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翰林院制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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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4
ISBN:9787802303966
作者:邸永君
页数:188页

读《清代翰林院制度》

翰林院初设于唐,乃各种艺能人士供职的机构。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翰林院是我国专制社会中后期历代王朝政府中深具学术、文化色彩的官僚机构。虽历朝历代其名称不尽相同、职权或有变化,但始终是从唐至清末千余年来不可或缺的重要官署。及至明代,科举尤重八股,明太祖废丞相,成祖设内阁,翰林官始参与机务,翰林院地位随之显著。明代“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学士亦被视为“百官之表率,朝廷之观瞻”。清承明制,沿设翰林院,并将其由五品渐升至二品衙门,由大学士、尚书兼领院事,地位更先要。清代翰林官中不少人出身满、蒙,翰林院几乎是汉族士子入阁的唯一途径。科举制与翰林院制度的并轨,“非进士不入翰林”,翰林院成为科举的延伸与极致。科举考官又由翰林官充任,使科举制与翰林院制相得益彰。《清代翰林院》 一书追溯了清代翰林院的渊源,理清了清代翰林院的建置和职掌,阐明了对翰林官的遴选、培养、考课与任用,分析了清代翰林与皇权、思想文化之关系。本文依此书章节分别概述,以达了解、学习清代翰林院制度之目的。一、清代翰林院溯源唐武德时,“翰林初置,杂流并处”。 此时的翰林院兼容并包,鱼龙混杂,有文学之士,亦有医卜,伎士、方士、僧道之流。开元以前,翰林院只是“别院以廪之”的非正式衙署。开元年间初置翰林待诏,逐渐演变为起草诏制的机构。开元初,别置翰林学士院,专掌内命(皇帝直接发布的命令),从此“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李白、白居易就曾供职于此。宋沿唐制设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实际充当皇帝顾问,也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即所谓经筵官。宋代增置大学士、学士,使得翰林院制度扩大。宰相也多从翰林学士中挑选。辽北面官设大林牙院,南面官设翰林院,名异而实同。金置翰林学士院,置承旨、学士、待诏、修撰等官,掌草诏等事。元代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同金代,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明代是翰林院制度发展到基本定型的关键时期。明代翰林院设官比前代更为完善,集历代之成。明洪武十八年(1385),确立庶吉士制度,保证了翰林官的素质。科举制在明代也因增添馆选由原有三级格局变为四级人才结构。 明代翰林院虽只被定为正五品衙门,但翰林官之作为堪称空前绝后。明初丞相的废除为翰林之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翰林官由幕后走向前台。永乐年间,内阁设立,翰林职权渐重。至嘉靖时,内阁朝为班次列六部之上,首辅(即内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明代科举事务亦由翰林官掌管,各级科考官员非翰林官不得充任。除修史外,以解缙为首的翰林群体还编撰出《永乐大典》。明代翰林官在政治及文化上之作用均得以空前提高,“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清入关之前,作为中枢机构的书房,于天聪三年(1629)改为文馆,后又发展为内三院,成为清代内阁和翰林院共同的前身。二、清代翰林院的建置和职掌清入关后,为争取人心,宣布对明朝“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明内阁官员入内三院办事,内三院便取代了明内阁。后经洪承畴、冯铨联建议,多尔衮应允,按明代内阁之规制改造内三院,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枢机构。但此时内三院低于六部,为二品衙门。清为笼络士人,安置降官,承袭明制设翰林院。此后又将翰林院一分为三,并入内三院之中。顺治十年,改称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康熙继位后,鳌拜等四辅臣以恢复祖制旧章为名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1670)十月,玄烨下诏再撤内三院,恢复内阁、翰林院。至此,翰林院始成定制。清代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二人,满、汉各一人;其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修撰、检讨、编修、典簿、待诏、庶吉士等。清代翰林院的下属机构分为庶常馆、起居注馆及国史馆。庶常馆为新进士深造之所,每年殿试后,选德才兼优之士为庶吉士,再入馆学习,名为馆选。起居注馆是掌侍皇帝政务之起居、记言、记行的机构。国史馆为编撰国史之官署。四译馆亦曾隶属于翰林院,明称四夷馆,清以“夷”字带轻蔑意而更名,并分设二馆,即会同馆(隶属礼部)与四译馆(隶属翰林院)。乾隆年间四译馆也入礼部,改称会同四译馆。詹事府在清初公开立储失败改为集体培养诸皇子后,不再具辅导东宫太子之职,几无职掌,成为翰林升转之阶。不过,仍能与翰林院共同行驶某些职能,故而詹事府与翰林院彼此殊难分别。三、翰林官的遴选、培养、考课与任用清代对翰林官的遴选有考选庶常、制科征士、外班翰林、特授馆职等途径。前两者为承袭明制,后两种为清代独有。考选庶吉士,又称馆选,俗称“点翰林”。清初馆选有选而后试,皇帝钦定或者自己申请,皇帝批准两种方法。雍正年间规定新进士先考试再引见。清代馆选别于明代,一是“分省拣选”,一是馆选人数大增。馆选的具体方法为,“以复试、殿试、朝考等第数之和并参考新进士所在所在省份之名额以决定取舍”。 清代对以特科而入翰林者谑称“野翰林”。制科征士是清廷为拉拢士人、巩固统治的非常之举。清代特科有康熙朝己未词科,乾隆朝丙辰词科及保举经学科。此次保举经学,起到了改变学术风气的作用,乾嘉汉学发轫于此。外班翰林是指为保持翰林中满蒙人的比例而经皇帝特准,从科甲出身的满蒙官员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于非经正途而入,也被戏称为“斗字翰林”。但满蒙翰林凭真才实学入翰林者也为数众多。外班翰林促进了满蒙两大民族敦儒重学的风气。特授馆职是皇帝用其超乎一切的特权,钦授某些人为翰林的做法。特授馆职目的有安置降清士子,施恩臣子等。此外,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后归国的留学生,留洋归来按文凭赐予进士出身或授官职,因此也被称为“洋翰林”。明清翰林院均有储才职能,培养和储备高级文官。庶吉士生活较为清苦,后康熙察觉施恩增加俸银,生活有所改善。庶常馆既有平时授课,也有定期考试;须交作业,也记考勤,类似书院学校。庶吉士在馆授课满三年后由掌院学士请旨定期散馆。散馆考试评卷分三等,上等者授予翰林官,中等者或留馆,或委以部属、知县。三等者或被除名,或留馆再教习三年。清代创立大考之法来甄别翰林官的才品。大考之制始于顺治十年(1653),每逢四至五年需大考,不过者要被除名翰林。大考一等尤其是一等一名中,编修所占比例极大。大考有利于德才兼备、才思敏捷、年富力强的翰林进入高层官僚队伍,是以公开、平等的考试方式获得升迁机会。清代对翰林官的任用,分为充阁臣、任京堂,委部属、改科道及派外官。内阁大学士由翰林官充任,掌票拟之权。康熙年间,为解决翰林官壅滞,翰林官充任部堂成为定制。科道是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及京畿、辽沈等各道监察御史的统称,也多由翰林充任。翰林也可外转,到地方为官。翰林外转为清代所创,明代翰林官不赴外任。四、清代翰林与皇权、思想文化之关系上书房 是清代皇子读书场所。皇子老师被称为师傅,诸皇子的师傅皆是翰林院中最博学者,宿儒硕彦,名重当时。师傅之上,设有总师傅。未设总师傅之前,师傅的拣选由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乾隆朝改为由内阁大学士拣选。设立总师傅后则由总师傅保荐,或由皇帝特简。师傅之外设上书房行走作为师傅助手。上书房翰林与皇子既是师徒,也是君臣。进书房是师徒,出书房则为君臣。但随着皇权的不断强化,师道在君道面前已经微不足道。臣之于君,唐宋时坐而论道,明代立而听命,到清代时跪而请旨,反映出君臣之间的尊卑变化。清代皇帝大多精明强干,勤于政务,才堪其任,实有赖于诸皇子在上书房所受严格的培养。翰林官在对皇子、宗室觉罗子弟以及其它满族子弟的教育上扮演重要角色。清代最后三帝无嗣,使得上书房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南书房本为康熙读书处。康熙十六年,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翰林官即以南书房为桥梁,与皇帝直接沟通,皇帝每外出巡幸亦随扈。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经筵始于汉代,是为历代帝王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清代较明代更重视经筵,定于每岁春秋二季,按日举行“日讲”。经筵极重礼仪,强调道统高于政统,欲借天道制约皇权。翰林院制度作为科举制的延伸,对清代思想、文化也有巨大影响。在明清两代,翰林作为进士之上的最高层次的科考功名,是为科举之延伸与极致。《清代翰林院制度》作者提出了“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翰林充当学政,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既保证了学政的素质,促进了科举,也提高了翰林官的声望和地位。翰林成为士林众望所归,也充当了“仕进的调节阀和压力的缓冲器”。 康熙帝确立朱子学说的统治地位,其思想深受词臣熊赐履和李光地的影响。熊赐履利用举经筵日讲之机不断向康熙灌输程朱理学,对康熙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光地最初因崇尚王学而遭指斥,康熙末年李光地见风使舵又俨然笃信程朱而成朱学领袖。词林领袖的思想转变会带动翰林官思想的转变,翰林又引导士流、士流引导臣民,以此抓纲带目,统一思想,使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终清一世而未改。对尊古重实的程朱理学之推崇,加之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使得当时士林不敢接触现实,转到纯学术方向,埋首故纸堆,乾嘉考据之学由此而发端。清代的翰林院制度,行之二百余年,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六千余人得入翰林院,“分省之法,馆选遍于海内;外转例行,翰詹覆盖九州。既是卿相之摇篮,又是人文之渊薮”。 清运祚终,翰林群体犹存,民初各领域不乏翰林身影,如蔡元培、徐世昌、张謇等。翰林之家,也大多是学术世家,翰林后裔的文化优势不容低估,如傅斯年乃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张爱玲是翰林张佩纶之孙女,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为庶吉士周福清之孙。翰林世家固有重学之风,翰林院制度在文化上对后世的影响便也蔓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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