具体事件时，充当审判工具的只能是法律。当道德面临现实的困境，行为与思想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道德本身就会变得很虚弱，甚至虚伪。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里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一个出自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并不来自于通过此行为而要实现的目的，而是来自行为被规定的准则，因此，它的道德价值并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而仅仅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欲的原则，与欲望力的任何对象无关”。按照这个观点，“学雷锋，做好事”、五一节去植树、暑期三下乡全不是道德的。人是否有道德首先必须有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可以保证他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而理性的存在者。很明显前面说的几种情况都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条件。我的知识储备还不足以去理解康德晦涩的道德哲学观，如果我不能从康德形而上学的角度去理解道德的意义，通常也就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人动机进行猜测或是从行为结果的好坏对人进行道德判断。但不管怎样，对于道德问题的追问终究要回归到对自身的道德审视，而不是虚伪的对人进行道德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