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宿命》书评

追索高贵的精神

所有擅长以及热衷于思考的人们都会赞同这样一句话：历史一如漫无际域的黑夜，而人类只有通过不断的深思和行动，才可能摆脱长眠不醒或者醒来一无所知的可怕遭遇。思考是一种正义和勇敢的行为，人类进行思考的力量远不是令“上帝发笑”那么简单渺小。我知道，只凭《高贵的宿命》这一本书，就能够非常直接而且极其鲜明地传递出徐晋如这位以保守的姿态来追慕自由者的思想和思考状态。因此我敢于这样说：我把一个思考不懈、行动不竭的徐晋如从文字中读了出来。当今世界格局和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仅体现了人类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在近一段时期内所产生的远大于此前各个动荡时代的变革，而且还不断推促着这一变革的极化。诸多民族的文明在经历了第一轮作为其民族精神内核的广义的宗教观念信仰的遭受弃掷、摧击的过程后，越发暴露出其在所谓的现代性世界中必然暴露出的愚昧。在这一复杂的经历当中，我们应当对于这三种现状予以足够的注意：首先，科学技术和工业力量的急速膨胀使它们时常偏离理性的轨道，而以摧毁一切心灵的信仰和自由为快，并借此树立自己在由它们为主要支柱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中的绝对权威。其次，人口的恶性持续增长在给自然性的环境带来重压的同时，还迫使教育在不断转变其模式、改变其性质和目的，从而对精神性的环境也施以了巨大的破坏。第三，网络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因其缺乏配套的管理操作意识和体系而导致一种群体思维的极度惰化和群体精神的极端暴力的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只有在了解人类思想的曲折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并且充分理解上述那些客观的事实背景之后，我们才能够恰当地理解徐晋如在他的文字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哈罗德•伊罗生在《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的第一章《人类社会的割裂》中，诉说了自己对由于经济、科技和媒介的作用而使得诸多本不从属于大众文化的优越的事物在“大众”和“集体化”这一话语背景中分崩离析、遭罹疏离的处境的担忧：“……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这种担忧是一切富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他们对人类处境变化的关注，导致他们产生愈发强烈的思考欲望和历史责任感。但凡有极冷之眼者，必有极热之心肠，徐晋如正是因为具有着充满见地的判断力，故而难以丢舍他的批判精神。于是，这种精神便近乎折磨似的逼迫着他不得不常作惊人之语——因为那确实是他观察、思考和实践的所得。强调等级绝对不是与自由叫板，非但如此，等级的存在反而是自由的保障。任何时代的文化思想精英的精神的高贵性必定让他们排斥平庸和平等，这种排斥至少包含了两种目的，即保障自身阶级的高贵特性的持续和将庸众的易于偏激发展的行为（包括思维、言论）制约在一般秩序可操控的范围内。在可见的历史上，我们曾多次看到由于掌握政权的个人或集团对于庸常群体的盲目行为不加以正确的导引甚至鼓励而导致他们癫狂失性，从而以极其纯粹的暴力对他们久怀愤恨与敌意的文化及其象征物进行大肆的毁灭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几乎都是极为直接的、粗暴的、血淋淋的，没有半点理论和情面好讲，但这种破坏行为的不可理解的“普遍性”往往因为蒙上了正义和道德的外衣而使得其罪行难昭。在这一问题上，汉娜·阿伦特早在她于1962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当中，就已经对社会提出“平庸之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的警告：“……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这时候，任何一个不具有理性的无意识的行为都有可能加剧行为的残酷性。与这一系列现状所紧密伴随的，就是这些庸常群体终将被由自己聚变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撕裂、扯碎而难以自止。而且这股漩涡一旦形成，则会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漩涡周围蠢蠢欲动的观望人群而造成更大的破坏。即便这些可怕的破坏性行为遭到了制止，但它们对人们自由心灵的冲击程度是极为巨大的，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来愈合。而这一切恶果的肇因，就是对那些对话的对象显得极为隐蔽的群体的行动权利不加节制，甚至抱有着一种看似高尚的同情悲悯之心——这种悲悯之心是完全不能等同于政治教化或社会教育及其功能的。徐晋如深受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或者说他就是一位保守主义思想家，那么我们不妨也来看看法国那位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些观点。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虽然因为平等能够鼓吹不服从而称赞它，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平等所能产生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或许有人要拿“道德”来诘难等级的提倡者，但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道德是一种这样的荣誉：它意味着生活的高贵、优美，以及对于普遍精神的超越——这本身就是一种等级的体现。斯宾格勒在他那本充满魅力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曾写到：“事实上，等级是有血有肉的象征，其整个存在，作为现象、作为态度及作为思想方式，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另外，在每种文化中，农民是纯自然和成长的一部分，从而是一种完全不具人格的表现，而贵族和僧侣则是大力培养与形成的结果，因此就表示一种彻底具有人格的文化。”斯宾格勒眼中的贵族，并不是“头衔、特权和利益的综合”，而是一种精神财富，它们“难以获得，难以保持——对明白人来说，是值得为之牺牲整个生命的。”徐晋如不仅以他自由的思想对“道”的承续、充实使自己成为气质上的贵族，而且由于他“为往圣继绝学”即对传统文化中的“器”的具体忠实的践行而成为行动上的贵族。我们知道，很多事物由于它们在数量上的稀少而显得格外珍贵——精神和意识亦在其内。这种“少”与“多”或言“寡”与“众”实际上也呈现出来一种等级的对立，如果将这些“少”、“多”、“寡”、“众”理解为受众的数量的话，那它们就可能直接联系着“雅”和“俗”的对立。“雅”“俗”之争由来已久，徐晋如毫不讳言自己“雅”的立场，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俗”的鄙弃。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他的理性必须要放置在历史的维度中进行考察，而其所持的这种鲜明的一以贯之的感情与态度，无疑是相当关键的。我羡慕他那种非黑即白的纯粹色彩性的精神。徐晋如的思想观念集中体现在诸如《民主驳议》、《自由的狂欢还是民主的闹剧》和《论无知的道德与暴虐》等重要篇目中，他对于局部群体和整体社会的理想状态的追索在其中表露无遗。我相信，即便是徐晋如的反对者甚至仇视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极有立场、极为严肃的思想者。他的文字既饱含着他的个人经验，又有民国学人的使命感型的自负，同时还能看出西方一些思想家对于社会、人生和宇宙的情感迷恋。有人说他“狂狷”，说他“极端”，但我觉得，他的这种明显的性格特征和文字特征，实际上是对于貌似平静和谐的人事、世事的行为性讥诮的必要。黄波先生曾在《人间何处着疏狂》一文中对徐晋如苏世独立之格浅露忧叹之感，我倒是觉得，这种“不合时宜”正是徐晋如的价值所在和可贵之处。最后我还想借用古斯塔夫•勒庞在《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中那一段关于人与群体及社会的看似平和无奇的描述来表达我的某些难以言述的想法：“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