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中花树》书评

一個愛惜自己的女子

書（《巖中花樹》）中敘有一段關于王守仁遇過的一個女子——婁妃。在知道她死后的種種，除了傷悲于心之外，才知一個自愛自尊的女子的力量。一個懂得愛惜自己容貌和身體的女子會如何對待自己呢？一般會精通于服飾和化妝，熟識女工或是琴棋書畫的雅趣，再加一點女性主義的嬌強和不馴，男人品之，該如紅酒初時的淡苦，及之后的微甜，最終達到回味無窮而醺醉癡迷的境地。我猜想她應該是大致如此的，書中描繪當王守仁初次見她時，她還是理學大師婁一齋的女兒，清純動人，更有一項絕技：用自己的烏發寫一手妍秀的好字。當男人遇此佳人，怎能不為之傾倒？聲名在外，寧王收之，封為婁妃，終是一場悲劇。多年后，王守仁再見時，不是其人而是其尸，他幾乎以一己之力指揮臨時拼湊的2萬軍民平定了寧王積蓄多年的18萬叛師，也間接造成了她的消亡。戰敗之后寧王對王說：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王去收尸，卻見：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作者解釋說：這個愛惜自己的容貌和身體的女人，怕死后受到污辱，將身上的衣服全用細密的針腳緊緊地縫著。（P 52）其實一身薄衣和細線又怎樣阻止惡人的欲念呢？但當哪怕存有此念的男人見到密密的針腳，裹住全身的護服，仍會下手么？一個懂得愛惜自己的女子，不只要懂得美其容，瘦其身，亦要在大變大蕩之間，留有一絲從容和自尊，給男人一種震服的力量~~

传说·文化·历史

一部地方（浙江）文化传说。仅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讲，我不赞同这样的行文方式：作者介入太深，又恨不能写得声情并茂，如在眼前，就免不了显得虚假或偏颇。这种行文方式已有司马迁在前，谁也超越不了了，以后就我读过的中国有林语堂，外国有乔纳森（史景迁），算写得好的，但其中的不真实感可谓一脉相承。历史不是小说，不是“大方向”正确便万事大吉，真要用史笔，一点小细节的虚构也可以是致命的。幸而我不是胶柱鼓瑟的治史先生，太史公林语堂史景迁的书毕竟比正统考据有趣得多，迷人得多。作者功力自然不比前人，但这仍不失为一本好书。最好的是写王阳明。视角主观得可以，第一人称叙述，心理活动巨细靡遗。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有打动人的地方。他写王阳明少年时登烽火台北望：“当我站在京城北向之咽喉的烽火台上看着飞翔在湛蓝天空的雁阵（书里处处都是这种内地作者少用的长句子），强烈的阳光刺激得两眼不由自主地蓄满了泪水，谁也不知道这眼泪是为什么而流，就像没人知道一个少年的梦想。”寥寥数句，只让人突然回到那个不了解所有人和被所有人不了解的青春期，想起在某一个早晨或傍晚，大风迎面而来，鼓动起所有的彷徨和欲望。我于是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确在那样的场景中与王阳明的魂灵不期而遇。而他本人是不是真的双眼濡湿或是不是真的登上过烽火台，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真假，这个且挣扎且痛苦地走在心灵顿悟边沿的王阳明永远不会在我心中磨灭。正如因为林语堂，我向来不甚喜欢王安石。因为写的是同一个地方文士（浙东），所写之人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这一条或隐或现的线索），所以全书的基调基本是一致的，第一篇以后没有太多的惊喜，但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依然不是有令人欲说还休的语句，而那一代浙东文士的脾气性格也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眼光非常准，能抓住他们经历和个性中最关键的东西。后面张苍水和全祖望也写得不错，我想这里面有一种个人在历史中的渺小感和无力感。这两个人不像王阳明和黄宗羲那样尽管千回百折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或者部分的自己），他们始终是矛盾的，对自己是不清楚的。他们未必比同代人更清醒，但他们比同代人担负了更多的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历史痛苦感。很让人高兴的是，书后附了一个历史简表，脉络梳理得清晰又感性。你可以说这是一本充溢着作者个人情感的史学散文。也许不够真实，但足够动人，也足够严肃。

儒生就是儒生

重新书写他们的生活 得到的是所有人物一种情怀 总摆不开哀叹和暮气文人 现在真心觉得是个贬义词 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心学

对古代的人的总是带有一些崇拜的眼神，在那些并不好的社会中，真的智者想的并不知道类似现在的人想怎么样怎么样自己能好，而是为整个民族看路，为现在的我们去想事情。阳明一个明代影响极多人的哲学者，我们的自尊 我们的很多理念都是他言传下来，很多很有名的人讲到他说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哲学的源头，一直很想去读却买不到，网上也下不到，仅仅看过就是王阳明大专，很是佩服，很是欣赏。

一蟹不如一蟹还是一浪高过一浪

总体来说觉得是本好书，也可能是我读的好书太少缺乏比较的缘故。作者的文笔有点过于雕琢的痕迹是确实，但小说写史的方式也无可厚非。如果说封建社会对文人的约束一朝胜似一朝，不如说国人在骨子里都有不奴隶吾宁死的情结，言必曰古人，必曰孔孟，必曰作者不及前人，也许赵伯田确实不如司马迁，但肯定以后也不会有人评论出哪个作者高过司马了。如果说老庄的思想在先秦文化中挥洒自由的意识，那么王守仁便是在明朝闪耀了理性的回音，对自由与理性的追求是不是有点西洋人的味道？然而孔孟之道为君而用，三纲五常已经潜移默化，自由与理性之于中国大众还是式微了。鼓起超越古人的勇气才能自由的向前，西方人的野蛮也恰恰成就了今日的文明，中国100年前的失败是2000年前一笔一划注定的了。倒不是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是不破不立，不喜欢＂自然不如前人＂，＂当然不比古人＂这类说法，好像如今大行其道的鉴宝节目动辄号称珍品古意盎然啦，宣称赝品无古雅之气此类非理性的模糊评论，好像今天的工匠真没有一个合格了，现代的工艺水平绝对是下降了一般。这样的言论尽是欺世盗名的擅长了，既不能让人理解验证文物的确凿方式，又不能为工艺师的进步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参考，一句今不如古，一蟹不如一蟹，专家们就都得了道了。为向真正的理性与自由，还是要勇于探索，对于进行探索的青年人(有争议的做法）更要宽容甚至鼓励。拿艺术史做个例子，西方好像一直是出来个新鲜的妖蛾子就成就一个大师，然后铸成一个时代，东方是传承一个正统才能载入史册，以至于进入近代到来当代，中国只有传西方的衣钵复制其历史方才有我们的文化。科学史更不必说。中国的文化里那千年的包袱不知背到几时才能放下，如果放不下恐怕更要拾起洋人的包袱来背，只怕是越走越慢了。岩中花树讲的是历史上的文人，读后觉得作者也有文人的精神还有当代人的气息，不要过于苛求，在一个文字逐渐无力的时代，还有人写一本不速读速成，不那么娱乐的文人历史小说已然是弥足珍贵，就让我们再读一次书吧。

小记

全祖望：才名何物遭天忌，神理茫茫欲问难。章学诚：心是一张团皱了的宣纸飘过十八世纪的门廊汪辉祖：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这是我首次完整的认真的阅读写古代名人的书籍。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王辉祖，这些鲜明的明清江南文人，不仅仅是作词歌赋，他们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幕僚等等。他们都是颇有声望的人，或有着游学讲师的态度，或有着狂傲不羁的性格，或有着落拓的漂泊生涯。政治官场总是失意，潜心于学问。

臆想的过去

岩中花树，语出王阳明弟子记述《传习录》，王阳明与人同游，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答：“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之心外。”追溯原始文本，可清晰可见，实在是王阳明经典的唯心观，赵柏田引用为明末清初文人的艰辛命运，如同崎岖岩中开出绚烂之花，多舛而辉煌，未尝不可，由此可探秘本书的曲解。朱理程学，在明朝达到顶峰，此言不知是否过矣。作为汉人的最后一个朝代，儒家文化已发展到足以窒息的境地，但对于文人的思想束缚，望其项背于唐宋，确实是比清朝有所宽松。此等均为题外之话，不过欲说明，王阳明等文人气节可叹，然早已不及李白意气飘然,发扬俦伟，远逊苏子洒脱自然，天真豪放，不过是略为畸形的挣扎。《岩中花树》由何亮亮老师推荐而知晓，书却实在不值一读。如下：其一.传记敢用第一人称者，多出于狂妄，或是以感同身受之名改写人物。不知此书出于何？或是两者兼俱?开篇由在贵州的王阳明与一将逝的中原人的目光交流而始，倒是有点《她从海上来》的感觉，很是触目感人，倒是不错。但不得不言，赵不懂王阳明，或是读俗了王阳明，或是他无法驾驭。这是用第一人称的风险。其二，不能不说，赵的文字过于矫揉造作——有点新概念或者story100的风范——这本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一个不惑之人，又归于组织于文协，作者还算比较严肃的文字，不古不今，颇为不爽。抑或是，跟随《明朝那些事》，随意下历史？可惜又过于严肃。书中还是有些可读之处，仅作为史料而观。则而列之。 “湛若水对于王守仁的思想历程概括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沉默里也包含着四种危险？梁问是哪四种。我说，如果你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地傻闷着，那是种愚蠢的沉默;如果你用不说话讨好别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你怕人家看清你的底细，故作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就是默之贼了。听了我这番话，梁仲用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他那个默斋的号了。”去年黔行，最后一天，访贵阳阳明祠，而未去修文阳明洞。没有安排，路途不便是其一，担心被开发是其二。阳明祠已是当地饮茶下棋去所，滕椅四设，茶香漫溢，甚好。萧墙上有碎青瓷成的字，颇有味道。步入后院有题诗石碑数块，肆意横放，题字极为遒劲，诗意多为携友谈古今之事，自然难免人无百岁长，却怀千岁忧的感慨。祠内有猫，均在日光下。本想找几张照片缅怀一番，不知存哪，无果。

作者的野心超越了能力

2月苏州之行是看此书的契机。开始以第一人称写王阳明的一章令人生厌，后来作者用力不那么多的几章却还好看。大概是因为写王阳明的时候，作者自觉对王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普通文人的界限进入了历史学家的层次（乃至因此觉得史景迁“技止此耳”），把自己拔得太高，当做了王阳明的化身，写出来的东西却不怎么靠谱。读得时候既觉得作者写得很费力，又觉得搔不到痒处。真觉得浑身都不舒服起来。后面写张苍水、全祖望、王祖辉几章，作者老老实实把自己当成故事的叙述者、或者历史书籍的通俗演绎者，却回到了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当做故事看挺不错的。

多面

我早知道王阳明其人，但是没有深研究，模糊的一个“唯心”的印象就概括了，虽然的确到了后来，明白到，其实很多东西是唯心的，尤其对岩中花树那句，非常喜欢，也有朋友推荐，却一直没有深究过。直到看《明朝那些事儿》，看到这个文风，看到有人评论说，很被写王阳明的部分感动，于是我特意找了第三卷来读，破了11点睡觉的戒，直至夜深。看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悲怆，想起，“悲欣交集”四个字。人生原本如此。我一直研究知识管理，注重知行合一，也知道出处是王阳明，却竟然忽略这么久，于是我想要补课。在当当订了一批和王阳明有关的书，也从图书馆借阅了赵柏田的《岩中花树》。看罢。这个写法，第一人称，是新异，与当年明月对王阳明的描述近乎神迹、诡诈、多智、勇猛不同，这里面描述的，是苍凉的、文学化的、细腻的，是一个老人在行将就木时候的回忆，带着悲凉，和燃烧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激情。好与不好，这不需要定论，同一个人，同一个故事，可以有很多的写法，可以用不同的文体，在这方面，不应该有局限，包括思想也是，对一个人的看法，随着了解而变，而了解才是真正必要的过程。所以，我等其余的书。

对抗，还是逃离？

文/羽戈我能称这本书为小说吗？——普鲁斯特《让·桑特伊》向史景迁致敬的背后1995年前后，赵柏田就尝试写王阳明，及其背后“清竣的、坚硬的、散发着初冬的空气一般甘洌的气息”的明朝中期生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写。但是，当他写下起始的句子：“距今489年前，亦即1507年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这样一个陈述句式，煞有介事却平淡乏味，打断了他无比激切的叙事欲望。于是，沉淀。十年。十年可以改变什么？至少是一篇文章的开头：“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对照十年前第三人称的冷硬，自述的口吻像一盆潮湿、清冽、亲切的冷水，泼进一个混沌的古代花园，而读者的神经却像那枯竭的花木遭逢了甘露，眼前的世界陡然生动起来。在《岩中花树——王阳明自画像》的附录，赵柏田说，他要感谢两位西方作家：尤瑟纳尔和史景迁。作为助产士，他们改变了这个迟到了十年的文艺婴儿诞生的相貌。《岩中花树》无法不让我想起史景迁这个可爱的美国老头。王阳明的自画像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拥有着近亲的血缘。那种第一人称的娓娓道来，那种在记忆之河温暖地沉湎，那种对内心生活和日常细节的把握与重建，那种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游刃有余……十年的搁浅，与史景迁的邂逅，再次向我们证明，文体形式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而言是何等重要。一言以蔽之，写作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写，而非那样写”。一个一流的小说家往往比同等次的诗人更需要关怀形式，我一直坚信这个道理。什么？你居然将《岩中花树——王阳明自画像》和《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当成小说来读？你难道忘记了钱钟书访问耶鲁大学之时对史景迁的评语：“一个失败的小说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史景迁同样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莫非你愿意加入这场争论：历史可以以小说的形式彰显它的内涵和光泽，历史与小说并非是绝缘的？同时，你应该记得，在随笔作家和文化学者之外，赵柏田还有其它两个身份，诗人和小说家——在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以后，为什么不能视这本《岩中花树》为其“小说家的野心”的变相延续，或死火重温？说到底，回到老问题：历史是什么？或者像德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幼子那样提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呢？史景迁的历史写作一直饱受非议。除了代康熙绘制自画像，他还写过皇帝雍正与秀才曾静的诡异争斗，一个叫王氏的女人的死亡之书，西方人胡若望、利玛窦的东游记。这些极度追求叙事艺术的作品，几乎每一本都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毋庸置疑，史氏非常善于迎合普罗阶级的消费心理，在他笔下，历史之神不再是一本正经的书斋形象，而是奔涌流动的风景，是可爱的白胡子老头和小红帽，甚至是艳光四射的时髦女郎。历史走下了高峻的台阶，沾染一身油烟气，入得厨房，进得厅堂。但史景迁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使他无奈面临着双重的责难。小说家自然不愿认这位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为同行，而历史学者则嫌他不够严肃，对待过往的事物，想象胜过了考据，诗化取代了论证。譬如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就严正批评史景迁，并且指出：“无论写历史或是写小说，都讲究叙事，两者之间的界线由于‘后学’的冲击，似乎日渐模糊，但钱钟书所谓‘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可以视为历史与小说之间不可逾越的基线。写历史小说者也未尝不博览史料，认真对待历史，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才能写得非常逼真，若书写欧洲中古传奇著名的司谷脱，也深具历史感，但像《三国演义》一样，毕竟是小说家说故事，虽然真人，未必实事。至于历史书写，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汪荣祖：《史景迁论》，见《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我们还可以引用浩如烟海的资料来描绘历史与小说之争。可在这里，我却要尽快回归正题。不妨说，《岩中花树——王阳明自画像》正是向史景迁致敬之作，正如在《历史碎影》一书，赵柏田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向米歇尔·福柯、苏珊·桑塔格等予他以教益的作家致以真挚的敬意。但在致敬背后，致敬者是否有所超越？困绕史景迁的难题是否如石头一样接续到赵柏田的西西弗之肩？他该如何选择：历史，小说，还是两者之间的新生物？新生的奇迹就像危机，我们无处逃避，因为下周的日程尚未排满。何以为“信史”？其实不单是史景迁，台湾历史学家高阳先生亦遭遇类似的矛盾：在史学界与文学界之间无地彷徨，认可之音寥寥。“谁何歧路亡羊泣？几辈沐猴冠带新。”可他以小说笔法写成的《慈禧全传》，屡被人称誉“无一字不无来历”，若对照国朝的近代史教科书，完全可以当作信史来拜读。如此则浮现了一个悖论：野狐禅的小说比表情严肃的正史还可信？这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信史之“信”，是如何建构的？我可能使用了一个错误的词语，信史是被人类“建构”出来的。人类的力量大于历史本原的力量，推论与想象的技艺能够扭转貌似无可逆转的事实。有人说自秦以后，乃有信史，秦以前统称为“史话时代”。以《史记》记事载笔而论，愈加证实了历史的建构性。然而，既然存在“建构”，那么信史何以为“信”？是比谁的拳头硬，成者王侯败者寇；还是正义之剑永不老，历史自有其精神支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按照知识分子的说法，答案为后者，而按照私人性的阅读体验，则为前者。如果是这样，那么真如胡适所论，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涂抹的小姑娘。还有什么“信”可言？我理解的“信”，第一是历史必须以真实为发掘的终极目的，求真不仅是目标，且是一种思考和工作的方式，是一种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精神。固然不可能还原百分之一百的真，亦要尽我们最大所能，还原百分之九十九。第二，则是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与把握。读史越多，涉史越深，我越发产生一种对历史理论的厌恶感，恨不得将早年被灌输的那些教条主义统统呕吐出来。理论有引导性，这不错，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统辖全景。秉承某一种理论书写历史，合意则留，反意则舍，这样将有多少活生生的细节被无辜抛弃，而那些遗留下来的细节在苍白的理论光芒照耀之下，又是多么柔弱无力。不妨套用里尔克的名言：“有何信史可言，细节意味着一切！”认同这两点，我们便获得了进入史景迁和赵柏田所经营的历史世界的通行证。在那个世界，他们将求真与细节之美结合起来，干巴巴的历史教条因细节的丰富多姿而趋向真实。如赵柏田写王阳明、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写他们的日常生活，王阳明的情感历程，张苍水对死亡仪式的渴望，黄宗羲为书籍的一生，全祖望在北京与扬州这两座城池之间的精神徘徊，章学诚的漫游和失败，汪辉祖的师爷生涯，走县过府白了头，现实主义的功名，多像一条狗，你追它也跑……每一个贫瘠的背影，经过他的笔，都变得饱满。我们还隐约瞥见其后大时代的点点墨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芸芸众生在一张揉皱了的宣纸边缘苦命挣扎。赵柏田是如何解决史景迁式的难题呢？一面“希望让人物和事件更多地呈现出它们原本应该是的样子”，一面则希望读者对这本书入迷，在二者之间，他找到了惠特曼的话作为捷径：“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此书正可以视为对“适当”，对所谓的“度”的探询。我们不能说赵柏田比史景迁做得更好，但《岩中花树》有两点鲜明的特质必须指出：一是我经常强调的“历史感”，为史景迁之类的汉学家所严重缺失，他们吟唱的中国文化的挽歌，使用的“乃是弥尔顿《失乐园》的韵脚”（王家新：《致一位尊敬的汉学家》）；而赵柏田虽然惯用西方的现代性手术刀解剖东方的历史景物，但他的精神底色还是中国的，是《诗经》、《离骚》，而非《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传习录》、《病榻梦痕录》，而非《思想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其二，江南气质充斥着这个“起自对历史与叙事的双重热情，起自爱与孤独，起自对一种风格的迷恋”的文本。不仅因为他所书写的王阳明、张苍水、黄宗羲等皆属于浙东文脉，而且因为这些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积淀为雄厚的地方性知识、鲜活的传统，沉潜于现代人的呼吸视听，古人的魂灵攀附于天一街两侧灰暗墙门的老房子，呼童街上的石榴树，南塘河里荡漾的水波，并没有离我们远行。赵柏田置身江南的传统之中书写江南的传统，三百年恍如昨日，黄宗羲好象就是刚才在中山西路擦肩而过的申请疲惫的苍颜老者。江南构成了写作的语境与立论的起点。我更相信它是一种气质，散发在这本书的每一个暗角。我要引述罗兰·巴特的一个命题来结束这篇评论，他说，文学之于历史，是对抗，而非逃离。迈克尔·伍德补充说：我不太明白逃离的意思，有什么非历史性的地方可以避难呢？同时，他不认为对抗一词能够摆平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葛：“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他还说：文学与历史之间“永远不乏对话和娱乐”，文学“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去引发历史去做再度思考”（见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我想《岩中花树》的作者和忠诚读者多半会喜欢伍德的这段辩驳，哪怕有些极端。

作者很自以為是

作者帶著戲謔的口吻把自己代入到聖賢的生命中去然後自命風流地把歷史調戲狎弄一番再拍拍屁股走人看得出作者讀了很多書 只是全妄讀了文筆很刻意地在附庸風雅鄙陋的論點 鄉願的情操 努力堆砌浮華的辭藻字裡行間卻淨是俗氣 不知所雲全然沒有誠意在

小记

汪辉祖：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这是我首次完整的认真的阅读写古代名人的书籍。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王辉祖，这些鲜明的明清江南文人，不仅仅是作词歌赋，他们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幕僚等等。他们都是颇有声望的人，或有着游学讲师的态度，或有着狂傲不羁的性格，或有着落拓的漂泊生涯。政治官场总是失意，潜心于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