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书评

阿契贝：逼视民族的难题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198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人民公仆》正是这段话的一个极好的例证。作为“尼日利亚四部曲”终篇的《人民公仆》，讲述了一个选举故事暨爱情故事，主人公、不甘个人受辱更不满政治腐败的年青教师奥迪里，向他从前的老师、贪污腐化却自居“人民公仆”的政府部长南加发起挑战，争夺南加的议席和（多妻制下的又一位）年轻未婚妻艾迪娜。挑战失败了，但随即峰回路转，选举引发的暴力冲突使军人借机策划了一次政变，政府被推翻，南加出逃未成被捕，奥迪里“赎回”了被她贪财的父亲许配给南加的艾迪娜。这似乎是一出热闹的喜剧。然而，阿契贝在小说中表达的东西，远比故事本身复杂得多。尼日利亚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的村社是其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殖民时期，荷兰、英国等先后染指这片土地，英国逐步确立其优势地位，并最终蚕食了南、北尼日利亚。直至1914年，英国才将南、北尼日利亚合并为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尼日利亚联邦于1960年宣布独立、建立文官政府，但此后政变不断，军政府长期掌权（到1999年才向民选的奥巴桑乔政府交权）。亨廷顿在他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总结过，在1943年到1962年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数十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但之后一大半国家出现了专制回潮。尼日利亚无疑也属于“专制回潮”的国家之一。那么新兴民族国家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为什么会纷纷出现这种现象呢？正如阿契贝在《人民公仆》篇末借奥迪里的思考所揭示的，“乡村就是主人，乡村有自己的意志，它会向亵渎者说‘不’；但涉及到国家的事务，却找不到主人，乡村的规则变得无效。”（P170）在前面他还说到，政变的原因不是“一些政治评论员”认为的，政府“轻率、无视于现实的作法，惹恼了人民”，因为“人民比他们的领导更轻率、更冷漠、更不把目前的危机放在眼里”（P165）。而人民的“轻率”、“冷漠”，其根源正在于，对于象尼日利亚这样的新兴国家，民主制度（包括选举文化）、乃至民族国家的观念，都是殖民者带来的，是移植的而非内生的。殖民地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村社－部族社会结构在外来冲击下早已千疮百孔、日趋衰败，根本无力吸纳和消化这些新的制度资源。选举游戏和国家政治的运行实际上与广大民众无关，就象书中描写的一样，“国家主义”成了政客玩弄的口号，议会议席和随之而来的敛财机会则是“聪明人”“走运时”的收获（对大多数人而言，“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席位的价值”）（P3）。不仅台面上的两党（“人民组织党”和“人民同盟党”）是“一路货”的两只“秃鹫”，连奥迪里参加的、由不满现状者发起的“平民大会”，也无法取得民众的有效认同，而被视为“第三只也是最年轻的鸟”（并且的确显示了变成又一只“秃鹫”的不少迹象）。（P143~144）奥迪里把“我们民族的难题”形象地比喻为“我们所有的人直到昨天都还待在雨中”。而一夜之间，雨停了，殖民者撤退了，留下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不为“我们民族”熟悉和理解的“民主制度”。“于是我们之中有些人－聪明的、走运的，但永远不是最出色的－就去争夺先前的统治者留下的避难棚，占据了它，把整个身子都塞了进去。在这里，他们试图通过许许多多的扩音器向其他人说明：斗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取得胜利，但第二阶段－怎么去扩张这些房子－是更重要的目标，需要采取全新的策略；这就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争论，全体人民都要以一个调门讲话，避难棚外面的分歧和争论只会颠覆和摧毁整座房子。”（P42）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的挑战者，比如奥迪里的朋友、“平民大会”的发起人马克斯，虽然也认识到“我们应该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哪怕是些小事，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定会到来的。”（P92）但是，马克斯他们同样是一些“聪明人”，同样不能摆脱“聪明人”的路径依赖。他们固然同意奥迪里提议的，“我们最好奉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使我们的党有一个廉洁的开端”，但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面对现实”（P95），为了“打赢这场肮脏的战争”，不妨暂时“玷污”他们的双手（P146）：包括借助一位“年轻的部长”的“幕后支持”；包括从对手（柯克部长）那边骗取竞选经费（奥迪里称之为“那桩收买勾当”）；也包括煽情地动员民粹，在奥迪里家乡乌拉村的竞选活动上对村民把竞选形容为“上次你们从阿那塔选了一位议员（注：即南加部长），现在轮到你们乌拉村了”。马克斯的煽动得到了村民们热烈的回应：“我们自己的儿子应该去争取回来我们该得的一份...阿那塔村已经吃够了，现在他们应该让让路，让我们也能走近盘子”（P144）；但村民们的这种支持是市侩的、也是脆弱的，“早几个月为我们村自来水工程运来的水管”被“当权者”运走，乌拉村“全体居民”识相地撤回了对本村子弟奥迪里的支持，“两天之后，输水管又送回来了”。结果是奥迪里被阿那塔村民打伤、南加部长“在没有一张反对票的情况下赢得了选举”；同时，马克斯对阵柯克部长，为了调查选举舞弊被对手制造“车祸”撞死，并因而引发了暴力冲突和军人干政。后发国家民主化进程常常会在不止一次的“危机、崩溃、军人统治”中经历反复，《人民公仆》的故事其实是现实政治中屡见不鲜的这种状况的一个映像。因此，这本1966年发表的小说并非凑巧“预言”了尼日利亚随后发生的真实政变（并导致阿契贝本人被迫流亡），而是反映了作者对他“可怜的黑母亲”（P93）历史宿命的深刻体认。不惟尼日利亚，亚非拉诸多前殖民地国家对西方制度的追随与模仿，都曾因水土不服而遭受挫折。但“水土不服”和“挫折”并不能成为小说中那些“国家主义者”掉转头呼吁拥抱“非洲的财富和古代文明”、“为做非洲人而自豪”(P5)、倡导虚伪的“土产运动”(P40)的理由，因为显而易见，这些玩意儿只会更令人失望。恰如萨伊德指出的，西方殖民帝国到来之前的历史，一般不足以给抵抗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源，因此在独立运动成功、抵抗者成为新的掌权者之后，他们常常渲染殖民时期的屈辱历史，用民族主义来掩盖建立法制、保障人权等更为急迫的问题。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猛烈抨击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其力度超过了早先在《东方主义》中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在他看来，虽然帝国的扩张曾带给弱势民族种种灾难，但是，这段历史已无可更改地成为曾经的“帝国”一方和“抵抗”一方共同的历史。非西方民族对“帝国”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其中那些普适价值，不应排斥，而应跨越“我们”和“他者”的界线，将之作为“共同文化”加以继承。就如奥迪里始终相信的，“道义毕竟是我们社会得到拯救的唯一希望”－这所谓“道义”，是超越了“人民”对村社－部族和“公仆”们的“幼稚的忠诚”(P8)的。当然，作家并不试图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任何一个理想化的抗争偶像，他对未来也并不乐观。他清醒地认识到，谁也难以抵御“特权腐蚀”：奥迪里“五年前那位学生会主席”从“心肠火热、激情澎湃”变成了政府里“一位贪图逸乐、冷漠的常任秘书”（P125~126）；马克斯“的行动已经损害了我们的道德立场”，“让我们党蒙污”（P147）；就连奥迪里本人，最后为了向艾迪娜的父亲偿付彩礼钱、也“私自决定暂借平民大会存在我手中的资金”（P169）。如果制度没有民众的认同，选举只是一场接一场“聪明人”的“游戏”，那么谁也无法阻止精英的堕落和“危机、崩溃、军人统治”的轮回。政变后，马克斯被军政府宣布为“革命英雄”，奥迪里提议建立一所“新型学校”来纪念他（P169），这似乎暗示着，作家寄希望于教育民众。于是，故事又回到了“我们应该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哪怕是些小事，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定会到来的。”“尼日利亚四部曲”到此结束了，但1966年，对于尼日利亚这个诞生仅6年的国家，却还只是刚刚开始。阿契贝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在于对现实政治的“预言”，而在于对现实政治中包含的“民族的难题”的冷峻逼视。而他们的难题，往往也是我们的难题；他笔下的故事，让我们同受启示与警醒。

阿契贝的本土情结与政治苦心

发表于<北方新报>2008年1月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总会与它所写时代的政治气候、社会风气和文化心态息息相关。阿契贝的作品正具有这样的品质。这与其说是来自于作者的远大志向，不如说是来自于他的赤子之心。一种对于他的灵魂所赖以生存的故乡的生生不息的爱，一种对于建构理想社会的天真和热情。作为“尼日利亚四部曲”中的收官之作，《人民公仆》寄寓了阿契贝深沉的政治苦心。如果说之前的《瓦解》、《动荡》讲述的是非洲人民在面对殖民主义侵害时的混乱无助的话，《人民公仆》则试图将尼日利亚放在民主化进程的背景中，探讨某种可能性。故事的内容极为简单，主要讲述了一个自称“人民公仆”的伪国家主义者南加，与自己的学生奥迪里，在政治上展开的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权利斗争。在这场权利斗争中，阿契贝使尽了诙谐讽刺的笔法，绘画出一位“满口子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政治家，上演了一场非洲版的《竞选州长》。在一个蒙蔽了道德和正义，以文明的假象建立民主政治的地方，作者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危机。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阿契贝，在混乱的政治面前，非常坚决地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比之于整个民主体系的空洞建构，他更担忧的是人民在这场政治闹剧中表现出的愚昧和无知。作者在描写权力之争时，特别注意到现代公民权利及道德规范的问题。旧的体制已经破除，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非洲传统文化已被摒弃，那么该用何种方式建立本民族的精神之基。在貌似堂皇的历史进程面前，如何正视黑非洲中的落后和腐朽的一幕。改变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完善的制度和公民权利的又将如何落实。所以作品中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有正义感的奥迪里是否能打败南加，而在于求证是否能建立一个人民享有自由言论、政府具有道德纪律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阿契贝本身也是充满疑惑的。正是这种疑惑使他让奥迪里无时无刻不置于紧张的氛围中，也使加南在人民的拥护与唾弃之间高低起伏。从而使整部作品充满动荡的韵律。2007年，饱经沧桑的阿契贝获得了第二届曼布克国际奖。由于该奖设立的宗旨是“突出世界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持久创新力、发展能力和总体贡献”，因此换句话来说，它肯定了阿契贝为非洲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全部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契贝的胜利不是文学的胜利，而是文化的胜利。在我们长期饱受殖民主义的魅惑，并携带政治偏见看待非洲文化时，阿契贝用本土立场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态度是如此坚决，技巧是如此“民族”，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时，都不得不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旁观者立场。 比之于近年来几位声名鹊起的非洲作家，阿契贝显得更深沉内敛。他时刻保持着对社会尖锐冷静的观察。当他已敏感地意识到政治变革的征兆，民主政治建构的危机时，他的叙述方式是似假似真的嘲讽。很难认同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阿契贝的创作是“为自己的民族找到一个出口”。阿契贝的作品体现得更多的是本土情结。在目睹殖民文化已然入侵的情况下，他仍然希望以一己的微薄之力，保留本土的一点文化和良知，哪怕这种文化带着糟粕和不足。正如他曾在发表演讲时说，非洲作家不应该为种族问题争论不休，最重要的应该关心“基本问题”。非洲人的文化不是来自欧洲，非洲社会也不是愚昧无知的，他有其自身的价值，最关键的是非洲的尊严。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苦难史。阿契贝一直引以为傲的是他的黑非洲背景。基于本民族的苦难书写，总是有超越于个人的救世情怀。也许在写作以前，他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等待他的，未必是掌声和荣誉，而是远离故乡的流亡生涯。当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也许应该多了解一点关于它的创作背景，并因此而对这位“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保持敬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王来雨

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社会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题记一、比夫拉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国际文坛，钦努阿•阿契贝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他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因为他第一次写出了“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说”；他还在《远景》和《外交杂志》评选出的“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名列第三十八位，因为他不屈不挠地就全球和祖国尼日利亚的政治、社会事务发言；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得了几乎能够获得的所有国际重要文学奖项：2007年，他击败菲利普•罗斯、拉什迪等人，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奖，因为“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路。”2002年，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因为他是“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在他之前获得这个奖项的是哈贝马斯，在他之后获奖的则有苏珊•桑塔格、帕慕克等。钦努阿•阿契贝生于1930年的尼日利亚，属于伊博族，家庭信奉基督教；尼日利亚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则为约鲁巴族人。尼日利亚共有250多个民族，国内的三大民族分别是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伊博族散布于尼日尔河和克罗斯河之间，占有全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部落时期，伊博族一直没有建立严密的政府组织，每个村落各自为政，与外界隔绝，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由于伊博族的封闭和强悍，曾被殖民者诋毁为“耽于吃人肉的恶习”。伴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伊博族的很多人逐渐信奉了基督教，并以注重教育、发展经济而闻名。上世纪70年代，萨特曾经说过，假如他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他绝不会从事文学工作，而应该做医生、司机等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工作。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以饥荒为作战手段。1960年，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国内部族冲突加剧，伴随着新的石油资源的发现，1967年内战爆发，史称“比夫拉战争”。血腥的“比夫拉战争”使尼日利亚全国死亡300万人，其中100万死于饥荒。这场战争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建立，并引导全球社会开始关注非洲饥荒问题。钦努阿•阿契贝就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战败的一方，内战后被边缘化的伊博族。战争期间，钦努阿•阿契贝被迫离开在尼日利亚广播公司的工作，先为伊博族的“比夫拉政府”工作，后在美国从事教书和写作。作为一个作家，他亲历了尼日利亚剧烈的社会动荡——部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尼日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然后是“比夫拉战争”，然后是战争之后依旧动荡不安、军事冲突不断的尼日利亚和西部非洲。政治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他曾经说过：“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因而，钦努阿•阿契贝的全部文学创作，就是展现尼日利亚的社会变迁，比如著名的“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动荡》（No Longer at Ease，1960）、《神箭》（Arrow of God，1964）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1966）；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Girls At War，1972）、长篇小说《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1987）以及评论文集《创世日前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Essays，1975）、《尼日利亚的不幸》（The Trouble with Nigeria，1984）。这其中，尤以他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最为著名，可谓“史诗”，表现了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尼日利亚至尼日利亚独立时期的全部历史——《瓦解》的主题是殖民者的到来和伊博族社会的瓦解，《动荡》叙述了一个伊博族青年在殖民者“创造”的城市文明中的茫然，《神箭》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人民公仆》讲述了独立之后尼日利亚以部族为单位的“选举政治”的丑陋。二、天鹅之歌然而，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因为中国和尼日利亚一样，自19世纪起开始遭遇殖民主义的战争，旧的社会体制轰然倒塌，血腥的内战使民族分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学强调政治性和社会性，我们曾经把钦努阿•阿契贝目为“亚非拉兄弟”；如今，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又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永远比政治复杂，甚至比社会复杂。以上两种解读，实际上降低了钦努阿•阿契贝。钦努阿•阿契贝固然关注政治与社会，关注殖民主义对尼日利亚的掠夺和破坏，然而，这些问题不是他作品的真正“主题”。在反殖民主义和现实政治的表层之下，他所关心的，依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人有何为？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瓦解》创作于1958年（两年后尼日利亚赢得独立），该书出版之后，获得了英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布克奖。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英雄如何走向末路。该书题词引用了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名句：“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Things fall apart；the centre cannot hold；/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这首诗名叫《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在此多引用几句：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袁可嘉译）在叶芝写下这首诗的大致同一年代，居住在清华园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写下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逾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在《瓦解》的结尾，主人公奥贡喀沃以一种为部落所不齿的方式结束生命，自缢于树上，“他的死尸是邪恶的”，“污秽了土地”。就奥贡喀沃的自杀来说，殖民者的到来和侮辱，仅仅是一个外部因素；导致他选择自杀的深层原因，是部落坚守千年的文化与道德在溃散；促使他走向自杀之路的，则是个人的“暴怒”性格。在钦努阿•阿契贝笔下，英国殖民者的到来，给伊博族的部落文明以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部落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已经出现裂缝，慢慢溃散。小说的主人公奥贡喀沃是一个顽固、易怒的人，他是部落的英雄，固执地坚守着部落的文化和律法，辛勤地种植木薯，维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并且在部落中享有盛誉，在祭祀的时候充当“神的代言人”。为了这种坚守，小说中，奥贡喀沃两次挥刀斩人。第一次，在部落的复仇仪式上，他挥刀砍死了自己的养子——一切从此刻开始瓦解，“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喝醉了酒的巨人，在用蚊子的脚走路。他的头上不时感到一阵发冷，全身也跟着哆嗦起来”，家庭和儿子永远没有原谅他（小说的后半部分，他的儿子信奉了基督教，这给了他致命一击），部落中的人对他的残酷也感不满，（“但是如果神说我的儿子应该被处死，那我既不去争辩，也不去做执行人。”）第二次，在部落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向白人宣战：“我们所有的神都在哭……因为他们受到了可耻的亵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恶魔连根铲除……”，挥刀砍死了白人的信使。在执著地坚守部落律法和维持自己的“强大”的同时，他没有察觉，部落的律法和文化，社会的结构和人心，已经在悄悄改变。这一改变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三、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如果仅有时代变迁的主题，钦努阿•阿契贝依旧是一个二流作家。《瓦解》之所以卓越，在于钦努阿•阿契贝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英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甚至是二三流文学的唯一主题，所谓英雄和美女的故事是也。然而，《瓦解》中的奥贡喀沃，是对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奥贡喀沃是一个“暴怒”的人，他在维持部落律法的同时，也在冲撞律法——“他的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惊慌失措地从自己的茅屋里跑出来，哀求他，提醒他这一周是神圣的。可是奥贡喀沃打起人来，是一不做二不休的，甚至于连神都不怕。”因为在圣洁的日子对神的冒犯，他被部落放逐。在这一刻，个人的悲剧命运，就与部落衰颓的命运融合为一，纠缠在一起，走向屈辱的终结。小说的语言始终是克制的，奥贡喀沃的命运具备一种古典美：庄严肃穆，简洁，沉稳，清晰。在历史的进程面前，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英雄的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唯有悲剧主题，文学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悲剧主题中展现个人命运不可逆、不可选择的历程，英雄的形象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文学所描述的个人命运中注入悲剧的因子，个人的命运才得以在文学上成立。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和尼日利亚一样，均处于传统文化与道德溃散、新的文化与道德建立的时代，也就是李鸿章曾经说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钦努阿•阿契贝引用的叶芝名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描述的是基督教文化的溃散。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描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溃散。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则描述了整个西方文化和道德的溃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对于传统文化，钦努阿•阿契贝并没有赞美和哀惋。甚至在《人民公仆》中，钦努阿•阿契贝在小说开篇就以嘲讽的笔触描述了“猎人协会仪式”（西部非洲的某些部族对英雄的欢迎仪式），随即在小说的展开中批判了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钦努阿•阿契贝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衰颓的过程，而不是这一文化与道德好与坏的问题。无论好坏，钦努阿•阿契贝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浸透着这一文化的残余因子，成为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随处可见的部落神话、歌谣、谚语。身为传统文化与道德中人，面临这一文化溃散的不可逆命运，人的可做可为，实际上是很少的。“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就是钦努阿•阿契贝笔下的奥贡喀沃。王来雨2008年6月4日于广州

板着面孔的《竞选州长》

2013年3月21日，随着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去世，他的一生终于可以盖棺定论了，其实在生前钦努阿•阿契贝已经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他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尼日利亚《每日太阳报》称“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而它的《人民公仆》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一部伟大的非洲政治寓言”，“比成千上万的新闻纪录更有价值，比一切政治家和记者更具智慧”。我向来对一本书封腰那些吓人的赞语保持高度警惕的，即使它来自《时代周刊》。我不得不承认，有时我对读一本书就是为了验证那些赞语，比如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人民公仆》时就有这种心态，至于我最后得出什么结论，看完这篇文章自然就会知道。我不能确定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是否还有马克.吐温的那篇《竞选州长》，记得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这篇小说被老师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民主的辛辣讽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虚伪性”云云，随着自己年岁的增加，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未必真的那么丑陋，我宁肯只把它只成一篇文学作品，它能让我读完之后发出会心的一笑，也就足够了。 　　 钦努阿•阿契贝的《人民公仆》可以理解为放大了的非洲版的《竞选州长》，只不过钦努阿•阿契贝亲身经历了他的祖国尼日利亚的种种动荡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的不幸，他内心是激愤和痛苦的，所以他无法把《人民公仆》写得象《竞选州长》那么轻松、有趣。 　　 众所周知，非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曾经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殖民者离开这片土地之后，留给这片土地的遗产之一便是他们的民主制度，但就像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民主也会水土不服，再加上所谓那些注定会崩溃的本地传统价值等等，于是民主就可能上演成比在它们的出产地更为惨烈的“闹剧”。“书中主人公南加部长，自称‘人民公仆’，口头上‘一切为了人民’，实际上却是为了保住‘部长’的头衔，跟自己的学生——政治对手奥迪里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权力的斗争。” 　　 作为一个有丰富阅读经历的作家，可以说，选择这样的写作体裁本身就是在自找苦头，因为这样的体裁，没有一点新鲜感，他又能写出什么出彩的东西？但作为一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我能理解钦努阿•阿契贝的选择。 　　 像所有的政治人物善于作秀的政治人物一样，南加一出场就表现得平易近人，不过，他的平易近人的表现不是抱起一个还在呀呀学语的小女孩，亲亲她的额头，而是还记得当初的学生奥迪里的名字，并且盛情地邀请他到他的府邸作客，他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我个人觉得小说最精彩的，就是小说的开头，比如南加还可以说出：“如果你没有按时赴约，我会派我的传令兵把你抓去”这样的话，但接下来的演绎，按我挑剔的目光，却显得有些平庸，比如小说情节的急转直下，只是加南睡了“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喜欢的一个姑娘，于是，“我“的心灵感觉深深地受动了伤害，这可以说是“我”奋而起之与南加公开作对的直接动机，虽然还有一些间接的动机，比如看到当初曾经激愤的同学，踏入仕途之后，如何地同流合污等。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像一部平庸的国产电视连续剧，“我”加入了朋友组织的南加的反对派平民大会，“我”回到家乡，去从内部瓦解南加，“我”爱上了南加的未婚妻，南加企图用钱收卖“我”，“我”在南加的集会上被暴打，南加的未婚妻去医院看我，局面变得不可控制，最后坏人加南受到了惩罚。 昆德拉曾经说过，奥威尔的《1984》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恶劣先例（大意），意思是说，因为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给人类造成的伤害耿耿于怀，所以，他创作的小说离艺术，离美本身越来越远。钦努阿•阿契贝的《人民公仆》虽然与《1984》的历史背景不同，但它们离政治太近却是相同的。所以钦努阿•阿契贝的《人民公仆》我不能说它不是一本好小说，但它确实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美的愉悦。以非洲大陆为背景的作品，我看过的不是太多，与钦努阿•阿契贝相比，我认为库切的《耻》以及莱莘的《野草在歌唱》都比他走得更远。“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可耻的”，而钦努阿•阿契贝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而一个作家，到底是该追随自己的社会责任，还是应该追随自己的心灵，我个人对此很迷茫。 　　 有人这样评论钦努阿•阿契贝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做一个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文本，而谈不上什么‘文学经典’”，我斗胆同意一下这种说法。 …………发表于2015年4月26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http://szsb.sznews.com/html/2015-04/26/content_3206963.htm我的微信公众号，瘦竹园：shouzhupark，欢迎关注、交流。

人民公仆 • 预言

作为重庆出版社“重现经典”书系的一本，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人民公仆》，一部写于1966年的作品,几乎惊人准确的预言了尼日利亚其后的政治气候，剔除作者文笔的恳切深沉老辣，不可否认，阿契贝的确具有一种值得称道、并且是对于作者本人来说非常残酷的天赋，一种关于对非洲社会和殖民地政治现实的预言能力。所以在40年后的今天，阅读阿契贝的最大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如何理解阿契贝。阿契贝自己也讲过：“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虽然我们这边一直将阿契贝目为“亚非拉“兄弟，并且向来愿意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但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的表层之下，其实作者也关注到了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人有何为这一主题。而这种关注本身也构成了另一种层面上的预言，即在历史进程的面前，也许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唏嘘这种传统和其衰颓过程的好与坏。所以关键要做的是，如何使作品中那些浸透了非洲文化残余因子的主人公去有所作为，并且最后发现这种作为本身是意义不大的，从而使整部作品达到一种悲剧主题，但是也恰恰是在这种展示历史进程之不可选择、个人命运之不可逆转的悲剧主题中，阿契贝本意上要树立的一种古典主义的英雄形象才会最终得以确立。诚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婉词并序》中讲到“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逾甚。所谓“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正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脉络和个人命运之间亦有过这样的局面，所以读阿契贝的小说，我们是可以有共鸣的。比之于同为非洲作家的索因卡，那个在政治上有着难以抑制其自由呼声的拜伦式人物，阿契贝的作品中更有种很沉潜的东西。他预言到了一个“一切都四散、再也保不住中心的混乱的世界。”但是既然一切都是被这样推着往前走的，所以单纯的呼声肯定是过于天真的了。于是作者要做的，便是指明了这样一条道路，关于在一个必然要到来的新的社会面前，如何寻找新的词汇和形式，以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呼声，从而来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找到一个出口。记得于坚好像讲过一句话：“有一种黑是只属于非洲的黑。”刚拿到《人民公仆》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黑色的封面其实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并且读了小说之后发现，这样的封面无疑是得当的。作品中有一种很强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是只属于非洲的，就像一种黑，也只属于非洲一样。封面上还有一个诺克文化的陶塑雕像，是那种不完全的自然主义风格，尽管其塑像本身是简约明晰的，但其比例夸张，从而也构成了一种只属于非洲的美，显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毫不含蓄的，没有退路的审美取向。而这种审美取向反观到作品的内容中而言，就是剔除了政治社会这样的主题之外的，一种独特而纯粹的文本美学。毕竟非洲文学会多少远离一些当代世界文学的那种风格化倾向，他自身有着一种与主流文化截然有别的特色，是阿契贝基于自己民族的苦难经历而来的，并不易于被操作和模仿，从而也具备了可以衍生出多种释读的意义。所以脱胎自尼日利亚社会环境的这部《人民公仆》的确有着他本身不容置疑的价值。《人民公仆》的故事内容本身极简，讲了一个自称“人民公仆”的伪国家主义者南加，口头上一切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保住部长的头衔，跟自己原来的学生，政治对头奥迪里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利斗争。但是在这一场权利斗争中，阿契贝清晰的看到了在一个脑满肠肥、贪污泛滥的政权，一个人人都懂得“东西只有放在肚子里才安全”并流行说着“你吃、我也吃，废话少说”的政治氛围里，人自身怎么会不可避免的变得市侩起来这一现实。阿契贝很少用苛刻的标准去看待政治，他也不屑整个西方殖民带来的那种政治洁癖和繁文缛节。他关注更多的是整个人民比之领导者，更有过之的轻率和冷漠。因为鲜有人民把目前的危机放在眼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可以在《人民公仆》中惊人的预言尼日利亚紧随其后的那场血腥政变，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旦人民对各种方式的掠夺都无知无觉的话，那必然就将有事情发生，于是也可以说阿契贝写到了一个必然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非常平衡的一点就在于他是由尼日利亚本土作家自己下的定义，这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国家再次成为西方殖民叙事的受害者，毕竟殖民侵害也不仅仅是战争这单一层面而已。于是这部《人民公仆》也成为了阿契贝以伊博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为题材的《四部曲》中的收官之作。之前的第一部是《瓦解》，讲的是殖民者的到来和伊博族的瓦解、可以说是一个关于“英雄如何走向陌路”的故事。第二步《动荡》讲了一个伊博族青年在殖民者“创造”的城市中的茫然。至于第三步《神箭》，则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所以也可想见，在整个四部曲的创作过程中，阿契贝自始至终都应该是孤立紧张的，他自身的敏感应该会对社会政治不可抗拒的变化有一种胀痛的感觉，并且如何将这种感觉用一种私人语境坦言不讳的表达出来，这在彼时的尼日利亚，并且在今天也许都依然是个问题。阿契贝算不算做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曾讲过“诺贝尔需要用阿契贝来证明诺贝尔自身。”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阿契贝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本身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人民公仆》出版不久之后，尼日利亚政治形式陡变，他个人也不得不流亡海外，并且在流亡途中，妻子流产，让他也失去了他的孩子，尽管那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http://blog.sina.com.cn/tongxinxiaoyu

尼日利亚的良心

罗豫/文中国的上进青年，多半是与自己心中的“西方”纠缠自卑与自负。别人很多不如自个的事儿，都可以成为他们获得心理安慰的源泉。比如非洲，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帮助他们维持自信心甚至优越感。就文学而言，拉美刮过一阵魔幻风暴，亚洲还有一些地缘效应，非洲却不知什么时候起，已然成为远景中一片让人扫兴的黯淡。译林出版社曾出版的一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中，非洲史诗《松迪亚塔》算是最没有人气的，两年前在某特价书店里看到这套书中的几本，别的都陆续被买走，这一本始终乏人问津。然而尼日利亚《每日太阳报》却有这样一句话：“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尔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不管这句印在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人民公仆》封底的话，是不是第三世界兄弟们超欧赶美的文学大跃进口号，阿契贝的名字确实列在赌博公司今年开列的诺贝尔奖热门作家名单上，就排在北岛后面第五个，米兰·昆德拉后面第二个。倘若阿契贝真拿了诺贝尔奖，则未必没有一种政治上和人道主义上的均衡。他在《人民公仆》中的思想尚不能抵达“西方”一流作家的高度，但他对尼日利亚政治问题所做的观察、批判和讽刺，虽不能说相当深刻，也足以让笔者对他怀有敬意了。《人民公仆》既表现出索尔仁尼琴式强烈的道德良知和对社会问题敏锐的洞察力，也暴露出阿契贝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朴拙之处。主人公奥迪里是位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从前的老师、如今的部长南加相遇。作为在群众中口碑甚好的政治家，南加声称要帮助奥迪里，邀请奥迪里住进自己的宅邸。奥迪里借此机会得以一窥国家的权力中心。至此，阿契贝一直努力展现臃肿腐朽的政权、天真愚昧的民众、以及南加各人的伪善，他的讽刺也时时有出彩之处。接下来，却仿佛一个二流作家在阿契贝心中苏醒，开始负责构思故事情节：奥迪里约了一位女伴来到住处，期盼一宿之欢，哪知被老色鬼南加来了个鸠占鹊巢。奥迪里没有冲进房间英雄救美，反而畏惧权威，缩回自己房间，收拾东西偷偷离开去投靠朋友。朋友恰好在组织新党，奥迪里就此开始了反对执政党的事业，又觉得女伴已遭玷污，关系无法继续，索性看上了南加未过门的、年轻美貌的“二太太”。想来恐怕是非洲社会问题众多，阿契贝脑子里这才毫无女权主义概念，在小说中把女性纳入了社会变革的再分配资源，或者说得再通俗些，是政治斗争的果实。小说的结局，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动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而该书出版不久后，尼日利亚确实发生了军事政变，阿契贝还被怀疑是知情人而被迫流亡。在小说外看，这本书因此成了尼日利亚的政治预言；但就小说本身而论，这却更像是阿契贝跟随自己的直觉，对一个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的命运越写越悲观，最后却决定给读者一个颇感安慰的大结局，而故意强行扭转了人物命运。作为一个非洲问题的观察家乃至政治讽刺家，阿契贝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极深的。但作为小说家，阿契贝与中国作家一样，需要向“西方”学习的还很多。虽然离诺贝尔奖还有距离，还是不得不承认，阿契贝已经做到的知识分子职能和尼日利亚报纸的豪言壮语，是实实在在走在中国兄弟前面一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