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关系源流》书评

近卫笃麿经营的晚清中国社交圈

罗夷 《东方早报·书评周刊》2013-03-24 　　晚清时期，尤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既有研究中，治军事史、外交史的学者习惯将这段中日关系纳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长期脉络中来考察，对“大陆政策”、“东亚雄飞”、“军国主义”等概念特别敏感；从思想史、教育史角度出发的研究，又偏重中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之间源源不绝的文化交流，多见其“同文”、“睦谊”的一面。有海外学者率先提出“被遗忘的黄金十年”的说法，仍然是一个争议性话题，迄未被国内学界所真正接受。对同一段历史产生不同判断，而貌似对立的观点皆不乏证据可供佐证。如先不急于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通过这一学术现象，恰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有着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要认识清楚，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至少可承认一点，在晚清多数国人的认知当中，日本的面目如果不至于清纯，恐怕也不像后来理解的那么可憎。日本在华建立丰富的政治人脉资源，中国官绅阶层对其普遍抱有的好感，都显得不同寻常。这与甲午战后日本政府、民间双重势力在华的长期经营密不可分。而相对于官方层面的工作，日本民间团体，如东亚同文会的活动触角更广，介入程度也更深。近年来的研究似有综合中、日两方面历史文献，重建相关史实的趋势，而这方面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李廷江、翟新、郑匡民等学者创获最多。新近在国内出版的、由李廷江先生编著的《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披露了原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的一大宗清人函札，而它们对于晚清中日关系史研究，可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近卫笃麿（1863-1904），号霞山，是活跃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家。他出身名门，曾留学德国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1885年，二十二岁时就被封公爵，跻身华族。1890年归国后，当选为贵族院副议长，从1896年到1903年担任贵族院议长一职长达八年之久，同时身兼学习院院长、帝国教育会会长、枢密顾问官等。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他出任第一任会长。被明治天皇誉为“名门伟器”的近卫笃麿，在日本近代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对东亚问题抱有持续不衰的兴趣，积极发表有关朝鲜、中国事务的言论，被公认为明治三十年代“对外硬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就中日关系而言，近卫本人为“日清同盟论”的提倡者，以他为会长的东亚同文会是当时日本国内处理中国问题的最大民间团体，围绕着近卫，聚集了一大批对东亚问题热衷的日本人，同时他们与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打交道，以公务、私谊为纽带，建立起相当发达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进而渗透到现实政治层面，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近卫笃麿的私人日记经过编辑整理，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由鹿岛研究所出版会以《近卫笃麿日记》为名刊行，全六卷，前五卷为日记本文，始末时间为1895年2月19日至1903年3月3日，有大量涉及中国关系的信函、电文、报告书等附录于日记正文后，第六卷为“附属文书”，以人名分类的往来文书项下，也收录了少量清人函札。近卫日记涵盖的时段正是其人政治生活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中日关系史上一段非同寻常的“黄金期”，该日记甫一出版，就受到学界广泛重视。但比较遗憾的是，收入其中的、数量可观的清人函札，却较少得到利用。原因主要在于各札分散编排在总计两千七百七十五页的日记中，缺少索引，检视不易，加以原件部分字体难以辨识，整理中不免误认误植，这也给研究者带来困难。　　李廷江先生鉴于这批信函“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也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令人感到极大的遗憾”，故将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的近卫笃麿关系文书中的汉文函札全数搜罗，整理点校，合成一集。从编辑体例上看，原则上遵照发信时间排序，时间不明者则以收到时间为据，原函影印件与经整理标点的文本一并收入，编者在书前作有长篇“解题”，对写信人及其与近卫的关系有精炼的介绍，这些都给利用者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全书收录函札总计九十九通，其中九十二通为1898至1903年间清朝人士写给近卫笃麿本人的（另七通为1939-1941年汪精卫致近卫笃麿长子时任日本内阁总理近卫文麿的信函电报），信主总数超过五十人，根据编者的分类，大致可以包括四类：（一）“清末改良派”，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汪康年等；（二）“南方实力派”，包括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余联沅、赵尔巽、陈宝琛等；（三）“清政府要人和外交官”，前类代表人物有荣禄、庆亲王、王文韶、袁世凯、陈璧、那桐、恭亲王、肃亲王、毓郎、德寿、喀啦沁亲王等，后类主要为驻日公使蔡钧；（四）“留日学生及其他”，代表人物有张之洞长孙张厚琨，余联沅二子余祖钧、祖逵等，此外邹凌翰、陶森甲、钱恂、张权、俞明震、黄中慧、姚文藻、汪凤瀛等人，均值得注意。就内容而言，大致与政治活动相关者为一类，缘于私交的应酬请托为另一大宗，只存来件，基本不录去函，要了解其背景与内涵，须参照近卫本人日记，并与中国一侧史料相互对照。　　1899年10-11月、1901年7月近卫笃麿有过两次中国之行，而从函札反映出来他所结交的中国人圈子，也大致以这两次访华为界：最先直接与近卫打交道的中国人，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人士；1899年初次访华，与张之洞、刘坤一、余联沅等地方官员建立联络，及后围绕庚子事变的应对和善后，与东南督抚及其亲友、幕僚、派出留学生的交往越来越多；1901年访问北京后，其交际圈扩展至奕劻、荣禄、王文韶、瞿鸿禨等中枢大僚，以及善耆、毓郎等宗室权贵，在清朝新政的启动过程中发挥了影响。如果说，近卫广泛接触的带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各类中国人有一“面”的覆盖，那么，从戊戌、庚子，再到新政时期则构成了一条纵向的时间“线”，将“面”和“线”联系起来看，晚清中日关系就会变得立体起来。　　这一批函札绝大多数都是首次披露，信息非常丰富，如编者所言，“对于了解从戊戌维新到日俄战争前的东亚国际关系，以及同时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等极为珍贵，特别是对于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而言，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今据笔者肤浅的研究心得，兹举一例。“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是一个在近代史学界颇具争议，而迄未有定论的话题。有研究者指出，当时庚子事变前夕，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背着朝廷派出由长子张权率领的军事考察团赴日秘密活动，进而向日方提出了“成立新政府”的建议，由此推证“这位清末大僚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云云。那么，历史事实究竟如何呢？据近卫笃麿日记透露出的信息，近卫本人对来日游历的张权印象明显不佳，这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张权任性、不拘礼节的名士做派，不为贵族出身、等级意识浓厚的近卫所喜；其次，也是更重要一层，在当时就读于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的张之洞长孙暨张权之子张厚琨的教育问题上，张权与近卫发生了直接冲突。冲突的具体起因，则可以清楚地见于此书所收的几通张权手札中。1900年7月15日张权致近卫笃麿函云：　　现届休业闲暇，无功课之时，欲令小儿暂住弟处，可否。再，游泳之行，闻学生不去者甚多，弟在此住无几时，不知小儿亦可援例不往否？此二事，可行则行，可止则止，统俟钧复，以便遵行。敬上。（99页）　　张权向近卫提出两项请求，一则张厚琨暑假时离校与其同住，二则免修赴外地的游泳训练，后近卫邀其面谈，张权却借故爽约，而使人“代面”（100页）。这在张权看来，不过是为成全抽暇小聚的家庭乐事，无足轻重，也无可厚非；对近卫来说，则加深了恶感，厚琨“行为失检”明显为其父纵容的罪过，召而不来更是“无礼”。当近卫通过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对张权提出警告，后者“直率”、“狂戆”的公子气又一次发作。同年7月17日去函，言语已掩不住许多锋芒：　　弟性直率，不耐繁细，且此来本为闲游，疏散尚且不足，何暇预此等事，自苦乃尔。即日前所请于近卫公之事，可则可，否则否，一言而决耳，亦无烦赘辞也。诸事有钱监督在，告之胜于告弟万万也。如谓清谈，则久愿闻近卫公之绪论，第不敢请耳。近卫公苟幸赐教，愿嗣诸异日，以身伏前，敬聆珠玉也。乏驾之马，不受戆鞠，狂戆之性，未闻道德，此语正复相类。尚祈诸公见原为祷。（101-102页）　　至此，在张厚琨的教育问题上，张权和近卫笃麿的矛盾已经表面化。近卫不满厚琨连续休课，擅离学校宿舍，多次违反校规，认定张权来日适足以败事，给他的儿子做了一个坏榜样。在面见钱恂发泄一通后，仍余怒未消，又致信东亚同文会会员、时任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的小田切万寿之助，专谈张权“妨碍其子教育”之事，声言“如此愚物可令其早日归国矣”（《近卫笃麿日记》第三卷，239-240页），愤愤之情溢于文字。张权在东京显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在与日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不耐”，对于近卫笃麿这样位高势重的大人物，不愿直接接触，甚至有所忤逆。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直接受张之洞遥控、带领军事团队在日本从事“特殊的外交活动”的代表所应有的表现。从此角度看，张权致近卫手札无疑可以为“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之有无，提供深入讨论的第一手证据。　　据李廷江先生交代，本书从动手到基本成型，经历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全书资料的整理编辑非常用心，极便参考。惟信主及发函时间的考订，略有微误。如编号11的刘学询札，内以“本部堂”自称（319页），可知发信人官至督抚，明显与刘氏身份不符，推测信主可能为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锺麟。编号57的刘坤一札，系日作“1902年2月20日”（234页），函中有“敝国上年北方拳匪启衅”、“伏查公约大纲十二条，早经照准……现议各条子目”等语，据此作函时间应以“1901年2月20日”为是。编号75袁世凯札，系日作“1902年”（287页），据函中“观于上年六七月间妖徒啸聚”及“仍乞诸君子转恳贵国驻华钦使于北京公约婉为调护，力为维持，俾各国勿过甚其诛求”等语，作函亦在庚子事变后次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前，故应作“19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