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书评

新闻客观性：真实的幻象

1.事实≠真相在客观性报道性原则的掩饰下，事实被“中立地”选择，陈列为媒体上你我读到的新闻。不被选择或者未被发现的事实便失去了同样作为“真相”而为人所知的机会；或者记者会有意无意地选择他们“需要”的事实来组织真相，并写出“平衡，客观，准确”的新闻报道。根据黑格尔对休谟的批判,即“在时间上的连续中是没有因果联系的，因而也没有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真相是存在的，但是永远也不会完全地揭示。我们不断追寻的新闻理想，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也只能是无限地接近真相——努力向它靠拢，祈求它降临，殊不知我们自身的立场则正在亲手制造着我们报道出来的事实与真相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因立场的强弱而大小不同，但不可能不存在。2.自由主义与客观性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个人的理性行为达到动态平衡，然而历史证明，由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这种所谓的动态平衡并未实现。相似地，客观性认为记者可通过中立，平衡，多角度的报道而揭示真相，然而在并未脱离政治经济力量以及意识形态束缚的情况下，并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在西方话语下，当自由主义和客观性原则相结合，便巧妙的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在“客观”的报道中，资产阶级利益上升为社会普遍利益，西方社会价值扩展成为全球普世价值。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越来越被边缘化。但是我们却不能对此争辩什么，因为，他们是“客观的”。不管怎样，规则是他们定的，游戏也是他们在掌控。3.它作为一种职业准则产生的矛盾我不知道有多少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初识客观性原则的时候热血沸腾。因为它使得媒体独立于政府，党派和商业集团，使得新闻从业人员免于职业风险的责难。但是它也压制了记者的主体性。没有立场有时就意味着没有人情味儿。我觉得在某些时刻，表明立场要远远好过隐藏立场。隐藏立场是西方记者在报道东方时惯用的伎俩，即是一种在客观性原则下别有用心地衍生出的“伪客观性”报道。这种报道往往能产生比解释性报道、新闻评论更具力量的传播效果。4.西藏问题报道的反思赵月枝在《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一文中联系她的这本书，表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近年来我们的新闻学教育对于西方的客观性原则神化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客观性原则可以是我们的方向，却不应该是我们的信仰——因为造它的人，也并未能够实践它。分析西藏问题的报道，如果仅仅从两国的国家利益来分析，那么将永远没有解决的一天。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偏见，达赖及其拥蹙者在媒体经营策略上的成功，其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缺少与西方的互动“交流”，而是缺少自主的有效“传播”，尽管，这两个词都是communication。有很多人说中国的开放程度还不足以让西方了解我们，而实际上是不管我们有多开放他们还是以他们既定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我们缺少的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内开放——我们期待着让外国人了解我们，为什么不先让自己人了解自己人？

评论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书读了两遍，加上把字从书上敲到电脑上就是三遍了。第一遍读下来，会感觉相当佶屈聱牙，读起来非常累，反思了下，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自身积累性不够，理论基础不够。其二是本书哲理性较强，加之原版英文，翻译过来，难免会有不符合中文文法的地方，许多地方读起来会比较拗口。下面回到对书本身的讨论，该书是赵老师博士期间论文的丰富版本，在本书的简介中，提到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客观性，引入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知识/权力王朝的概念，把新闻客观性定义为包括四个层面的新闻/权力王朝。客观性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既是渗透到从新闻体制、新闻理论、新闻伦理到新闻采写和编排各个领域的灵魂，又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一套高度程式化了的操作性很强的程序。它跳出了一般关于新闻客观性分析只限于新闻能否达到客观的局限，而且以客观性为切入点和聚焦点，从西方新闻体制、新闻哲学以及新闻与民主的关系的高度来探讨客观性的来龙去脉，并着重立足于美国及加拿大的社会现实和新闻现实。在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及局限进行全面而历史的评析的同时，本书还提出了全新的新闻哲学和新闻改革的具体措施。本书从这哲学、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社会学、新闻史、新闻文本分析等各个角度来剖析客观性这一新闻现象，真正体现了传播学多学科研究的视角。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分析，剖析了客观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政治性。本书的理论框架吸取了西方的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的精髓，又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新思潮十分敏感，激励跳出非彼即此的一元论思维定势和方法论。从上述关于本书的简介，也可以看出本书有较强的哲学理论，作者在本书序言部分提出，虽然本书属于理论，但是读者不妨把它当做以新闻客观性为主角的有关新闻与当今北美民主制度何去何从的一段叙事来阅读。其实，在进行第二遍细读的过程，我渐渐有种感悟，即作者实际上是一种与读者平等对话及交流的姿态来写的书，而不是以一种介绍性的说教姿态。可以说，作为一本学术专著，该书无可指摘。首先，作者在书中呈现出了强大的资料整理及应用能力，在对新闻客观性发展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对于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案例及各家观点的应用可谓信手拈来，对于文献及观点的引用也多直击要害，很容易引发读者的内心共鸣，较为明显的一点就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引用了乔治·伯格纳的那句“它是‘不可能’的，然而，它必须被实施。”就非常具有蛊惑性和煽动性，而且从文法上来看，是美的。其次，本书逻辑也较为严谨，从书的目录结构可见一斑，从问题的提出到抽丝拨茧的深入解读，环环相扣，思路清晰。但本书在收尾部分，颇有只破不立之感，作者提出了问题，阐释了问题，但是却只给出了一个含糊的可能性，当然，诚如作者所言，现在给出一个确切的改革蓝图也不切实际，但是这样的收尾难免让读者心中略有郁结，但是该书在揭开“新闻客观性”这一“不死之神”的面上，为国内新闻理论，新闻政策、新闻实践与新闻批评界有相同兴趣的同仁提供有关北美新闻制度的一种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督导分析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意义。此外，该书在10年进行了再版，重新修订的10版在最后附增了两篇文：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为什么我们今天对新闻客观性失望？10版，我并没有买到，所以对于新增的这两篇文对本书的丰富不能加以评论。建议同学们如果要读的话，可以寻下10版，毕竟又是5年时间，希望在翻译上面可以更加精进，在内容上面可以更加丰富。

更高级的忧虑

“客观性体制并非无根之萍，它在自由民主政治意识的核心价值所构建起来的文化版图内运转”——《维系民主？》正如题记揭示的，对传媒与民主关系的反思，在根本上体现的是传媒背后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冲突。我们曾长期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混为一体论述，而忽略了三者作为独立的价值体系的不同逻辑。民主政治的逻辑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自由主义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它关注个人免于外力的侵犯，内核是不妥协的个人主义；而资本主义从来围绕着市场打转，它关心的是资本能否增殖。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通过长期的、全球性的历史融合，相互修改了彼此的逻辑：民主政治曾经仅限于有产的白人男子，但随着民主话语在全社会的扩散，女性、有色人种、无产者学会了利用这种民主话语，努力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使选举权最终扩散到全部公民；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带来社会贫富的日益扩大，但弱势群体通过手中的投票权，成功地改变了国家对经济的不干预政策，最终导致福利国家的建立。同时，民主潜在的“多数人的暴政”的危险，为自由主义对于个人权力的绝对保护化解了。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这三大原则也仿佛像“三权”一般，彼此独立又相互制衡。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三者间微妙的平衡，调节着效率与平等、自由与公正之间潜在的矛盾。三者内在的张力在经济繁荣和舆论一致的时候被减到最低。然而在过去的20年，这种充满张力的平衡越来越有被打破的趋势：自由资本主义，在当前的语境下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肯定市场而非国家、肯定效率而非平等、肯定精英阶层而忽略普通民众，越来越有僭越民主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伴随着全球化取得了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对传媒能否维系民主的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在深层结构上映照着西方批判学者对天平向自由资本主义倾斜的深深忧虑。语境的落差正如赵月枝指出的那样：“语境的不同决定了客观性与社会话语权的关系在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实践中会与我们分析的北美情景有所不同。”在中国的大多数新闻从业者、新闻传播学者眼中，客观性及以其为核心的专业主义，还是孜孜以求的宏远目标，远远没有到反思、甚至是抛弃的地步。这是因为在中国，客观性及以其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言论与事实的严格区分、编辑部与市场部的严格区分，从未像它在西方那样，被确立为衡量新闻的核心标准，进而成为深深根植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到梁启超洋洋洒洒的政论，中国近代报业深深地根植于传统士大夫“清议”的传统中，从来把报纸视作政治启蒙，拯救民族危亡的“工具”——考虑到近代以降那种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时代大背景，我们不能做太多指责，但一个事实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报纸没有实现由观点纸（viewpoint-paper）到新闻纸（news-paper）的转变，即使是《申报》这样以盈利为目的的大众商业报纸，也要把自己打扮成“以民族危亡为己任”的形象，而当它只是遵循商业的逻辑时，就会很难找到市场。“中国的传媒，从古至今，主要是在政治功能的框架下变迁和发展”。而建国后的传媒，依然没有脱离政治的框架。共产党强调媒体的“党性原则”、“喉舌功能”，媒体的主要功能与其说是传递信息，不如说是宣传。这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传媒毫无自主性可言，客观性体制更无从谈起。尽管我们可以批判西方的“伪新闻客观性”（pseudo-objectivity）、“伪独立性（pseudo-independency）但中国的问题是，新闻客观与否根本就不是评判的标准，媒体不独立也并不值得奇怪。近二十年来，媒体的政府宣传色彩还没来得及完全褪色，市场的逻辑已迫不及待地登陆传媒。广告迅速地成为中国民众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而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黄色新闻也大有蔓延之势。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维系民主？》虽然在说西方事，但无疑对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现状有重要的启示。支持或否认某个趋势，在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对目的的认识。如果把经济利益作为发展传媒的目标，我们只会恨传媒市场化还不充分；然而，如果我们承认“独立、多元、平等、责任、公民参与”的重要，并且把它们当作目标，则传媒的市场化并非是值得庆贺的事。市场逻辑支配下的传媒关注的并非“独立、多元、平等、责任、公民参与”，如果反对这些价值有利于盈利，他们也不会拒绝。在他们眼中，受众与其是民主社会的公民，还不如说是消费社会的消费者——而这将是对民主政治的致命威胁。当然，我们不应天真地认为，作者反对市场逻辑、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支持国家对传媒的干预；批评客观性，就是支持抛弃客观性。类似的简单的二元逻辑曾经主宰了大部分人的思维。中国的现实是，国家在需要出席的领域处于缺位状态，而在需要退出的领域依然强势——这种强势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社会自发性（spontaneity）的生长。与西方截然不同，在中国，国家势力不仅在内部缺乏监督和制衡，在外部也难以找到与之制衡的力量。中国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非政府组织（NGO）还没有发育完全，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s）意识、积极参政的意识也很不健全，归根到底，社会自发性并没有很好的发育。在这种语境中侈谈“后现代”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对市场的批判，是在“社会自主性”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之后。因此，如果读完对北美传媒酣畅淋漓的批评，就匆忙得出结论“看吧，资产阶级是多么虚伪！”，这当然是可笑的。因为你要知道，“忧虑”是有高低之分的。人家对传媒能否维系民主的忧虑，是一种更高级的忧虑。PS：在读这本书时，我们要充分注意作者的学术背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强烈的批判色彩；政治背景——激进的民主主义。这种背景决定了作者对“客观性”——这一北美传媒的不死之神——的欲罢不能。一方面客观性俨然已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词滥调，被后现代主义批驳的体无完肤，一方面，客观性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规范，为传媒捍卫民主，抵抗自由资本主义的汹涌洪流提供了保障。这一背景还决定了作者不可能赞成北美目前的主流新闻实践，而倾向于认为北美的传媒是倾向保守的，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有趣的是，在西方右派学者中，传媒是倾向自由派的（在北美属于左派）。这种背景——至少给我的感觉是——作者与其说是从事实出发，不如说是从学术观点出发找事实证据。这几乎是“学院派”的通病：深刻自然是深刻，但总给人囿于学术倾向的感觉。如作者对19世纪北美激进劳工报纸的盛赞，认为通俗商业报纸篡用了由劳工报纸开创的“客观性体制”。劳工报刊真有如此重要吗？学院派还有个让人头痛的毛病：语言的偈屈拗牙。在这本书里登峰造极，阅读之前请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是（新闻）客观性？它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看这儿。

你读报么？你看新闻吗？CCTV，凤凰资讯，纽约时报，CNN……你对这一串名字敬仰吗？你以为的“真实”是什么样的？先别急，看完这本《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再说。 必须得承认，要想在阅读伊始就进入作者的话语体系和论说结构还真是有点难度——尤其是对于不熟悉加拿大政治与传播现状的大多数人。但不要误会，该书的语言丝毫不晦涩——尽管原著是英文的。 简而再简地言之，作者在书中回答的就是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是（新闻）客观性？它从何处来？在现今的北美（加拿大）处于何种境地，有何变种？为什么它从未被宣称达到却又无法被割舍？它的未来向何处去？等。 作为学术著作，该书的话语风格与国产货差异较大。阅读需要持续地凝聚注意力，因为作者不在任何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反复聒噪兜圈子。它视读者为平等的对话者，而非宣教和灌输的对象。为什么要关注和讨论（新闻的）客观性问题？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新闻）客观性？——不仅仅因为客观意味着对真实的还原或公正的立场。更深入的考察会发现：在媒介充斥所有人视听周围的时代，客观性遭受损害对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是灾难性的——尽管这种“灾难”来得无比隐匿，有如白蚁悄无声息地蛀坏桩基…… 大多数人会天真地认为“客观”只要“如实地重现或还原”就好。然而，我们必须要问：从（哲学的）认识论来看所谓“重现”或“还原”真的是可能的吗？“观察”或“报道者”自身的立场性有可能避免吗？另外，“客观性”有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前提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前提？在上述问题被思考和回答之前，“客观性”还只是空中楼阁般的概念或符号。 关于“客观性”的谜团还不仅如此。“客观”的目的是什么？显而易见“客观”本身不是任何人、任何社会的终极目的。但当每个人都如此依赖于媒体提供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当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对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公平、正义都如此重要的时候，“客观”显然就不仅关乎职业道德与从业规范了。因为此时它已关乎公平与正义、关乎民主与自由，关乎每个人是公民还是乌合之众的一份子…… 权利（包括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从来不会自动实现，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和争取获得的。这种斗争一旦停歇，上述的权利就会悄然被窃取。 这本书——《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字里行间探讨的的确是新闻的客观性问题。但作者没有忘记新闻客观性桥梁通往的乃是对公平与正义的向往，和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在这里，客观性是“术”是“器”，而那些更宏大的目标与理念才是“道”。因此故而可将本书当做新闻学专业概念的专著；但从作者更宏大的叙事篇幅和出发点来看显然不仅如此。 对于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的专业人而言，以及对于希望关注社会走向和运行的人而言，本书值得细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