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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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5
ISBN:9787563384075
作者:谢泳
页数:290页

章节摘录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在时代习气中的升降命运和长远影响如何在一个学者身上由显而隐,最终还原为一种稳定学术传统的过程,王瑶晚年多讲“清华学派”,其中寄托了对自己曾受陈寅恪影响的怀念。不过,一种学术生命力的顽强延续,有时候我们只能从他们学术著作的细处才体会得出来。  一般研究王瑶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的人,都会提到鲁迅对他的影响。一是因为王瑶自己在所有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里,都要提到鲁迅,二是王瑶1949年后的学术贡献中,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以为虽然王瑶自己强调了鲁迅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考虑到中国1949年后的学术环境,学者刻意显示的学术影响,一般说来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学术偶像,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某一种学术影响,有可能包括了学者对时代学术环境的另外一种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可能还遮蔽了一些东西。我们研究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的影响显然不够。  人生有许多偶然,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上的偶然性,体现在他早年认同的三个学术导师,在后来变化的学术环境中,他们不但没有因为时代转型而失去原来的学术地位,反而比原有的学术地位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敬。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朱自清,还有一位是闻一多。三位学者在1949年前均已去世,而王瑶直接师从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又恰好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能得到转型后时代高度认同的,因为毛泽东表扬过他们。  陈平原早就意识到,王瑶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陈平原指出:“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今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50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陈平原是最能深刻理解王瑶学术道路的,但理解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朱自清和闻一多显然不够,必须把陈寅恪引进来。1983年,王瑶在《治学经验谈》中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清华研究院中国语文部,因此就师承关系说,我是直接受到当时清华的几位教授的指导和训练的。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以后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和研究院的导师,也都是朱先生。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王瑶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时与陈寅恪在两地的经历有一段是重叠的,吴宓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此不具引。也就是说,王瑶听过陈寅恪的课是基本事实,其研究生论文题目,选择中古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王瑶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见到他与陈寅恪有直接交往的记载。那时王瑶还没有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陈寅恪当时身体很不好,不久已失明,是否知道王瑶研究中古文学思想,还值得进一步搜集相关史料,但王瑶心仪陈寅恪是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依据的。  1949年前王瑶重要学术论文中,引述最多的一个学者就是陈寅恪。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所有论文中,在同时代学者中,只提到过鲁迅、刘师培、陈寅恪等极少数学者,而提到最多并直接正面引述观点的,恰是陈寅恪。   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中提到陈寅恪时说:“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考证范晔与天师道之关系甚详,中云:‘又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独《方术》一传,附载不经之谈,竟与《搜神记》《列仙传》无别,故在全书中最为不类。遂来刘子玄之讥评。亦有疑其非范氏原文,而为后人附益者。其实读史者苟明乎蔚宗与天师道之关系,则知此传本文全出蔚宗之手,不必疑也。’”  《文人与药》中说:“顾恺之被人称为痴绝,大概也是服食的原因(凡姓名末字为‘之’字者,多为天师道,详见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论希企隐逸之风》中提道:“陈寅恪先生著《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说桃花源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所纪乃北方人避苻秦淫虐时所筑之坞壁,论证甚详。”关于天师道信徒多以“之”字为名的研究,陈寅恪后来还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详加申说。王瑶对陈寅恪学术的关注非常细致,有共同的趣味。  在《徐庾与骈体》一文中,王瑶引当时《清华学报》所刊陈寅恪文章后,指出:?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考证庾信这赋之直接动机,在读沈初明之《归魂赋》;沈文今存《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序云:‘余自长安还,乃作《归魂赋》。’沈文作于建康,陈先生言‘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流传关右’。”  1954年,王瑶写《李白》一书时,述及李白的出生地,曾引陈寅恪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氐族的结果。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纪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伪托夸诞之语。’”同时在另一处还说:“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本来是‘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书后注释标明引述自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55年,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在注《桃花源记》时,再引陈寅恪的观点,他说:“据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则渊明写作材料的主要根据是来自《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瑶论文中凡引陈寅恪的话,均以“先生”称之,而在1949年后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研究中,依然不断引陈寅恪的观点,可判断为王瑶内心始终保持了对陈寅恪的敬意。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理解,王瑶晚年凡谈学术,必谈“清华学派”,其实包含了对陈寅恪的敬意和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反省,可惜王瑶在1989年去世,否则我们会听到他更多关于“清华学派”的意见,并从中观察他对陈费恪的理解。  王瑶在清华中文系研究院读书时,师从朱自清,而朱自清在清华时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对陈寅恪极为佩服。朱自清曾在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我曾在《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中引述过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详细记载。朱自清对陈寅恪的感情,无疑影响了他的学生王瑶。  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论著中,引述最多的是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而朱自清对此文也极为熟悉。1933年11月16日,朱自清的日记中记载:“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  ……

内容概要

谢泳,1961年生,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储安平与〈观察〉》《靠不住的历史》等。
谢泳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xieyong2007
豆 瓣 小 组 http:// douban.com/group/11487

书籍目录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1949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从一本国文教科书看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模式
“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以1951年《文艺报》一场讨论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以1952年《文汇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为例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
《红楼》杂志研究
《朝霞》杂志研究
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外一种:胡适与厦门大学
家同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后记

编辑推荐

  《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能仅仅以作家和作品的变化为主要依据,还应当注意那些曾经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读者的欣赏趣味产生了影响的历史事件。理解一个时代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观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角度。不是说大学生活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知识和精神生活,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品质。  中国知识精英后来的命运主要是国家造成的,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后导致了知识精英的悲剧命运。  对一种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倾向。

作者简介

制度变化,书生之困,有什么关系。
本书从资料搜集入手,于正史之外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分析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1949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从院士到学部委员折射出的1949年前后知识精英与国家之关系,一本国文教科书酝酿的现代文学教材模式,一个小说细节预示的百年中国文学之“赵树理悲剧”,《文艺报》讨论、《文汇报》专栏反映的当代文学转型过程,《学习》杂志事件揭示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作用,《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透露的高层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北京大学《红楼》杂志与“文革”后期《朝霞》杂志呈现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以及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 70年代初访华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何炳棣、杨振宁等人的家国情感……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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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     关于婚姻P107 50年代初,通过改变女性的阅读和欣赏趣味,从而让女性更少的女性化。。。当时的文学观念认为爱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不能让它再出现再文学作品中..P115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很多革命运动都是从变革当时的婚姻制度开始的,因为革命运动以动员青年参与为主要方式....但是...P119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那些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启蒙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个性解放、反抗婚姻制度等具体内容,其实只是人的解放中较为平常的社会性变革,在这种变革之上的政治制度的文明化,才更具有启蒙的真正意义。
  •     第一次看到由国内学者正面研究这一问题,即,在新政权成立前后,知识分子究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谢泳并非着眼于这些知识分子的个体命运,而是着眼于他们在整个新的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中,以怎样的方式来参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政权最终建立对大陆的全面控制,这个控制是立体的,包括思想、经济、乃至肉体,那么,谢泳这本书,就是从思想层面,来剖析共产政权是如何真正实现控制的。谢泳可能没有提供最终答案,但这是一个可贵的研究起点。本评论由贝尔地板 www.BBLfloor.com Simon撰写
  •     (导) 早年知识分子追求科学与民主,结果自己的命运却陷在最不民主的时代。过去周作人注意过这个问题,他说这是“故鬼重来”。在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谢泳看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确实是在一种困境中,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新书的名字,就叫《书生的困境》。2009年5月30日,《晨报周刊》对话谢泳。(发表时略有删节)(主)谢泳:一般说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现实中总是弱势,甚至劣势文|袁复生谢泳曾在一个访谈中,借用董桥的话形容自己:“人到中年,就是叹息越来越长,文章越写越短。”所以在最近出版的4本书中,他更偏爱《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因为比较随意,虽然都是短文章,但意思都有了”。尽管现在已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但他觉得“长文章其实多数也只是材料多些,观点也不外就是平时那些。当代学术,长文章并不一定比短文章重要” 。学界近年一直有“专书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的说法,具体到个人不一定准确,但一般说来,还不无道理。[书生的困境]()早年知识分子追求科学与民主,结果自己的命运却陷在最不民主的时代晨报周刊:你把这本讨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书,命名为《书生的困境》,为什么呢?这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什么地方?谢泳:《书生的困境》,也是编辑起的名字,他们要书好卖嘛!我自己起的是那个副标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用的书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说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早年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越往后,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就是后者总是重复前者的命运,早年知识分子追求科学与民主,结果自己的命运却陷在最不民主的时代。过去周作人注意过这个问题,他说这是“故鬼重来”。我以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主要在于他们自己对时代和历史方向的选择中有不清晰的地方。因为他们早年反对的力量恰恰走向了民主,而他们热情向往的力量并没有把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带到光明的地方去。今天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民主实践有相当高的评价,而领导这个历史变革的恰恰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时最反对的力量。这可能是一种困境。当然这个问题要仔细分析起来会非常复杂,比如中国的现实、国际背景、世界思潮以及当时政治力量的具体表现等等,但我们研究历史,总是从事后判断前因,这样看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确实是在一种困境中,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晨报周刊:上世纪70年代初,何炳棣、杨振宁、陈省身、王浩、任之恭,这几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回到大陆参观访问,回美国后异口同声地对文革中的中国做出了高度评价,过于浓郁的民族情感,是否成了严重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观察的一个魔障?谢泳:从人情上说,家丑不外扬是人性的弱点,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其中有一个自觉还是强迫的区别。如果强迫说自家短处,我以为可以回避,自觉反思时,就不能回避真实的事实。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些回到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评述中国现实,可能多是自觉行为。他们无视当时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处境,歌颂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其中有民族情感,但也有思想状态,这可能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困境。[“鲁迅悲剧”]()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需要什么样的鲁迅,学术界自己就可以解释出什么样的鲁迅晨报周刊:鲁迅在厦门大学的113天中,对厦门大学的评价是很低的。以至于后来的《鲁迅在厦门》的连环画中,“凡与鲁迅对立的历史人物无不形容委琐,唯有鲁迅一人高大无比”。你在《胡适与厦门大学》一文中说,这段时期,也是鲁迅与胡适以及“现代评论派”彻底分手时期,个人生活处境不好,所发议论“多数带有个人想象成分”。为何你不避嫌,来仔细议论鲁迅的“厦门叙事”?谢泳:鲁迅在厦门的实际时间,我统计了是113天。最近我看到房向东先生一本书,他更仔细,是135天。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孤岛过客》,他的说法应该更准确。我这篇文章其实主要是想反思1949年后中国学术界对鲁迅的评价问题。尤其是这种评价何以会发生?这其实已和鲁迅自己的思想关系不大了。对鲁迅的评价,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自己适应意识形态要求的自觉性,意识形态需要什么样的鲁迅,学术界自己就可以解释出什么样的鲁迅,这个意思鲁迅自己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时就表达过。我选择“厦门叙事”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它反映了当时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顾及历史真实的逻辑。晨报周刊:前段时间,大家谈鲁迅和胡适,很多人是对立着来谈的。韩石山有本书名特别明显《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你觉得这种对立有必要吗?谢泳:韩石山的说法,表达的是一种修辞性的判断,不一定准确,但很容易说明问题,应当说在近年中国学术界,这可能还是一个创造性的说法。中国学术界是很没有创造力的。鲁迅和胡适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非常复杂,这些年关键问题还是要清理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至于解释方面的事,我以为可以见仁见智。鲁迅的困境其实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他认为“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未来”,虽然鲁迅给延安的电报现在有争议,但这个判断至少今天人们还没有承认是事实。倒是胡适“我在道义上支持蒋先生”成为了事实,台湾的民主实践,现在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可以有不同评价,在这方面,胡适和傅斯年早年的判断得到了历史的肯定,至于这个历史事实发生的条件是自觉还是压力造成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教育]()陈丹青就敢果断离开清华,而贺卫方就害怕离开北大。这里面不光是个人精神问题,也有经济因素晨报周刊:2007年5月到现在,你已经在厦门大学做了两年教授。《教育放言录》的核心议题还是大学教育,经过这两年,你对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有没有建立起一些基本的信心?有哪些可能转变的苗头?谢泳:中国社会,一般人不具备自由流动的条件,所以对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不能简单以他们供职的场所来判断他们的言行,也不能把他们对自己供职的场所和他们自己的思想等同。比如大学里有人批评大学,有人说你要先离开大学再来批评,既然不好,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去?这个逻辑就有些不近人情。我们现在不管在何处工作,第一是谋生,要吃饭。我到大学里教书,也是为了吃饭。在这个前提下再谈别的,我以为就比较近情理。中国大学的现状不如有人想象得那么好,也不似有人想象得那么坏。我个人感觉,这里和整个中国现实没有太大差别。一时并没有改变的迹象,但总有一些人还是能自觉回避压力,保持内心的独立,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政府额外给出的好处,有良知的人也能保持冷静,它也并不始终具有吸引力,经济地位的提高,还是让许多知识分子有了保持独立精神的前提。晨报周刊:你在《书生的困境》中说,中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传统的维持,是教授在不断与教育机关抗辩过程中得到实现的。那么在今天,以局内人的观察,这种抗辩还存在吗?谢泳:从一般层面说,对学校公开抗辨的事实并不多见,因为中国的多数教授,在事实上并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因为同一类型的大学完全在同家控制之下,另外,自由流动包括经济前提,这是抗辨的基本条件。陈丹青就敢果断离开清华,而贺卫方就害怕离开北大。这里面不光是个人精神问题,也有经济因素。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民国时期,政府控制所有社会资源的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对大学教授来说,这个自由还不存在前提。通俗地说,是教授怕学校,不是学校怕教授的时代,因为条件不对等,还构不成博奕。晨报周刊:作为中文系教授,你专门写了一篇《“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个文章对“文艺学”的设置和后果,其实是持否定态度的。从根本上否定一门课程,你不会担心同行们会愤怒吗?谢泳: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我主要谈的是这门课程产生的历史。我想要表达的是,意识形态的需求力量很大,可以无中生有,有中生无。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在学校,如果我在学校里,也许就不会写了。晨报周刊:《〈红楼〉杂志研究》一文,专门谈到了学生批判老师的问题,你观察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保持“政治正确”的学生,总是比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所获的学科选择机会要多。把教师批得最厉害的那些学生,几十年后,又有了较高的地位。那么在今天,还是这个局面吗?在现实中,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仍然会处于劣势?谢泳: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应当说这个事实还存在,因为在事实上国家总是对的(这是一个不能讨论的问题,你不能追问,事实上也没有追问的直接对象)。比如,如果说反右是错的,那么参预这个运动的积极分子在逻辑上也错了,而“右派”应当回到更好看的位置上,但中国的现实是“我打你右派,我给你平反”。居于高位者总是居于高位,而不是倒过来。具体到个别单位有倒过来的情况,但一般说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现实中总是弱势,甚至劣势。晨报周刊:1952年6月,《文汇报》发表了很多中学生的自述文章,现身说法,说自己如何被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腐蚀的。看起来触目惊心。他们矛头所向的焦点,是小说中的爱情。“消灭爱情要从中学抓起”的后遗症是什么?谢泳:以往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忽视了一个基本情况,对大众产生影响的是流行文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通俗文学。是那些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纯文学对大众的影响并不强烈。通俗文学最不能没有俗世生活,而俗世生活最不能不近人情,所以凡通俗文学,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通俗文学,婚姻和性是普遍主题,爱情是它最恰当的模式。只有把革命主题强化到超越世俗生活的时候,才能起到宣传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一度时期会没有通俗文学,而纯文学当中,也慢慢会没有爱情,你看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还有一点爱情,致函《金光大道》就完全没有了,再到革命样板戏,爱情就无影无踪了。[赵树理悲剧]()你观察近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何处不体现“宁左勿右”的逻辑?晨报周刊:《延安知识份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一文,以《学习》杂志为例,指出“宁左勿右”的一贯选择。这一选择背后,有什么奥妙呢?谢泳:“宁左勿右”是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一条件基本政治规则,它形成了对待事物的一个基本判断逻辑,你观察近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何处不体现“宁左勿右”的逻辑?晨报周刊:你认为赵树理是“同时代相同历史条件下,较多现实了自己个性和独立性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但他没有任何警觉地描述了“斗争会”这种侵犯人权的方式。最后“报应”到自己身上,他自己也是死于“斗争会”。这样的例子,还有批斗过王实味的李维汉、丁玲、艾思奇、艾青、周文……是什么样的缺失,推动了这种悲剧的重演?谢泳:“赵树理悲剧”和“鲁迅悲剧”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两个典型的悲剧,这两位作家本身追求的理想和价值,最后在形式上被高度认同,而事实上却被完全否定。赵树理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之一。赵树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其独立性,他小说中有一个持续的主题就是人要活得像个人。但如何活得像个人?赵树理的判断可能有问题,他对某种政治制度的可怕性没有警惕。“斗争会”的形式,只有在没有法律,没有法治意识的社会里才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形式。赵树理也没有逃出这个困境,延安知识分子当年都没有怀疑过这种形式本身的非人道性和非法治性,或者认为革命有一切正当理由超越任何法律。这是民主意识缺位的表现。图说:谢泳,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储安平与〈观察〉》等。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5月,谢泳一口气出版了4本书,其中有两本是与丁东的录对话,这些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十日谈”和“双城记”专栏,结集成《文化十日谈》、《教育放言录》。另两本就是今年1月的《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今年5月的《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2009年5曰出版的《书生的困境》书影。2005年9月出版的《储安平与〈观察〉》书影。

精彩短评 (总计72条)

  •     话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作为书生,在满腹经纶之下的忧国爱民之性,何以走出困境?读书吧!
  •     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
  •     谢泳对知识分子的解读与反思
  •     我只能说这本书的史料太足了,把现代知识分子的优缺点和无奈和无知都体现出来了。特别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和态度。谢冰在这本书里说了好多好多非常棒的句子!
  •     对党的态度很让我感兴趣,还有延安知识分子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 鲁迅的光环也慢慢被摘掉了.... 对了解近现代史有帮助
  •     谢涌的书看了不少。 这本是不错的。
  •     嫌乱。水
  •     书生的困境2010.01.07
  •     谢泳又要比张耀杰高一筹
  •     后记对论说和掌故两种研究方法的论述,切中时弊。然而可考之物恐日渐枯竭,唯有靠论说谋生,此当代学者之大悲剧。相对论那篇,对科玄之争的讽刺,痛快淋漓。
  •     另一个视角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反思。不错
  •     从这本书中可以理解一个时代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本身对那时候的人的事相当感兴趣,有深度,有意思的一本书
  •     权力的注脚
  •     买回来才发现和以为的主题不一样。
  •     沿袭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叙事风格,文章质量有所提高,对《红楼》、《朝霞》、《学习》等杂志的个案研究和分析也颇为精彩。1949年后,以延安为首的革命文化传统占据了绝对统治,以北大/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学院文化传统逐渐退居边缘直至覆灭。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到1955年学部委员选定的转变,正体现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倒并取代的历史过程,而这只是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关系的一个缩影。49年后纷至沓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最终使知识分子这张依附在各种“皮”上的“毛”失去了所有安身立命的根基,“五四”精神荡然无存,至今还没活过来…
  •     第二次买谢泳的书,值得一读,不仅是书生的困境,也是教育的困境,心灵的困境
  •     书生的困境在于,如何不被政治裹挟
  •     昨天晚上想起来盘里还有这本书闲置着,于是顺手翻开读了读。估摸着只有两百多页,因为实在不厚,事实上,果然只有不到三百页。三百页的篇幅,还不足以支撑起书名所要表达的内容。
  •     开始读还有些吃力,越读越简单~
  •     时不时有真知灼见。。
  •     很佩服作者的研究能力,掌握史料的能力。
  •     历史在事后观察,很多细小的事都可以在逻辑上与后来的政治和特殊人物发生关系。
  •     此书内容引人深思,引发更古老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探究。
  •     是一本有文化品味的好书。
  •     感觉比《靠不住的历史》好点
  •     赵树理那篇写得真好。
  •     随便翻了翻,下次再认真研究。。。。。。。
  •     最后一章尤其有意思。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甚至自由主义的)见到极权体制、威权体制都会由衷的或言不由衷的震慑、向往乃至臣服呢?
  •     此书角被挤压,封页破损,在大陆出版物中此平装本质量中等水平,加上破损书角折皱,综合而言属较差。加上配送员态度差,此次购物不满意!
  •     早已想买,认真看看,不错。
  •     想找学习与批判研究,不知道在哪里发表的,收入哪本书中了。读了几篇,其余有时间再看。
  •     有没有必买的作者(作家)?就是说:只要是这个作者(作家)的书就必须买。“谢泳”是不是?
  •     欲说还休。文笔一般。史料的收集下了功夫,切入的角度也不错。
  •     读得多少有些难受
  •     作者的话:理解理解一个时代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观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角度。不是说大学生活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知识和精神生活,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品质。
  •     无法看
  •     想法很好,但是分析有过于简化的嫌疑
  •     十年前就买他的书了
  •     近代以来,传统文人的根基一再受到冲击。新的传统又没有确立。知识分子的困境如何得解,是个严重的问题。新世纪是知识分子的世纪,工人农民都在缩小,知识分子的队伍在扩大。全球都是如此。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意义重大。谢泳本书,值得一看。
  •     史料扎实,读来一叹。
  •     这是一本专谈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集,作者从很多正史材料之外,搜集了大量资料,从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处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因而读起来很有吸引力,真实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困境。
  •     个人在时代潮流、个人在结构体制内的困境,无法完全摆脱,但是目前已得到了更多的自由
  •     有种有料,能言敢言
  •     2014年5月8日读完。用了2天,300分钟。启发了自己写论文的一些兴趣,同时也可以写几篇论文了。
  •     意思不太大
  •     很喜欢这本书,已经看完了
  •     的确是一本"简论”,很多事件的论述,也有点仓促,显得像是先确立了立场再找例证。当然,是”显得",具体事实如何,也许真如谢先生所写。他的看法我也大部分比较认同。 更好奇的是当年某些人做这些事的心理动因,不过可能难以祥知了吧。
  •     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长于资料,短于评析
  •     i havn't read it until now.
  •     在网上搜了谢泳老师很多书,看了很多简介,然后买了这本书,读了之后感觉极其一般,缺乏深度和历史厚重感。谢泳老师写得书,题目都很好,但是缺乏系统论述,单个问题单个叙述,整部书缺乏系统性,实际上是各篇文章的集合。每篇文章都涉及各式各样的主人公,基本都没有论述透。整体读起来,谢泳老师的书籍,题目非常好,很吸引人,什么现代知识分子、什么中国自由主义、什么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等等概念,但是总感觉语焉不详,缺乏基本的概念的内涵。好处是题目很大,无论什么文章都可以往里面拼凑,不会偏离书籍的题目。在叙述每个人的命运时,典型的是先入为主,提前定性,有了结论再拼凑证据。多数情况下,很多证据无法证明作者的结论。特别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尊重,任意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在当时条件下做了很多事情,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发展作了很多探索,但是,并不都是符合作者的结论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到底指的什么,读到最后,不知所云。后来再看看谢老师所写的其他著作的情况,很多都是文章的合集,题目很大,很吸引人,但是很空,缺乏内容。这也可能是“书生的困境”造成的不求甚解、追求写作的结果吧!
  •     史料独家,文笔又好,太招人喜欢了。
  •     书生的困惑实为国家的困惑。
  •     知识分子就是臭狗屎~
  •     论文集,主要是史料的收集,比起谢泳的其他书要稍微枯燥一点,但还是有趣味性。
  •     书生的反攻是厉害的
  •     百无一用是书生。
  •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描绘和评价可谓入木三分
  •     只是送来时,包装都裂开了。
  •     内容很有深度,是系列书。06年出版的还能买到不错了
  •     Today is history
  •     思想沉重,值得一阅
  •     关于建国后的文学史的一些事。
  •     读这本书,并没找到真正的困境所在。
  •     刚买的
  •     我看到的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严谨论证和铮铮铁骨。
  •     书生的困境又岂止百年,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困惑之中
  •     困境究竟是什么?
  •     值得购买,课上推荐
  •     不错,对建国后知识界一些看起来模糊难以厘清的问题做了比较精到的考证和分析。
  •     百年的中国文学存在两种悲剧,一种是“鲁迅悲剧”,一种是“赵树理悲剧”。所谓悲剧是指两位作家本身追求的理想和价值最后都以一种形式被高度认同,而事实上却被完全否定的结局完成,作家本人的历史命运处在一种悖论中。大赞。
  •     挺有意思的,延安知识分子那个好像挺劲爆的,但是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     政治影响文化。看今日大学生或者不关心政治或者热心公务员大概可想未来中国之概况。恐怕是极大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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