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达朗贝尔的信》书评

匆匆一读的个人意见

《致达朗贝尔的信》应该算是卢梭次重要的一部著作；加上批判的内容实在有些不合时宜，所以即使在受卢梭影响极大的当今世界，其不太受重视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英语世界，只有Allan Bloom曾经费力加以英译，并撰写了长篇导言（这个英译本被其后学Christopher Kelly加以修订，收入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第八卷中）。而在中国，王子野先生曾根据俄译本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以《卢梭论戏剧》的名义出版。与《社会契约论》、《新爱洛伊丝》、《忏悔录》、《论科学与艺术》等著作不但多次出版而且拥有好几个译本相比，此书在法语世界之外真属寂寞。这次，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平沤先生的新译本。李先生多年来专注于卢梭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斐然。其所译《爱弥儿》，颇受好评，成为国内卢梭研究的必读之作。而且这也是《致达朗贝尔的信》首次根据法文原文译为中文，自然是备受期待。新书上架，买来粗粗翻阅一过。译文的质量大概还不错，不过也有些问题，觉得有些可以说说的。一、翻译版本翻译的版本问题似乎一向并不太受国内翻译界的重视。近年来各类译本层出，这个问题似乎也越来越明显。有的什么也不写，不知道根据哪个本子翻译的；有的随便标一个同文字的版本。这些都还好，最糟糕的是有的明明根据英文译本翻译，却偏要标上德、法、拉丁的原文版本，实在是欺骗消费者。李先生的这个译本根据的是Flammarion出版社1967年的本子。根据李先生的后记，这应该是《致达朗贝尔的信》的单行本。卢梭著作的版本我是外行。《致达朗贝尔的信》过去曾看过两个法文本：一个是1920年代出版的单行本，Brunel校注；一个是有名的Pleiade全集本。个人印象，仅就注释而言，全集本无论文本校勘（有初版和1782年版的校勘，似乎还有一段手稿校勘）还是一般注释实出单行本一筹。一般来说，后出的各类译本若无特殊情况，似乎多是根据全集本翻译的；在北京这个全集本也并不难找。不过李先生没有用全集本而是用Flammarion的这个版本，应该有其道理。可惜李先生并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个人意见，经典著作的翻译似乎应该注意版本的选择，最好能由译者给出一个比较详细的版本说明：说明该作历史上有些什么主要的版本，这些版本的优劣如何，以及自己翻译选择某版本的具体原因。这就像我们的古籍标点校勘一样，一方面便于读者在使用时不犯版本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读者相关的入门指引。特别是西方经典著作，国内的版本目录研究基本上是零（当然，版本目录是基础，却非多年沉淀不能形成）。相关翻译附加详细的版本说明，对于国内读者和学生来说更有帮助了。这是题外话，说说而已。二、注释近年来，经典著作的注释问题也颇受关注。过去读者的知识不多，尤其对西方文史知识的了解比较匮乏，加上资料查阅不便，在译著中加有基础知识的简介注释自然必要。不过现在，不但读者的基础知识水平上升，网络检索功能也日益强大，译著中再出现诸如索福克勒斯，某某年到某某年，古希腊悲剧家这样简单的注释显然就不讨读者喜欢了。与此相应的，读者对于译著中能够体现学术研究水平的注释的需求则越来越大。所谓能体现学术研究水平的注释，包括重要词语的翻译说明，作者思想的诠释，有关学术研究的介绍，相关史实的考订等等。这对译者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思想水平都是很高的要求；反过来对译文和译著的整体水平却可以提供一定的保障。据说，日本人的译著注释就做得颇为认真。（我手头有一套筑摩书房的《古希腊悲喜剧集》，虽然是文库本，但译注也很认真，差不多一百页的译文就有二十页的注释，内容从基本介绍到文本考订、思想评论都有。）译注这种慢工细活，也许正要向严肃谨慎的东邻友人多学习学习。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些基本的文史知识介绍就不需要了。网络再强大，也不是样样都有；有些文史知识虽然基本，没有一定的储备和技巧也难以快速地检索获得。比如《致达朗贝尔的信》中涉及大量当时法国剧作家的剧作，还有欧洲其它国家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重要的史事。这在当时的读者或是基本，在今天则未必；对今天的中国读者则更可能闻所未闻。因此就需要加以注释；部分关涉到文章内容的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详细介绍。李平沤先生在这一点上颇下了功夫，凡其所知及所能查阅者，都加了注，为读者提供了方便。也有李先生所不及道的。比如第107页提到的洛赞先生的事。无论是根据正文还是卢梭的自注，这件事读起来总觉得模模糊糊，不明就里。李先生对此也没有注释。根据Brunel的注，此事在圣西门回忆录里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我曾按图索骥，查过Brunel提到的相关章节，但我法文程度实在太低，没有找到相关内容；也可能是版本不一样）。又如第39页提到的克里索斯托姆的《马太福音》注（王子野先生这条作者注完全译错了）。在Brunel、Bloom等人的注释中都没有说明，这可能是因为基督教文献西方人比较容易看到的缘故；不过对于国人来说就比较生疏了，在这里说明一下克斯索斯托姆的原文，也许会比较好一些，可惜也没有注释。李先生在后记中坦言，有些他个人所不知，手头资料有限又查阅不到的内容，注释只能付诸阙如，以俟后学。人各有所蔽，这也不能强求。不过有些必要的注释，在书中同样看不到，似乎有些不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一些重要名词的翻译的说明。在Allan Bloom的译本中，对诸如Manner、Courage等词的翻译都作了说明；后来Kelly的修订本，还引用Master在《论科学与艺术》的译本中说明，来说明其修订Manner译法的原因（Bloom的注释加上修订说明差不多有两页纸）。相对于英文，个人臆想，中文在这些关键名词上的翻译恐怕碰到的问题更大。将Manner译作“风尚”，即没有加任何注释。当然，李先生在后记中对Comedie和Poete的翻译作了说明。这或许因为李先生与Bloom、Kelly等人的学术旨趣不同，关注点也各异的缘故。不过，既然前人已经提到了这些翻译的问题，后人不加说明似乎有些不妥。三、译文李先生的译文，据上课时听一位老师评论，是文学气息比较浓的。这若指行文的话，大概是通顺流畅的意思吧。因为手头没有可资比较的译本，我也不好多加评论。这就某些还有点印象的问题提一下：1. 扉页译文中有一句“详加驳斥”，原文中是没有的，应该是李先生以文意加译的。不过扉页本来就比较惜墨如金，添加原文没有的话似乎不太妥当，反不如写成“论他在……的计划”来得好些；2.第26页，在序言中卢梭写道：“默默无闻地幸福生活了三十年的我，当然知道我应当始终爱你。”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你”无法落实。印象中原文应该是指“默默无闻地幸福生活”，整句话似乎是“默默无闻地幸福生活，在其中已三十年的我当然知道我应当始终爱你”。译成现在的样子句子自然是通顺多了，但显得意思好像有些不通。3.第28页注，卢梭引了Ecclesiasticus中的话，最大地刺激了他曾经的好友狄德罗。李先生将Ecclesiasticus译作《教士书》，似乎属望文生义。卢梭引的应该是圣经次经中的《德训篇》，也译《便西拉智慧书》。次经有中译本，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4.第125页注，《瓦雷里和苏拉的传奇》，个人印象，好像不是普罗塔克就是苏维托尼乌斯写的苏拉传，是传记而不是传奇。按照中文习惯，传奇是稗官野史，小说故事，不是可以入史家法眼的传记。我想，这个“传奇”应该是译错了。5.第180页译注，《里居尔格传》，应该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来库古传》（用李先生在第177页的译法，则是“莱格古士”）。李先生在译文中有的人名采用了习惯译法，有的则没有（如第40页，将美南德译作梅朗德尔）。习惯的译法，有的因为按照英文发音，确实不太准确。不过个人意见，在这些译名后附加原文比较妥当。又，后记中的Chniotophes Kelly应该是错了，这大概是手民之误或者word在传递过程中的惯常失误所致。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我的法文还算不上入门，对卢梭的阅读和理解也非常有限；只是两三年前就是Kelly等修订的Bloom译本戏译了一回，算有点个人想法。指出个人觉得李先生有些不妥之处，只是和大家讨论讨论。翻译这种事情，从来都是行者难而读者易，纯种吃力不讨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李先生的这个译本，值得推荐有兴趣的读者阅读。一个思想家的著作如果能由一位译者从头到尾翻译，在确保准确性的基础上，做到译文风格上的一致，读起来也是赏心悦目的享受。今年李先生已经出了两本卢梭译著了；如果未来能够将尚无中译的《山中书简》、《波兰政制》、戏剧等翻译过来，那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了。我想这是广大读者都期望于李先生的吧！（另，本文是一时兴起，手头既没有原来摸过的两个法文本，也没有英译本和王先生的中译本，连那个戏译的译本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文中写的都是记忆所及。错误不当之处，还望诸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