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历史》书评

我读《审查历史》

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读完《审查历史》，后面的章节看的有些粗，总体而言，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启发意义大于书中表述内容的作用（这可能和书中不少拗口的术语有关），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这本书“没有涉及中国，更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他会打开我们的思路，让我们在新的境界上展开思考”。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人们挑战霸权式民族主义叙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社会变迁，即当社会中的某个群体在社会力量和分化组合中崛起后取得话语权并具备一定影响力时，他们会推动整个社会重新衡量国民的既有定义，在对已有主流叙事结构的同时重新建立一种身份认同。从这一方面来讲，《审查历史》是一本应时的书，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进入了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我们正经历一场“重构历史”的过程：史学界“五朵金花”无可奈何凋谢、吴满有式的英模一个个崩塌、张博树博士的宪政可行性报告和华东政法张雪忠老师倡议的公民建议书中力主公民教育，都算是这一重构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但直到今天，我们初中历史中的教材的基本框架仍然没有本质变化，历史与语文、政治一道仍然在“高高的谷堆旁讲过去的故事”，与之相应，荧屏上的“抗日”消费主义也如火如荼，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大网，在这种主流叙事模式下塑造的国民在9月15日上街的所作所为自属意料之中。一个社会的主流叙事在塑造一国国民的身份认同过程中举足轻重，正如书中所言：“公民身份....已经摆在当今世界所有公民面前。战斗将在教育这一关键战场打响”。如何重新确立符合时势的“史观”是摆在我们整个族群的重大课题，做一名怎样的“国民”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最后，感谢《历史审查》的各位专家们和社科出版社，让我想起将家中现存的历史教科书从小学到高中做简单整理，也顺带梳理了一下自己“审查历史”的过程：从中学机械呆板脸谱化的教科书到大学时“空谷足音“的《万历十五年》，再到工作后“温情与敬意“的《国史大纲》，直到今天在二十五史中的自在遨游。另：书中P37页图1-6中报告情况的是一战日裔美国老兵正在接受检查，是否有误，是不是应该为“二战”。不知中国的“犹太人”群体何时能真正崛起？

历史是面镜子

历史是面镜子偷爱警/文历史是面镜子，折射记忆中脆弱、避讳的东西。警醒自己，避重就轻的躲过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减少一些失误、过失的发生。历史是昨天的回忆录，从历史中，可以提炼出一种东西————叫经验，可以绕过一些弯路，接近成功，摆脱一些困扰，不轻易让人猜透，心里揣度的小伎俩，越发圆滑，越发巧妙的解决问题。中国有句话叫“以史为鉴”，历史上的中国，帝王将相的世袭让中国百姓，枯瘦煎熬，当然有人喜欢这样的体制，有人痛恨这样的社会政治。有一点毫不忌讳，中国千百年来，耳朵根儿太软的毛病，始终改不掉。中国讲究面子，讲究礼尚往来。一来二去的吹嘘寒暄，渐渐成为一种交流方式，专门捡一些恭维的话，讨好对方，心花怒放，放松警惕。对于那些外来的和尚来说，到中国寻求发展，是不错的机遇，是开疆扩土的一块风水宝地。垂涎已久的肥肉将要入口的感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关，侵华战争，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中国的劣根就是太谦卑，太随和，太容易被面子问题击倒，万亿白银装进洋人的口袋，不仅要对外低声下气的供奉人家，还要赔笑赔不是。就为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保全国家安宁。到头来，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中国史是一部非常沉重的财富，用很多弯路和经验来换取胜利的果实，但现在来看，真正的果实，正在成为中饱私囊的私有财富，流入到一小部分人的口袋里。这一部分人，掌握着巨额的国家财产，手中不但有职权、地位、关系，还有人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史有前车之鉴，胡来乱来，到头来坑的还是自己。日本是中国邻邦，是中国朋友。历史上，中日关系并不和谐，充满浓重的火药味。中国受到日本的严重侵犯，弹丸小国，居然可以轻易的挑衅、叩开千年古国的大门，中国骨气到哪去了？脊梁骨怎么就那么软，让日本在中国逍遥了8年之久，屠杀、迫害、虐待，中国人沦为日本铁蹄下的黄土，直不起来，挺不起来。现如今，中国虽然得到了和平解放，但日本右翼势力始终虎视眈眈的对中国，对侵华历史抱有一丝侥幸心理，认为历史偏颇了日本，觉得日本同样是受害者，毕竟死了那么多人，在中国人的眼里，死再多的甲级战犯，也唤不回中国烈士的英魂，一个是为正义而死，一个是为效忠而亡。日本发动战争的出发点，本身就是误导和错误，侵犯他人领土，维护本国利益。是对人格和生存者的践踏，是对和平的诋毁攻击。日本对教育的反思，没有德国、法国那么深刻，悄无声息的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混口饭，消停眯着得了。别到处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如何使得自己逐渐恢复元气。日本再强大，再有科技新能量，还是无法抹掉那段历史的烙印，无法剔出根深蒂固的顽劣戾气。作为中国对待日本，不该始终揪着小辫子不松手，日本已经是战败国，世界人民都知道它的骨子里的匪气，印象不好，到哪儿都矮人一等。中国应该学会以柔克刚，克敌制胜的方式来还击日本的蛮横霸气。从完善内核开始，从修炼自我做起。中国要让百姓知道日本之耻，但不是教唆和挑拨，民族之间的矛盾激化，使得情绪化的东西，影响爱国意识的挥发。曲解爱国热情的本真。保障、教育、医疗都是生活基础。必备的条件。使得这些内容更加完善、合理化是国家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历史证明，哪个朝代，哪种制度，哪种体系都不重要，百姓需要的是温饱，是不走回头路，不要使历史的悲剧重演，不希望压迫与被压迫的剧目，成为改头换面的形式主义，历史是社会进步的导航，没有历史，找不到希望的轨迹。历史是面镜子，照国家，照自己。

一般中的一般

大谈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时局背景的关系，却没有任何实证材料可以提供有关这些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对接受者的塑造结果。对教科书编撰过程中多方力量的博弈根本没有可靠的叙事，只有条条框框的点评，并且充满冗赘的术语。其实这就是用术语装点的深度社评而已。南方系和中国新闻周刊都能写出来，查点资料嘛！

审查历史不是审判战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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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页真实和真诚地记录历史，是历史这个词本身的应有之义，否则记录便不能称其为历史。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真实性、真诚性的追求，却和无处不在的篡改和否定历史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国人隐瞒越战滔天罪行，苏联人则曾不承认虐杀战俘……这种“应有之义”到底源自何处？这个问题或许已经无从考证了，它也许就来自于人们不同意政治家堂而皇之的“高贵的谎言”，或者从人们发现历史原来从来不曾“真实”开始。“应有之义”背后，有一种试图超越政治、民族和社群的普世价值力量。我们不相信政治家会真实地记录历史，也不相信哪个民族敢真诚面对不堪回首的肮脏往事，更没有哪个社群会放弃编造历史的权力。《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说的是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如何在教科书上记录战争，以及由此而塑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公民建设。这是一本论文集，由于它涉及的历史仅仅是战争史，所以，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如何真实记录历史，放在战胜国和战败国的政治框架里讨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关于此一主题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就几乎都集中于战败国和战胜国在记录历史时如何讨价还价。真实的记录历史，不会因为谁是失败者或者是胜利者而赋有更少或者更多的特权。每当日本人要篡改历史教科书，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认为，就是日本人想赖账，耍无赖。战胜国的优越感和受迫害者的愤恨，让我们习惯性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日本人。不过，很少人，或者说没有人，敢把同样的价值要求于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总是错过去思索一些更为根本性和普世性的历史哲学问题。更别说站在一个战败国的立场，去反思日本人和我们自己，在面对历史时有何根本性的区别。1919年，马克斯·韦伯为青年学生作讲座，题目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面对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韦伯有点沮丧，为了提振年轻人的志气，他极力反对别人试图损害德国人尊严、荣誉的作为。在他看来，当时的德国，在权力与军事的较量中，已经失败。不过，他不同意，同时还觉得可笑的，是那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所谓的道德优越感，进一步挫伤德国人尊严的人和事。在他看来，脆弱的道德从来就和民族战争无关。他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失败了，那好，那就来清算实质性的利害赔偿吧，但是请收起你那趾高气扬的道德嘴脸。这是韦伯的“失败者之歌”，听起来有些强硬的可笑，但也有几分令人尊敬的高贵感。韦伯试图把道德从战争中剥离出去，以挽救本已不堪的民族，让其保留最后一丝的尊严。但是，这种试图中立化战争的作为，的确也有些让人不齿。韦伯的错误在于，把学术获得尊严的“价值中立”，运用于屠杀了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民族战争之上。但是，如果把它仅仅作为一种真诚的辩论，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却也能够提醒任何被道德冲昏头脑的历史书写者，尤其当历史总被战胜国书写之时。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希特勒的种族观在地理上存在“西贵东贱”的特征，导致了纳粹在东、西两线战场上，在俘虏的待遇上存在较大差别。于是，在德国战败之后，德国兵出现“降美不降苏”的普遍心态。他们相信美国是当时文明的象征，是《日内瓦公约》的主要倡导者，而且美德之间也并无历史积怨。现实却远比这些德国战俘的愿望来得残酷。1945年5月4日，由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德国境内收押的德国军人当成“被缴械的敌军”，而不是“战争俘虏”。面对数量庞大的投降敌军，美国人决定就地安置，建立露天大营，这就是著名的“莱茵大营”，它们沿德国莱茵河而建，全长约350公里。人们像牲口一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没有医疗设备，没有洗漱设备，没有消毒工具，以及极少的食物。没有人知道在“莱茵大营”到底死去了多少人，美军公布的数字是5000人，这个数字相对于500万的战俘而言，只有0.1%，相当于和平时代德国人的正常死亡率。这样的数字只能说明人们相信这些战俘有超越人类一般水平的生存能力。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发表《有计划的死亡》一书，通过查阅各种档案资料，统计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美国人手上死去的战俘人数，以及交给法国后死去的战俘总数为80万到100万之间，而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死亡人数超过75万。巴克切的结论一直受到各方质疑，人们似乎从来不敢相信“文明的”美国，以及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会如此残忍地“书写”作为战败国的历史。历史似乎从来不会教训战胜者，残酷虐俘的现象，今天依然存在于一贯“主持国际公理”的美国军队里。问题不在于巴克切的统计数字是否过于粗疏，而在于我们必须去反思，是什么样的“权利源”，赋予美国人作为战胜国，便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随意处置人类的生命？书写历史，德国人没有特权，日本人也没有特权，而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人也同样没有特权。当美国人在书写二战历史时，它可能会真实而详细地记录日本人如何轰炸珍珠港，并发表一番反对战争之类的道德宣言。1994年，当格温发表《老师的谎言》时，估计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即使没有任何国家审查制度，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顶半个星球的美国，也依然不敢正视越南战争的罪恶。历史教科书上各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忽略”、“简化”，最终形成的是赤裸裸的谎言和虚伪。但是，这种虚伪，以及发动越南战争本身，美国人从二战的胜利者到越战的失败国，谁敢说和那一贯的趾高气扬的道德姿态，以及它曾经作为战胜国的傲慢没有半点关系呢？《审查历史》一书在涉及到关于德国、日本如何在面对历史罪恶时，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不一样的态度便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不过，这些被人议论了无数次的陈词滥调很容易造成误会，仿佛“审查历史”就是“审判战败国”，仿佛我们对比德国和日本，就是想得出一个粗糙的结论：你看吧，虽然同样失败，但是下场不一样。我们却从来也不会想到，即使是胜利者，假如它不诚实不真诚地面对历史，其下场也可能一样可悲。日本人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战败之初的教科书“墨涂”。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藤冈信胜为代表的右翼历史学家，更是声称要重新评价国家历史，不仅认为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神话，还公开宣扬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正义事业，歌颂战争亡灵。日本人到底为何要如此费尽心机，否定和篡改历史呢？在《屈辱的近现代史》一书中，藤冈信胜提供了这样的理由，“没有它为之自豪的历史，人民就不可能称其为民族。”藤冈信胜是中国人痛恨的日本右翼历史学者。其实我们不必那么痛恨的。历史经常被篡改，记忆也能被重新植入，甚至民族的认同也能随意塑造，但是，历史是公平的，它总是以循环的方式让那些不肯面对历史错误的人犯下同样的错误。所以，说到底，书写历史并真诚地面对历史，并不是为别人。普鲁斯特有个说法，现在会改变，未来也不确定，唯独过往是最真实的，不可能被改变。看上去，他似乎已经浪漫到能够忽略政治的狡诈或者历史的吊诡了。不过，对于傲慢的历史书写者，这却是一条朴实的忠告。真实和真诚地记录历史，是历史这个词本身的应有之义，否则记录便不能称其为历史。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真实性、真诚性的追求，却和无处不在的篡改和否定历史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国人隐瞒越战滔天罪行，苏联人则曾不承认虐杀战俘……这种“应有之义”到底源自何处？这个问题或许已经无从考证了，它也许就来自于人们不同意政治家堂而皇之的“高贵的谎言”，或者从人们发现历史原来从来不曾“真实”开始。“应有之义”背后，有一种试图超越政治、民族和社群的普世价值力量。我们不相信政治家会真实地记录历史，也不相信哪个民族敢真诚面对不堪回首的肮脏往事，更没有哪个社群会放弃编造历史的权力。《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说的是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如何在教科书上记录战争，以及由此而塑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公民建设。这是一本论文集，由于它涉及的历史仅仅是战争史，所以，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如何真实记录历史，放在战胜国和战败国的政治框架里讨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关于此一主题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就几乎都集中于战败国和战胜国在记录历史时如何讨价还价。真实的记录历史，不会因为谁是失败者或者是胜利者而赋有更少或者更多的特权。每当日本人要篡改历史教科书，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认为，就是日本人想赖账，耍无赖。战胜国的优越感和受迫害者的愤恨，让我们习惯性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日本人。不过，很少人，或者说没有人，敢把同样的价值要求于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总是错过去思索一些更为根本性和普世性的历史哲学问题。更别说站在一个战败国的立场，去反思日本人和我们自己，在面对历史时有何根本性的区别。1919年，马克斯·韦伯为青年学生作讲座，题目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面对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韦伯有点沮丧，为了提振年轻人的志气，他极力反对别人试图损害德国人尊严、荣誉的作为。在他看来，当时的德国，在权力与军事的较量中，已经失败。不过，他不同意，同时还觉得可笑的，是那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所谓的道德优越感，进一步挫伤德国人尊严的人和事。在他看来，脆弱的道德从来就和民族战争无关。他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失败了，那好，那就来清算实质性的利害赔偿吧，但是请收起你那趾高气扬的道德嘴脸。这是韦伯的“失败者之歌”，听起来有些强硬的可笑，但也有几分令人尊敬的高贵感。韦伯试图把道德从战争中剥离出去，以挽救本已不堪的民族，让其保留最后一丝的尊严。但是，这种试图中立化战争的作为，的确也有些让人不齿。韦伯的错误在于，把学术获得尊严的“价值中立”，运用于屠杀了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民族战争之上。但是，如果把它仅仅作为一种真诚的辩论，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却也能够提醒任何被道德冲昏头脑的历史书写者，尤其当历史总被战胜国书写之时。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希特勒的种族观在地理上存在“西贵东贱”的特征，导致了纳粹在东、西两线战场上，在俘虏的待遇上存在较大差别。于是，在德国战败之后，德国兵出现“降美不降苏”的普遍心态。他们相信美国是当时文明的象征，是《日内瓦公约》的主要倡导者，而且美德之间也并无历史积怨。现实却远比这些德国战俘的愿望来得残酷。1945年5月4日，由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德国境内收押的德国军人当成“被缴械的敌军”，而不是“战争俘虏”。面对数量庞大的投降敌军，美国人决定就地安置，建立露天大营，这就是著名的“莱茵大营”，它们沿德国莱茵河而建，全长约350公里。人们像牲口一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没有医疗设备，没有洗漱设备，没有消毒工具，以及极少的食物。没有人知道在“莱茵大营”到底死去了多少人，美军公布的数字是5000人，这个数字相对于500万的战俘而言，只有0.1%，相当于和平时代德国人的正常死亡率。这样的数字只能说明人们相信这些战俘有超越人类一般水平的生存能力。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发表《有计划的死亡》一书，通过查阅各种档案资料，统计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美国人手上死去的战俘人数，以及交给法国后死去的战俘总数为80万到100万之间，而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死亡人数超过75万。巴克切的结论一直受到各方质疑，人们似乎从来不敢相信“文明的”美国，以及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会如此残忍地“书写”作为战败国的历史。历史似乎从来不会教训战胜者，残酷虐俘的现象，今天依然存在于一贯“主持国际公理”的美国军队里。问题不在于巴克切的统计数字是否过于粗疏，而在于我们必须去反思，是什么样的“权利源”，赋予美国人作为战胜国，便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随意处置人类的生命？书写历史，德国人没有特权，日本人也没有特权，而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人也同样没有特权。当美国人在书写二战历史时，它可能会真实而详细地记录日本人如何轰炸珍珠港，并发表一番反对战争之类的道德宣言。1994年，当格温发表《老师的谎言》时，估计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即使没有任何国家审查制度，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顶半个星球的美国，也依然不敢正视越南战争的罪恶。历史教科书上各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忽略”、“简化”，最终形成的是赤裸裸的谎言和虚伪。但是，这种虚伪，以及发动越南战争本身，美国人从二战的胜利者到越战的失败国，谁敢说和那一贯的趾高气扬的道德姿态，以及它曾经作为战胜国的傲慢没有半点关系呢？《审查历史》一书在涉及到关于德国、日本如何在面对历史罪恶时，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不一样的态度便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不过，这些被人议论了无数次的陈词滥调很容易造成误会，仿佛“审查历史”就是“审判战败国”，仿佛我们对比德国和日本，就是想得出一个粗糙的结论：你看吧，虽然同样失败，但是下场不一样。我们却从来也不会想到，即使是胜利者，假如它不诚实不真诚地面对历史，其下场也可能一样可悲。日本人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战败之初的教科书“墨涂”。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藤冈信胜为代表的右翼历史学家，更是声称要重新评价国家历史，不仅认为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神话，还公开宣扬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正义事业，歌颂战争亡灵。日本人到底为何要如此费尽心机，否定和篡改历史呢？在《屈辱的近现代史》一书中，藤冈信胜提供了这样的理由，“没有它为之自豪的历史，人民就不可能称其为民族。”藤冈信胜是中国人痛恨的日本右翼历史学者。其实我们不必那么痛恨的。历史经常被篡改，记忆也能被重新植入，甚至民族的认同也能随意塑造，但是，历史是公平的，它总是以循环的方式让那些不肯面对历史错误的人犯下同样的错误。所以，说到底，书写历史并真诚地面对历史，并不是为别人。普鲁斯特有个说法，现在会改变，未来也不确定，唯独过往是最真实的，不可能被改变。看上去，他似乎已经浪漫到能够忽略政治的狡诈或者历史的吊诡了。不过，对于傲慢的历史书写者，这却是一条朴实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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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的代价

“二战”以后，民族国家概念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此前，许多传统社会并无国家观念，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认识非常模糊。以中国为例，古代军人打仗是为了效忠长官和皇帝，不是为了国家，人们对国家缺乏统一的认识。比如“汉奸”一词，初期是满人用来称不听话的汉人的，比如史可法就曾被称为“汉奸”，到清中期以后，“汉奸”转意为背叛汉民族利益的人，到民国时期，不论民族，只要有损国家利益，一律称为“汉奸”。从一个词的变迁，可见国家概念诞生的曲折过程。塑造国家概念，是当代各国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方法大体相同，无非是重新梳理一番的历史，找出那些令人骄傲的内容，串联成篇，以让孩子们懂得自己的国家是独特的，在全体人类中天赋异禀，特别优秀。这就带来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容易以偏概全，稍有独特，便极言之，其次，对于历史上的污点，往往避而不谈。本书作者仔细比较了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公民身份记忆的不同。日本与德国在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日本教育总是支支吾吾，对相关内容语焉不详，所以日本青年很少有负罪感，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对别人陈述曾经的伤痛感到厌倦。而德国完全不同，它教育德国青年人，先辈对人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必须检讨与反思，带着赎罪的心理面对他人。这赢得了欧洲的尊重，昔日敌国莫不惊叹于德国人的勇气与理性，所以他们原谅了过去，德国公民被认为是典范，但德国青年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却很少有人关注。美国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所以在历史书写所呈现的是完全正面的形象，仿佛美国就是正义、真理与实力的象征，这给美国青年带来过于自负的问题。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指出，在越战中，美军的屠杀与希特勒并无区别，美国应有勇气面对这一切，将其写入教科书，让年轻人明白，人性恶就隐藏在我们心中，永远不要丧失警惕。三种历史书写，塑造了三种不同的公民，在此基础上，作者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应该怎样面对过去？如果我们说谎，明天将付出怎样的代价？作者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历史书写的方式进行了生动的揭示。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获取资讯的渠道更多元，则传统的公民教育是否会因之而改变呢？如果说，传统公民教育是环境的产物，比如战败的日本为加强向心力，不得不更多去掩盖历史，那么，在网络时代，弱势方将无法再借助这一工具，那么，该社会的公民教育会不会失败呢？本书所展现出来的问题，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