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书评

徐友渔文《学术与生命的意义》（摘录）

徐友渔文《学术与生命的意义》（摘录）“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被学界一致认可的现代化导向，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启蒙的风气与潮流，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可和倡扬，均受到深深的质疑和猛烈的批判。……作为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者，我清楚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登陆中国的思想背景。我对这种思潮后果十分忧虑，……中国的解构主义者和“后”学家们宣称，启蒙不过是近代西方的神话，科学、民主、理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理念预设了真实与谎言、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预设了普遍的人性，普适的价值标准。这些预设和普遍主义原则其实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启蒙，按康德的论述，就是人摆脱不成熟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权威的束缚。……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在中国，理性随时可以离失，科学还需努力坚持和推行，民主是一个尚待实现的梦，因此，启蒙是数代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90年代中国民间思想文化舞台热闹非凡，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纷纷登台亮相，这些不同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启蒙精神、现代化导向和全球化趋势表示质疑和不认同。这种倾向令人忧虑，......惟一能援引的、理智而现实的思想资源是自由主义，对中国人而言，重温自洛克一路下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很有必要。从正面和建设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和主要目标应该是达致宪政体制——也需要参考借鉴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学理。……“五四”的先驱和主将大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甚至有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念，自由主义之花在三四十年代一度开得相当繁盛，但在本世纪下半叶却销声匿迹。……从内部讲，中国近代的革命气氛和环境禀承的是法国的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德国的整体主义和神秘主义，以及俄罗斯的带宗教情绪的绝对主义和自省偏爱。……我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有兴趣和研究，不论是对古典的休漠哲学，还是对现代的罗素的思想。……“文革”的最大魁力是，其发动者宣称要铲除一切不正义和不道德，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别的，与任何旧时代、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崭新社会。为此目的，需要彻底改造人，塑造一代无私无欲，随时准备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人。这种理想产生的魁力吸引过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文革”破产之后，西方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仍感失落和恋恋不舍。对我而言，“文革”犹如一场恶梦。……人类永远要警惕那些自称掌握了历史进程规律，手握绝对真理的人，这种人以历史和人类为名义搞大破大立，实则草菅人命。……中国目前还需要思想，不甘平庸的人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