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侬 魔沼》书评

旧文

巴尔扎克与乔治·桑不得不庆幸，看完巴尔扎克接着看的是乔治·桑。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接着看福楼拜吧。19世纪的法国革命风潮风起云涌，文坛亦不乏取材自社会、历史事件的大手笔。客观逼真地再现社会现实风貌，成为当时作家的一种写作风尚。然而乔治·桑之于她的时代无疑是个特殊的存在，并且，在我看来同时是必要的存在。在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时，的确暗暗惊讶作者“客观再现”的功力。他不动声色的把我们带进19世纪初复辟时期的巴黎，又悄悄使我们置身于一个毫不起眼的下层社会——伏盖公寓。接下来，长达十几页敏锐、精准、细致入微的环境描写和对住在公寓中各色人物的刻画为我们展现了“巴黎下层民众的生活图景”。初读时的我其实并没有去关注这些，现在仍然留在印象里的并不是那些描写，而是那些描写带给我的难忘的感受：肮脏，冰冷，五颜六色而死气沉沉；各色人物并不令我感到陌生，却让已经领略过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的我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阻拒。巴尔扎克笔下的世界并不比雨果所带给我们的更“悲惨”，但却让人难以承受——或者说，这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所呈现的一个“恐怖世界”。怀有这种感觉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吧。乔治·桑在《魔沼》的开篇——“作者致读者”中，描述了德国画家霍尔拜因的一幅版画：“这幅版画描绘一个农夫在田间耕地。广阔的田野直伸向远方，能看见远处的一个破木屋；太阳在山岗后落下。这是辛劳了一天后的收工光景。农夫已年迈，身材粗矮，衣着褴褛。他驱赶着的套在一起的四匹马骨瘦如柴，无精打采；犁铧深耕进高低不平、坚硬的地里。在这‘辛劳与疲惫’的景象中，只有一个人是愉快的，步履轻健的。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一个手握鞭子的骷髅，它挨着受惊的马儿在犁沟中奔跑，用鞭子抽打它们，就这样给老农当犁夫。……”乔治·桑说，画中的骷髅寓意死神。农夫常年劳累，生活凄惨，最终得到的不过是死神的召唤。而令我惊讶的是，这样的文字所映现在我脑中的画面却惊人地吻合刚刚读过的《高老头》中的文字所带给我的不可名状的感受：所有的描写都丝毫不见作者的身影和情感，但当这些文字拼在一起时，却让人感到冰冷无望，仿佛文字的背后有一个无情的魔鬼不尽地吸取作者和读者的温情与能量，就如同霍尔拜因画中与农夫比肩而立的死神无情地觊觎那贫苦人的生命一样。由欲望和罪恶带来的不幸与苦难是所有时代所有艺术家描述和表现的主题。而乔治·桑却不无讽刺地反问：“然而我们，另一世纪的艺术家，我们将描述什么呢？我们将在死神的思想中寻求当今人类应得的报应吗？我们将乞求于死亡来惩罚不公正和补偿痛苦吗？”于是她说：“寓意画家就应该在画的旁边画上以为快乐的天使，将祝福的麦粒大把地播撒在散发着热气的田野中，而不是画那手执皮鞭、走在犁沟中的可悲又可恶的死神。”于是在《娜侬》和《魔沼》中，我重又感受到了阅读给我的愉悦感——我是指书中描绘的那种简单、平凡而又不失理想的普通人的生活所许诺给一个读者的温暖希望和生命力量。毫无疑问，乔治·桑和巴尔扎克是两个对于世界文学史绝对无法忽略的作家，他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然而时代在他们的笔下却迥然不同。更多的人倾向于把乔治·桑归于浪漫主义作家一派，我暂时还无法评价这一点，因为“浪漫主义”本身首先就是一个需要厘清的概念。但她肯定不属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当然这不应该仅仅因为其作品中所流露的田园牧歌情调。乔治·桑曾公开表明过对现实主义的异议：“小说就不得不把存在着的一切，把当代芸芸众生和万事万物的冷酷现实记录下来吗？……我却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现象的。”她更是在给福楼拜的信中声称：“你呀，不必说，一定要写伤人心的东西，我呢，要写安慰人的东西。”无论是基于女性的温柔特质还是桑的童年经历，她所持的文学观与她的时代主流是截然不同的。那是一种理想主义，然而“理想主义”却总是会招致嘲笑的。桑一生崇奉卢梭，相信自然对于人性的净化力量。巴尔扎克笔下巴黎都市的物欲横流和桑的自然乡村的淳朴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城市文明与乡村农耕文明的有趣对照。在文学作品中，更贴近自然的乡村总是被寄寓着与污浊的城市相对立的俭朴生活方式和合乎道德的世态人情。与现实中城市文明伴随着物质进步逐步侵蚀乡村的净土不同，文学为我们保存了一方不受外部世界侵扰的相对独立的理想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个简单的“世外桃源”。小说《娜侬》讲述的是一个农村的孤女娜侬和修道院里的一个被家族遗弃的贵族埃米里昂的爱情故事。娜侬自幼无父无母，由舅公带大，但人情淳朴的乡村和慷慨丰厚的自然赋予她勤劳朴实而坚忍自尊的性格。小说的背景是大革命后雅各宾派上台执政时期，法国革命受到欧洲反动势力的抵制，整个国家陷于内忧外患。乔治·桑在小说中还塑造了小城律师科斯特如先生的形象，他是一个革命派。在小说中桑通过娜侬之口批评了革命派不信任农民，眼界狭窄和滥用暴力所带来的不堪后果。她似乎有意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绝对不是弃之不顾，也许距离本身让桑更能看清历史的真相，并且葆有一种超于现实之上的理想信念。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他说这正是诗与历史的不同。诗高于历史，因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那么，我想乔治·桑有理由这样反问巴尔扎克：真正的诗人又怎么能够屈尊于历史，而作它的“书记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