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州月》书评

王跃文百度贴吧里找来的书评

王跃文《西州月》读后感作者：观察员66工作后尤其是近年来，读文艺作品少了，多年前读余秋雨的散文，好象《文化苦旅》之后又不行了。两年前读了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这次由一个酷爱文学的企业家介绍，知道了王跃文，王先生也是沈从文的老乡，作品就先读了《西州月》。 不得不说，这部作品深深吸引了我，读到手不释卷，读到精彩处不由拍案叫绝，在作者行云流水般流畅的字里行间，我分明感到了钱钟书式的幽默，看到了一幅幅精妙绝伦的官场百态图，也深深感受到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和对中国政治生态，或者说官场文化无声的鞭挞。 一、作品成功地刻画了关隐达、陶凡、张兆林、孟维周等人物形象，按过去对人物的划分，其中关隐达、陶凡是正面人物，张、孟属于反面人物，但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不是焦裕禄、孔繁森，反面人物倒象胡长清、李嘉廷，所以这些人物就有一种十分逼近现实生活的真实性。 陶凡属于官场上难得一见的为人正派、有魄力、有责任感，并且个人素养也很高的领导干部，在干部和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即使是这样的干部，他的升迁和后来的不升迁，也不是由于其本人的能力、品行、政绩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省委书记是原来一个化工厂的同事，后来这个省委书记没有升上去，陶凡的仕途也就宣告了终结。张兆林、孟维周等人，则属于中国大多数官僚的类型，有个人抱负没有理想信念，有当官之术无为政之道、之德，对他们来说，升官才是王道，才是硬道理，其他什么国计民生、什么民间疾苦都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热衷于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奔走于自己投靠或准备投靠的头头脑脑的官邸私宅，醉心于包括大款在内的各色把兄弟的效忠运作，尽一切能量将自己或自己小圈子的意志变成“组织”的意志，但悲哀在于，这些本来见不得阳光的手法、技巧，在这个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官场却成了人人都知道但无法明言、也无法反抗的“法则”，有人称之为“潜规则”反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主人公关隐达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人物，在个人品性和为官之道上，他与陶凡有着相同的价值观，从他身上也折射出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但他既然身处官场，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要为政，首先要当上官，那么他只有在既遵循官场现有规则，又坚持自己理想、操守之间保持平衡，在既建立自己的良好口碑，又不过分树敌之间齐头并进，他这样小心翼翼又坚持不懈的做下去，的确是赢得群众和干部的好评和信任，但他又从不跑官，不拜码头，使得“组织”并不认同他，即使高票当选民选县长，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窘境。倒是一次在他看来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上层权力斗争中，他自己也有些违心的“告密”行动，瞬间改变了他在那个县里的政治命运。显然，关隐达是作者比较偏爱的一个人物，其实，这个人物的痛苦挣扎，代表了官场里少数有理想、想真正有所作为的人的心路历程，只是在这样一个象“酱缸文化”的官场里，又有多少人能象关隐达一样坚持下来呢？ 二、作者不是研究政治学或政治体制出身，但对中国现实政治有着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这部小说，通过不同人物政治命运的浮沉，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名义所谓“法治”和实质上的人治之间的内在矛盾。 如果选举是代表的是民意，是法治，“组织考察”代表党组织的意志，这两者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应该以那一个为准呢？这就提出“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尤为令人担忧的是，组织如果是尊重民意、是公正的，应当不会出现违背民意的问题，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但现在的组织已经不是那么纯粹的组织了，我有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去海南某政法单位工作，为了入党，写了好多思想汇报材料，人也是公认的乖孩子，好员工，但入党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后来别人给他支招，让他多到主管书记那儿跑跑，他就试着去了，后来还单独请这个人吃饭、洗澡，入党问题不久就解决了。事后，他有些恍然大悟地说“唉，我现在才知道，组织就是这个人啊！”在组织日益“这个人”的官场，“这个人”轻则有自己的个人好恶亲疏，重则有自己的核心利益，指望“组织”总和人民一样根本就是个奢望，那些媒体频频曝光的卖官粥爵的案件，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三、这部小说在语言艺术上也是上乘之作，文笔流畅，对官场的辛辣讽刺采取的是十分幽默的笔触，对当代民谣、段子应用自如，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时代感。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上细致入微，对景物描写自然顺畅，与人物心境紧密契合，比如，描写关隐达对故乡回忆的段落，就是一幅宁静、优美的乡村风情画，令人神往，也令人印象深刻。 总之，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在思想性也透露出作者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无奈与愤懑，和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希冀。作者同样表达了对普通民众的深厚感情，用官方爱说的话，就是作品在人民性上也达到了应有的高度，但这次人民再一次与组织观点不一致，官方宁愿高调纪念巴金的去世，还把巴金的所谓“说真话”作为一个看点来宣传，也不会满意王跃文先生的作品，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巴金的所谓“说真话”能和王先生的作品的真实性同日而语吗？

官场沉浮于世

看完整本书后，我顿时对于官场一种无语，自认为自己可能做不到这样的人，但是可能当事实是这样的时候，又会因为权力而去争取，变的不在是曾经的自己。西州月主要是写了一个地方西州的官场，然而一个列子代表着大部分的官场吧。里面的陶凡，关隐达，张兆林，孟围周，舒培达等主要人物。人前人后的小人物，官场培养的就是人们表面的圆滑，实际上都是另外一套，等多的是做着表面的功夫，虚的东西，往往都是大家追求的，追求利益的前面，哪条路快，人们就选择了哪一条。

细腻的描写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人物心里刻画得太细腻，人物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经过什么熟虑后刻意表现出来，是位心理刻画大师。

《明月一轮照，人间清明来》

《明月一轮照，人间清明来》——读《西州月》范典/文要是您没读过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直接读王跃文的书也行，毕竟后者的生活经验与我们贴近，关于官场的事，几百年来都如出一辙，从李宝嘉时代的“蝇营狗苟、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极尽卑污苟贱之能事”，到而今王跃文时代的趋炎附势、裸体做官、畏罪自杀、“口号格言与唾沫星子齐飞，能干敢干共腐败无耻一色”，历史不是平白无故要一个结果，而是在重复中变本加厉。蚂蚱般一连串的贪官抓不完，但同样也可见言行一致的清官，在这个善与恶、天堂与地域并存的官场，全凭时刻警醒的头脑，无人能幸免于体制下的运筹帷幄，或当棋手，或作棋子，早已身不由己——而评判一个官员已然不能从政绩或其铁腕作风来片面呈现。王跃文作为当代官场作家第一人，从政经验让他深谙个中要理，一部部映射当下官场的作品，从《梅次故事》、《苍黄》再到《西州月》、《国画》，一次次引起争议，为什么？因为他揭露官场黑暗正是要还民众一个清白，大家看完：哦，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西州月》是由六个中篇小说结合而成，花费作者近七年时间，因内在气脉和故事情节的呼应，他将它们组合成一个长篇。“西州”本无此地名，但架设中国化体制的官场小说，何须真名实姓，它对应每个地区皆可。作者秉承自己的价值论断来设置主人公，将其勾勒得不偏不倚，为官正道，却也有误入歧途之时。书里讲述关隐达原先为地委书记陶凡的秘书，后成为陶凡的女婿，却因其离休后在政途上得不到升迁，一直平级调动。然而关隐达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以自己曾经的领导陶凡为楷模，正义为官，直至将近退休之际，时来运转当上了市长。连作者也很难舍弃对这个人物的喜爱，宁可违背现实规律而让他最终仕途通达。按王跃文在《西州月》再版序里所说：“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内在是矛盾和冲突的，包含着隐与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种矛盾在体制下如此显明，要明哲保身，就要作两面派，既要暗藏野心，又不能肆意妄为。这已然与“厚黑学”所指要义不谋而合，李宗吾说：“愚者行而不著，习而不察；黠者阳假仁义之名，阴行厚黑之实。”脸皮又黑又厚又硬之人才能修得正果，这是历史总结而出的经验，但关隐达这个人物虽有其狡黠之处，却未免不合“厚黑”范畴，也只算得上是作者的理想化的产物罢了。读完此书，印象最深要数这个地级城市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权益相争的复杂关系，大至地级领导，小至开车的司机，都为个人位置的晋升不择手段。除了前半部分有将视角转换到新任地委书记张兆林身上外，主要还是围绕陶凡及关隐达展开。这种视角的刻意转换其实是本书由小故事组成的缘故，有些微的不统一，却使故事的阴暗面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同样一个职务，为官者的两种作法也同样得以鲜明对比。然而，一人掀不起恶浪，单打独斗赢不了权位，官商勾结或官官相护在书里比比皆是，关系网络的层层营建，致使“一圆俱圆，一损俱损”的“结团”现象无处不在，于是“拥”与“护”成为帮派权益相接的粘合力。关隐达在偶然机会里得知以向在远为发起人的帮派之争矛头直指自己上级领导时，连夜赶赴领导家里报信，才得以及早打压阴谋并获晋升——此次案例受害者向在远只好被逼自杀。屡见报端官员自杀事件，老百姓众说纷纭，猜测这又是个政治“牺牲品”，把一群官拉下马不如死一个来得划算。从书中可知，万一棋输一着，将士可能就会被兵卒拖下马，人人都力求爬得高、坐得稳，位低者去贴执权者的金，位高者又千万百计除掉眼中钉，力求“顺者昌逆者亡”——这样看来，连关隐达这样的为官清正者也不能脱俗，但至少他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并未死绝，一条人命仍唤起他的自我谴责。他的迫不得已其实与自杀者处境相类，如果处于他这一环节而明知不办，受到祸害的可能就是他。这也正是官场险恶之处：不是要你杀人，而是人要杀你，你不得不自卫反击。小说中除却讲到官场利害关系外，也有许多官场隐语、俚语、笑话段子，当然也讲到官场附庸风雅的一些情景，居室墙上挂字简书幅，统统与为官者心境相映照，有言不能尽抒，有志不能尽表，只能借由墨宝、诗词来寄寓心中万般感慨。这就构成一幅很有趣的画面：痞味与雅气混同——语言风格的多变，及人物雅俗的共赏，使本书趣味横生同时，保存了一种现象的直观，这种丰富的零碎感来自作者对官场的敏锐捕捉力，他客观呈现了这种现象，然而却是以主人公关隐达的为官价值体系贯穿始末的。作者的笔触也时而柔软，把初恋故事和纯真的友谊作为一种软性的调剂，穿插在官场权益相争之中。虽然小说揭露了丑恶与腐败，但实际上是起警示作用，因而它其实是带着一种是非观来看待政治领域的。结尾作者用了一个善意的讽刺来比喻文人进官场后的现象：又一个诗人死了！极残酷的指出政治不需要感性与柔情，与文学所崇尚的“讲真话”是格格不入的，这也不难推测，作者为何退出官场，而致力于写作了吧。为官者的清廉明正恰如黑暗笼罩的地域，众所仰赖的一轮明月冉冉上升，照得人间清明湛亮——这便是《西州月》所寓含的意象所在，也是它的柔情所在。——已载于《东莞时报》

好书

对于国内官场，身为平民百姓的我们一直很好奇，而通过阅读此类书，也可从中学会官场甚至职场的一些生存法则，不失为一本好作品

招牌王跃文

对于写字的人来说，能有一本书从大众市场跳脱出来就可以不易，难得的是一而再的精益求精。《国画》的标杆已经无人能及，而国画之后的《西州月》《梅次故事》等书，已经使王跃文成为一个符号：对于一个成功的作家来说，名字就是名片。

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读王跃文《西州月》由六部中篇连缀而成的《西州月》，偶尔能找到拼合的痕迹，但通篇读来，还是会有种浑然天成的惊喜。正如王跃文在再版序中所言：“我对《西州月》这部小说有些偏爱，它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我们爱一部文学作品，往往是爱作品中的一个或几个文学形象。每一个文学形象，代表我们的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的，在文学作品中寄予厚望。王老师在再版序中说：“关隐达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形象，他真实地活在众多读者朋友的关切中。”是的，关隐达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形象了，他的身上寄予了现实中人的理想。当然，这种理想是文学作品要传达给读者的一种温暖和爱。自然倾注了作者太多的心血和情感。关隐达大学毕业就进入官场，从秘书到市长。许多人以为，圆满也不过如此。但他的圆满只与意外有关。他一次被意外地推到县委书记的位置上，一次又被意外地推到市长的位置上。在意外面前，他只能这样感叹：历史就是这样空灵而抽象，全不在乎你个人的感受是如何的真实而具体。在关隐达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年轻人纯真的理想和无法突破现实的矛盾与艰难。应该说，我是喜欢关隐达这个人物的，就像喜欢许多好人一样。读《西州月》的某些时候，非常气愤。同事说，这是书生意气。但在王老师的笔下，也有很具幽默和讽刺效应的人物，比如写到王永坦运送化肥下乡的那一节，我就和关隐达一起捧腹大笑了。又如王老师笔下的许多段子一样，在不失幽默的同时，还起到了讽刺作用。下面这则段子，摘自王老师的微博（6月17日），我觉得放在王永坦送化肥下乡那一节，正合时宜——一位老人在家搞爱国主义教育，指着电视问四岁小孙子：知道那位爷爷是谁吗?小孙子头都没抬就说了：知道，演新闻的。整部小说中，有两对人物对比，一对是陶凡与关隐达，一对是张兆林与孟维周。在陶凡和关隐达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理想和隐逸，而在张兆林和孟维周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与腾达。带着书卷气的文人，一定会喜欢那一对翁婿，而身在仕途的官员，一定会喜欢张孟组合。我们总是习惯把人物划分为好人和坏人，我们又总是希望好人都能够有好的命运。可这个社会，显然不是这样。王老师在再版序的最后说——很多人建议我继续把他写下去，还嘱咐我给他一个好的命运。这的确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亲兄弟。我期盼着他一路走得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命运不会太好。他在小说里的结局看似不错，意外地被推上了市长位置。我不惜逃避真实的生活逻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来开脱。祈愿这不仅仅是艺术的真实，而是某种意义上的预言。这段文字很忧伤。忧伤如同读到：又一个诗人死了。

权力规则与知识分子良知的较量

在王跃文的官场文学作品中，《西州月》最具有文学性。《西州月》是作者把《朝夕之间》、《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六个中篇小说编辑而成的，但小说的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等方面因为题材、内容的相互关联却显得浑然天成。《西州月》以关隐达开始给陶凡当秘书，然后辗转去各县任职，回来任市教委主任，到最后当上市长的从政经历为基本线索，以细腻的笔法描述官场中的人和事，塑造了关隐达、孟维周、王洪亮等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纷繁、复杂甚至黑暗的政治生活中隐含的官文化。小说基本延续了王跃文一贯的写作风格，就是着重表现一种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和个人在追求权力过程中性格的渐变。作者曾这样谈到官文化：“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我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作者显然把他的理解倾注进了小说，文本中复杂的权力关系表现为陶凡、张兆林、孟维周、关隐达等人在追求、维持权力过程中彼此间紧张而微妙的关系，看上去似乎没有明争，背地里却始终在暗斗。陶凡显得大气、从容，张兆林表面不动声色实则暗藏机锋，孟维周年纪虽轻城府却很深，关隐达诚实、磊落。虽然作者并没有用惊心动魄、大起大落的腐败情节来显示权力的消极影响，但在其日常生活流式的平稳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权力占据了他们生活的重心。作者以反讽的笔调描写了孟维周的所作所为，这个形象隐含了作者对权力、权术的思考。孟维周之所以参加工作仅仅三年就提了正科级，是因为在他姨父的悉心教导下，对官场规则极为熟练的把握，该说、做什么，什么时候说、做，怎么说、做，都拿捏得极有分寸。在他的人生哲学里，他把一些并不合乎君子之道的手段理解为必要的领导艺术，并认为政治家诚实等于愚蠢，善良等于软弱。他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官场，依靠玩弄权术、溜须拍马最终一路高升、畅通无阻，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只用了短短四年，为此有人说：“都说谁谁爬得快，人家孟书记可不是爬，而是在飞。”他可以出卖朋友，可以把昨天的座上宾转眼就置于死地，显露出一种政客独有的成熟和冷酷。小说以更多的笔墨写到了权力型知识分子关隐达，虽然他在官场摸爬滚打数载，却始终难以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和气质。初涉官场的他并不顺利，直到当了市委书记陶凡的秘书后才逐渐进入轨道，凭着出众的才干、高洁的人品以及与陶凡相近的爱好，不但获得了陶凡的认可，也赢得了他女儿的爱情，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正以为可以步步高升时，却因为岳父陶凡退休后他在各个县被调来调去折腾了八年。为了改变沉浮、徘徊的局面，他通过告密获得了地委书记的信任，才被任命为县委书记。然而由于地委领导的变动，他又离开了这个还没有坐热的位子，调任地区教委主任，一呆又是六年，最后却意外地当选为市长。在关隐达十五六年的从政经历中，他见识了各种诡异的权术，却并没有深陷其中，对于自己仅有的一次告密行为，关隐达有着自己的想法。“我这么做，在常人看来，的确有些滑头，甚至卑鄙。但官场上的事情，你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标准来评判。我要摆脱窘境，不这样又能如何？这只能说是策略，当然你说是权术也无妨。”……“你是知道的，我在官场这么多年，算是正派的。我近来反省自己，我也许吃亏就吃在正派。别人弄手脚你不弄，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当然我不是说今后我就要弄尽手脚，做尽小人。这次我向宋秋山告了密，我也不认为这是在做小人。我怎么不希望，大家都做谦谦君子？你好好工作，有德有才，领导就赏识你，就委你以重任。这样多好！可是搞政治不是拜菩萨，只要有好的愿望就行了。恰恰相反，现在你越是按照正常的思维去为人处世，你越会处处碰壁。你大可以埋怨世道不行了，人们都邪门了。可现实就是现实。你得在现实的基础上想问题，办事情。再正派的人，你要在官场有所作为，想真正为老百姓做些事情，也先得好好地保住自己的位置……”关隐达的这段话道出了官场升迁制度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了无法彻底抛弃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他在官场规则面前的郁闷和无奈。他身不由己地去追逐权力，但当关隐达每每被官场纷争搅得疲惫不堪、心生厌倦时，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时常闪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有着传统知识分子良知的人，他内心深处潜存的人文情怀与冷冰冰的官场规则构成的冲突时常折磨着他、影响着他，他无法做到像孟维周那样轻易、迅速地遗弃自己身上的这些气质，这也注定了他无法像孟维周那样在官场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当大学生诗人龙飞来给他当秘书时，他心里想到的是又一个诗人死了。作者怀着一种温和、同情的情感塑造着这个人物。对于小说关隐达意外当上市长的光明结局，作者这样说：“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按照真实的生活逻辑，关隐达这个“看似不错的结局”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不能因为残酷血腥的现实就放弃希望，或许这就是作者的寄托。虽然王跃文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关注人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新时代背景下把官场文学创作提升了一个高度。除了展现官场众像外，小说对权力体制的质疑和反思显得较为单薄。作者虽然对关隐达的尴尬处境表示了同情，也营造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氛围，但是作者并没有在文本中提出自己对权力体制改革的期望，他似乎有些沉迷于自己建造的官场世界。虽然关隐达最后在人民的呼声中当上市长算是一个光明结局，但这种结局何尝不是一种廉价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抚慰？反倒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意味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