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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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序一、人与故居鲁迅在北京的四个住处张恨水和砖塔胡同李莲英在北京的豪宅康有为与南海会馆谭嗣同与浏阳会馆大刀王五蔡锷和棉花胡同老舍的“丹柿小院”张之洞的书楼文天祥祠和于谦故居杨昌济和豆腐池胡同15号香妃寺“公车上书”和杨继盛故居翁同龢与东单二条郑和故居三不老胡同北沟沿梁启超故居赛金花与陕西巷帽儿胡同婉容故居黑芝麻胡同奎俊府二、京城格局中轴线北端的元代古桥——万宁桥北京老城门永定门钟楼——北京的中轴线北部终端筒子河北京老城墙永定河古渡口前门楼子地坛广安门朝阳门宣武门东直门西直门崇文门天安门长安右门安定门正阳门阜成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东便门东安门 中华门西华门清末的外城城楼地安门三、京城八百年京城八百年北京的刑场北京八个有情趣的地方京城鸽哨妙应寺白塔旧京会馆烟袋斜街长河风光……四、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五、老北京生活后记

作者简介

中国人很难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所以人们总是看见枯燥的争论在不休地上演。惟有一个例外是环境问题；愈来愈多的人被卷了进来，购置山林的、义务植树的成了风潮，呼吁保护环境的大军，渐渐壮大遍及一切阶层。

　　除了对沙漠化自然关注的绿色行动主义，对文化环境的爱怜目光也在对焦。义愤填膺的声浪干涉着粗野短见的施工队，人人都成了文物保护者。强调讲究的文化，痛斥浅薄的建设，老外特别来劲；常听说哪位欧美国籍的夫人，在不辞辛苦地阻挡拆迁、保卫胡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呢？但任凭什么，也挡不住隆隆的工地轰鸣。一座城市又一座城市，历史的积累和宝贵的遗存，还是依次被拆光毁尽。雷同的十字路高架桥，使本地人找不到家。乏情的银行楼大商厦，把粗犷北方和阴柔南方，统一成一个可憎的模式。在酷似上世纪70年代简易楼的种种叫卖欧陆加州的楼群中、更绞尽脑汁添造了鸟巢和锅盔；洋专家利用新潮的官僚心理，给害羞不已的都市再造一个词，一个叫做“市”的词汇，被滥用得暧昧可笑：不仅有若“定州市涿州市”之类的汉字悖义，在古老的草原上，你能理解如“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满洲里市”这样的招牌么？而肆虐于市的瘾头似乎还远未过去，人们正静候哪天出现“中国市北京市八达岭市”的正式颁布。唐宋传奇中的天下军州、历史地图上的州府路道、哪怕革委会时代的县地省，一切历史沉积结晶的人类聚落描述——州、府、省、县、镇、集，无论大小轻重，不问功能内涵，都变成词义不明的“市”。头上是一刀切的高度，眼里是白晃晃的瓷砖，耳中再听着铲除古迹的消息，单调和疲惫的尽头，使人不再喜爱自己的家乡。

　　所幸这毕竟是一个允许议论的领域。如保护树林一样，谁都可以对破坏古城风貌者，狠狠骂上几句。甚至国家的标志剧院尚未落成，就读到咒它“王八蛋式建筑”的文字。最早的呼吁者，那些在这个领域尚带有浓烈政治意味时呼吁的人们，其实早已绝望地沉默。

　　也许，对我们这个感性迟钝的民族，惟有到了历史城市消亡的时刻，对城市史的观察才可能开始。非要到了仿古街道一条条被伪造出来、而且错觉随之发生，连我们也真要把它们当作古迹——新历史城市就这么差强人意地登上了舞台，管你愿意与否——人才静心转过身，注意珍贵的历史城市。

　　人类文明的进程，在远古的岔路口上分开的时候，城市的类型，呈现了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城市，其实在最初就有一些先天的弱点。今天有心思地比较了地中海的一些名城，才发现它们沿袭了不同的规划。

　　比如，格拉纳达是在一条山脊上，沿着山势走向和起伏，先营造了宫殿即王城。然后在要塞的墙外，随意地兴起了百姓的民居。广场即是市集，借邻家外壁做我家的前墙，顺着几户邻里的小径，勾连成城市蛛网般的通路。家居和土地的私有，限制了国家的霸道意志，一个街区与另一个街区之间是交通大路，它们沿着泉眼流水，给后代留下了改造的依据。都市营建中，借助自然的思路，使人类获得了说不清的好处。千年过去之后，整个那种布局，更显现出一种迷宫的魅力。难怪数百步之内的王城和居民区，阿兰布拉宫和阿尔巴辛窑洞区，两处都早早被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而在中国人的脑子里，规划就是礼制。从《周礼·考工记》的时代，九经九纬的大平面，任凭改朝换代沧海桑田，未曾有一点更改。这是统治者逞示威严的平面，而不是居住舒适与合理的设计。这样的布局规划，必然把城市选择在平原上，而平原城市除了对水患与战争的无力，它放弃了建筑的落差，其实也就是丢失了城市的奥深。

　　礼制规划的缺陷，不能单从平原的安置来追究。僵化的不仅是切豆腐式的划分，理念中的其他因素，也使城市难得长命。不用说安阳的殷墟，不用说《清明上河图》的汴京，即便那万国来朝的伟大长安，它天下闻名的里坊，为什么后来荡然无存了呢？值得反省的例证不胜枚举。喀什噶尔也坐落在平原上，它的魅力为什么那么诱人呢？顺便说一句：喀什市的愚蠢改造，也正以消灭魅力为纲领，以九经九纬为图纸，日以继夜地进行着。

　　除了平面之外，建筑材料也是一处软肋。从殷墟到战国的高台(如赵国丛台楚之章华)，古代的材料只有夯土。木头加夯土的速朽，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添些硬材料，中国建筑走上了漫长的土木材料之路。这种建材作为城市的细胞材料，它的易损速蚀，造成了古代建筑的保存难度。它无法和比如地中海东岸的阿拉颇，那座石筑古城相媲美。遍地的古建筑，其实都必须百年一落架，三十年一补修，看似碑文上写着远溯唐宋，其实眼前的寺庙殿堂，一色几乎都是清代重建。我们缺乏使用石头的传统。无边的平原上，昔日星点分布着烧砖窑，今天到处兴建着水泥厂。那么也就没有如阿拉颇，没有那种沿着地中海的、上溯纪元前后依然巍峨屹立的罗马遗迹。土木材料的廉价和限制，滋生着都市营建的投机和短见。抽时间遛一遛石材市场开人眼界：原来根本就没谁打算建一座石头的建筑，只有人把石头切成片，“干挂”在劣质材料的骨头上！

　　如此建筑，如此建筑堆积而成的城市，它的难存韵味，它的历史遗存，早已是危若累卵。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里归纳了早期资本主义城市的一些要素，诸如城市诞生的地理原因，以及它与市场和交通的关系，城市的官僚、商业、工业、手工业、宗教、军事等诸多功能，指出了城市含有的粮食、政治、交通、人口等病灶，最后总结了城市的银行时代。他说：“如果说城市生活是分阶段发展的，那么，它也是分阶段衰退的。城市的诞生、发展以及衰落与整体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城市在衰退过程中，陆续放弃它们的力量根源。”(商务，第一卷，P468)

　　但在16世纪导致资本主义城市兴起的交通因素，尚未如今天一样发展为城市之癌。交通是城市的脉管，它一旦痈肿发炎，城市便高烧瘫痪。发展交通，这是一个神圣的名义。交通难题是一切阴谋和腐败的掩体。房地产的巨额利润，当然也在这种掩体背后暗暗计算。城市是脆弱的；仅仅一个交通的借口，就可以把每一个北京胡同的路口都变成立交怪物。城市里的人更是脆弱的；工程队和开发商的背后是“不可抗拒力”，人只能接受从自己的家离走迁徙的判决。隔离桩、铁栅栏，为了交通七十老翁在爬高高的过街桥，然而汽车仍然如蝗灾般疯狂涌来。拓宽，把每一条路都拓宽到80米、100米，碍事的九经九纬，可以在它的81个交叉点都建起恐怖的立交桥。不远的未来，可以畅想人行横道上挤满了摆渡般的过街公交车。区区胡同就盛不下你的乡愁么？为了交通、汽车、楼盘，为了长官意志和肥腴利润，可以把一切文明剜骨剔肉，拆个精光！

　　我想起摩洛哥的菲斯城。那座古城连同今日的生活，都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它也建在一个大致平坦的地面，材料也不是坚硬的花岗石，它居然用毛驴车的单行线对付交通问题。关键是在那里的城市建设中，对文化的珍惜是绝对的，如同禁忌一般，没有人敢动古城一根毫毛。而在缺乏社会监督和异议表达的规划中，毫无禁忌，惟有霸道。

　　曾见过郑州底层的旧景顷刻消失，又看到昆明木造的老街逐间拆毁。前年不见了伊犁汉人巴扎的风情，此刻又目击喀什的帖姆巴旦被围困——城市如同历史，脆弱且可以涂改。遗憾已经化成了悲哀，早已是墨虽浓惊无语。难道我们竞相传递古城拆毁的消息、难道我们比赛对滥拆运动的诅咒么？再听到谁絮叨北京的胡同，我感到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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