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书评

“南坡居士”马悦然（For《文景》2012年 12月号）

“南坡居士”马悦然文/李乃清那是5月暮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瑞典学院会客厅静悄悄的，满屋子氤氲书香。眉毛全白了，两道眉骨仍泛着红润的光，年届米寿的马悦然，身穿藏青中式对襟，靠着大沙发笑吟吟道：“我已经是老和尚了。”身后窗台上那盆葱茏植物，远远望去，仿佛在他柔软卷曲的银发间开出一丛绿来。光阴流转，半个多世纪前，他还是峨眉山报国寺里的年轻“洋和尚”，“我永远都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着一首内容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但念无常，慎勿放逸。’”现今，那些小和尚还在世的话，也该是古稀老人了，眼前这个“老和尚”常常感慨——“时间过得太快！阿弥陀佛！”退休后，马悦然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城郊的“优斯宏”，我们搭乘公交巴士穿行于乡间林野公路，半途上来两位当地修道院的嬷嬷，“老和尚”笑嘻嘻脱口而出：“附近有个尼姑庵啦。”自1998年租住“燕鼻子住客之家”（养老公寓）以来，马悦然现已换到了居于二楼风景更好的房间。他的夫人陈文芬介绍，“这里全是年过65岁的老人，许多申请人要等15年才能排到队。”走在前头的马悦然，立即转身向她，温柔地纠正道：“但你是唯一的例外。”沿着他家门口的波罗的海，我们一路亲近自然，“白玉兰、迎春花、山毛榉，那边还有瑞典特有的柳树。”路旁有株樱花，“它名字很特别，翻译过来是‘鸟的樱花’。”我半开玩笑：“这听上去有点像骂人。”老人家反应极快：“那就不是niǎo，是diǎo！”说到他的强项（中国方言和古汉语音韵研究）上了，马悦然朝我眨巴下左眼，得意地笑起来。这位耄耋老人的寓所，两室一厅不过70平米，中间10来平米的客厅就是他的书斋，屋内装饰素朴，墙上几联蜀绣书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陈宁祖的父亲）所赠，另有几幅老友高行健的画作。书柜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诸桥辙次编纂的多卷《大汉和辞典》，这是老人最常用的中文工具书。客厅正中长条大方桌上，放着各地寄来的样书、刊物和他的戴尔电脑。陈文芬笑道，“他也上网。每天都被给到很多资料。我们家现在几乎是个广播台了。”这间小小的书斋，像是独立于中国文坛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其光闪频率时常影响到中国作家群的心绪；因为主人是瑞典学院18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的汉学家，经年累月，他焚膏继晷地翻译了自上古至当代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深得个中壼奥。那日春风和煦，马悦然坐在草坪长椅上，望着天上行云，若有所思。我大胆揣度地问他：“您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您似乎偏爱那些从民间一脉相承、原汁原味的作品，而那些效法西方的东西您都不太感兴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对！对！对！”老人抚掌而笑，“我非常喜欢像《水浒传》那样说书的文学。孙犁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浩然早期给年轻人写的那些就非常好，以后大的、厚的东西太多，宣传心态太强了。还有张天翼，我很喜欢他写的《小彼得》，讲一个老板有个小狗，工人把这小狗弄死了，写一种阶级斗争，小狗就是中间的人物了……”马悦然说话语速缓慢，调子沉缓，记忆库里装了这许多东西，他需要时不时停顿下来钩沉、重组，就像是位悟道高僧，即使“慢吞吞”、“放空似的”只言片语里，依然有无限信息量；当老者松弛的声带蹦出“小彼得”这样的字眼时，又让人心头一软，“可爱”得不行。这位国人眼中精通汉语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其实还有很多重要身份，他是唯一的瑞典三大学院大院士，平时日程表排得满坑满谷：每周二要去历史人文考古学院开会，每周四要去瑞典学院开会，每两周皇家科学院也要开会。据陈文芬介绍，马悦然还是三院合起来的人权小组的主席、瑞典学院与诺贝尔协会公用基金的管理人与监督者（在欧洲任公共的监督人，除了是位好学者，对品德有很高要求），此外，他在瑞典国际傀儡戏基金会做了25年董事长。平日里做大学问的马悦然，对“小”作品情有独钟。2000年夏，他曾在3天之内用瑞典文写了170首俳句（笔者注：已结集成书《Haiku för ros och oros skull》），“这三天我什么也不做，就写俳句，我写小时候的活动，写猫啊，写小虫子啊，写春夏秋冬，俳句应该要写四季的。”后来，应台湾友人约稿，他以“南坡居士”署名，又完成了100首中文俳句，结集出版过一本小书《俳句一百首》。伞兵来攻击！/是蒲公英的种子/在空中飘呢！松鼠吓坏了！/秋天最后一片叶/在枝上发抖。雨中芭蕉树，/滴滴答答，答答滴：/天使流眼泪。沙上有足印！/耐性的波浪橡皮/等待着涨潮。这些隽永的小诗中，有马悦然对生灵万物的妙趣观察，也有不少汲取中国古意的生动戏仿。他说，俳句五/七/五的音韵格律最简单，最适合捕捉他举杯陶然时涌出的妙思，而且，这大部分诗句都是他品着威士忌写出来的，穿行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临风欲醉，衣袂飘然。‘逍遥的蝴蝶！/你的宇宙太窄吧！’/庄周不理我。嗨，五柳先生！/杯中物酿好了么？/影子已长矣！少喝点，李白，/你影子早醉倒了！/明月有好意。弃疾发慌了：/‘可恶可爱的酒杯，/来来来来来！’。他爱《国风》里的“辣妹子”，读南北朝《子夜歌》会引起自己的情欲，钦羡“8世纪我的同胞们穿着熊皮在林中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在创作律诗和绝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东，就和稼轩是邻居了，可以谈谈词，喝喝酒。”前些年，这位“南坡居士”又用中文写起了“微型小说”，“2004年拜读了老莫（即莫言）发表在《上海文学》的《小说九段》之后，我才明白微型小说到底是啥子。从那时起，要是没别的事做，我偶尔会写一两篇微型小说自娱。”（《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动起笔来的马悦然，机敏活泼，十足“老顽童”。“啊，老马，你回来了！你咋个朗个长哩时间没有来看我叻？”谈古论今“摆龙门阵”，他用的是夹杂“啥子”“莫来头”的川话语体，还用“日每日”“做那个啥”这般劲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学曹乃谦写村里人“亲亲抓抓摸摸吸吸”的故事，令人捧腹。马悦然神游中国古代，他骑着自行车回南北朝兴冲冲找寻子夜姑娘却撞见个老头，他让“李白那酒鬼”和追究平仄的“杜老”来段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话，在他笔下，辛弃疾是极乐天的诗人俱乐部成员，女史俱乐部里还有易安女史李清照，他们喝酒聊天发牢骚……60篇微型小说，嘻嘻哈哈仿若酒后戏言，连“老莫”读后也叹服，赞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恶作剧，有圣哲般的睿言慧语，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掩卷沉思”。“咳，我这老头儿真不遇时！”稼轩居士放下酒杯又开始发牢骚。“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给我讲那一百零七个好汉的故事，我多么想上梁山去跟他们打交道。你说什么？该是一百零八个？错！错！错！宋江那小人不算，他只会哭，酒量也很差。可是上梁山的梦是白做的！要是那狗日的金圣叹没有让卢俊义做那个惊噩梦，把天罡地曜都给砍脑壳了，我早就跟花和尚举杯痛饮了。咳！”（《不遇时》）马悦然最爱《水浒传》，回想几十年前翻译时光，“我真的生活在梁山泊英雄中：鲁智深、武松和杨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译《水浒传》时，他采用了瑞典20世纪40年代的习语，包括当时流行的俚语和口头语，“我认为译者应该尽量准确地表现原文中的方言特色，这一点很重要。《水浒传》108条好汉中有两人是同乡（花和尚鲁智深和杨志都是关西人）。众英雄中只有他们用‘洒家’当第一人称。这种称谓可能是外来语。于是我决定用瑞典语mandrom来翻译‘洒家’：这个词本来是从吉卜赛语借用来的。后来我发现很少瑞典人知道这个词的意义和来源。但是我记得在40年代我自己确实装模作样地用过。”马悦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这个“中国洋女婿”最爱川菜“麻婆豆腐”：“为什么呢？ 因为好吃。有什么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会欣赏，怕不辣的人肯定会欣赏。”老人的口味到现在还是“辣”的。好几次写水浒好汉掉脑袋，他都偏爱川语“脑壳头”，还曾写过一首俳句：“好凶啊，圣叹！/一百零八个好汉/都砍脑壳了！”当年将《水浒传》译成瑞典文，马悦然选的是金圣叹校订的71回本，但其它几个长版他都看过，念念不忘120回本中里描写武松打虎的一个漂亮句子，大虫被“打成死肉一堆，躺在地上像一个绣花布袋”，他很想把这句放进自己的译本中，但为了忠于原作还是放弃了，后来，他又把这诱人的句子写进了俳句：“三杯过岗了！白额大虫何所似？/空虚的锦囊。”和这丢失的“绣花布袋”相似，《西游记》里有段内容，也是马悦然津津乐道的，“《西游记》有一回师父有难，孙悟空请求菩萨帮忙，观世音在闺房还没来得及梳妆打扮，这猴子心急得跑进她房里，作者描述观世音穿着睡衣的那种美丽，就是这时候，连这石头猴子都动心了……我与几个对《西游记》很欣赏的人，描述这段孙悟空动情的故事，他们居然不相信。”他不甘心，曾借俳句告诉观世音菩萨“要小心”：“观世音菩萨！/别叫悟空多情啊！/他心非石也！”后来还模仿孙悟空的口吻写了篇俏皮的微型小说《孙悟空的独白》：我的老朋友吴承恩真是个不食其言的君子。他知道我对女性一点都不感兴趣。在往西天的路上所遇见的妖怪，无论多么漂亮，无论多么性感，无论多么想引诱我，我都不理她们。可是我那天有急事去找观音菩萨时，看她刚起床，还传着睡衣，坐在那儿梳头发，我真的动了心！你看她那模样：雪白的皮肤，金黄的头发，她薄薄的睡衣遮掩不到她圆满的胸部和她那对如樱桃的奶头！啊，我这猴王的心非石也！你该知道《西游记》中的故事都是我讲给吴承恩的。我给他讲我那天闯入观音菩萨的卧房时，情欲就冲到我的后脑上！我一不留心匍匐在地板上磕头叫：“啊，我亲爱的恩人，我多么想跟你做那个啥！”哦哟，观音菩萨气得脸都红了，尖叫道：“你这狗日的石猴子！给我滚出去，你！”吴承恩让我看《西游记》的清稿时，我恳求他把那一段取消了。“要不然，我会告诉读者说《西游记》是我写的！”我说。吴承恩那时很穷，需要稿费，所以得听我的话。在马悦然的微型小说中，“梦”多次出现，“每天都会做梦，而且梦都有颜色，梦里会听到别人说汉语。”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也真到魂牵梦萦的地步了：“1958年，我头一次到上海博物馆，看到刚出土的一个青铜器，很大，非常漂亮。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到博物馆去，那时我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所以我就找到那个博物馆的管理员，问他这个大青铜器多少钱？他说这是博物馆的，不卖的，啊？我说，这个可以商量嘛。最后我说服他带我去见领导，哎，你这东西到底要多少钱？他就要告诉我多少钱时，我就醒过来了。醒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该这样的。（笑）。”多年前，马悦然曾以中文写成自传性文集《另一种乡愁》，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为《在另一个世界游荡》；或许，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在另一个世界游荡”。山上的灯塔：/尖锐的火矛刺破/深夜的黑暗。“我童年长大的地方，山上有灯塔，光线转来转去的，冬天的晚上，像镰刀一样射出光芒与转动。你知道人越老，记忆对你就越重要。” 1944年，遥远的北欧，那个姓马尔姆奎斯特（Göran Malmqvist）的瑞典小伙还在乌普萨拉大学修古典语文。“当时的人生目标是当个高中拉丁文和希腊文老师。”闲暇时，他读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艺术》，“林语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国学者还好！发现他对道教兴趣很深，于是我立马到图书馆借来《道德经》，但我发现英、法、德三种译本区别很大，就去请教当时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我问他究竟哪个译文最好，他答：‘那些译本都一样糟。只有我译的是好的。’于是借给我他那时还没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后我还去时，他就问我为何不直接学中文，我做了决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尔摩跟随高本汉老师学中文了。”当时欧洲的中文授课颇似中国古代私塾，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以《左传》入门，比中国学生还古典地学了两年。“现在的读者会认为《左传》文体古老难懂，其实里头有很多当时的口语对话，很有戏剧性，精彩极了！”1947年间，他偶然开始把中国文学作品翻成他的母语瑞典文。“我记得我所翻译的头两篇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欧阳修的《秋声赋》。1965年任命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后才开始大量翻译中国上古、中古、近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父亲曾任中学教师，他从小跟着家人迁徙各地，习惯用耳朵记方言，也善说方言。1948年被高本汉派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时，他还说不了太多日常会话，但从上海而重庆，而成都，他仅用两个月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内做了8个月的方言调查。“当时我的中文名是‘马可汗’，但当地人说，在这里叫‘可汗’可不行，后来朋友帮我取了‘马悦然’这个名字。”1956至58年间，马悦然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从学术方面来看，那3年没什么收获，但我有机会跟一些作家见面。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齐放’，但57年春天就开始紧张起来了……我也不喜欢外交官的生活。非常无聊。每天有人要请你吃饭，应酬太多了！从58年到79年我不能去中国，这21年我是不受欢迎的人物。79年后就可以，因为我岳父平反了，89年后批评得比较厉害，又不能去了。（笑）”半个世纪以来，马悦然译成瑞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据说，50年代仍健在的及后来的中国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见过，并与其中多位成了好友。“老舍，那是一个好朋友。有很多故事。他在英、美都呆过几年，看惯了外国人，跟他讲话很自在，很舒服。他那时候是作家协会副主席，56年是个好年头，一直到57年4月，北京的空气都很好，你可以跟中国作家见面，尤其是你认识老舍就好。”“我认识艾青是在1979年平反以后。你知道，艾青从法国回来，做过三年国名党，57年右派，79年平反。30年代在延安非常左派的。他跟我讲，有一个天呢，毛泽东就找他来，（模仿毛的湖南口音）哎，艾青同志啊，你可以打听一下这个朋友们呐同志们呐，谈论什么东西了，回来给我报告啊？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啦，你给我谈一谈嘛啊。（笑）艾青当时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5月，艾青1942年秋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座谈会以后还敢这样说，当时没什么，但以后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他在57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了，先派到东北去，79年冬天平反后回到北京，作家协会就宴请他，他的‘敌人’周扬就讲，‘啊，艾青同志，我们错了’，（边掰指头边数数）八个字，艾青站起来就说，‘俱—往—矣！’三个字。这是艾青告诉我的。”和马悦然见面那天（5月10日）恰逢沈从文的祭日，老人回忆时有些伤感：“我们81年、82年时见过两三次面，记得我头一次去拜访沈从文，他的妻子张兆和就悄悄跟我说‘千万不要问他古董的事，他一开始就讲不完了。’沈从文是个好人，问他关于丁玲的问题，他就说‘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说了。丁玲对他有很多攻击，但他不说人家的坏话。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只有几天，要赶很多采访。我们11点多到沈从文家，还有汪曾祺陪着，在他家里，我就听到厨房咚咚咚地在准备，到1点钟我站起来说要走了，他们看起来很失望。”1988年沈从文去世，“当时，是台湾的龙应台先问我说你知道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就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是主席，会议结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个议事锤），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1990年代初，马悦然在一本山西文学刊物上发现了山西作家曹乃谦。“我把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家与学者’。而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这个“乡巴佬”笔下的雁北，就像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让他感动，“温家窑离我瑞典家乡有几千光年的距离。虽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觉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会计以外，都是我的同胞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苍天之下。”他深信，沈从文和曹乃谦若活在同一时代，两人必相互欣赏。“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我最钦佩的作家。我没有跟乃谦谈过沈从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赏汪曾祺的小说，我相信他也会欣赏沈老的著作。……我1940 年代非常欣赏的一位美国作家Erskine Caldwell，他跟Steinbeck 和1930 年代的沙汀会写类似的故事，可不一定跟乃谦一样精彩。沈从文也会写！……要是沈从文在世，他也会欣赏。”（摘自《温家窑风景三地书》）2004年至05年，马悦然翻译曹乃谦小说期间，几乎每天一封邮件向曹请教作品中的各种方言和术语，“最不好翻译的就是‘群专’。那可怕的机关属于国家公安部或者地方党？”2005年，耄耋高龄的马悦然去了“温家窑”，“吃油糕，吃莜面，住窑房，听乃谦唱要饭调”，村里人听这老外说这说那尽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连南梁、西沟、圪塄地这样的地名他也知道，惊得直嚷嚷：“这老外简直简是太日能了。”（“简直简”是雁北方言，加强语气）“曹乃谦乡巴佬了，他人好极了！非常老实。他是警察，但一点儿都没有警察的架子。我相信有很多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就不太喜欢乃谦，像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他们对曹乃谦、苏童的小说，觉得没什么文学价值。我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根本就没看懂。”“曹乃谦跟苏童之间的距离有一亿八十万里之远。乃谦的小说，无论主人翁多么贫穷，多么笨拙，他或者她还保存着一种中国农民固有的人道之根根。而苏童的小说《米》是我所看过最可怕的小说，里面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坏的，男男女女，都坏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没路可走的深渊，非常吓人的一个故事，我真的看了心里很不舒服，就是因为那种恶。我头一次见苏童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高中学生，真不知道他哪来这种生活经验。”“苏童是个很好的作家，但国内不是很重视。不仅苏童，还有残雪，非常有天才的一个女作家，我一直都很喜欢她的作品，她早期写的短篇《山上的小屋》那些非常有意思。但我发现，跟中国作家谈到她，尤其是男作家，就说，嘿！她不行的，那个女人脑筋不对。她写得那么乱，不像是个好作家。其实她是中国作家中突出的一个，中国的卡夫卡了！她写了部《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拿卡夫卡没有讲完的故事继续讲。”10月下旬，马悦然携其翻译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奖得主）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中文版来沪，正巧赶上莫言获诺贝尔奖举国“发烧”的沸点，老人遭遇了最热烈的围观，然而，这个“热”却和他所做的冷门学问并没什么关系。“我是个薄而不精的人(Jack-of-all-trades)。我的著作曾在许多不同领域发表，包括方言学，语音学，历史音韵学，现代汉语语法，早期白话语法，古代汉语语法，唐诗宋词的格律，语意学，尤其是上古与近代汉语表达情态的方式。我对我研究中的某些成果还感到满意，如我对四川方言语法的研究，对《公羊传》和《榖梁传》的研究和对汉语表达情态的研究。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关于马悦然在中国方言和古汉语音韵研究方面的诸多成就，熟识而懂行者恐怕只限于极少数专家，毕竟曲高而和寡。这位低调的汉学大家，投入一辈子，孜孜矻矻将大量中文作品译介至西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翻译只是单纯地“为了爱好而工作” (Work of Love)。（另，外一篇《马悦然 汉学渊茂 悦然从之》，见《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