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底气》书评

替傅国泳先生《文人的底气》纠错一则

书中讲到秋瑾创办的报纸是中国第一份女报这是错误的。最早的女报是《女苏报》。陈撷芬创办的

书摘

言论史关注的是当下，思想史可以事后发掘。从1912年到袁世凯去世，报纸总数一落千丈，一直到1919年，因言论而被杀的人也是经常会有。中央实力弱，报纸便办的起来。王芸生的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在报纸上面连载的，但是后来却成为研究日本的一大经典。

一个时代的努力

“中华民族在历经一次次的大难之后，终于没有成为巴比伦、埃及、印地安那样的历史名词，从来都不是因为和坤、李真这样的贪官污吏，不是因为住红楼、喝婴儿汤、比富斗阔的暴发户史不绝书，而是因为那些始终怀抱梦想，坚持自己的选择，追求生命价值的人们...”朝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集体无作为形成的；同样，一个强韧的公民社会不是靠几个人完成的，而是靠所有有梦想，有精神，有毅力的人们自觉地付出一个时代的努力才能达成。

07年第一本新书：傅国涌《文人的底气》

07年1月出版的新书，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出版社的新书介绍只有一个书影，各路书评尚未有动静，先睹的快乐，莫过于此吧。书的全名为《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正如副标题所言，此书与《追寻失去的传统》、《笔底波澜》一起，共同探寻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时代以及重要人物。“言论史”这一概念是作者傅国涌自铸的伟词，言论史中的言论，必须是当时通过某一载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互联网、讲台等公共平台，公开表达的思想，它关注的是言说时的当下；它与当时未必公开，可以多年后发表，也可事后挖掘的思想史不同。而且，言论史涵盖了新闻史、报刊史和报业史。为什么重视百年言论史？因为言论史一个民族生命的根系所在，是世界的公法，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尺度之一。言论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互为一边，共同构成了傅国涌近代史研究的稳固三角形，而整个三角形的垂心就是近代中国的转型。在本书的后记中，夫子自道得再明确不过了：“我关心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过得更好，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我们的理想、愿望、感受，我们的悲欣荣辱，一句话，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像文明人类一样有尊严地面对世界。”近三百页的书，沉甸甸的，白色的封面，“文人的底气”五个黑字，意气扬扬；细看封面，还可看到更大的“底气”二字，淡然而大，隐隐沉潜。扉页全黑，左下是一盏油灯，微火如豆，正中是胡适手书范仲淹的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由的言论，正如千年暗室的灯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傅国涌先生著作，专注于20世纪而兴盛在21世纪，至今已出12册，册册在手，顿觉何谓文章报国，而眼下心头，底气如潮动地暗涌：《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开放杂志出版社，2001年12月《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百年寻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发现廿八都》（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偶像的黄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过去的中学》（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笔底波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遥望民国文人的底气

最近重读了傅国涌先生的《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感慨良久，喟叹萦怀，须臾不能忘怀……民国文人和智识阶层的底气和对时势的关注，远胜于今日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何以如此？我感觉除了西学东渐以及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决心之外，更多的是，当时智识阶层的普遍的器局和嫉恶如仇、秉持公义、坚贞高洁的救国宏愿，这些都是当代文人和所谓的“知识精英”所缺失的精神！而纵观本书，令人感喟之余，也不禁心向往之……胡适先生推崇一句古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胡适曾多次以条幅的形式赠予友人，这句话是范仲淹所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范仲淹的名句，一般而言，大家都知道“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胡适先生却最钟爱这一句，正说明了胡适先生的嶙峋风骨和大胆言论精神。而他也正是如此作为的，今天我们看胡适先生，不能不提及胡适先生及其同侪倡导的“新月人权事件”。在风雨如磐、黯然神伤的民国时期，在蒋介石个人独裁达于顶峰之时，胡适先生写了洋洋大观《论人权》，揭开了中国自由主义人权运动的序幕。而这段历史，其历史上地位不应比“五四”运动低，这正是胡适先生的历史功绩和作用！提及中国言论史，不能绕过储安平先生。储安平所揭橥的《观察》社论大纛，用摧枯拉朽的政论《一场烂污》、《失败的统治》、《大局浮动，学潮如火》、《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等撼人心魄的文字，而《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之下，战仍不停》等文章，也对共匪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知和准确的批评。然而，储安平虽清醒的做出了言论自由在国民党那里是“多”“少”、在共产党则是“有”“无”的著名论断，可还是在1957年的反右前奏的“百家争鸣”中向共产党提出了现今看来十分有价值的“党天下”的规劝。由此，储安平不可避免的被打成“右派”，残酷打压之下，终于1966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隐遁林泉”，还是“蹈海自杀”，总之是踪迹缥缈，令人无限惋痛！贵国本来有一个实现宪政民主的绝佳机会，那就是宋教仁组党推行议会政治的那段时期。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惟一真正懂得西方民主、宪政这一套运作程序，对西方法律、制度了如指掌的人。而历史却没有给宋教仁这个机会，袁氏当国的局势下，袁世凯欲谋求更大的权力，试图坐上龙椅，宋教仁搞议会政治这一套正好击中袁世凯的肋骨，所以，袁世凯下令暗杀了宋教仁，酿成中华大地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宋教仁的死，对于贵国几乎是灾难性的损失。之后，贵国走向了以暴易暴、武力夺取政权的恶性循环，再也没有实行议会民主的有效契机了……而文人一旦和权力相结合，本来是很有才华的智识分子，却有可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和祭台上的牲祭。陈布雷就是显例，他年轻时曾是《天铎报》的记者，呼唤辛亥革命而一举成名。蒋介石对他闻名已久，十分欣赏。陈布雷经不住蒋介石的礼贤下士的躬请，出山做蒋的幕僚，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从此，贵国报界少了一位“畏垒”的报人……放弃了言论场域的努力，实在可惜。国共内战末期，陈布雷陷于绝望，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殉国”，终年59岁。然而，在中国依然有许多不为名利所动的报人，诸如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朱惺公、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等人。他们秉持公义，坚持真理，至公无私，不作政客，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贡献于言论事业。他们中间有的人，为了坚持真理和独立性，以及争取言论自由、抨击弊政，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百代之降，贵国最值得记颂的人物之中，他们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傅国涌先生以敏锐而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字，记述了前辈先贤对于中国言论事业的贡献和不朽功绩。古人云：立德、立言、立功，人们称之为“三不朽”，而我更重视的是那些“立言”的先驱们，他们用如椽大笔抒写了他们人生中最光彩照人、璀璨夺目的言论风采，用他们的言论洞穿世相、抨击弊政、争取人权自由和言论自由，今天的我们，面对先贤除了汗颜，就是无比的惭愧！纵观百年贵国言论史，我们除却记颂先贤功绩外，更重要的是承继他们的理想和勇往直前、披荆斩棘、荜路蓝缕、开拓奋发的精神，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清前方的道路……

阅读笔记之一：百年言论史的四个时代

本科时学的中国新闻史已经忘的差不多了，除了现在还留着的一份关于邵飘萍的论文外，其他的都还给老师了。傅国涌老师的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尤其是对传播学的同学。新闻史的教材一般都让人觉得干瘪，这本书则充满感情色彩，是一本重要的辅助读物。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立《循环日报》，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家具有评论性的报纸”诞生。但是，王韬“还没有构成一个时代，那是中国百年言论史的萌芽时期”。傅老师认为，“真正在百年言论史上（第一个）可以构成一个时代的”，是“梁启超时代”。附录：王韬相关资料弢园文新编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76260/选取已刊的《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弢园心情牍续钞》、《扶桑游记》和稿本《漫游随录》、《蘅革日记》中倡导傅播西学和鼓吹中国改革的文字，加以校勘，慓黠和分段，重订序目，辑为一册。弢园文录外编http://www.douban.com/subject/1427775/淞隐漫录（多版本）王韬日记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53401/王韬评传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61020/一.“梁启超时代”（1896~1907）早在1895年，梁启超就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来因与外国报纸重名，改成了《中外纪闻》。这是一份赠阅性的报纸，每期3000份。办了不到一年。“梁启超时代”正式拉开序幕是在1896年，标志是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旬刊。因与同为报纸创始人的汪康年发生矛盾，1897年，梁启超离开《时务包》，去湖南时务学堂做老师去了。之后，梁还办过《清议报》，《国风报》、《政论》以及《庸言》杂志。1902年，他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月刊。持续到1907年。所谓的“新民体”就是梁启超办此报时形成的文风。（意义从略）附录：梁启超相关资料梁启超全集(全十册)http://www.douban.com/subject/1660443/梁启超与清季革命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59344/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05755/二.“《新青年》时代”（1915~1919）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前，曾与章士钊在上海一起办过《国民日日报》，以及在安徽办过《安徽俗话包》，并且“参加过诸如暗杀团、岳王会这样一些地下革命密谋组织”。如果站在当时政府的角度看来，陈独秀就是一个不安分的黑社会分子啊！1915年，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陈接受蔡元培的延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杂志随之迁到北京，并改为《新青年》。16开，每月一号，每6号为一卷。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以及鲁迅轮流编辑。自1918年后，该刊物改为同人刊物，不接受来稿。（部分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与梁启超时代不同，新青年时代更加侧重的是思想变化，而不是以政治为中心。大事记：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附录：陈独秀相关资料独秀文存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74713/三.大公报时代（1926.9.1~1941）在所谓的“大公报时代”之前，《大公报》就已经存在了。它创始于1902年，但1925年时已经“关门大吉了”。由吴鼎昌出资5万银元，由胡政之任总经理，由张季鸾任主笔，《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复刊。办报宗旨是四“不”方针，即：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到1931年，《大公报》已经成为全国舆论的重镇，“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民间的一些政治力量，他们在判断时局的时候都得看《大公报》是怎么说的，《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大公报》的评论是怎么写的”。胡适认为，《大公报》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登载了确实的消息；第二，发表了负责的评论。此外，《大公报》也是“民间报纸和学院派知识分子、其他各界人士结合论政的最好类型”。（此处从略）附录：大公报相关资料复旦大学编辑出版的《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胡政之文集（上下册）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26669/报人张季鸾先生传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13530/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33564/《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http://www.douban.com/subject/1946387/《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http://www.douban.com/subject/1173467/四.“《观察》周刊时代”（1946.9.1~1948.12）储安平，上海创办。周刊。此时亦盛行其他多种周刊。此时代的特点在于，“左、中、右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纷纷登上论政舞台”。后因蒋介石的命令关闭。附录：相关资料观察(1~6卷)http://www.douban.com/subject/1606419/储安平文集(上下)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19192/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戴晴）http://www.douban.com/subject/1775389/储安平与“党天下”（戴晴）http://www.douban.com/subject/1938305/（戴晴的两本书应该找来一读）储安平与《观察》（谢泳）http://www.douban.com/subject/1424797/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谢泳）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55355/追寻储安平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10548/完毕。

复活还是永生（读书笔记）

为什么我们学过“历史”，却难以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读傅国涌先生的《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似乎有些明白了。精华的那一页页“历史”，一直在熠熠闪着光，那不是在墨卷里，而是在精神、在人性中的，只可惜我们常常无从追寻。读这一百年，那些从前熟悉或陌生的名字一个个在眼前鲜活地站立起来；一百年，从他们口中或笔下溢出的言论，今天看来，竟有如此的“熟悉而亲切”——正是那些当年被压迫的言论，在查封、流亡、牢狱、杀戮之后，就好象那艘船已沉没多年，而散落的一片片“漂浮的木板”又重现于今人眼前——“漂浮的木板”，这个比喻是如此的贴切。 粗略地作读书笔记如下：1、 梁启超的“新民”梁启超自号“中国之新民”，他的杂志叫《新民丛报》，他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和“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这正是他的“新民理想”——早在20世纪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 陈独秀的回归身为启蒙者的陈独秀，自身也经历了思想与精神的变迁——他经历了康梁改良主义、法国式民主主义、俄国式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最终宣称抛弃一切主义，回归到民主与自由。他明确指出，“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民主至上，民权高于一切”。他清晰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在被指控“危害民国罪”的自辩中，他明言自己反对的是侵害民权之政府，而非“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的国家，“若反抗和不忠于侵害民权的政府（执政党）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并抨击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他认为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有反对党的自由，他最后自称是“终身的反对派”。3、《大公报》的独立一份报纸开创了前无古人（至今后无来者）的独立方针，且始终坚持而不懈，令人赞叹而神往。这就是《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一曰不党: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二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三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它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四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4、 胡适的自由主义一个终生只作为书生论政的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抱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思想启蒙者，胡适一贯遵循了“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说平实的话”，大声疾呼“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胡适心目中的自由主义首先是能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的自由权利，是能以法定的和平方式转移政权，反对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必然伴随着的专制政治。而如他所言：“没有自由的个人发展，根本谈不到文明。”5、 王实味的人性追求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执着地追求人性，追求内心的“美丽与温暖”。王实味指出，“政治家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人的灵魂”，在圣地延安，他创办了壁报《矢与的》，更象一个不依附于政治而独立发挥作用的艺术家，被领袖称作“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硬骨头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身上永远闪烁着人性的光芒。6、 储安平的复活储安平与他创办的《观察》，就象是一面雪亮的镜子，有人照了定会心痛，有人照了定会胆怯。读他写在1945-1948年间的评论，那些文字依然发烫，所以相信即使在60年后的今天，要在这网间全文发表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摘录一二——“我们要求终止一D专政。这种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D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取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国。只有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政绩窳败，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7、 子冈的不悔一个漂亮聪慧而勇敢敏锐的女记者，用她的奋斗实现了她作为地下党员的理想，而恰是在这个新天新地的新社会，她和曾经战友们一个一个被血洗被折磨被剥夺，她再也没能“象小鸟一样起飞”，然而她执着地信仰着她当年的信仰，不后悔。生命中的大好的岁月被生生地浪费了，难道这只是用来宣告“不悔”的吗？不悔的勇气，与自省的勇气，孰为甚？8、 历史的“周期率”一百年，与之前的几千年，我们一再地陷入以暴易暴、成王败寇这样一种恶性的历史循环之中。这个与前朝换汤不换药的由兴到盛、再衰而亡的历史周期率，如何才能被打破？一群没有人格的奴才如何能建立起真正有国格的自由国度？一百年，言论先驱们殉道者的血远远要比墨水更珍贵，但愿寻着这墨迹与血迹，我们可以不再堕入又一次轮回。

我要买20本送人

傅国涌先生的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常识启蒙书，但对于国人来讲这些常识说出来是多么的珍贵！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