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历险》书评

中国第一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

“我写的这是中国的第一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著者张育仁在2002年夏完稿时这样写道。但这并不是一句洋洋自得的夸耀。正如著者所说：“在新闻史的研究中，新闻学术界的浅陋无知、怯懦保守和自鸣得意与其他学术领域相比较，可以说是十分惊人的。”著者为此“感到可笑和可悲”：我居然成了第一个写作《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的人！如果新闻学术界能像文学理论界、艺术理论界、政治学理论界、经济学理论界、法学理论界、哲学理论界那样大胆解放思想、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原则，这样的“好事”难道还轮得上我吗？著者之所以以“思想史”为角度阐述中国百年新闻历程，首先得益于R·G·柯林伍德的认识，思想和追问的累积和传接，是比知识和技术的累积和传接，层次更高和更为本质的历史。而为什么这是一部“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史，著者说，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自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新闻实践家的接纳和重视……在20世纪前半叶兴起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思想资源。关于这点，著者也在书中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富强所保持的热烈执着的政治关怀，其直接来路是儒家的积极用世主义观念。……按照传统的指示，知识分子必须加入官方秩序才能兼济天下，是展期政治文化抱负。……然而，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却指示他们必须站在官方秩序之外以民间的、在野的身份对官方政治施加影响。……中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不少人都在这两者之间痛苦地徘徊，……他们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同时又必须强迫自己加入官方秩序去施展其政治改良的宏图。加入的结果又必然以丧失自由主义立场为代价。正因如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普遍选择了办报、办刊、办学的方式。著者认为20世纪有三大思想思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影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的研究和批评却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样的简单总结上止步，未能继续追问其历史原因。很感谢ZY的荐书，让我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来认识新闻之于中国的意义。为什么中国对新闻思想史的研究如著者所斥如此封闭与浅薄？恐怕与当局对新闻界从始至终的强力钳制有关？又或是，新闻学者过于“入世”，因而不能像其他领域学者那样“超然”，静心研究？或是，新闻学的被解构为传播学和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技术层面的学科（甚至不少人认为新闻“无学，术耳”），故鲜有学者为之专撰“思想史”？这本书算是对我的一个“启蒙”吧，实在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向对新闻在中国的发展有兴趣的朋友推荐！书中援引的诸多著述，估计也是延伸阅读很好的指引。

读了一半，读不下去

在看经典《中国新闻史》时，就被中国新闻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深深震撼，觉得说，在历史上，干新闻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搞不好就把命搭上了。而那时人们争取自由的劲头，敢言敢骂的精神实在让人钦佩。这一题目《自由的历险》恰恰符合我对新闻史的评价，心想肯定是一本读起来荡气回肠，能读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书。然而，这本书文采一般，事件也都是那些，不但没有深挖掘，把那些新闻人物的真性情，真想法，真热血写出来。还时不时夹杂一些文言文的史料，文言文也倒不是读不懂，就是感觉像是吃牛肉猛地咬到一块儿实在难嚼的牛板筋。大倒胃口，有读材料文献的感觉。所以，读了一半，读不下去了。。。

穷途长悲歌 ——《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读书笔记

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从萌芽到终结（也许“中断”一词更合适），有始有终却并不意味着圆满，它的存在与消亡不可不谓是20世纪中国瞬息繁荣而旋即沉默的一曲跌宕起伏的悲歌。正是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沉默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著作者张育仁先生，本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创作了《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一书，并交付云南出版社出版。张育仁先生，毕业于中文系，亦曾有过记者、编辑的媒体从业经验，目前在教书、育人间潜心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新闻史，且为重庆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秘书长。“我居然成了第一个写作《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的人”为此感到可笑和可悲的著者，对当代人遗失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丧失怅然若失。“9•11……令我们失语的狂欢表演，已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任凭这种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泛滥，我们当年既愚蠢又邪恶的历史纪录，将被年轻一代大大刷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将不过是低调的序幕和预演。” 张育仁先生在书中说的故事，还是那些故事，但是让读者有了不同的角度，“以史为鉴”去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也许不够深厚，但是足够宽阔，哲史的结合，详实的史料的佐证，让历史的发展有了更合理的逻辑。这不可以不说是作者为想一探中国新闻史真容的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自由的历险》一书以时间为序，从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萌芽、传播、高潮至终结娓娓道来，通过“纪传体”的方式讲述了31位大师为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的实践和努力。王韬、魏源、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汪康年、孙中山、章太炎、于右任、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英敛之、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成舍我、故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徐铸成、储安平……读新闻史，你会发现那么多曾经在你记忆中存在的人，又再一次复活，足以证明，新闻事业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他们是中国新闻史，甚至中国史里这段壮阔但悠远的长歌中的先驱歌者，他们击缶而歌时，为自由主义，歌而舞，即使未着鞋屐，在铺满尖石、砂砾的险途上也要踏出一条血路。“这是一份现代中国精神家庭的墓志铭，中国自由主义新闻巨子们启示录式的悲剧。” 从墓志铭、启示录、悲剧这些沉重的字眼里，我们在字里行间开始了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悲壮追寻。一、新闻自由主义观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舶来品，它发轫于中国时，在西方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从政党报刊的堕落到大众报刊的崛起，自由主义理念不断在发酵。伴随着西方船坚炮利而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也不可避免地登岸而来了——尽管整个过程比较漫长、且充满惊惧、怀疑和诱惑，但它毕竟不可阻挡地来了。” 西方新闻界对报刊自由主义的阐释与实践更是成为后来中国自由主义报人学习的楷模。首先，传教士为中国渗入出版自由的观念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从马礼逊开始，里提摩太、韦廉臣等，“旅华西方传教士通过长达整整60年的努力，才使其办报活动在中国取得合法化的地位”， “盗来火种煮自己的肉”，中国第一代报人知识分子作为像普罗米修斯般的“盗火者”，“正是在西方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报刊的加盟和‘见习中’，了解和掌握了全套的本领，并将运用到日后的自由主义实践运作当中。” “于政治上，不做任何一方之牺牲品，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予各方面以平等发表的机会，” 徐宝璜在《新闻学》中对报纸公共化与独立性的阐释，即是对“观点的公开市场”的接受。《纽约时报》创办人亨利•雷蒙所言，“报纸能够取得公众的信任，必须是超党派而独立的。” 在报人张季鸾为《申报》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原则中同样有此意味。而在西方“高级报纸”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大报《泰晤士报》更成为了梁启超、胡政之、储安平等报人效仿和追寻的对象。除此之外，“作人民真正的喉舌”，“经济独立，不受政治津贴”等自由主义的办报思想都也各有所体现。不论是西方报业自由主义的发展，还是我国报业自由主义的实践，殊途同归，都指向约翰•弥尔顿的“出版的自由”及其两个自由主义新闻原则“言论的公开市场”及“观点的自我修正”。他的这些观点在自由主义斗士的努力下成为常识和公理，伴随着我国新闻的自由主义发展“同时也成为了如空气、阳光和水那样的生命必需。” 而在更早之前，不论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还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抑或是《盛世危言》，都可以看到，在100多年前的经世派思想家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眼界和思想已突破西方器物惊叹与激赏的层面，而透视到西方的“道法”的层面。他们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制度、思想向国人道来。令我惊异的是，在如今甚至被认为具有“异端邪教”性质的太平天国中，其领导人之一，洪秀全的族弟——洪仁轩，便具有超前的自由主义憧憬，在中国新闻史上他可以说是被刻意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洪仁轩不仅提出了报纸具有“收民公议”的功能，并且认为报纸作为商品，赢利乃天经地义。 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艰险的环境里，总是有他们特有的“天真”。他至死都没能觉悟到，他的卓越理想放在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舞台。这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还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我觉得张爱玲所言倒是也能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天真向往的坚持，“活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其实不只是洪仁轩，从他以后的报人、自由主义大师都或多或少带有这样的天真而又理想的坚持，在自由主义的梦幻中他们第一个为自己深深陶醉其中。它（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演变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紧密联系，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因素和西方刺激结合的产物，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潮流之一。 二、一生一代一群人对历史的回望，对卓越前辈们的仰望，是今人在他们身上投注道德的热情和寄托自由主义的向往。他们中有睁眼看世界，的前进政治家；亦有只愿“挥舞剑器，保持独立品格的侠客式人物” ；还有桀骜不驯，超然世外的怪人；愈挫愈勇，一往直前的悲剧分子；甚至积极入世“淈其泥而扬其波”的新型知识分子；或者只是将报业视为终身信仰的本朴报人。报人有百态，他们只是共同地选择了追寻自由主义的方向而已。1915年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由它所引发的五四运动，成了催生和养育一代新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床……以陈独秀、胡适……以及徐宝璜新、戈公振……等为代表的思想界和新闻界一大批明星人物，醒目地标志着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性崛起。 看着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前辈们的名字，不难想象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亦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他们丰富了“报刊自由主义”的内涵，他们亦成为了这内涵的一部分。著者张育仁先生，就像一个画师，向读者勾勒了追寻自由主义的先辈们的精神群像，还有那些人值得我们的瞻仰。1915年9月，《新青年》创办，新文化运动兴起，1917年1月，北京大学兴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新闻学科。不论是徐宝璜关于新闻自由的见解，还是邵飘萍、黄远生等的新闻实践，让人有初沐春光，仿佛新闻界吹来一股清新的自由之风之感。但实际上，邵飘萍所处的时代，中国的报纸在袁世凯的压制下，不光在数量上已远不如辛亥革命时期，而且在自由度上亦远不如过去。“记者几乎成了流氓无赖的代名词”，黄远生、邵飘萍等报人更以以“社会公人”为己任，泼毫挥墨，指点江山；纵论时局，锋芒逼人；剖析透辟，言辞疾利；动人心魄，振聋发聩。你有百万大军，我有百万读者，我也不敢得罪他们。不得不说，中国文人是天真的。他们不知“规则是外国的，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玩法。”自由还是犬儒，似乎只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但是，我相信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格。然而，他们喋血的悲剧命运却显示，吹向我们的风，却是刺向他们的利刃。“极权主义者已经高垫着柴禾，手握着罪恶的火种在等着他——那是一条专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布设的涅槃之路……”虽然民国初建，临时政府给知识分子和民众带来“自由”，“一时间，自由主义的做派风靡中国报界。” 但毕竟是幻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则众浊浊清之士，亦且踽踽之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 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陷入危厄与茫漠，“中国自由主义的早春也就在风风雨雨中消逝了。接踵而来的是乍阴还晴，气候多变的季节。” “在那个自由主义者大出风头却又浑然不知他们作为一个可悲可怜的整体行将式微的年代，没有别的自由主义者能坦诚勇敢地自揭其短，无私无畏地说出这个骇人的真相。”除了储安平之外， “我们这一代，大概已注定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 在已深深地沉浸入著者为读者所描绘的历史时，“终结”二字的出现，令我扼腕不已。他们，一代代自由主义斗士在风雨飘摇中的坚守，最终还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归尘而去。三、报人的政治关怀与冲突中国文人议政古已有之，从“学而优则仕”，便可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难以从政途中逃离，古时“清议”“谏官”，也无一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紧密相关的表征。而到了自由主义新闻事业这一表现上，“文人论政”的“政论时代”的开创便不足为奇，既有当时各方面因素的决定，更有深刻的传统内在机制影响。首先是1874年，民间知识分子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文人论政”的自由主义传统；1896年8月，上海《时务报》，致力于用“报章体”大力宣传改良思想，鼓吹变法维新，由此开创了中国“政论文体”，即“文人论政”继王韬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而张季鸾先生在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颁授荣誉奖章予《大公报》后，也曾在《本报同人的声明》中郑重指出：“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文人政论”在自由主义报人的薪火相传中，燃烧了整整一个世纪，这是西方报刊自由主义实践中所没有的东西。而作者章育仁在介绍“文人论政”时，用了这样的喟叹，“文人论政，文人论政！”不过简短到只有主语重复的句式以及一个重重的感叹号。我便似乎看到了本应藏在文字，甚至消失在文字中的作者澎湃着的沸腾的情绪。文人政论，要求“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一党一派，独立昂扬地运用自由主义的原则发表自己的政见，闪耀自己独异的批判和建设的光芒。” 这一不偏不倚的精神吸引着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报人勇于担当的责任，但也许也是不能逃离的悲剧。纵然大胆掀起“文人论政”之风的王韬，“他把开放言禁进而获取民间自由的企望寄托在极权主义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开明和恩赐上，故而这种文明前景的渺茫就可想而知了。” 这似乎预示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天生的就带有悲剧性格。学者余杰在其著作《火与冰》中，曾引用艾森斯塔德《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的观点似乎能从中窥探到该现象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于国家官僚体制。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利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利基础与资源就愈少”，“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利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虽然在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绝大部分时期，“皇帝”已被拉下龙椅，但代表皇帝的极权总能以其它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中国自由主义新闻发展始终的困顿，自由主义中难以两全的“工具论”（工具理性）和“价值论”（价值理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怀，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中国人骨子中便深埋着“士大夫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即使稍晚以后的 “好人政府”的主张实质意义上也是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翻版。为了自由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逃开政治，以“立报”为己任，就像作者说的“他们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同时又必须强迫自己加入官方秩序去施展其政治改良的宏图。加入的结果又必然以丧失自由主义立场为代价。正因如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普遍选择了办报、办刊、办学的方式。”然而当“自由的报业”与国家危亡与摆在一起时，他们还是会选择暂时的“国家利益”为重。“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为代表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领袖，曾试图缓解和消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困扰和冲突，将个体自由彻底从国家富强的公里胁迫中解救或剥离出来，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尽管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中留下了思想的光荣纪念，可是在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国家未来的，命运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能从这种悲剧境遇中逃脱出来。” 逃不开的政治，除非激进如谭嗣同者“大逆不道”，然而，即使这激进的情绪和暴力的意志最终也还是使自由主义信念蕴含悲剧。四、在新闻自由主义之后殷海光一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解释了自由主义新闻在中国的失败。1949年开始，“思想改造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和‘救报运动’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就这样逐渐被赶出了头脑”“强有力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作保障，才能有效地规范和遏止自由主义思想的死灰复燃。”是时候向新闻自由主义思想说“再见 ”了，另一种也许更合适的新闻思想将接替自由主义的使命。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的阐释也许可以给报人带来启示。作者在结篇的“余论”关于建国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对于前篇历史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详实追溯，简单到让我意犹未尽，尤其是面对曾经为新闻自由苦心经营的《大公报》的反思，以及《观察》周刊洗心革面般的对“自由主义”的告别。甚至令人心生疑窦这是否是作者“春秋笔法”的表现，不尽言，或者不能尽言？“许多政府仍然不敢让它们的人民和世界知道它们所控制的领土上的情况……检查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控制要掩盖可能对当政者不利的事实。” 1954年，《纽约时报》写下这段社论时，中国榜上有名，如今60年过去了，又有多少改变？“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 在黑暗中自由主义先驱依旧健步如飞，皆为书生，却以为匹夫，在穷途末路中，大无畏而自觉不可战胜。除了沸腾的热血，历史的苍凉与无奈同样在我心中不断搅动，仿佛把这段历史当成了自己孕育的孩子，始终有一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怆。对过去的事，可以用上帝的视角将它回溯时，可以佯装通透，似乎一切了然于胸，然而，只有真正处于那个时代，才能知道它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