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略》书评

重读《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称:“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此书重印时,鲁迅在题记中又说:“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由今观之,此书的确有应补阙拾遗及辨讹疏证之处,如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似乎并未辨明《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的本质区别;再如对《水浒传》繁本、简本孰先孰后的辨析似乎也存有疑问等等。但就其总体构架来看,仍具有典范意义;今人研治中国小说史,仍可从中获得理论和方法上的启示。撮其要者,约有以下五端: 　　一曰打通古今,撰写出一部中国小说通史。鲁迅撰写《史略》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古、近、现、当代之分,所以《史略》可视为一部小说通史。我以为,所谓古、近、现、当代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使彼此之间完全隔断。能否像鲁迅当年所作的那样,揭示出不同时代小说发展演变之间的影响、联系,寻找出其间的规律,打通古今的界限,撰写出一部《中国小说通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难而又颇具诱惑力的课题。 　　二曰上贯下联,凸现“史”的特征。 　　如同所有文学样式乃至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一样,作为小说史,理应将这一过程尽可能准确客观地描述出来。鲁迅正是这样理解并付诸实施的,这从《史略》的篇章结构布局即可看出。谈小说史,首先应辨明“小说之名”的起源。鲁迅没有纠缠于概念之争,而是直接从历代史家著录入手,“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通过列举历代史家对小说的著录及论述,古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便不辨自明。 　　中国小说何时发生、何时成熟、何时达到高潮,鲁迅均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说明。他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至今仍为人们所服膺。唐代传奇小说迅速进入高潮,但至宋代,由于其“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遂走向衰落。然而话本小说却应运而生。于是鲁迅又追本溯源,对话本小说的起源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如何凸现小说“史”的特征,是每一位研治小说史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鲁迅深入到小说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之中,寻找出前后的联系、影响与差异。如在论述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时说道:“《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子,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才子佳人小说蹈袭了明代世情小说书名的取名方式,但其内容已发生变化。其所述故事与唐传奇近似,但不过是偶合,并非出于模仿。这些论述既指出了才子佳人小说与以前小说的联系,又强调了其独特之处。　　再如分析清代狭邪小说的源头时,上溯至唐代《教坊记》、《北里志》,下逮明之《青泥莲花记》、清之《板桥杂记》,以及各种伎人小传。但此类书所记多为“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直到《品花宝鉴》出现,才标志着狭邪小说的真正成熟。与此同时,鲁迅又指出了狭邪小说与《红楼梦》的关联:“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但《海上花列传》却与以往的狭邪小说有所不同,于是“《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也”。这种上贯下联、纵横比较的分析研究,一方面出于对材料的详尽占有,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出于审美判断的能力。　　三曰内外结合,揭示出社会文化及时代思潮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小说的发展演变,既有其内在的规律,又不能不受到时代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鲁迅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深邃的见识和敏锐的眼光。　　如清代出现了许多“以小说见才学”的作品,其原因亦应从社会方面去寻求。鲁迅首先考察了清代日益加巨的文字狱对文人的影响,“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这种考证之风也渗透到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之中,“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小说虽“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但同样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所以才会出现李汝珍的《镜花缘》等一类小说。然而这类作品“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则博识多通又害之”。这就从本质上揭示了此类作品的基本特征。清末出现的“谴责小说”表面上与讽刺小说相似,但无论立意还是写法都有了变化,其原因也是社会所造成:“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在其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则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则别谓之谴责小说。”　　四曰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小说接受者,注意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影响。　　小说与诗文等文学样式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其与受众的联系更为广泛,且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因此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时尚爱好的变化会直接作用于小说创作。鲁迅敏锐地觉察出了这一点,在分析清代侠义小说的产生时,便比较了文人与一般读者审美趣味的不同。认为在《红楼梦》之前,明代“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刊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趣味也随之发生变化,“时事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于是许多小说“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正相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这种分析将读者群与时代因素作有机考察,在变化中把握小说的发展演变,令人信服。　　五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表述方式。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研治中国小说史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从字数上来说,以区区十余万字而将千余年的小说发展演变做一清晰描述,可谓惜字如金,故鲁迅说“虑抄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从内容上来说,则只能抉取要点,抓住关键,故鲁迅又称“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这不仅是文风问题,也是研究方法问题。大体来看,鲁迅对作者、版本、成书过程等基本问题,都尽量辨明。但对作品的分析却绝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抓住其主要特征,不求面面俱到、巨细无遗。这种驭繁于简的表述方法,既需阅读大量的资料,又需睿智的头脑,而且极易发生偏差。相反,倒是当前那种面面俱到的表述方式,不仅省力,且无风险,只可惜它们很少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也很少能够给读者一种豁然释怀之感。作者：王平 来源 《光明日报》2005年08月26日

历史的沿革

先生 闲居 寓里 ， 深 研究 古代 小说之 精华 。。。从 小说 起源 至 清 朝 之 后 ， 古代 小说 留给 后人的 是 文化的遗产 。 然 文 艰深 苦涩 。 。。。。文言 苏多 。。。。。 不易 深懂 。。。

如果鲁迅能读到更多的小说。。。

这么晚才看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好惭愧。不过还好，许多可以不看的书并没有去看，看完了小说史后更不必去看了。然后就有了这么个想法，如果鲁迅能够长寿，像巴金或冰心那样，一直活到解放后几十年，岂不是能看到金庸等人的小说（武侠小说）？他会怎么评价呢？从他对七侠五义的评价来看，应该会给出中肯的评论吧，因为鲁迅是喜爱小说的，不会因为偏见而诋毁它。还有就会想到如果鲁迅当年能看一看福尔摩斯等侦探小说呢？这就要怪他学艺不精了，洋文（英文、德文等）肯定没有好到可以直接看原著的水平。不过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所有文章，或许已经看过也未可知。不过从小说史来看，至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看过，一点也没有提到过这类书籍（侦探小说）。

这个版本的一大优点

这个版本的一大优点就在于书后附录的李梦生编“《中国小说史略》引用小书书目简介”。现引李先生简介说明在下：“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鲁迅先生原著，特将《中国小说史略》中所征引小说逐一查考简介如次。凡在正文中已作重点介绍的（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从简从略。书目以笔画为序，书名出条以原书引用名为正。”

巨笔如椽真国士

转自本人微博[@子冯的书架]-一周一阅09期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大概是被周家的人占领了，听周杰伦的歌，看周星驰的电影，读周树人的课文。说句实在话，鲁迅先生的作品当真要给小孩子看么？我问过许多小朋友，当真看不懂，而且很费解。的确，先生的文章实是于非常时写非常作，今日大抵是读不出感情的。惭愧地说，先生的小说与散文，于中学的课本之外，我读的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并非不好学，而是不忍。每每目睹他字里行间的鞭笞与挣扎，我的心口便会莫名地刺痛，仿佛一页书划在上面，渗了些血，却又看不到伤痕。正是他字与字之间染尽民族的羞耻、中华的悲哀，因而不忍。与此相反，间隙时我常读先生的学术作品。每读完一部，敬仰之情更添一重。要知今日之学生，万不可把看过几部名著、多认些字，全当是博闻强识。其实一个人的文化底蕴与积淀，全在其学术成就。以鲁迅先生为例，我们上学时读他的《故乡》《祝福》，自是令人浸润其中不能自拔。但可曾想过，若无深厚的阅历与文学功底，先生又岂能下笔如割、刀刀见血？试看《中国小说史略》，从上古神话贯穿到近代，旁征博引，考证详实，气度恢弘，品评见地不减古人。反观当代黄口孺子、网络“先锋”，有几人能在而立之年将内中提及之小说作品一睹全豹？更遑论分析考据、学术研究，分明无从谈起。可这又是时人与古人最大的差距，落寞将是必然。说到“小说”这个文学体裁，究竟有没有人能说清它的定义。我记得周汝昌先生曾说，小说就是一种野史。了解周先生的年代，这句话也诚然不失其准度。我们首先要知道，古人眼中的文学，不是小说和诗词，而是公文和论文。小说经历了很多的阶段，最终在明朝正式定型下来。在这之前，小说的内容大多是由说书人在古代典籍的只言片语之中揣测改造，因而得来。所以，很多小说名作都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比如说《三国》，它不可能是罗贯中一个人的创作，三国故事的雏形在宋代就已经形成了。又比如《西游》，唐僧带着一只猴一头猪去取经的故事，在宋元时期的瓷器上就有体现。罗贯中、吴承恩这些人不过是将这些故事固定下来，使之成文流于后世。而小说的内容，在当时来说主要还是王侯将相、名士骚人的稗官野史。比如《世说新语》，里面几乎没有老百姓的故事，都是名人高士的谈话或者趣事。《三国》如此、《水浒》如此、《金瓶梅》如此。水泊梁山一多半都是当官的，改编自《大宋宣和遗事》，也都各有来源。《金瓶梅》更具世俗性，但也仍体现着较强的阶级性。因此，鲁迅先生要梳理这些作品，要从更深刻的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正是因为古人的小说虽是老百姓写，但罕见百姓事，鲁迅先生才要闹一场“文化运动”，从此以后，小说的主人公终见平头百姓了。我以为，文人是要有三重境界的。下层者，广览名篇；中层者，评略佳作；上层者，著就精品。然而，没有人能直接跳到最上层。伊古以来，未有不从饱览群书开始，然后能与众友清谈，品评拔萃，最后才能自己尝试创作之人。就像教师一样，有些人能钻研学术，但不一定教得好。可是反过来，能教得好的，一定都是爱学习的老师。这就是境界的逐层递增。我们看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写得着实跌宕，殊不知其背后凝结了如《管锥编》中无数学养的精粹。朱自清的散文细腻优雅，令人读来如湖中秋月，而这份思语恰恰是他游学各国数年之后获得的哲理沉思。之于鲁迅先生，则更是如此。先生之所以能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如泰山一般的巍峨成就，恰恰是他多年的学术修养所造就的。可惜今天的人们大多只知道先生小说写得精妙挺拔，却不知他的学问亦高深非常。鲁迅先生逝世时，蔡元培曾作挽联一幅：“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足见在当时的人心中，先生非惟作家之名，更有学者之实。鲁迅，一个横眉冷、气自华的名号，在世界的文坛屹立至今。他学问精深、笔触锋利、敢于斗争，学术上俨然北斗，可望不可及；而他又生童趣、好戏谑、有感情，生活中就像邻家大叔，可以相攀谈。彻查搜捡，我亦未能从古人中掘出一个相当的人物。大概，也只有先生这样的真国士，才能擎着如椽之笔，掀开中国新文化的黄金时代。2015年1月13日 笔者于雨鉴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