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里的钱钟书》书评

杜卫东评论《朝花夕拾香依旧》

朝花夕拾香依旧　　　　　　　　　 ——张建术及其《魔镜里的钱钟书》杜卫东 曹威张建术的名字并不为文坛所熟知，但张建术的创作实力确应为文坛所关注。他不是那种时髦于当下文坛的文学活动家，没有过硬的作品作支撑，只因为善于编织关系网而如鱼得水。张建术通读经典、学问扎实，其诗歌、散文均有较高造诣，小说更是他的写作强项，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优秀文学的浸淫，别具一格，造诣颇深。然而因作者一直忙于他物，疏于光顾出版界，他近十年的创作大都深藏闺阁无人识。而比他的诗文、小说在艺术水准上略逊一筹的报告文学，却因为有市场“卖点”而首先出版，不免令人唏嘘。不过，即便以这部在张建术操练的所有文学样式中技艺稍逊一筹的报告文学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作者的才华与学识。《魔镜里的钱钟书》是一部张建术旧时所写的部分报告文学的合集。不过，旧的只是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大多数成文于十数年前或者几年前，而这些作品的艺术特色至今看来依然很明丽，其间所饱含的感情更是仍旧温热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集子里的作品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是经得起细致地推敲和值得品鉴的。而按照张建术本人在其序文里所说，“它们都是当初应约所写”，当有几分命题作文的色彩，一般而言，这种情境下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容易在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上受到一些掣肘和摆布，但是读罢全书，丝毫看不出它们有任何跟风和媚俗的痕迹，反倒写得气沉心静、从容有度，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张建术是有着独立的创作精神和高尚的文人品格的，他始终坚持着文学的本真。《魔镜里的钱钟书》一书共收录了十篇中短篇报告文学，既有写钱钟书、阎明复和萧乾等诸位国人耳熟能详的大家的篇什，也有观察平凡的刑警和模特的工作与生活的章节，更有怀着同情心记录下岗女工一段藩篱命运的文字。前者所讲述的虽然大多是一些名人的“往昔旧事”，但是却写出了新鲜意味，颇具深郁的文化感和厚重的历史感；中者所关注的只是平常百姓，却通过生动鲜活的细节勾画出了小人物们的生活情态与心路历程，一气读来，顿觉情趣涌漾、感悟频频；后者更是以卑微而寻常的人、事为经纬，所烛照、所检测的却是整个社会的道义与良心……“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无论是备受世人注目和崇敬的泰斗、还是为生活和工作而奋斗的普通人，又或者是暂时陷于泥泞人生的弱女子，他们都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见证者、缔造者，更何况书中人物所处的时期正是共和国风云际会的一段岁月，因此，可以说，张建术的这部作品，无形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描述了共和国过去几十年的道路抉择和民族复兴的过程，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和社会变迁史。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裁，在创作上必须要遵循报告性和文学性的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似乎又存在着某种抵牾——报告性要求要快要新，要真实可信，文学性却要求切入的角度要别致，叙述的语言要鲜活，思想的表达要丰富，主旨的完成要艺术。所以，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张建术不落窠臼，采取独特的艺术视野和审美意识，以人、事为骨架，以情感为血肉进行创作，其间凝聚着他跳跃的激情、睿智的思考和理性的批判精神。行文如行云流水，流畅自如，通篇既有新闻学的真实、哲学上的思考、戏剧的对话艺术、电影的镜头语言，又有小说的技巧和诗歌的节奏感，可谓强烈的文学色彩和深刻的理性精神并举。综上所述，《魔镜里的钱钟书》是一部成功而巧妙地实现了艺术性与真实性完美对接的报告文学的合集，读者定然会因书中的真实而震撼、为艺术而感召。尽管就算站在彼时去看，这本书所记录的内容也多是旧情、往事，但是即便把它放到此时来读，它也是具有独特新意的，算得上是一部富有丰谵的人文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文学精品。当然，我更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诗文集与长篇小说的出版。因为那几种题材的作品面世后，折射给我们的才是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以写作为生的张建术。刊于10月10日《北京日报》：http://bjrb.bjd.com.cn/html/2010-10/10/content_325221.htm

《你听到世纪的回声吗》

你听到世纪的回声吗——关于张建术和他的新书《魔镜里的钱钟书》作者：慕庄“不管写小说还是写报告文学，张建术都有解剖的眼光与兴趣。这是我编辑出版《魔镜里的钱钟书》的一个原因。” 此书编辑李世跃说。作为国内出版界名望颇高的资深编辑，李世跃的鉴赏力和专业水平为业内所公认，出版业内流传着一句话：“哪个作者要是被李世跃看上了，那真是不容易。” 作家张建术的报告文学选集《魔镜里的钱钟书》收录的大部分是他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谈起为什么将这些作品编选再版，李世跃表示，对钱钟书等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忠实记述、文章中解剖的眼光与兴趣、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等，是他看重这本书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这些作品依然有意义。”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画像《魔镜里的钱钟书》一书包含的10篇报告文学，大多是作者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其中，《魔镜里的钱钟书》一篇当年一经发表，即为多家报刊转载、连载，被报告文学界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中的精品之作。此篇甫一发表，翻译家杨宪益就兴冲冲地向诗人、杂文家邵燕祥推荐。作家萧乾读后即提笔给作者写信，他说：“我活了八十多岁，还是头一回动念头写信祝贺别人写作成功，他可把钱钟书写活了。”至今钱学专家还说：“《魔镜里的钱钟书》是写钱先生的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一篇。”“《管锥篇》是一部政治著作，不要一开始就把（研究）方向搞错了。”指着《魔镜里的钱钟书》中这一段话，李世跃对记者说：“文章能点到此，就说明作者是有眼光的。我觉得作为传记作者，把人的活动记录下来是基本功；稍高的要求是，剪裁取舍作为一种世界观；再高一层，即是文章能够分析、穿透时代。我希望有这样的作品面市。”上世纪90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主办了一本名为《钱钟书研究》的杂志，当时李世跃是责编之一。这本杂志对钱学研究的兴起，起到了发风气之先的作用。因为这本杂志，李世跃和钱钟书有过几次交往。回忆当年的情况，李世跃说：“钱先生认为大部分研究他的文章都是隔靴搔痒。我当时不理解，觉得可能是老先生眼光过高。现在想想，是我当时对他缺乏深刻的了解。实际上，钱钟书是一个被误读的人，很多人却未必意识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张建术的叙写给钱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除了钱钟书，这本报告文学集中对晚年萧乾，对杨义、司马云杰、樊纲等当时尚不知名的中年知识分子也都作了精彩描画。“我一直想，应该有人来给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做一个回顾，为后来写历史的人留下一些素材。”基于这样的考虑，李世跃认为编选出版张建术的报告文学集具有独特的意义。《魔镜里的钱钟书》中，《萧乾三题》记录了作者和晚年萧乾的交往，情真意切，也是一篇结构很有特色的访谈录，对话、叙事与思考相结合，对反右和建国后的历史做出了简明清晰的诠释；《向理性进军》写了杨义、司马云杰、樊纲三位中年社会科学家，兼顾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经历。“报告文学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么热了，不是目前的主流文学形式。然而，报告文学作为身处现场的历史、居于真实一极的小说，如果它的作者能够兼顾诚实、分析和文采个性，那么它不但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能够提供不易磨损的认识价值。另外，像司马云杰、杨义、樊纲等，现在都已是知名学者，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作为他们较早的挖掘者，作者记述了他们精神成长的经历，内容上有可取之处，文字也到位，思想有深度，现在读来仍然有意义。”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在张建术看来，报告文学是“检测社会的良心”。在大众文学趋附于娱乐，加紧与商业联姻的时候，张建术文章中的那种担当精神，那种进入生活而非知难绕道的品格，令人沉重，引人思索。从这本书的编选篇章来看,最明显的一点是题材的多样性，虽仅十篇之数，其题材的跨度很大，从文化泰斗一流学者，一路写来，归国留学生、运动健将、无名刑警、奇悬命案、美院模特、落难女工、发韧之初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先行者，一一跃然纸上，以点带面地呈现上世纪末画卷，这显示了一种视野和驾驭能力。而与之匹配的，是作者笔墨的多样性。同样是叙写老一代文化耆宿，写钱钟书的笔墨雄健挥洒，写萧乾则是细腻苍凉，而写到挣扎在城市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时候，作者的笔触又沉郁顿挫，直逼现实。书中各篇多样生姿的效果，皆因由作者一种固执不移的出发点，即文章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命运。尽管张建术曾说自己写报告文学多为应约而作，但他同时认为这类作品也应有作者的立场，应灌注作者的审美取向、价值判断。书中《天理》一篇，是写一个遭受经理打击的电影院女工愤然告状的过程。这个女工的案卷在北京劳动仲裁委被标为01号，即北京市的第一起劳动纠纷案。这个女工屡告屡败，败而又告，寻过死，出过家，几死几生。在打官司期间，她为生计所迫，背着家人去美术院系充当人体模特，期间经历了种种曲折。但这篇作品写成后却没有在刊物上刊出过。原因是没有人约张建术写它。要不是此次借着出书的机会将《天理》纳入了选集中，也就成了一篇抽屉文学。但张建术认为，写这样的报告文学，对作家十分重要。他说：“《天理》只是我个人的同情心的产物，而我叙写的这个人和事太卑微太常见了，不具有重要性。可是我坚持认为，她们的生活状况命运走向，是应该引起重大关注的。叙写她们，是比写钱钟书更有价值的。从中所检测的，不是别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心。报告文学不能像一次性纸巾，随用随扔。”在李世跃眼中，张建术是属于那种人文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这代人可贵的是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三十年前，很多人把作家当成一个梦，写作被视为神圣或崇高的事情；现在不少人把文学当做文字游戏，快乐至上。人们的选择多了，不是坏事。但不管怎样，我们悠久的人文传统与人文关怀不能丢。在《魔镜里的钱钟书》一书中，读者从后面几篇写小人物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那种人文关怀。如果有人看了这些作品后，还能有点感悟，这本书也就功德圆满了。”目前张建术正在准备《钱钟书评传》的写作。他对这本书的期许是“别开生面”。李世跃对这本书也充满了期待。但写作难度是毋庸置疑的。李世跃说：“写钱钟书最大的困难在于他的很多故事在文字里，如何通过文字写好钱钟书对张建术是个考验。”李世跃的期待和作者设想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形象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网上有论者将张建术归入“全才型，实力派作家”一族。报告文学在他的创作中占的比重并不大，他主要从事小说、诗歌创作，兼及散文、杂文、论文等等。他完成经年的长篇小说《雪焰》，据说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力作。以理性之思，以深情之笔，书写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刻画时代变迁的历史肌理，张建术的报告文学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时代的回响。对于他更为丰富的其他作品，作为读者我们拭目以待。此文摘发于7月《文艺报》：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0-07-19/457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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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镜里的钱钟书　　1　过槛儿一辆米灰色卧车驶上弯形车道，戛然停住在茶色大玻璃的医院门前。病人发着38°多的烧，医生没有再放他回家。第二天，钱钟书、住院的消息，在戒备森严的病房区，如芦花掠岸，不胫而走。这是发生在今年漫长燠热的夏天的事。按照中国老年间的说法，73岁、84岁是人生的大坎。钱钟书的亲友知己在别人面前都讳言他的实岁，只说他的虚岁。盖因“84”的“4”字与“死”字谐音。用心真真可感。看遍天下奇书，老来童心依旧的钱先生闻此哈哈大笑：“钱某68岁的时候，没成大款呀，88岁的时候要成新资产阶级了。”一年前，钱钟书也是因发烧而住院。医生查出他膀胱部位有癌变。手术中又发现他右肾脏萎缩坏死。在成功切除癌变组织的同时，医生们把坏肾也拿掉了。住院治疗期间，夫人杨绛50余天不离左右前后，在丈夫的病房内安放一床日服夜侍。待钱先生病好出院时，老太太也摇摇晃晃快成纸做的了。陪住期间，医生、护士、朋友们多次劝她回家由别人替换替换，她都一往情深地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说话时她倦乏憔悴的脸上呈现出静静的笑意。去年手术成功出院后，钱钟书精神大好，每闻楼下耳垂儿上挂铜环的邮递员小伙子高喊“钱大爷拿信”，他即腾然跃起，噔噔噔小跑下楼，比中年人速度不慢，有时还呈蹿跳状。此期间，杨荫杭——杨绛的父亲、钱钟书岳丈的文集《老圃遗文集》，经他们手编订成书了，钱的旧体诗集——《槐聚诗存》亦由夫人一笔一画抄写成册付梓了。正当周围人由衷地礼赞这一对杰出老人的明亮黄昏的时候，不料钱钟书却于夫人生日那天感冒，持续发烧38°不退，急得老太太没了主张。……

《魔镜的凹凸》

魔镜的凹凸——谈张建术新书《魔镜里的钱钟书》张建术的新书《魔镜里的钱钟书》不是一本专写钱钟书的书，它包含作者在上世纪九十代年写作的十篇报告文学。顾名思义，内容全部是真人真事，也就是它们都具有纪实性。而其中的人，包括钱钟书、萧乾等学界名人，彼时正当年的学者，归国留学生，更包括跟学字不沾边的极限运动员、刑警队长、美院模特、普通女工……对于涉及如此广泛人间事象的篇章，能不能有所归纳，这是一个探至张建术写作价值内核的问题。我认为，这本书的主要部分都写的是：当代中国人如何寻求自己的精神生活。我的这个想法在读到《向理性进军》一篇时，变得强烈，并且在前后诸篇得到验证。作者写到在九十年代初已有相当成就但仍坐着学术冷板凳的学者杨义、司马云杰、樊纲。他的文字专注于一个逻辑：他们是如何从偏远乡村或兵团、干校，从一个时代和多数人一样甚至更糟的境况，籍着个性和命运，走上以求知、求真开始的精神探索之路。我看到了作者在采访对象的举手头足、习惯嗜好上捕到的线索，看到了一次次在认知活动中遭遇的生命的高峰体验，并接着看到在精神生活缺失传统、缺少条件并时常受到压抑的环境中，对它的找寻与坚持仍然是人不可磨灭的本能。写钱钟书和萧乾更是如此。不同于从理性的荒蛮中摸索着走出的年轻人，钱与萧在完成知识分子的自我和社会确认之后，经历了被否定的过程。而作者竭力复原的，是他们怎样在生活的隐秘中甚至仅仅在内心，续着精神的微弱祭火，以分裂的表象，坚持人的完整性。作者写他们在步入老年而获得宽松环境时，他们的勤奋、对真理和写作的不舍、对自己精神能量的珍视，写他们怎样为自我实现的最好可能性做着最后的努力。因此，作者完全不摘除这等人物经历中的窘态，譬如写到钱钟书在干校负责烧开水，外号“钱半开”，写到他精打细算、戴着黑手套敲煤核，我从这诙谐的叙述中眼看着智能空耗，与他“没有书”读字典构成比照，衬托出人之于时代的惨痛；而对于不会拒绝人的萧乾，则写到他在特殊时期，拒绝接受英国老朋友的信笺……这两篇文章中，绝大部分我看到的是钱与萧为人的迥异，钱钟书在高干病房里见记者来访，连蛋糕和脑袋一起捂进被子，而萧乾自知时日无多，门上贴着“谢绝来访”，屋内宾客络绎不绝；但钱钟书“做完整的人，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与萧乾“当年那么多人批判他，我没写过一个字”，两个人的做人原则撞进了一股道儿。那么写到别样的人呢？写刑警队长那篇，不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侦探片，作者不吝闲笔，写他做家务，特别是擅长裁制衣服，从生活中剩余的能量，我看到了和“非要搞大案”相同的智力指向。写留学归国白手起家的投资商，是写他如何用智力与社会的变迁机缘进行博弈。写九八年“张北地震”投身其中的各色人物，到底写的是被经济活动麻痹的“救助之心”如何萌生复苏，洞照出与资本——利润规则迥异的另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类生存法则，及其悄然开放的状态。而作者本人最看重的本书中的一篇——写一个女工的遭遇，写她自八十年代，面对有权者和权利攀附人的欺压，层层告状申冤，乃至在中国的法制进程中，成为北京劳动仲裁的001号案。她之所以如此执著，支持的仍是一种对精神生活的追寻，而她，一个底层女性，则是对于“真”的不懈。我特别注意到，他写的美院模特——那些九十年代的地下人中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人。那老人是个懂艺术的模特，他能边摆姿势边指导学生绘画，他理解模特为“范人”，因而他在以艺术的行为进行他的职业，同时忍受现实中的低微。而前者是一个有时去干模特的流浪吉他手。现今社会阶层的间隙，涌现着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由于艺术很难作为职业，他们在坚持自由之身的同时陷入生存困境，在坚守和放弃之间飘摇，因自身和环境的匮乏而无法精进艺术，却仍举着写上“骄傲”的旗帜逃避献出自己。在最近一部独立纪录片《待业青年》中我们看到了群像，而张建术笔下的吉他手可谓是先驱。尽管有人指摘他们身上种种之于社会现实的人性缺陷，但他们毕竟在当今社会的凹面，撑持着另一种凸起，为实现人的完整性这一共同课题，贡献了探索和经验。张建术其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活跃于文坛，进入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之初，他忽然打断链条，进入有计划的写作状态，一边完成了对于原始思维的研究课题，一边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然后又再度转向，转入经济问题的研究，近年又重操笔墨。他很早就辞职，从事独立的文学写作。当年，他在做出似乎与“报告文学”不搭界的人生选择之后，为了生计，却不得不应约写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作者早年在这一文体上接触到的最初的榜样不是别人，是狄更斯。其实，张建术更看重自己的小说和诗，本书中的若干篇可以看作他开始长篇小说创作之前，对历史和时代生活所作的专题研究。由于当今许多报告文学的写作存在着互相利用的关系，如同现实主义在我们的境域所遭到的误用和误解，这本报告文学选集的出版有利于对此作出更正。此书出自诗人手笔，在阅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在读一本传统意义的纪实文字。有时是小说，有时成篇地分析、议论，撇开人、事而论历史，让人想起雨果，有时又是散文或散文诗。早在1996年初，萧乾撰文评介张建术的连载小说《断层》之际，就有出版社总编辑电讯作者的情况。萧乾回答：“因为他是诗人，所以他写出来的小说就跟别人不一样。” 张建术对于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无论写什么都要写成“文章”，这更近于古代“文章”的概念，据说他即将出版的小说新作也贯彻如是。他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定义：“文学的本质是自由”。而什么样的思想必需什么样的形式，张建术就是这样做的。　　此文刊于《中国文化报》

检测社会的良心——自序

检测社会的良心——自序张建术在我这些年涉足的文体当中，报告文学写作的情况比较特殊，多为应约之作，即基本上都是杂志出选题，我采访执笔完成，编辑基本不改动我的稿子。这情形，在我的诗歌、小说、散文、杂文的写作过程中，是基本不大出现的。这种应约之作是不是就是应命之作呢?表面上是，骨子里不是。我不知道别国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否有与此类似的经历，也许这只是由中国的特定国情所导致的。杂志主持者处心积虑地考虑的，是读者的兴趣市场的需要，他们在确定作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主要从这里出发。而在接不接他们的选题，怎样接他们的选题上，我有我的立场。那就是首先考虑它有多大的社会认识价值?有多少可写性?自己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可能灌注进自己的审美取向、价值判断?还要考虑到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我能不能采访得到?通常能满足我如上考虑的，我便接，反之则说做不了。由于来自他人的和自己的制约因素，我的报告文学作品的产量很低，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些。我曾经发感慨说，写报告文学不出数。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老报告文学作家，透露个中甘苦，说写这种东西，前期的调查采访量太大，一本笔记记下来，写作时能用得上的，有时就几句话。一位朋友曾经向我转述过一位80写手的话，80写手说他根本瞧不起报告文学。我朋友反诘道：“你瞧不起它的前提是你能把它写得很好了，你现在连写都写不成个东西，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它?”我想，此种心理的产生，大约又跟中国现阶段的特定国情有关。我想在任何一个尊重真实，尊重真实信息的自由流通。尊重自由写作原则的地方，像这种轻贱报告文学的看法，是没有土壤和市场的。诺贝尔文学奖曾经颁发给捷克的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美国记者里德讲述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当时家喻户晓。斯诺的《西行漫记》适时地将一支被妖魔化的武装力量，还原为人形。雨果写有长篇报告文学《小拿破仑》狄更斯的笔写下过数量可观的社会生活特写。1939年阿垅写成的《南京血祭》，仍然是今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文献。一本译为中文的背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的即时之作《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在文学家族中，报告文学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文体，更不是一种可轻贱的文体。在自由写作的国度，报告文学因其直面现实真相的勇气和概括力，因其及时、准确的观察判断以及超前的历史感觉，而受到普遍的欢迎、尊重。在自由写作的地域，汇聚在真实旗下的非虚构的叙事文学，组成了一个强壮的有声势的家族。其中就包括特写、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小说、新闻小说。这几者既有共性又有区别，担负着各自的职能。在时间性上，报告文学和新闻小说是一样的，都要求当下性，要求即时即事而作，纪实文学和非虚构小说，则可以写多年以前的人、事，新闻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以人物造型为中心，要求具备小说的美学要素。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则可以写得比较散文化一些。显而可见，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叙事文学的繁荣发达程度，不仅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普遍良知水平，更标识着那个地方的开放自由程度。 依我个人的经验而论，相比之下，报告文学除去受事实和采访的约束以外，在行文上其实是兼容性很强的。它可以将散文、小说、杂文、随笔、政论的笔法移来使用，使文章丰富多彩。更不必去恪守小说的人称、叙事视角的要求，作者可以随出随入，想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进，想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出，想多议论一番或少议论一番，都随你的便。假使我们不拘泥于已知的什么文体概念，而将写报告文学当作写好文章看待，则这种东西的思想文学性，就会自在其中，不待我们特意去标榜，偏见也就不攻自破。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我没有什么野心，因为它太受素材的制约，而非同一般的素材又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阿垅便无法去写《南京血祭》，如果不曾置身欧洲战场，萧乾便写不出《伦敦三日记》、《进军莱茵》。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还可以依赖于我们的眼睛和逮捉能力，还可以从日常性中提取东西。假如有机会有时间，我想我会在这个文体上尽一点棉薄，前提是得确实值得，确有价值，而不能像一次性纸巾，随用随扔。对报告文学我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它得是文学。这本书里的那篇《天理》，写成后没有在刊物上刊出过。原因是没有人约我写它，只是我个人的同情心的产物，而我叙写的这个人和事太卑微太常见了，不具有重要性。可是我坚持认为，她们的生活状况命运走向，是应该引起重大关注的。叙写她们，是比写钱钟书、阎明复更有价值的。从中所检测的，不是别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心。2006.3.23

精品力作

张建术真不愧一位大师级作家，他把钱钟书、萧乾等人描摹得那么真实、自然，如在眼前，还讲述了一些知识分子、留学生、画家的人生，我真是手不释卷，熬夜把书读完的，感人肺腑，至情至性，这样的好才华、好笔功、好文章，不多见啦，是而力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