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历史、政治与公民身份

章节摘录

书摘    如果说阿伦特对自由的总体论述与她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及现代时期的某种假设相关，那么她对行动的理解则与一些具体的发展变化有关，这些变化扎根于现代世界面对传统思想主张而产生的要求。我认为，阿伦特在建构“行动”这一概念时，她针对的是20世纪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两股独特但彼此相关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已经并将继续对我们理解政治发挥深刻的影响．    第一股发展潮流是政治的“科学化”，这是有关现代处境的各种评论(包括阿伦特)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如阿伦特在阐述历史时已经指出的那样，“科学化”包含一个假设，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准则是合法性知识的惟一基础。它对政治的影响就是，政治实践和人本身都变成了客观事物，它们可以按照运动中的物质来理解，可以按照那些与决定非人的自然现象的行为法则相类似的法则来管理。阿伦特在当代政治体制和实践中发现了科学化政治的大量证据，突出的表现则是行为主义理论、大多数的经济分析活动以及国家安全管理者的“方案”，后者是阿伦特在描述六七十年代美国越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时的一种说法。①只要政治被视为一种科学，行动的可能性即使不会完全被排除也会严重受损。    第二股发展潮流也许不甚明显但却同样非常重要。它涉及的是一些可以称作政治浪漫主义的形式。阿伦特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性评价相对科学而言要模糊一些，但是在批判政治的“宏伟蓝图”时，在对以色列建国的条件(建国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将为未来和持续不断的非正义与冲突创造基础可以说是表示担心时，阿伦特的态度是显面易见的。①另外，它涉及的与其说是具体的政治理论或实践，不如说是政治理解得以发展的方式。这可以在各种将传统的道德理解与政治生活相联系的企图上清楚地看出来。阿伦特所描绘的阿道夫。艾希曼以及由此引发的批评界对阿伦特的抨击都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这一点我们不久就会明白。    阿伦特对行动的理解其独特性和意义在于，一方面她想超越这些观点，另一方面她又承认，它们确实表现了现代社会及个体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一个要思考或行动的人必须认真地重视这些观点。阿伦特认为，激发行动又通过行动得以体现的那些准则与、也必须要与‘智性判断’和“意志支配”相区别，她这样说实际上是指出了行动概念的历史的、能动的特征，而一般的理解却不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也许阿伦特自己对此也不够明确。智性和意志特指个体的现代特征，它们又绝非巧合地与阿伦特所发现的威协着真正政治的那些思想潮流——科学主义(智性)和浪漫主义(意志)——相联系。    由此观之，意料之外的情况就出现了：不是行动与传统道德的进一步结合会对政治潜在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构成制约，在阿伦特看来，恰恰是它们之间的距离使行动对这些威胁更加敏感。阿伦特肯定意识到了这些威胁。重申一遍：不仅对自由的渴望可以成为行动的准则，“仇恨与嫉妒”也同样可以。    确实，只要行动得当，它就能够成为反抗政治上的恣意妄为的惟一堡垒，当然考虑到现代环境，它就被公认为是不够坚固的堡垒。问题是，由于现代政治表现出了科学理性和浪漫主义两种倾向(对现世性的敌视使得它们令人惊讶地联合在了一起)，它已经造成了许多恣意妄为的事态。像极权主义这样的政治恐怖其特征并不表现为行动的放肆，而是表现为任何行动可能性的不存在和对行动的强迫压制。    说行动能够提供反抗政治上的恣意妄为的惟一强大的堡垒，就是说行动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借助这种标准可以对行动的效果进行记录与衡量。如果行动首先是由其结果的非预见性和不可逆转性为标志的，那么行动的特定标准就必须要对付并制约这些特性。阿伦特认为，这些制约属于行动本身，它们包含着人的两个虽困难却强大的能力：许诺守信的能力和宽恕的能力。    许诺守信的能力是对付行动的非预见性和从事行动的人的恒变性的一副良药。在捍卫这种能力时，阿伦特不无讽刺地与社会契约的现代传统发生了联系，从霍布斯开始，后者就是政治思想中的一股强大的潮流。但在阿伦特看来，我们承诺明天遵守今天的约定，这只是一种残缺不全地反映在现存的受私法甚至自由主义国家宪法条文保护的契约之中的道德条例，因为这些做法包含了阿伦特所明确反对的内容：把自由等同于主权。阿伦特认为，只有当人们承认他们缺少主权，换句话说，承认多样性这一基本的人类境况时，许诺守信才会发挥作用。人们必须许诺守信，这可以从阿伦特有关这种能力能够纠正什么的论述中清楚地看出来，它必须处理阿伦特所说的“人类事务中的双重黑暗”：人的根本不可依赖性——人永远不能保证他们今后仍会一如既往；预见的不可能性——在一个平等者的共同体里，每个人都有行动的能力，因此他个人行动的结果就难以充分预料．①这种双重“黑暗”以及与它相关情况的不确定性是我们为自由(它本质上是非自治的)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为多样性(它反映了与人和谐共处的快乐，而人基本的真实感就有赖于他人的存在)付出的“代价”。信守诺言的能力是非预见性海洋中的一座确定性的小岛，是“取代控制的惟一办法，后者靠的是统治自我并主宰他人……”②    如果说许诺守信的能力是对付行动的非预见性(我们不能够预见自身行动的结果)的惟一一副良药，那么宽恕的能力就成为对抗行动的不可逆转性(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已做的一切)的惟一途径。虽然宽恕的能力暗含了对恶行劣迹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反应，但阿伦特更多地把它看作是寻常的做法，尽管例外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无法预见、控制行动的结果，这意味着，甚至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快和可恶的结果也始终如影随形。只有通过加以宽恕。通过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中解放出来，一个过程才能以惟一符合人性的方式结束：通过对平等者的多样性的承认，既包括宽恕者也包括被宽恕者；否则，这个过程将会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如果在最初是公共的后来是政治的行动中没有了宽恕，“我们行动的能力将会像过去一样局限在单个的作为之中，我们永远也无法弥补，我们将永远成为结果的牺牲品，与那缺少打破魔咒神奇秘方的魔法师的徒弟毫无二致。”①宽恕的能力是应对行动的不可逆转性(与行动本身的基本性质相一致)的惟一招数，像行动一样，这种能力的实行永远不可能是命定的或先定的。    阿伦特认为，更为传统的道德标准根源于我和我自身(me to myself)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源于思想或哲学，而许诺守信的能力和宽恕的能力必然有一个独特的政治起源。这就是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它们以这样的经验为基础，只有当他人在场时这种经验才成为可能，这不是那种内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经验，后者从柏拉图开始就成了我们更为传统的政治道德的基础；阿伦特的观点是激进的：只有这些能力才能为真正的政治道德提供基础，因为只有它们才扎根于人类多样性这一事实之中。随着这些能力的实行而来的道德判断必须使我们重返到平等者的世界之中。这些道德判断永远不能仅仅是自我控制的手段，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特立独行似的。简而言之，惟有这些能力反映并强化了非自治性。我们永远不能对自己作出宽恕或承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对他人作出承诺或得到他人宽恕的经验。    在这里，阿伦特的那个展示在行动中的“谁”的概念再次显得十分霞要。……

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政治在当代社会的内涵近来非常不确定。从苏维埃霸权在东欧的瓦解到苏联自身的改革运动，从冷战的结束到跨国资本支持下的世界经济的重建，这些发展变化都使政治生活的许多根本假设变得可疑，这些假设原本是建立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基础之上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假设就是把政治与国家或政府混为一谈。不管是在一个致力于自身安全的国家(在一个敌意的、霍布斯式的世界里行使并维护其主权)，还是在一个福利国宋(在国内采取某种社会再分配的方式维系其经济活动)。个人和集团都对组织化的、强制性的权力制度充满欲望与野心、希望与畏惧，他们试囚运用这种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那些新型的社会运动虽然表面上声称要保护“自治的”市民社会免遭所谓国家的侵害，实际上也与这种权力相关联。即使仅是出于确保要让这种权力进行自我约束。同样，不管借口如何动听，新保守主义对国家的攻击仍然是运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种方式，它并没有挫敗国家本身。    也就是说，国家及其与集团、个人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身份构建的核心。即使社会运动对它们认为是非法施加的身份进行挠战的时候，它们也在努力将新的、更有意义也更可靠转身份裁画在国家本身的权力和权威关系上。声称是反国家主权论者的运动却与国家权力的运作纠缠在一起，这样的窘境是不可避免的——既不可能出现“国家衰亡”的情况，也不存在无需国家权力作为支撑性结构的自治的市民社会，前者是后者之构造的关键要素。    但是，针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却猛烈而有说服力。这些批评指责它是一种异化力量，破坏了团结的纽带和个体自治的可能性，而个体自治则有助于追求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利益。①在这种两难境地中，人们对当今的政治及政治行动还期待些什么呢?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秩序框架之外，这种政治行动还能做些什么呢?“共同体”(community)、“团结”、“公共生活”甚至“民主”等概念还旋为我们阐明人类一起生活的一些要求吗?    政治的现存问题和前景引发了相关问题的研究热潮，这是政治理论的真正复兴。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新的契约理论、交往理论，还有新的“共产极权主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最近关于公共生活要求的认真反思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虽然在重新思考政治的本质和局限方面做了不少创造性工作，但我们是否完全明白了集体生活事务的主要内容，这仍是一个恼人的问号。对国家本质进一步的理解以及对我们难免有失偏颇的信仰与价值的反省尽管运思精妙，但这对阻止强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运作并没有太大帮助，这些力量对人们来说仿佛是盲目而，无法驾驭的命运。按照法国社会理论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的说法，要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既不需要政治学也不需要政治社会学(它们都不过是那些有着细微差别的国家理论及与国家相关的各种社会身份理论)，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哲学。他所谓的政治哲学指的是这样一种探究：它关注的不是政治制度和实践，而是政治的(political)：一种制定权(constitutingpower)，社会凭借并通过这种权力表明自身是一个统一体，一个通过区分真实与想像、真与假、好与坏而能够得以理解的社会间整体；而只有当这样的区分深植于个体和社会身份得以形成的过程之中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把“真实的”世界当作一系列具体的社会事实和制度比如国家、经济等来看待。①政治学未加反思就假设了“政治的”的制定工作，其实并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因此，“政治的”被当作一种建构世界的活动而加以掩盖了。在勒福尔看来，要对此进行匡正，我们就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社会形式?不同社会形式之差异的实质是什么?而历史上的政治哲学追溯到希腊人那里一开始就伴随着这些问题。……

内容概要

菲利普·汉森（Phillip Hansen）加拿大里贾那大学政治学教授。目前致力于研究卢梭和C．B．麦克弗森的政治思想。著有《论人本主义政治经济》、《沉重的幻想：税收、经济和政治理论》等。

书籍目录

鸣谢…………………………………………………………………l

导言…………………………………………………1

第一章历史与政治的衰落………………………………………1

第二章 自由、行动与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城邦与真正政治

之基础…………………………………………………55

第三章被围攻的公共领域：虚假政治与现代时期…………116

第四章极权主义………………………………………………172

第五章革命……………………………………………………235

第六章什么是政治地思考……………………………………270

结论： 政治理论何去何从……………………………………304

附录

作者简介

这项新研究提供了对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的全新的、及时的重新评价。围绕着对阿伦特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的论述，菲利普·汉森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她的作品对当代一些政治辩论做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汉森认为阿伦特对什么是政治化的思维以及什么是政治化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论述。在今天真正的政治面临着种种威胁的情况下，这一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当代公民理性的基础。

在众多的主题中，汉森着重讨论了阿伦特关于历史及历史行为的观点、她的政治论述以及她对公共及私人范畴之间的区别的论述、她关于极权是最常见的“虚假”政治的分析以及她对待革命的态度。

本书对阿伦特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了公允的、适时的重新评价，它将受到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学生及学者的欢迎。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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