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书评

不够中性：感情充沛，笔调文学

《重返1976》是一个当事人来写发生在1976年极为轰动的“总理遗言”案。可能跟当事人的年龄有关，特别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报告文学的写法，感情充沛，笔调文学。感情充沛按说不是负面因素，但从当事人写当事人的角度看，我认为是败笔，写历史现场，要想有说服力，要想有更真实的感觉，中性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对人性的剖析，只有对一个残疾人能看出来一点点，而对自己的家人，哥哥，姐姐，父母，则充满了赞誉，完全没有客观的立场。

关于伪造案的题外话题——读《重返1976》之后所想

2010年伊始，我读完了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事件的当事人袁敏。这本书的第一章节“我所经历的1976”，去年我在《亲历历史》（《收获》杂志专栏集）中读过，书中其他几个章节都是围绕着事件的几个当事人和外围人物，详细地记述了他（她）们或者被逮捕、或者被审查以及释放、解脱前后的经过和心理路程。作者在“写在前面”的话和作者的朋友写的代跋“人间四月三十年”中，较深刻地评说了为什么要实录“总理遗言”案始末的意义。伪造“总理遗言”案是发生在三十四年前轰动全国的一桩公案，在当时“文革”搞全民运动的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伪造“总理遗言”作为全国最大的“反革命谣言案”，几乎每个单位都受到了追查。连当时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我，也知道有人伪造“总理遗言”。不久，“文革”结束了，这个案子好像也就不了了之了。读完这本书，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围绕这个“总理遗言”案，我想到了伪造案一些题外的话题。伪造领袖人物的遗言，是政治诉求或者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当年几个杭州的年轻人伪造“总理遗言”，就是想借周总理这棵大树，表达一种民意和希望。遗言的精华部分在于借周总理之口，肯定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检讨人民的生活现状，进而否定“文革”的一些做法。这在当时，不乏是表达民间诉求的一种政治手段。当然，伪造也是反派人物可以利用的政治斗争手段。例如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就伪造过毛主席的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目的都是一样的——各自的政治斗争需要。伪造需要高超的技巧。伪造周总理的遗言，要符合总理的人物秉性、特点和思想。今天我们看伪造“总理遗言”的原文（见附后的照片），你可能会觉得“遗言”过于四面玲珑，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杀伤力。但如果你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你不得不佩服伪造者的政治智慧。其行文和交待的事情，特别符合周总理所处的地位、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人处世的特征以及平衡矛盾的技巧。据作者在书中披露，这几个年轻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未来命运。其中“总理遗言”的具体成稿者（外号蛐蛐儿，真名李君旭）是一个极具政治头脑（文革造就了相当一批这样的年轻人）、善于揣摩领袖人物的思想轨迹（他们曾经在一起分析周总理去世前，面对党和国家的危难时刻，不可能不留下遗言）和有着较强写作能力的人（这个人后来还写过报告文学获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遗言一出笼，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正面的伪造其意义有限。“总理遗言”案的一些当事人，后来被说成是反“四人帮”的英雄，这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此伪造案的正面评价。但是，伪造毕竟不是真实的东西。他们的行为如果与张志新（因为反对“文革”被杀害）、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拒绝举手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等等英雄行为相比较，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曲折的表达和直接的表达，不是策略问题，是每个人的本性使然。这是英雄和英雄的差距，而且可能是巨大的差距。书中讲到了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总理遗言”的制造者李君旭出狱后曾经对作者说，“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如果说，总理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却要通过伪造来实现；或者说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却要通过伪造领袖的遗言来表达，这反衬出了一些什么问题？确实有这样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了解了伪造“总理遗言”案始末以后，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何志云：《重返1976》，然后去哪里

袁敏写这部《重返1976》，在潜意识上，一定直接发端于1976年那个初春。突如其来与“总理遗言”案的惨痛牵连，从此笼罩着她家的所有人。以二十来岁年轻女性的敏感感受了这一切，袁敏诉诸于笔端就是早晚的事了。三十多年以后，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读袁敏笔下的种种，依然会让人后背发紧，心头阻痛。当然袁敏是以今天的眼光和思索来打量昔日的，但印象和感受却来自刻骨铭心的当年。这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文学品质的基础。我历来以为，所谓纪实文学实际上是文学纪实。是文学而不是纪实，才构成纪实文学的本性。作为1976年震惊海内外的“总理遗言”案的一个当事人——尽管比较外围——袁敏在这里努力作着“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并且以此“与死神赛跑”。那么我们呢？和“总理遗言案”毫无直接干系的读者，我们因为什么，要在今天与袁敏一起“重返1976”？更加重要的是，然后我们还将去向哪里？勿容讳言，“总理遗言”案当时是一个政治大案，背景是总理已经去世，毛泽东迅速衰老，再次出山整顿局面的邓小平地位岌岌可危，后来被称作“四人帮”的文革派向最高权力作最后的冲刺……而在另一方面，经历了10年浩劫的民间，则矛盾郁结怨声载道，“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鲁迅先生的名言毫不夸张地可以移作当时的写照。对于那个时候盘根错节无比复杂的国内情势而言，这样的表述尽管经过充分的简约，却也大体准确无碍。问题在于，对于高层政治而言，民间情绪很多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现在，一个年轻人以“总理遗言”的方式，把两者突然纠结到了一起，为什么？我以为，民间情绪的爆发方式，折射出来的，常常是高层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言说。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来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更是党进行政治教育的不二定式：上世纪五十年代整整一代人对政治以及政治斗争的理解就此定型。无论教科书还是日常教育，每年例行的对“五四”的缅怀，与其说重“五四”精神的传承，不如说成了一种政治斗争模式的宣传和追慕。从抗战初起的“12、9”到1976年的“四五”，无非是这一言说的绵延而已。因此1976年初，当“瓜子”背着书包北上南下，仿效先辈前贤开展社会调查，探寻中国社会出路之际，这代极端单纯却在骨子里不无偏激的年轻人，正密布在北至黑龙江内蒙古，南抵云南海南的各个角落：他们在各种境遇和矛盾中备受煎熬压抑无比，正不分昼夜以各种方式左冲右突，寻找着现实的也是心灵的出路。现在来看，“总理遗言”不过是年轻人依循多年的政治教育，按照他们理解的习惯方式，所作的一次情绪发泄和心灵反叛。奇异的是，它从极端的单纯幼稚出发，难以想象地同时把握住了民间情绪和高层脉动。因为应和着民间情绪，它便在民间不胫而走快速传布；又因为触动了高层脉动，就引起高层高度警觉并成了借机打压民间的一个契口。案情其实几天之后已经真相大白，瓜子和蛐蛐儿却还要在北京拘禁一年有余，而因传播“总理遗言”进行的大规模搜捕，实际上持续到1976年的那个10月，就是这种情势走向的简单勾勒。在我看来，1977年11月4日公安部对“瓜子”所做的结论，肯定他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同时还留下“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尾巴，自是荒谬无比；但是，到了1979年，同一个公安部在“关于给XXX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却又明确表示“XXX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对瓜子本人虽然至关紧要，但因为处于同一个逻辑并由此生发，不仅显出例行公事的苍白，而且在根本上一样可笑。就在这里，袁敏接着写到：“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谢天谢地！袁敏在这里划清了《重返1976》的价值指向，也让惊天大案中的每一个人从英雄回到了人间。事实便从这里开始还原，对真相的搜寻，不再着力于事件，而在事件中的世道人心。首先想说的是袁敏的哥哥，“总理遗言案”核心成员“瓜子”。他其实和“总理遗言”没有直接干系。他的“核心成员”身份基于这样的逻辑：只有他的家庭背景，才符合高层的政治推论（蛐蛐儿的家庭无法构成这一大案背景，这真是“抬举”了袁敏一家，而令蛐蛐儿失望）。在这样的逻辑下，当年专案人员在仔细研究瓜子和蛐蛐儿的各种笔记本后就曾判断：“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我们的公安人员确实素质优秀，他们既充分了解高层意图，又对事物真相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在有过共同经历的我们这一辈中，瓜子是个少见的清醒者。他对无端牵连进这样的惊天大案非但毫无抱怨，反而在从监狱释放回家，面对媒体的追踪说什么：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好吧，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今天，我们指望着他能够说出些什么的时候，他居然在电话里沉吟着对袁敏说：“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以他对政治的敏感，尤其是对人性的洞彻，成为所有涉案者中对历史对事实最难能清醒的一人！我相信，在《重返1976》中，袁敏执拗地在今天追索种种——这里关涉到的，是她的整个家族：父母，哥姐，自己的亲历，乃至各路朋友——始终注视着她并笼罩于她之上的，一定是她哥哥始终不变的冷峻目光。严格地讲，这部纪实作品的意义，首先在于瓜子。是瓜子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成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从而成为袁敏苦苦追索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瓜子和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既是同学，又是朋友和邻居，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夹缠，读来就像是一种诡异的宿命。瓜子曾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俩命中注定有个死扣难解难分”。从瓜子被蛐蛐儿拖进“总理遗言”大案起，无论蛐蛐儿怎样沉沉浮浮，瓜子始终对他一如既往，永远不变。如果说，当年蛐蛐儿伪造了“总理遗言”，看到他政治上崇拜的瓜子二话不说埋头就抄时，他意识到的不是别的，竟只是自己“成功”了。这一令人心悸的细节，如果还能够用年轻人懵懂无知来做原谅，那么，当瓜子口吐鲜血生命垂危之际，父母和妻子居然见怪不怪，反倒是瓜子不顾一切舍身以赴，读来则让人心里一阵阵发紧。瓜子果然再次被拖进生死攸关的厄运。他说蛐蛐儿“垂死前又一次拽住了我”，其实没有任何人能拽住另一个人，除非他自己冲上去，毫不顾忌地把对方当做唯一。好在瓜子最后总算是挺过来了，他说：活着就是好的，活要活得真好，活着才能更好，这是他发自肺腑的人生体验，其实也是他一路坎坷走来的最根本的支撑，这支撑的灵魂，就是一个有理想有原则的中国青年，对于命运无言而坚韧的承担。“蛐蛐儿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的自己都陶醉了”，袁敏从蛐蛐儿的前女友J的这番话，开始了对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的真相追寻。J的父亲、当年同样因为这个案子饱受心灵和肉体创伤的王叔叔则表示了这样的意思：“‘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其实动机是明确地反“四人帮”应该毋庸置疑，但“英雄”的称谓是否恰当真的尚可讨论。“四人帮”云云，是在那四个人被抓捕被“粉碎”以后才见诸天下的，况且“总理遗言”还有对于“四人帮”之一的溢美之词。不过，在痛定思痛的今天“重返1976”，纠缠这一切实在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独特的“这一个”蛐蛐儿。在那个惊天大案掀起的白色恐怖遍及全国，世界几乎都被他的一支笔搅动的时候，他无疑是中国青年中极其出色的一个！他聪明、英俊、富有才华。从小就对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的《文史资料》感兴趣，而在太多的青年还在“上山下乡”为个人找寻出路之际，他则胸怀理想放眼天下，以政治为己任。“就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啊！龙》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大奖之后，在浙江文学界也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我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但感觉中“他依然不是一个文学中人，而是一个政治中人”，袁敏的挚友、著名作家王旭烽如是说。《重返1976》有太多的笔墨，围绕着蛐蛐儿作了各种探寻。袁敏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真相——当年的事实还原。对于蛐蛐儿其人的分析，王旭烽的《人间四月三十年（代跋）》更细致或也更加到位。对蛐蛐儿的分析也许是探讨五十年代一辈集体性格比较合适的个例，更加重要的是，它竟是从瓜子那里延续而来——在此之前，对于蛐蛐儿的基本分析与评价，移用而至瓜子一概适用。区别只在于“谎话”二字。王旭烽用一个更合适的词作了替换：虚荣。如果说，瓜子以“承担”走进了那时的政治，那么，蛐蛐儿却因为“虚荣”而被政治所捕获。五十年代一辈总体上是政治化的一辈，是时代强势在不经意中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则自觉不自觉地以关心政治、投身政治安身立命，没有谁能清醒地逃逸。但是，当瓜子以承担最终超越了政治，蛐蛐儿却因为虚荣沉溺于“英雄”的政治光环，于是便不得超拔。正是虚荣，在这里成了重要的分水岭。政治必有的理想主义和激情，原来是与虚荣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中国政治以楷模作为基本教育方式（比如张思德，比如雷锋），在表达了楷模象征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意义的同时，也把一种名扬天下的方式暗示给了被教育者。在政治中成就自己的个人主义就在这时孕育成型。渴望成为楷模，渴望被上上下下关注，渴望被上级重视被他人表扬，是五十年代一辈共同的心理经历，由虚荣引发的谎言矫行就几乎成了必然。只有少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真正理想主义者，或者自绝于集体自绝于公众的叛逆者，才能超然于外。蛐蛐儿的炮制“总理遗言”，事发后的株连他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安然享受反“四人帮”英雄的美誉，乃至在时隔三十多年以后依然不敢面对真相，面对自己，其源概出于此。那么，哪里是我的“1976”呢？“总理遗言”在1976的那个初春秘密传布全国的时候，我已经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调到省文化厅，参与省曲艺代表队的组建。当时的中央决定，夏天在北京举行包括曲艺在内的五项文艺汇演。记得那年冬天少雪而寒冷。元旦前后我住在位于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兵团总部，一天清早被火车站的广播惊醒，隐约听得是断断续续的哀乐，急忙去开窗——东北冬天的窗户不仅双层，秋天关闭时就准备轻易不能打开的——情急之下抄起床下的哑铃朝窗户砸去。窗玻璃登时碎了一地，凌厉的寒风带进来的果然是噩耗：总理走了。脑中一片空白，却已泪流满面。就在回到哈尔滨不久，我看到了“总理遗言”。不曾经历知青生涯的人，也许不容易理解，知青之间有着十分通达而广泛的联络管道，这管道密布全国，渗透在凡是有知青的各个角落。原因自然是和同学们到了各地相关，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书，是书，把各地趣味相投的知青联系到一起，并滚雪球一般铺成一片。比如说，我所在的农场爱书的上海知青，有同学在安徽黄山插队，北京知青则有同学到了陕北，那么好吧，就有数不清的书在这些地方来回穿梭。问题是：书的背后一定是人生，是对命运的思索，对爱情的渴望，对政治对社会的关注，往往还有——文学。这批人在文革结束后从山南海北回到城里，投身的大多是人文领域，包括有机会时的涉足政界，根子就是这样种下的。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钳制下的“文革”时代，地下有炙热的涌流，在尤其怀抱理想主义和青春热情的知青中涌动，就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我手边的“总理遗言”就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迅速传播到我的朋友圈子里了。随即就是北京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以清明节悼念周总理为由而发动，邓小平再次下台，毛泽东的昏聩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快我就被人警告：我传播的“总理遗言”已经被发现，招供我的是当时位居黑龙江省知青办副主任的一个北京知青。更糟糕的是，清明节我曾在哈尔滨闹市区摆放过一个悼念总理的花圈，也被公安局列入追查。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连夜就坐火车离开哈尔滨，辗转到了十分偏远的一个农场——这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情形，作为知青，你可以藏身在任何一个有同学朋友的偏僻之处，秘密蒸发。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真诚地感谢黑龙江文化厅的领导们。我因为不知轻重写文章为《青春之歌》翻案，却因此被调入文化厅。我去报到的时候，文化厅机关的楼道里，密密麻麻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现在，在我星夜逃亡之际，文化厅的领导们则用尽办法为我开脱，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7月，我们坐火车去北京参加调演，途径唐山，火车站被层层叠叠的隔离墙挡得严严实实，让你去想象墙后的一片腥风血雨。9月，毛泽东去世。当天我的女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正要离开哈尔滨，去北京与在那里的母亲会合，然后一起回杭州。我送她到哈尔滨火车站，正巧遇到我的朋友，坐同一列火车去京的姜昆（后来著名的相声演员）和吴欢（吴祖光先生的公子），我嘱咐女朋友在北京不要多逗留，“很可能全国内乱，要是隔江而治，就回不了杭州了”。把她托付给姜昆和吴欢后，我回到办公室彻夜未眠，和几个朋友详尽讨论了国家政局的各种可能后，把保存的所有信件烧得干干净净，在临要烧日记的那一刻突然犹豫了——总算保留下了那十几本青春的记忆。接下来就是那年举国欢腾的金秋十月了……现在，我们将去哪里呢？三十年弹指而过。伴随着这三十年，共和国走过的已经整整六十年。一个花甲。我们也走近耳顺之年，贴着花甲了。一代人就此即将成为过往。作为个体，留下的只是生命的记忆。背后，是依然鲜活依然令人激动不安的青春岁月。面前，除了共和国的未来，我们还可能再有什么？正是这个我们呼吸与共的共和国，带着我们从1976走到了今天，不仅使重返1976成为可能，也使我们每一个无论多么迥异的命运，最终获得了同一种意义，从而欣然相遇——海涅说过：在每一块墓碑下，都埋葬着一整部世界史。于是在这里，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要向《重返1976》中的每一个生命（当然包括蛐蛐儿李君旭），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追寻这一切并记录它们的袁敏，表示崇高的敬意。2009年11月29日 杭州

聆听历史

一口气读完袁敏写的三篇回忆1976年“总理遗言案”的纪实散文，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第一次被我了解。我看到一种“久违的精神”，如袁敏所言，那种精神“脱俗、高雅、厚重、大气、慷慨激昂”。那些久远的人和事，让我好奇让我忍不住要去追寻，所以我反复地读着袁敏那些真诚、负责、泣血的文字（我说“泣血”是因为我觉得她在写作过程中队往事的回首，实际上是对一代青年身体和心灵双重伤疤的再次揭开），不忍释卷，感触良深。我的单纯的心，关注的是太少了，我习惯了感性的思维也让我无从进行一种深度的思考，但我是真的被打动了。心酸，为那一段历史的沧桑。震撼，为那个年代意气风发的青年精诚爱国的满腔热血。感慨，为生命的大悲喜在岁月长河中的大起落。心痛，为那段刻骨铭心却绝望而伤心的爱情，消逝在复杂的的政治背景里；为那些可爱的青年因单纯和幼稚而受到的戕害，以及他们的家人所背负的无穷无尽的折磨和痛苦。还有，唏嘘，为至今还尘封着的无以追寻的真相。看似无足轻重的谎言编成了一段被扭曲的历史，因为当事人的无法释怀，只有等档案开禁才有可能水落石出。还有一些什么，在事隔三十年后，仍然不能被认识，这是为什么？在阅读过程中，我的目光一直被一张黑白照片吸引。那是当事人在中学毕业后照的第一张合影，当时曾经被公安局作为重要证据存在档案里。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的是朝气和阳光，那么可爱的青年，却因为胸怀祖国的似火热情惹来牢狱之灾的非人折磨。我的时代距离那个年代已远，又处在这等年纪，自然无法理解其中黑白和是非曲直，但我可以肯定，我记住了他们，以及他们给我带来的心灵的震撼，真诚地。如今，三十年已过去，物是人非，物是人非，当时风华正茂的青年都已达知命之年，时光无情的雕刻在他们的身心都留下了沉痛的印记。再回首时，要怎样才能坦然面对？感谢袁敏，将那一段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她最终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我已感受到她对那种“久违的精神”无以表述的景仰之情，并为之深深感动。相信所有阅读过这三篇散文的人都能感受得到，哪怕他自己未曾亲历过那个年代。掩卷沉思，再一次感谢袁敏，提醒我们，那一代人，是怎样过他们的生活，怎样抒发他们的热情，有着怎样的轰轰烈烈的青春。我们一定不会对历史厌倦，更不会无视历史，只要有认识的机会。

苍凉的不惑

文中的部分情节看了好几遍,总是有些苍凉悲愤之感.人生有几个十年,而这20年到30年是个怎样的概念,尤其是那样的社会背景,人的生存和思想的休克,取决于主帅的决定权,而这种权益主宰着一个阵地的命脉......

江山不幸诗家幸

读这类书读得多了，竟慢慢开始麻木了。从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地可怕，到现在，已渐渐失去了感觉。而作为祖辈父辈从这个时代亲身经过的我，当然清楚没有开口的人还有许许多多。作为历史的见证，我希望这样的书越来越多，开口的人越来越多。而作为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我希望将来，我们再没有机会写出这样的书。

贺绍俊：对一个历史航标年份的去中心化叙述

历史是一条长河，有些年份因其发生的重要事件而被赋予了历史意义，成为了这条长河上的航标。1976年，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就是一座非常重要的航标。1976年，粉碎“四人帮”，从此中国开启了以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无论我们是讨论中国革命史，还是讨论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都绕不开1976年。我注意到有人在描述历史时找到了一种智慧的方式，就是以一系列具有航标性质的年份为视点，串连起一段历史来。同样的，也有的人重点研究这些航标性质的年份，从而对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不少研究历史的人都在重点研究1976年，对于1976年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航标年份，我们确实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它。袁敏并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她写了一部《重返1976》。她不过是用一种纪实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1976年的一桩与她个人以及她的亲友们有关系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叙述，我以为其意义决不亚于那些全面描述历史的著作，也许正是她的个人化的视角，让我们对1976年有了新的认识。《重返1976》虽然写的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但又是在1976年造成了全国影响的事情，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件事情的。因此可以说袁敏所写的既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就是1976年在全国广泛流传的“总理遗言”。当年我也从别人手里获取到这份“总理遗言”，在那样一个非常化的政治年代，民间普遍压抑着异常的情绪，因此当人们看到这样一份与公开意识形态的气味不一致的、能够与内心压抑着的异常情绪发生共鸣的“总理遗言”，其兴奋和期待之情可想而知。但这样一件大事情对于袁敏来说又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是直接与她的家庭和亲友相关的事情，她的哥哥和她的儿时的伙伴，就是“总理遗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作为影响全国的大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总理遗言”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像我这样的历史过来人读到袁敏的这部书时会有一种亲切感，而对于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读这部书大概就会觉得是在读海外奇闻了。也就是说，作为大事情，“总理遗言”几乎从历史中抹去。但作为小事情，袁敏以及她的家人是不会在记忆中抹去的，她的这本书，就是要挖掘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袁敏以非常严谨的态度重返1976年，她希望自己的叙述能够再现历史的场景，包括一张纸片，一次见面，没有半点的想当然。当我们读到袁敏严格再现的这一历史真相时，就会思索到一个问题：“总理遗言”作为当年的一桩大事情，怎么会从历史中抹去的。袁中伟、李君旭等人，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完全可以说是创造历史的人物，他们编造了一个所谓的总理遗言，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谎言，在当时造成的轰动、造成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估量的。但同时他们又是被历史遗弃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为历史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他们又没有分享到历史的成果，他们不是历史的既得利益者。这些年轻人也许可以称之为“成功的失败者”。散文家王充闾在评价张学良时用到了这个词，他认为，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为时很短，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此，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然而，从其际遇的蹉跌、命运的惨酷，张学良的宏伟抱负未能得偿于什一来说，他又是失败的。但他不是一般的失败者，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我以为，把成功与失败之两个截然对立的词统一在一起，是一种辩证法，一种揭示历史复杂悖论的辩证法。我们不能忽略成功的失败者为历史作出的贡献，历史前进的巨轮需要有强大力量的推动，正是由于有着无数的成功的失败者的奉献，才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历史最终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胜利者的书写就抹去了无数成功的失败者的身影。当然，成功失败者虽然进入不了胜利者的历史书写中，但他们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历史叙述之外，存在于无数的个人化记忆之中。袁敏通过“总理遗言”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让几位成功的失败者彰显在人们面前。这几位成功的失败者在1976年那一瞬间，在他们感悟到人民普遍情绪并决定要制造一个“总理遗言”的那一刻，他们的灵魂和精神绽放出了灿烂的火花。但很快他们就被历史话语排挤到边缘。袁敏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仅写出了“总理遗言”的历史真相，而且也写出了这几位“成功的失败者”被边缘化之后的情景。这是一种难得的历史姿态，我将其概括为是挖掘中心以外的历史边缘，同时又是以一种边缘的方式来阐释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真相永远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就很难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重现这个真相，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历史是人们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因果关系。而成功的失败者往往是被历史叙述者所忽略的，因此让人们多了解一些成功的失败者的历史真相，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现在有一个词叫得很响：“去历史化”。强调去历史化的人认为，历史对现实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历史像一道屏障阻碍了人们去开拓新的局面。当然，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去历史化不可能去掉这种客观存在。但这种客观存在是看不见的，要通过历史观才可能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去历史化无非不想在历史观上纠缠，他们干脆采取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度。但事实上，解构主义在解构了既有的秩序和观念之后，仍然面临着一个重新建构的问题。而重新建构就需要我们打破原有的框框，对历史材料和历史事实进行更广泛的筛选和发现。《重返1976》做的就是非常实在的重新发现历史的工作，虽然袁敏没有在书中给我们阐述什么历史观或思想理论，但她以她的写作实践以及她对历史事件的非常认真的采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重建历史的方式。

《重返1976》：日光之下无新事

《重返1976》：日光之下无新事这是发生在杭州的故事，几年前，作者袁敏曾将胡发云的小说《如焉》刊登在她刚接任的《江南》杂志上，一时传为佳话。事件源于袁敏圈子内的李君旭（人称蛐蛐儿）伪造了一份周总理遗言，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互相抄录、流传甚广。撇开人人自危、缄口不言的时代氛围，现在看来，这份总理遗言并没有多少思想见地。毛主席要保重，王洪文、张春桥是好同志，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都是好同志，大意无非如此。此时已经是1976年了，处于在文革末年，比起同时代的很多青年自发性无组织团体来，比起一些何戟独彷徨的个人来，这份总理遗言所背负起的反思力量和批判力度，是十分苍白干瘪的。读整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感触袁敏一家的遭遇，即便在浙江省内显赫如他们，亦难脱一劫。父母亲都是绍兴人，父亲袁啸吟在抗战初期就参加救亡运动，不到17岁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十多年，接收杭州时才27岁；母亲出生富贵人家，离家参加革命。父母一代，对主义信仰怀着无从说出的崇敬和虔诚，但是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即便父亲信奉“夹着尾巴做人”，谨言谨行，文革时仍被打倒在地，挂牌批斗、扫街、下放劳动，与所有的老干部一样，历经荣辱，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者相信，编造总理遗言是属于世上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顺应民心，甚至上升到替天行道的自我满足感。我来到这世上，我参与这时代，我见证了政治的云谲波诡，我获胜了，之后便是苦尽甘来的怡然自得，以时代的受难者和正义的代表者站在舞台中央，等待剧终散场时的掌声。包裹了所有罪孽和污秽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海阔天空，政治清明，新的时间开始了，接过胡风的麦克风忘情歌唱。所以，和许多带有反思色彩的回忆录相比，这本书份量轻了点，官宦子弟高者如章诒和、章立凡，革命元勋老者如李锐、李慎之，对历史有更深邃的目光，也许是袁敏身上华丽的文学气质冲淡了思想者的气质。杨小凯写《中国向何处去》，陷入牢狱之灾；遇罗克写作《出身论》，被公审枪毙；张志新对运动稍微提出异议，便遭割喉枪决；一介工人刘文忠写下了《驳文革十六条》，枪决；林昭，枪决；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王申酉、李九莲……时间往上追溯，早在三反、反右中落马遭难的顾准，在狂风骤雨中写下他的思考，使后人在《顾准文集》前惊叹那样的年代里居然也产生过如此先见性的思想；被作为胡风分子的张中晓，尚未赶得及迎上文革的撞击就英年早逝，留下一部《无梦楼随笔》，苦难中的孤独灵魂，罹难与思考不离不弃。六十年代初期，有张郎郎为首的太阳纵队，张鹤慈、郭世英为首的X诗社，这样的青年组织，在北京存在着一定的人数，多以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后代为主，通过内部出版的皮书和父母社交圈的小道消息，近水楼台先得月掌握了普罗大众难以接触到的信息。信息获取越自由，视野也就越开阔，真伪之辨，无师自通。所以在我看来，总理遗言案，并非如作者所言，一役震惊全国，也就作为四五事件的一个后续，难以在铁幕上撕开一个口子，让光亮投射进入。在外人看来，这是波澜不惊的一阵涟漪，对当事者和他们的家人而言，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尤其是干部家庭因此卷入，然而，在这段时间，试问哪个家庭能避免如此的命运，国家利维坦咬牙咧齿面目狰狞，逼仄着个人的生活空间，在一个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社会里，再也没有个人与国家发生冲突时的大片缓冲带，袁敏回忆，抄家者们发现家具都是单位下发的，打着白色的编号，便觉得没什么可查。我觉得全书最具深意的细节在一个不经意处，在父亲被关押在北京，而家人对关押地点无从知晓的漫长时光里，自强坚忍的母亲把家里刷了一遍油漆，将自来水接到了厨房。于是有了这样一幕，隔壁小脚老太过来讪笑，人都被抓走了，不知关在哪里，不知能否回来，修房有什么用，给谁享受？母亲软中带硬地说：怎么会回不来？共产党的天下难道还会让共产党人冤死不成。母亲的乐观和倨傲没有错，事实证明这是一户比较幸运的家庭，运动结束，大家完好地归来，团聚。可是从此妻离子散、划清界限、反目为仇，或者无声无息死在异乡的有多少人，如夹边沟的每一具骸骨都意味着一个家庭从此少了一人，从此家不再完整。邻居老太一方面代表着人性中势利刻薄的一面，另一面也是群众普遍对干部特权的不满，造反派并非十恶不赦，他们渴望改变这个社会的秩序，却苦于自己的无权者身份，红卫兵最初的荣耀仅属于高干子弟，黑五类子女只有被凌辱的份。趁着一场运动，三教九流各自在努力挣扎，同命运抗衡。当政治安稳之后，父亲继续着高官仕途，全家得荫，而那些更广大的造反派呢，那些文革前就遭难的人们呢，他们可曾得到过多少物质赔偿和精神安慰？烟消云散，还原大时代中的所有人物命运，恢弘叙事中的个人记忆，几家欢乐几家愁。日光之下无新事，这段历史和正在延续的当下，没有舍我其谁的崇高，也没有就此握手言和的欢欣喜悦，创痛在每个家族的心口。成稿于10-04-14

我，作为旁观者

最近，看着的是两本书。一本是莫言的《蛙》，另一本是袁敏的《重返1976》。两本都关于中国。对于我来说，我从来不太懂历史，虽有兴趣却没有细着去阅读，总与历史没有深的接触。两本书中一本是过去是现在必定还是未来，而另一本则只有过去，是我完全不了解、没有听说的过去。莫言们把现实写成了小说，而袁敏们的1976更像是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才能发生的事。但话又说回来对于新中国的变化，我想无论什么虚构文学都是无法达到的。我们一直是生活在小说的现实世界里。而文革以及相关由此引发的事件像是离开了水且依旧很有滋味地生存了十年的鱼。这事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发生。这就是一种感情，就像在家中对姥姥辈的人说起毛的不对时，我能看到他们眼中的愤怒，因为是毛主席让他们不再受裹脚布的压迫，是他给了他们自由的新的生活。所以我没有再在他们面前提起。生活就是这样，太容易受到影响，各种感情的参杂。我对蛐蛐儿们的看法是矛盾的。同情、责怪亦或是其他。我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我能做的只能是把从“老两辈”的人身上看到的感情强加入我的世界用来与1976年的作者们的情感相连接。我从不愿去相信难言的背后有可以让人原谅的理由。难以理解的是这次我困惑了，我想替蛐蛐儿找到个理由为他辩护。作者是一直都在怪蛐蛐儿无法轻松地说出真相，其实就像作者自己一样，她依然无法拥有大耳朵在讲述其自杀过程时的冷静态度来诉说这一整个事件。我知道无疑这两方面都是艰难的，若换作自己又何尝不是：我们很难说出真相，也很难抛下愠气。我们总是在责怪，责怪那些我们认为他们没有阻碍而因此可以轻松说出真相的人。可是蛐蛐儿自己搭建起来的阁楼，是说拆就可以拆掉的吗？生活了三十年才是更让人留恋，何况拆掉之后你还让人在原地生存，放上DV，赤裸裸的给世人看他的生活戏剧。看似这是作者们唯一能做的。其实对于我这个旁观者来说我需要的并不是具体，我只需要事件发展的三个要素，那些法律动机、作者所要追求的内心真相以及其他我们不需要了解的，我想只要当事人们知道就好，不必苦苦追问且一定要在书中书写，其中有些事，旁观者是不必要知道的，或者说也没有权利需要去知道。对于单个人来说，说出真相已经是不容易，要说出又被公开就更不容易了。对他们的这段生活。我——旁观者可以很轻松的说他们还算是幸运。时间并不算长，相对文革间的其他，这是轻。相对于我们，这个形容词并不好找，“重”，肯定不是，或者极端点可以说对我们它什么都不是。但我相信我们有责任，一种纯粹的责任：记住它，记住这段历史。1976年的之后，我们可以伤感、可以悲愤，但我们痛恨的是那段“历史”，那个“时代”。再之后，我们继续自己的生活。每个时代的苦难我相信只能在当时的时代中相对比。而我们以及之后的人能做的就是知晓这段历史，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我想。我们要重访，但不要重返。

铭记与释怀

对于读者这也许只是个故事，但这个读者眼中的故事却构成了亲历者的人生。一个用真实的人生谱写的故事，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凄婉惆怅，都令人由衷感触。那些不经意的瞬间，竟如此轻易地将人生改写，分道扬镳时，甚至来不及说声再见。无关哀愁与际遇，此书更像是在诉说人生。当焦点对准每个历史亲历者的世界时，历史留在他们各自人生中的痕迹静静地拼凑起来，零落碎片里映着的时代，或许不够清晰，却足够真实。作者的这份初衷，穿越了个人遭际，却更富深情，与那些她努力搜寻的碎片一样弥足珍贵。

我们需要回顾的历史

读这本书是因为它获得了韩寒的推荐背书。但是我想韩寒在推荐的时候大概还没有仔细读过它，因为这不算是一本小说，而是一本具有回忆录性质的纪实文学。作者作为76年“总理遗言案”的涉案当事人，时隔30多年之后对当时的人与事重新记录整理，说是抢救性地保护史料亦不为过。这部书读完，有两个关键词会跳出来。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真相这两个词是相关的又是独立的历史需要真相但又不总是真相世界总不会像柯南说的那么单纯在中国的文化中，历史总是具有很崇高的地位。和西方很多国家以宗教的精神立国不同，中国从统治者到民间总是以历史为重要支柱。当西方人死后欣慰地说可以去见上帝的时候，安慰中国人的是死后可以名垂青史，哪怕身前不被认可亦无所谓。所以，当基督教两千年来在西方不断地被篡改和修订的时候，我们也在忙着对历史做同样的事情，所不同的只是，任何一个时期的粉饰总有轮回。此前柴静的一个演讲流传很广，感动了很多人里面提到了一位拉萨女教师30年自发地记下了很多访谈笔记这样一种历史的自觉是值得我们感动和骄傲的而令我们感慨的是这样的自觉常常只存于民间的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中回到这本书本身，除去第一手史料的珍贵之外，内容实际上是有限的，批判也离深刻有距离。把所有的罪恶都归结到四人帮身上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后面的一些人物经历有些离题稍远且亦有粉饰之嫌。或者，出版这样一本书也经历了我们可以想象的压力。我想，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可能会引起一阵风潮大家会探索性地在某个范围内，开始对一些东西进行回忆和整理而我们需要的回顾的历史应该不止于1976年可能还应该包括1966年，1959年，1949年，1937年以及更早。

到处莺歌燕舞，试看天地翻覆

生于1976的我之前竟然对于《重返1976》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一无所知！《重返1976》一书的副标题为《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了中国。……尽管那一年的元旦发表了毛主席“到处莺歌燕舞”的伟大诗篇，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本书作者袁敏的哥哥瓜子正是前引段落中“总理遗言” 制造者蛐蛐儿李君旭手足一般的同学好友，“TANM事件”后不久，袁敏的父亲、哥哥和姐姐都因为“总理遗言” 案被捕入狱饱受摧残，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的及时倒台，皆有可能性命难保。这些历史当事人随后30多年的人生历程，都因该事件玄妙而诡谲地纠结缠绕。而袁敏在该书题旨中如是表达：“曰，这不是编故事，而是写历史。我义不容辞。” 《重返1976》的作者袁敏曾是京城著名出版人，出版过韩寒的《三重门》和海岩系列等畅销书，后突然返回家乡杭州，主持一家纯文学杂志《江南》。文革结束30年之时，在《收获》主编李小林的鼓励下，袁敏将《我所经历的1976》一文在杂志开设“亲历历史”栏目发表，之后更以“重返1976”为单独专栏名在《收获》连载。《重返1976》最具历史认知价值的我认为是第三章“追寻真相”，最具人生无常感和传奇性的是最后一章“活着真好”，如果看完最后一章再反身复盘第三章，更能提升对于历史事件的反思力度。话说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蛐蛐儿在文革结束后被树为反“四人帮”英雄，事业一帆风顺，职务频繁升迁，可是因为之前在狱中经受折磨为治疗失眠而服用安眠酮上瘾，如日中天之际却一头倒下，脑子遭受重创无法康复。重返历史现场的袁敏原来为第三章所起的标题是“钢丝上的谎言”，因为就像蛐蛐儿前女友父亲所说的：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谎言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现实中不能说真话。”袁敏一直对蛐蛐儿怀有理解之同情，至今仍对蛐蛐儿编造这一天大的谎言心存敬意，而如今蛐蛐儿已是一个知天命、处境惨淡的病人，袁敏在追寻真相和写作时常感到困惑和两难，可是她也不想让蛐蛐儿永远沉浸在反“四人帮”英雄这样的虚幻的光环回忆里，袁敏竭尽所能地根据掌握的历史事实逼近着历史的真相。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是出于忧国忧民的理想激情，还是失恋后渴望惊天动地的冲动勇气，抑或是从小爱说假话的习惯使然，该书最终仍未能完全廓清也未作定论，不过就像出版后袁敏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历史的谜墙有时不必穿透，而她在前言中也表示过： “留下史实让后人怀想和争论总比让事实湮没强上百倍。”看完该书后，我在网上搜索1980年代报告文学作家采访蛐蛐儿写成的《遗言制造者》，没有找到全文的电子版，后在北大刘东教授《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一文中发现“总理遗言”案为其研究文本的典型案例，文章引用了一段蛐蛐儿当年的自我阐释：“回想起来，我真正的‘ 成名作’是编造了‘ 周恩来总理遗言’。那是1976年，仅一个省就收缴了七千份，没收缴的自然更多，还有二十多个省和直辖市呢，请原惊，我当时只是想和江青一伙的篡党计划捣乱，通过周总理来为当时身处厄境的邓小平同志说公道话。当其时也，我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学徒工，离记者差一大截呢，人也幼稚得很，结果被秘密押送北京，实足关了十八个月，释放出来后，又一直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算彻底平了反……”刘东教授的文章随后评论道：“尽管这种默默无语的手抄行为，其本身构成了对于文革神话的特殊挑战，但无论如何，这种挑战形式本身却不值得神话。《重返1976》可以说填补了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历史认知里面的一个盲点，生于1976的我在看完后问我妈妈是否知道“总理遗言” 案，我妈妈说并不知道，还好，我爸爸听说过，随后他也阅读了该书。而我妈妈再次重述，我名字里的“莺”正取自1976年元旦毛主席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到处莺歌燕舞”。毛主席同时发表的还有《念奴娇·鸟儿问答》——“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去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今年袁敏的《重返1976》，孔径和截面等都不同，不过这两位都有浙江血统的女作家都是在宏大叙事的大历史之外，“百炼钢化绕指柔” 般地开掘出立体而丰富的个人。或许我们每个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和人证。拯救历史就是拯救未来。谢谢袁敏女士！同时深刻期待对袁敏女士以“恩人” 相称的80后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对该书的评论。

以什么身份介入历史——评《重返1976》

　 《重返1976》这本书的作者依据大量的采访资料，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在书里重构了属于几个当事人的“总理遗言案”。说白了，这本书就是一本回忆录。和千千万万的回忆录一样，这本书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感兴趣的是书中人物和历史的关系问题。 　　就这个问题我一直想写点什么，但是把书来来回回地翻了很久，一直迟迟未下笔。人物决定了历史还是历史决定了人物？普通人在历史面前是不是注定被遗忘？我们了解的历史人物的情况有多少是真实的，后人真的能够知道历史真相么？这些问题太复杂，一细究起来还有很多，我迟迟未动笔，因为我一直没找到这一系列问题的共同根源。现在我知道了，问题的根源在当事人以什么身份介入历史。 　　如果没有这本《重返1976》，那么我们所能接受的历史是什么呢？不是只能依靠官方的说法么？那官方的说法不就是历史么？中国的历史，或者说世界史，不都是这一个个官方说法的历史么？当历史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官方说法史”，历史的真面目反而湮没了。官方决定历史，或者说当权者利益决定历史，不但能够决定历史事件的性质，而且能够刻意回避、忽略、捏造、篡改历史事件的记载，我们看到的史书的内容，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历史事件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那些神一样或者恶魔一样的历史人物，真实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有多少是真正的历史呢？所谓成王败寇，倒是很能反映官方“历史”的真实。 　　有人说，这其实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历史真相的问题。官方有官方的角度，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角度。就我自己来说，我更愿意相信普通人眼中的历史。普通人没有官方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他们口中的历史更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问题在于，后人相信的历史大多是官方的历史，哪怕是片面失真的。普通人视角下的历史，根本不能和官方的对抗，哪怕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原因是普通人太渺小，个人无法和政权对抗，话语权掌握在当权者手里。当权者说是，普通人即使反驳也是无能为力。普通人视角下的历史根本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没有获得历史真相的权力的，如果历史是虚假的，我们也只能被动的接受了。所以说，普通人，即使是当事者，都不能决定历史怎么写。只有当权者才有书写历史的权力，才能决定史书最终怎么写。当权者和普通人的区别不就在于身份地位的不同么？身份地位的不同决定了历史由谁说了算。所以说，要看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什么身份来介入历史。历史掌握在有最终话语权的一方。就《重返1976》里说叙述的总理遗言案来说，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为什么捏造的是总理的遗言而不是别人的？总理是以当权者的身份出现的，话语权是不能否认的；为什么要假借总理之口来说话？因为自己太弱势了，没有什么话语权；总理有话语权，总理能决定历史以什么面目出现。总理可以决定历史。我们可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绝对不是历史的决定者。或者说，人民群众是当权者创造历史的工具，这样更妥当。当权者是历史这盘棋的弈者，普通人是棋子。当然是弈者决定棋的输赢，弈者才能评价棋艺的好坏，棋子如果能发表意见，应该也不顶事。所以，当四人帮集团在全国追查总理遗言的制造人的时候，根本就不相信蛐蛐儿这样的普通青年工人能制造这么大的风波，认定一定有幕后指使人。无疑，幕后指使人的身份肯定是有话语权的当权者，只有当权者才能推波助澜发号施令，四人帮要找的人是这样的，根本不会在乎作为棋子的普通人。一定有人会说，蛐蛐儿一个普通工人，不是也通过总理遗言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了么，不是历史的决定者么，他的身份不是当权者呀。历史的走向不是蛐蛐儿决定的，其实还是当时的权力斗争决定的。蛐蛐儿是借死人之口说话，大家认的是去世的周总理，绝不是蛐蛐儿。这不过是一个花招，并不能改变历史的格局。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普通人在历史面前是很无力的，虽然我们创造了历史，但是却不能决定历史，而且注定被历史抛弃遗忘。这是一件很让人慨叹的事情，写到这里我心里充满了悲哀。 　　让我感到悲哀的事情还有普通人作为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身份也是悲哀的。我常常想起那些大屠杀的死难者和幸存者。由于各种目的，他们的骨骸被挖出来，他们被推出来现身说法。我想到了南京大屠杀和电影《卡廷惨案》。历史真相被湮没在尘埃里了，各种官方说法被用来作为政治博弈的手段，掘坟验尸的结果也要服从政治需要。当历史需要被提起，需要被利用，普通人被作为官方历史的证物摆上桌台，供人参观。不管真相到底如何，证物们必须顺从官方的历史，个人体验，情感经历，这些都不重要。证物们有可能因此飞鸿腾达，也有可能因此身败名裂。但是当历史失去了利用价值，作为历史见证的普通人就彻底地被忽略，被遗忘。蛐蛐儿一度因为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而春风得意，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当历史被遗忘，蛐蛐儿也立马被遗忘，谁也不会想到在贫困中孤独生活，近乎废人不再被人提起的会是当年春风得意的蛐蛐儿。同样，现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在贫困线上挣扎。普通人变成了历史的论据，变成了历史的工具，好像是为了这段历史而存在，这是非常悲哀的。 　　普通人作为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的身份的另一个悲哀，是见证历史的身份除了可以被当权者利用摆布之外，也可以被当权者随意更改。当权利斗争的风暴袭来，甚至连一点可怜的身份都有可能给剥夺了。作者的父母可以是老共产党员、老干部、老革命，也可以是假共产党员、走资派、特务、叛徒，身份说改就改，地位说变就变，在权力斗争的风暴中，普通人没有发言权，甚至连确定自己身份的权力都被剥夺，直接沦为牺牲品。普通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当权者历史的牺牲品。我们的普通决定了我们的个体太弱小了，不能和当权者的历史对抗。当权者确定了历史的“官方说法”，普通人在历史事件中的身份才能被确认，否则什么也不是，难道不是么？普通人的历史沉浮其实都是由当权者决定的，普通人的身份都是由当权者确认的，这到底是历史戏弄普通人还是普通人戏弄历史呢？我想到了皮蓝德娄的《已故的帕斯卡尔》、想到了经典美国电影《夺面双雄》，还想到了香港恐怖片《怪谈协会》。这些作品都揭示了人对于自我身份丧失的焦虑和恐惧。自己以什么身份介入历史自己都不能决定，这实在是人生的悲哀啊。 　　我们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是悲哀的，在虚假的历史面前也是悲哀的。我们面对历史有太多的无可奈何。《重返1976》可以看成是争夺叙述历史话语权的一次努力，至于能不能改变什么，似乎最好不要去探究。东拉西扯了太多，这篇文章就到此为止吧。

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发生的事太多，人太多，细节太碎，怎么办，记不住只好简化遗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记住的总比遗忘的多，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物，不管好于坏，大家都记住了。 　　 由于秦的焚书坑儒，太史公编纂史书官方资料不全，只能走南闯北，去找那些白胡子老公公，通过各方的传说，当地的建筑，经过分析归纳总结，才有史记的诞生。尽管史记的伟大是公认性，但是限于当时的环境，和太史公的历史局限性，总是有遗憾的。至于后来新王朝的建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组织人编修前朝的历史。这应该是中国文明没被打断的一个原因吧。 　　 任何大时代，总是由凡人小事构成的，保留在普通人心中的记忆和官方的历史叙述总是不同，官方的正统和普通人的琐碎相互补充印证，从而构成了我们熟知的历史，后人就在其中窥视着我们、研究这我们。 　　 在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背叛出卖、孤独无助、专制下的唯命是从。记日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抄家中被没收，日记其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都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种种可置人于死地的罪名，使得现在我们根本无法从中获知当时人的内心，除了大话套话。 　　 书中有句话说的很对，让我们20年后再说这件事，现在过去二十年了，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国外的费格斯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等均得以出版，都让我们从的私人角度去窥视那个时代，这些都是官方资料无法得到的。 　　 谁也无法获知历史真相，任何历史研究也都是猜想，可能私人的经历会不可靠，历史的细节也会不可考，但树叶随小，却见证了春秋，对他们而言，那是个真是的时代，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时代，对他们而言，就是历史。

仍有迷雾重重

在五本书里面我挑了这本，是因为近来我的心越来越渴求知道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总理遗言案”发生在我出生以前，离我的生活也比较久远了。为此，我特意询问了父母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他们的回答也只是模糊的知道有这件事情而已。看着本书心里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新鲜，这段历史是我陌生的，慢慢的进入后感觉被吸引，作者也提到生离之类的词，我以为作者的父亲，作者的姐姐没有生还，再下来提到遗言的真实作者蛐蛐目前的状态与年轻时候的对比，及其感情生活，促成他伪造总理遗言的动机等等，却迟迟没有说明造成目前状态的原因，让人很是着急，在后头，不停地絮叨以前是如此的帅气，不停地重复这样的字眼，可能我未能体会作者的心理，总之让人有点厌烦，有啰嗦的感觉。接着作者又提到作者的父亲这位“老运动员”是如此的久经考验，基本罗列了作者的父亲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又是如何度过的，然后再是作者的母亲是如何背叛了家庭，从一个大家族的千金小姐变为革命干部的。后面讲作者和作者的母亲如何度过那段艰苦的岁月，这段我比较感动，小时候听家里人讲抄家，是很害怕的，而且祖母因为受到惊吓而患病，早早离开了我们，作者一家5口，3口被抓，作者的母亲遭受到如此打击，如何坚强的挺过来，是我所佩服的，期间也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进一步讲到作者的哥哥怎样的情况，这段比较啰嗦，基本是流水账形式，感觉离题较远，最后才讲到“遗言案”的最重要人物蛐蛐，蛐蛐最后的遭遇比较悲惨，先是因为“总理遗言案”被抓，坐牢，被释放后，这段经历却成为了其重要的政治资本，开始平步青云，但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掩藏着杯具，直至发病。。。蛐蛐的一生大起大落，与他自身有很大关系，究其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懦弱，这个看似平常，却足以致命的弱点，而作者的哥哥治病那段，感觉颇为传奇，不可思议。。。这部书前段比较紧凑，与“总理遗言案”关系较大，中间部分比较拖沓，有些流水账，后部分王旭烽写的跋相对来说不错，让我了解到蛐蛐的近况。也许作为纪实文学相对于小说，就是有些没有办法完善的部分，整部小说下来，我关心的蛐蛐当时在监狱的生活没有怎么涉及，是比较遗憾的。

生命是否需要重返——读《重返1976》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阅读到这本书，也很感谢袁敏老师能写下这本书，写者需要勇气和胆力。重返，需要更多地去承受，承受一些意想不到的辛酸。作者作为一个经历者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遇的无奈，幸运的是她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补救者，让更多人可以去重返，去了解真相，而不是去删除，去让人遗忘。写到这我突然想到一个词“洗脑”，不禁毛孔肃立，我想当我们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去寻找一条道路重返的时候，那时我们已经被无形地洗脑了。因为一个谎言，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遭遇和不幸，作者作为一个经历者，重返并不是去埋怨去责备，而是一种梳理与补救，她要告诉人们那是曾经发生过的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好比告诉我们日军侵华，并不是想让我们每天去怨恨日本人，那样的重返将显得无力而苍白。重返1976，透过每一个文字，我们读到了遭遇与不幸，辛酸与坎坷，更嗅觉到每一个人物的气息，显得很立体，你很希望自己身边能有这样一个，但却无法找寻。一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在当时的处境之中蓬勃地彰显着自己的活力，作者的哥哥曾远行去过很多地方做社会调查，了解真相，而我们现在的青年，在大学里，倘若谁说自己是个文学青年那早已被众人嗤之以鼻了。当你还在义愤填膺地谈着“钱云会一案”的时候，总免不了有人会插上几句，那关你什么事，你就别做愤青了。也许这是形势在故意地将我们塑造成一个个乖乖虎，让你没有政治生命，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存在生命。房价涨了，你得拼命赚钱，你想享乐，你得努力工作，政治的事，你管得了吗？房价、升学、工作、成家，这些每个人必须而难以克服的坎子在赤裸裸地告诉你，离政治远点，该干嘛干嘛去。作者写下这些重返，不仅仅是责任，更是追寻一种久违的精神，其实这种久违的精神都是在很多人的骨子里存在着，只是被金钱、名利、权贵、肉欲等等压抑隐藏着，不敢或不能裸露出来，它需要那句“枪在手，跟我走”来呼唤，但那还不是重点，最根本的是要给予证明和勇气，即使是一个替身也好。许多事情都在无形中让理解来抚顺，没有一个人会在心底深深地怨恨着蛐蛐给自己带来的巨大不幸，就像作者的哥哥冒着生命危险还是将蛐蛐送到医院，那是一种辽阔的理解。“夹着尾巴做人”是作者的父亲在人生道路上一路走来，付出许多教训和代价后才感悟出来的道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夹着尾巴做人，只是所夹的尾巴不同，有人夹着狗尾巴，有人夹着狐狸尾巴，或者有的人在中途把狗尾巴换成狐狸尾巴，因此每个人活着的姿态就不同了。即使是在大鸣大放，你的锋芒毕露也要谨言慎行，有所收敛。你要相信百花是永远不会一齐开放的，就算花愿意，蜜蜂也不愿意。作者在经历多次抄家后，慢慢意识到世界上有好多事情是个人所无法掌握和抵御的，但也有许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调节和完善的。“李启铭案”、“钱云会村长案”，你会清楚地感觉到那种无力感，是那么的彻底，但媒体还是在竭尽全力地把真相告诉人们，尽管那已显得无力。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很乏味，甚至你会感觉它在竭力毁掉你，这时候你要平心的告诉自己需要一种姿态和心态。即使环境再恶劣，作者等待父亲、哥哥、姐姐回来的信念也从未消减，腌制咸菜，养鸡，那看似是在度过闲日，其实是在细心地塑造着一种向上的心态。就是这样，哥哥才能如此惊心动魄地与病神相抗衡。关于记录哥哥治病的那一段，读的我是撕心裂肺，又相当振奋，其实活着就好，这是面对死亡时的一种奢求。作者的母亲，她的伟大让我无法忘却，作为一个女人，她需要做出太多的抉择，每一个抉择又是那么无法衡量。离开封建家庭，面对抄家时的那种冷静淡然，那种抉择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当读到关于记录荣儿之死的时候，我曾一度陷入其中，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我对母亲充满了怨恨，但作为一个母亲她又是如此的伟大，因为她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已经悄悄无情地驱逐出她那母亲的身份。在生命还存在的前提下，力度上最大的折磨莫过于从精神入手，蛐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曾经拥有的才华、事业，都毁于无形的精神折磨。其实当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些我们试图想知道的却被掩盖或删除时，那种痛苦也莫过于此。王旭峰老师说过，三十年来，我们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我们接上了许多中断的东西，但有些东西却又被遮蔽起来。《重返1976》告诉我们，这样的生活不但是真实的，而且现在依旧以他的精神向度默默地存在着，对于太多未知的我们，需要这种意义非凡的重返，这不仅是对生命流失的一种补缺，更是一种对未知的理性渴望，如果有一天出现《重返1989》，我想这无需任何恐惧，而是一种欣慰。就像龙应台老师在港大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做的那场首发演讲，其中龙老师对一九四九的重返也是那么针血相见，她提到自己的遗憾，由于自己所处的经历，她只能对台湾的一九四九进行重返，而大陆、香港的那一块就成了空缺，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填补这块空缺，打开记忆的黑匣子。龙应台最后说她的这本书是用文学给那些灾难者上一炷香，我想《重返1976》也是如此。

个人们的历史

历史的书写真的是为了还原那一时代的风貌吗？有人说写历史应当仿效自然派的手法，要原本的科学的对历史进行复制，然后通过读者的个人体验进行解读，以此达到一种自省的目的。但似乎中国自古以来，书写历史的人都在历史的原貌上加以自身的理解。早在西汉，司马迁就说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让后人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与作者产生一种共鸣，这一种共鸣就是以史为鉴。司马迁在汉武帝在世时，就写到了武帝本纪，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但又何妨呢？司马迁除了把书写历史当成自己的使命外，更重要的一层是为了达到立言的目的。《重返1976》一书被作者赋予了历史的涵义。作者试图对那场“总理遗言”事件来勾勒出那段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人和事。瓜子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瓜子，他没有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出来，而是采取了一种沉默的思考方式，并且他也试着让人们暂时的避开这个事件。避开并不等同于彻底的逃避，而是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对事件进行全面冷静的思考。那么历史给他留下了什么呢？是被关时与自我的抗争？是重新工作后的心境？是几年后的病魔？历史之于瓜子更多的是一份睿智的体验，一份淡淡的从容。作者呢？一位留守组的成员，一位当时正值青春却不得不面对父亲、哥哥被关的少女，历史对于她而言是什么呢？她似乎是感性的，所以她才会在四人帮倒台后，从事文学创作，创作背景就是当时留守的时光。她踯躅于那段时光，所以选择重返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中，见证着作者的成长，她要回到过去，去寻求谎言背后的真实，所以她在她似乎很强大的感性后更多的是一份理性。她不愿心灵深处伤害谎言的始作俑者蛐蛐儿，却一次次的试着调查这个制造者的意图。浏览全文后，发现作者对书中的每个重要的人物，都是尊重的。她不愿提及大耳朵的伤口，因为她想那应当是大耳朵最不愿回忆的往事，但为了书写真正的历史，为了真正重现那时大耳朵的心境，她还是发了问，结果呢？大耳朵的应答，几许幽默，几许从容。在书写完那一段历史后，作者又从身边的人写起，写道父亲、母亲、哥哥，前两者是作者仰望的，后者则是作者尊敬并尊为楷模的人物，所以本书的结尾就是，活着真好。也许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与残酷不可分割吧，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什么都可以，可以继续拼搏，可以重返那个年代，可以为了疑惑惑良知而准寻真相。面对三十年前的历史，瓜子是睿智，大耳朵是释然，作者是执着，而蛐蛐儿呢？他选择了逃避。书中并没有对蛐蛐儿开设一个专节，但每一节他都是关键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遗言的制造者，更重要的是，在蛐蛐儿身上，我们更多的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幸运和历史的无情。一个当年风华无限的才子，壮年大脑却受到了重创，这无疑是人生和命运最沉重的打击。瓜子不恨蛐蛐儿，不仅因为他们是当年的兄弟，更多的是因为蛐蛐儿制造的遗言正是他们的心声，而蛐蛐儿所得到的摧残更是他们无法感受的。蛐蛐儿，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清醒的，他自己背负着良知和懦弱两重的负担，亲身经历着，由风光到没落，由幸福初恋到妻离子散的场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真正要面对的是一副轮椅而已。当年的才华，早已烟消云散，早已伴着遗言四散了。四散了的东西，便不再属于他，他只是制造者，同时又是受害者和告密者。三重的身份压迫着他脆弱的身体。他没有了正常的工作能力，报以世间的提问，沉默是最好的选择。面对真爱，他选择了留恋，我们是重返1976，而蛐蛐儿似乎一直停留在了那里。所以历史之于他更多的是伤痛。历史，到底有几重面目？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是思考，是释然，还是永远的痛？其实重要的不是历史的本身，而是经历的人物和人们之于那个年代的看法。《重返1976》，略带感伤的笔调，躁动的青春伴着谎言的真实，一并被历史掩埋，其实历史魅力只是其本身，而非真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