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书评

舆论的力量

共产主义者只从是否真切地表现了阶级斗争来评价影片投机份子们渴望得到一个貌似能够成立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吹毛求疵狗屁不懂的专业影评人只知道“考证”影片的真实性以便断定其“价值”附庸风雅的人们用“附庸风雅”来形容他们所要附庸风雅的影片后辈们一边不遗余力地大唱赞歌一边言之凿凿地给予否定百家争鸣也好，借机上位也罢，幸好影片是不骗人的，几十年后我们可以让《阿兰岛人》自己说话。

探险 角落的世界 胶片机——如果你同时热爱

如果你同时热爱探险，角落的世界，胶片机，那就不应该错过这位爱尔兰老头。被尊为“纪录电影之父”的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1884-1951）首先是名探险家，其次才是纪录片导演。“他是个天生的旅行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他什么都能吃，哪里都能睡，如果找不到人说话，他就打电话。”旅行家常常是独行侠，可是弗拉哈迪却害怕孤独，他离不开电话，他靠电话来跟全世界的朋友保持联系。在拍《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期间，费拉哈迪租了一幢破旧的大房子来安排剧组人员的住宿。“每天一起床，首先看到的是鲍伯（弗拉哈迪）拿着电话筒在打越洋电话，他大声吼着，仿佛要让声音越过大西洋。‘那边的天气怎样？你一定过来，看看我们，飞过来。这里的房子足够你住。’他从不知担心，其实房子已挤得快撑破了……”（爱德华·塞米斯，《路》片投资公司职员）他害怕独处，拥有强烈的表达欲，永远渴求着他人的陪伴，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交谈时，他才拥有最佳的创造力。他总爱招罗一大群人围在他身旁听他讲他的探险故事和传奇经历。他热情好客，常为朋友买单，让他们享受好烟好酒（事实上他对金钱毫无管理概念，经常是买完单后发现当晚没钱住宿）。他的名流朋友也乐此不疲，当然他们并不是冲着款待来的，而是被弗拉哈迪神奇的故事和迷人的讲述所吸引。常常是在伦敦的皇家咖啡馆（艺术家、记者、激进分子经常光临的场所）或是纽约的咖啡俱乐部，烟雾缭绕中，弗拉哈迪一旦发现熟人就会把他叫过来一起坐。随着夜幕降临，围在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椅子搬来一张又一张，酒叫来一杯又一杯。他实在是一名杰出的说书人，他能连续讲上一个半小时，每分每秒都能牢牢抓住听众。经常是他讲到一半时，发现有熟面孔出现，他就会叫道“嘿，约翰，你该来听听”，于是故事从头开始；刚讲到一半，他又发现有熟人，他再次叫道“嘿，奥弗迪，你也该来听听”，于是故事再次从头开始。但是从没有人厌倦他的故事，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他的声音总是抑扬顿挫，富有感情，而那些探险故事又是那么精彩。他故事中的主角从来不是自己，因为他对周围事物的关注往往胜过自身。以下是1948年他为BBC口述的三个故事（因码字冗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闲来听我摆谈，事实上这些故事讲起来不仅有趣而且短小精炼，凡是听过的人都大赞其妙，而我的感受则是它们的精彩活脱脱可比现代版的“一千零一夜”。）当时在图书馆看到此书时，曾一度被其书名——《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诱骗”而差点错失与这个可爱的爱尔兰老头的相遇，幸亏随手翻阅了一下，立马被其生动活泼的文风吸引，毫不犹豫要与这位没留胡子的圣诞爷爷（见《土地》一章）会会。事实证明，这确实不是一本恶心的纯理论书，取名“纪录电影研究”实在是抹杀了本书真正的魅力；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这其实是弗拉哈迪电影人生的传记，正如前文所述，他首先是一名探险家，所以本书也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探险故事，想想弗拉哈迪的说书风采，你就可以大概一窥此书的迷人风光。弗拉哈迪从小在矿区长大，其家庭随矿业开采而四处迁徙。弗拉哈迪长大后也成为一名矿业勘探者，正是因为替公司勘探矿业，他发现了爱斯基摩人这个边缘族群，并对其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深深着迷，从而诞生了《北方的纳努克》——一部誉满全球开纪录片先河的作品。弗拉哈迪用了八年时间来蕴酿创作这部作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爱上了用影像的方式向周围人描述他的发现，在此之前，他的方式是说书。此后弗拉哈迪虽勤奋耕耘，但产量较少，即便如此，他的六部代表作品依然引发了纪录片界对他褒贬不一的评论，并且获得了“纪录片之父”的称号。弗拉哈迪的六部代表作品依次是：以猎手纳努克为代表描写爱斯基摩人生活方式及生存状态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出品）；以太平洋南端的美属萨摩亚岛为据点，描绘行将消逝的波利尼西亚文化的《摩阿拿》（1926年出品）；描绘爱尔兰阿兰岛上岛民生活的《阿兰岛人》（1934年出品）；取材吉卜林小说《托迈的大象》，描写一个印度男孩和他的大象之间的故事《大象男孩》（1937年出品）；受美国农业部委托对美国水土流失及人民生活状态进行描述的《土地》（1942年出品）；受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委托，以石油为例，描述工业化背景下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1945年出品）。贯穿弗拉哈迪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物赋形”，这产生于他拍《北方的纳努克》期间与爱斯基摩人长达十年的亲密接触。爱斯基摩人雕刻象牙，他们将象牙握在手里，眼光不停地打量着，同时嘴里不断喃喃自语“你是谁？”“谁藏在里头！”经过几番揣摩后，他才会决定到底是雕成一只海豹还是一只狐狸。他努力发现材质本身所蕴藏的形象，如果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他就小心翼翼地边刻边想，一直等到形象自己浮现。藏着的海豹出现了，它一直就在那里，不是他创造了它，而是他解放了它……这就是“随物赋形”。这种创作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弗拉哈迪，而他自始至终地贯彻了它。所以弗拉哈迪拍电影从来没有剧本，他也讨厌被剧本的条分缕析所桎梏，他只需要时间和胶片，在不停地摄影中发现他要的东西，所以他的耗片量是惊人的，这也是他后期难以筹金拍片的原因之一。他无法准确地告诉工作人员他要什么，因为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和他一块儿工作是有些痛苦的。他认为他是在为他的摄影机拍东西，而不是剪辑师。对于弗拉哈迪而言，拍摄本身就是一种无上的幸福，他甚至能拿着没装胶片的摄影机兴趣盎然地拍上几个小时。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自有其光辉耀眼。约翰·格里尔逊曾评价弗拉哈迪的导演艺术：“我看《工业化的英国》，不下一百遍，却始终也看不腻。比如其中制陶的那段，一般导演会描述它，一个好导演能够生动地进行描绘，而更好的导演则能选择那些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来赋予被摄对象以更大的魅力。但是，如果一个导演能使自己的动作与制陶人保持一致，能预知他眉毛的每一次跳动，手臂的每一次伸展，他心有灵犀地运动着他的摄影机，恍如与制陶人合二为一，你又当何说？”这就是纯粹彻底的物我两相融，通过全身心地融入被摄对象，他解放了生命力。他的作品没有表演，因此也就不如普通电影所具有的强烈戏剧张力夺人眼球。以《北方的纳努克》为代表，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电影非常粗糙，“不仅简单，而且缺乏连贯性。影片的叙事连续性不时莫名其妙地被打断。对于时间的流逝，影片显得拙于表达，或者根本就忽略不计。从技术上看，这部影片还处于业余水平。”但它依然打动了很多人，凭借的就是影像本身所凸显的生命力，它是活的，以最原始的方式挣脱出来，粗犷而有力。你细细看，普通电影光影浮华的背后是虚无，他的却有扎根于大地的茎干，鲜活强壮。弗拉哈迪纪录片被贴上的另一个标签，同时也是常被批评家作靶诟病的是“逃避主义”。“纵观他的电影，从《北方的纳努克》里的爱斯基摩人，到《摩阿拿》里的萨摩亚人，到《阿兰岛》上的爱尔兰人……他表现的对象永远都是一些所谓的‘原始族裔’，永远充满着田园抒情味道，对仪式性的东西乐此不疲，人与自然，人与机器的斗争是他永远的主题。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人反抗自然，反抗机器，但从未提起过人反抗人。他恋恋不忘过去的美好岁月，说那时候没有机器生活多么单纯。然而他全靠这些被他诅咒的机器，才有可能宣扬他的天堂梦。”“他一心向往其它任何时代，唯独忘记自身的时代；他渴望过任何生活，唯独不满自己所过的生活。碰到对社会建设性的事情，他一概扭头就跑。面对当下混乱的生活秩序（弗拉哈迪创作期间正值一战前夕），他却不愿行使手中的权力……”他被批评“远离现实”的纪录片其实是矫揉造作的伪“唯美主义作品”。弗拉哈迪对此反驳：“为了真相，我们可以违背真相。”或许批评家可以大肆批判弗拉哈迪的幼稚单纯，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正好可以反观人类自身贪婪愚昧带来的罪恶。在自然严酷无情，可能一阵风就能要了你命的北极，爱斯基摩人团结友善，待人如己，不分彼此，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谢谢”这个单词，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因为如果你孤立，就只有死路一条。虽然每天的生活主题就是与饥饿斗争，但他们是宁静而快乐的。反观在物产丰饶自然条件优越的发达国家，人类却莫名其妙地蓄意残杀同类，制造出比极恶的生存环境更可怖的人间地狱。人性早在工业化中迷失。对此，永远像孩童般以“真善美”作为唯一生活信仰的弗拉哈迪，只能以“同情”“愤愤不平”，不停地喃喃自语“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来表达他的无措。正如约翰•高德曼曾说：“他从未产生过反抗我们的世界的念头，因为他从未把它当作现实接受过。”当然，他也并不是自始至终的“逃避现实主义者”，他晚期的两部纪录片很好地给这些批评他的人以有力一拳——《土地》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土地》是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农业部委托弗拉哈迪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中，弗拉哈迪纵横美国大陆，以最真诚的目光探询拜访了这片因气候、政策、种植方式等原因而日渐荒芜的土地，他被震撼了，他不相信眼之所见，更急切地想把所见所闻展示给观众，以唤起大众尤其是政府官员的醒悟。这是一部绝对脚踏实地的作品，符合一切“正统”纪录片所秉持的“关注当下”“体察社会”的理念。它对一个曾千方百计逃避苦难现实的敏感艺术家来说，可谓一次残酷的挑占。它意味着弗拉哈迪在他的有生之年终于回到现实世界，跟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但由于时局、政治等其它一些原因，它鲜为人知。这对弗拉哈迪和观众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悲哀。《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同样揭示了广泛的社会意义，引用电影评论家伊安·汉弥尔顿的影评来展示这部电影的风采：“这是一首挽歌。主题是童年时代的好奇——华兹华斯的永恒母题；地点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演员是美国石油工人和一个寄居此地的法裔加拿大家庭。弗拉哈迪以纯真、清澈的儿童视角，思考着自然、人类、动物、机器，以浓郁的诗意勾勒出生命的轨迹……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历来恨不得把我们的灵与肉都放在政治与经济的高温中熏烤一下，这回又要对它的‘逃避主义’愤愤不已了。然而，就在这里，弗拉哈迪从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这绝不是溢美之辞。像这样的作品拯救了电影，像燃烧的干草一样，顷刻之间就将它那刺目的丑陋与根深蒂固的庸俗烧得一干二净。”电影分析完了，书也看完了，但故事远没有结束。“他的纯真之眼，曾经注视过大海的怒涛，冰雪的严寒，赤道的严热，沙漠的孤绝，海湾的黑暗，以及所有曾在这些地方栖居的人群……”如果你也不甘心蜗居一隅，如果你也对这个世界有太多好奇与困惑，那么就随着这个爱尔兰探险家走一遭吧。

把做纪录片当作生活的人

很多人把生活看作纪录片，也许拍得的确不错，有前期的构想，有优秀的镜头语言，有华丽的解说，动人的情节。弗拉哈迪辗转世界那么多地方，在他的眼里、心里，纪录片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做片子就是在生活。影片最根本的价值不在于它打动了多少人，得到了多少赞誉，而在于拍摄者的态度。弗拉哈迪与他所拍摄的主角们是贴近的，他的态度始终不是俯视，而是参与，无论在北极还是大洋州还是欧洲，他都是他拍摄的群体的真正一份子。也许弗拉哈迪不是常人所认为的专业人士，但是无疑地他是最杰出的电影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