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下的抉择》书评

“试图打开国家，但都未丢掉国家。”这是中国IPE研究的特点与优点

1． 出版信息：曲博：《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 本书主要解释的问题是面对东亚金融危机，韩国和马来西亚所选择的汇率制度为何如此不同。不出意外，在研究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时无法忽略国家对经济政策选择的决定性作用。书中也格外强调政府的发展战略，认为其与政策偏好联系紧密，甚至认为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不过是由政府所塑造的。然而在考虑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区别时，政府合法性来源不同，政府受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同却仍是解释的重要原因。3．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书中提出并试图解决如下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1）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愿意采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2）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韩国选择了接受IMF的援助计划，而采用了浮动汇率制？（3）为什么马来西亚选择了资本控制和固定汇率制？（第8页）4． 本书的主要观点：通过分析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应对政策的选择，本书提出了下述主要观点：第一，提出了研究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修正模型，认为建立在西方民主国家经验现实基础上的对外经济政策分析（end of p.29）模式应用于东亚分析存在局限性。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民主选举、代议制以及利益集团的表达和参与政策制定途径都仍不完善，国家力量主导政策选择，并决定社会经济行为体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因此，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而言，政府的政策偏好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社会经济行为体的选择与分化不能依赖要素的流动性来确定，因为社会行为体的结构及其政策偏好是由政府所创建的，所以，需要通过对政府发展战略的考察，来确定社会行为体及其政策偏好。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之间是一种策略性联盟关系。外部的国际力量打破这种策略性联盟，并促使国家发生制度变革的能力并不如设想的那么强。第二，提出了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汇率政策偏好形成的新视角。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般是通过选举制度、政府承诺或货币制度功能来确定政府的汇率政策偏好，本书则是通过政府为了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政策组合来研究政府汇率偏好的形成。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而言，促进其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政府的汇率政策偏好。第三，在对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政策选择分析中，作者认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削弱了政府干预性经济政策组合的能力，从而降低了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意愿。而对马来西亚而言，政府干预性政策仍然是其维持统治的关键，所以政府选择固定汇率的偏好并没有改变。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观点能够深化对东亚政治经济的理解，为深入分析全球经济与国家之间关系、国际压力条件下国内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以及世界经济开放程度等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