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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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7
ISBN:9787516107751
作者:潘畅和
页数:318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时，在朝鲜半岛，继古朝鲜、辰国等古代国家后，进入三国时期。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是上层贵族培养子弟的学府，具体建制虽然不得而知，但恐与中国太学无二致。其“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我们可以推测，太学的教育虽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很完备，但应稳步走向正规了。因为建立太学的翌年“始颁律分”，政治体制的完善肯定会进一步促进教育制度的完备。《旧唐书》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书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扃堂是私塾之类，而私塾教育的普及和教学内容的如此丰富，足见儒学的影响之大。因此，当时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特别是在丧葬礼俗上“居父母及夫丧，服皆三年”明显是受儒学影响而致。据韩国学者研究在墓制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到儒学的影响。原有的固有墓制以东向和南向为基本枕向，东向尤多。但后来按照“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界之故也”（《礼记·檀弓》下）的儒家观念逐渐转向北枕。 《三国史记》东川王22年条记载，东川王薨，有很多近臣要殉死，中川王以为非礼而禁止。这种以礼法作为行为判断标准不能不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古尔王时官制、公服等的制定也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的，而中国的文化的传播首先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中国史书记载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国中，“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可见，儒教传人百济也应该始自建国之初。关于儒学的确切记载是近肖古王（公元346—375年在位）末年“得博士高兴”一事的记录。之后在梁武帝（公元502—546年在位）年间百济向中国梁朝“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等。百济此时可谓自觉和系统地吸收儒教文化，其本身也随儒教文化的影响在各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韩国学者认为，在政治上“南堂听政”的制度、国王“发使巡问百姓疾苦，其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三石”的仁政思想；对妇人有特殊的贞洁要求，“妇人犯奸者，没人夫家为奴”的法律规定，“父母及夫死，三年治服”的丧葬礼俗以及王“每岁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庙”的浓厚的祖先崇拜思想等都是百济的政治意识及风俗习惯受儒家文化影响后发生的变化。
内容概要
潘畅和，吉林延吉人，朝鲜族，1955年10月生。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教授，外国哲学学科主任、硕士生导师，世界史学科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学科专家。历任延边儒学学会第一任秘书长、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长。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篇
中国儒学融入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文本层面研究
第一章 (孔孟）儒学传播、发展于朝鲜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第一节 儒学的传人
第二节 朝鲜儒学的发展
第三节 朝鲜儒学的特色
第二章 (孔孟）儒学传播于日本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第一节 儒学的传人
第二节 日本儒学的着陆
第三节 日本儒学的特色
第三章 (孔孟）儒学传播、发展于朝鲜和日本的文化背景及
特点比较
第一节 儒学传人朝鲜和日本的文化背景比较
第二节 朝鲜和日本的(孔孟）儒学特点比较
第四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朝鲜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第一节 朱子学的传人
第二节 朝鲜朱子学的发展
第三节 朝鲜朱子学的特色
第五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日本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第一节 朱子学的传人
第二节 日本朱子学的确立
第三节 日本朱子学的发展
第四节 日本朱子学的发展特点
第六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朝鲜和日本的特点比较
第一节 朝鲜朱子学的制度化与日本朱子学的非制度化
第二节 朝鲜朱子学的理念型与日本朱子学的操作型
第三节 朝鲜朱子学的排他性与日本朱子学的兼容性
第二篇
中国儒学融人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层面研究
第一章 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第一节 朝鲜与儒家文化的血肉关系
第二节 日本文化的发生学特点与儒家文化
第三节 朝鲜与日本的儒家文化特点比较
第二章 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典型个案
第一节 朝鲜的两班文化
第二节 日本的武士文化
第三节 朝鲜的两班文化与日本的武士文化之比较
第三章 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一节 自然基础：朝鲜的自然聚集与日本的人为集结
第二节 经济基础：朝鲜无商的文化与日本的商业经济
第三节 政治基础：朝鲜的中央集权与日本的多元政体
第四节 社会基础：朝鲜的血缘家族与日本的模拟血缘集团
第五节 文化基础：朝鲜的“文”与日本的“武”
第四章 结语
第一节 朝鲜的价值理性与日本的工具理性
第二节 朝鲜对形而上的关注与日本的形而下视野
第三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主要参考文献
编辑推荐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作者简介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从文本层面和价值层面入手，对古代朝鲜和日本儒学的价值冲突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和理论阐述。东亚儒学文化圈主要由中国、日本、韩国构成，儒学的典型形态即为这三国的儒家文化形态。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原创国，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日本和韩国作为接受儒家文化的子文化，又恰好将儒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各自做了极大的发挥，从而将儒学内在的各种文本功能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中做出了现实的不同诠释。而两国儒学的这种相异，主要源自两国不同主体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如果说日本更多地崇尚技术文化而追求具体实力的提高，那么，朝鲜则偏重精神理念而追求普遍的个体人格的完成。由此，两国走出了以武士道和两班文化为各自特色的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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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化的悖论作为现代化后进的东亚诸国是以与欧美平起平坐乃至超越欧美（在潜意识中相对于发展物质文明更希望作为强势文化输出价值）为野望和夙愿的。这样就形成一个悖论——通常认为现代化就是移植欧美模式实现工业化（包括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两方面，当然各国出于某种考虑各有取舍），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现代化怎么可能对原输出国进行反向输出呢（其实不管宣称走什么特色路线，实际上欧美走过的路都要再走一遍）？以东亚的现代化而言，欧美模式的因素通常都被忽略了，所谓儒家文化的助力被宣传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东方的希腊，儒家最后的卫道士”韩国当仁不让扛起了大旗；新加坡也被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新儒家的胜利”的典型；台湾更是成为“保卫中华文化的最后圣地和中华民族心中的伊甸园”；香港稍嫌市侩些，但也不失为陈列民间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至于踌躇满志的某国，更是以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亚洲盟主乃至世界盟主自命——不过前提是你必须是经济盟主）如果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作学生都是不爽的，但是你凭什么是老师呢）和国家宣传（总要有与众不同体现特色的宣传点）的角度来看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真诚地相信儒家文化是能够佐弼现代化实现，消解现代病的良方，那么只能说现代化实际上是失败了——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与传统文明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所谓的杂交怪胎是不存在的（传统文化的碎片可以寄生于现代商业文化之中，但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不管传统的幽灵以怎样的面目还魂附体，都已经被消解和置换了——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了）2.东亚现代化的路径通常认为，东亚的现代化存在以下三种模式：A.日本模式；B.四小龙模式；C.中国模式如果可以这样说，以上三种模式与儒家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承认这一点的话，作为传统文化爱好者和文化万能主义信徒的部分国人可以真切地体验到当年朝鲜爱国志士的痛心疾首了。以下，简要地剖析上述模式的实质。A.日本关于日本，潘教授已经阐释得十分详尽及有说服力，尤其是关于日本自然环境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影响因素的论述（不是老生常谈的火山地震海啸岛国陆沉危机感，而是高山幽谷之间相对封闭的小区域，稻作生产方式对于日本民族的集团文化，和的理念，行动文化，直观思维方式，本位立场，二元政体的形成所起到的决定作用——相比之下，菊与刀，双重性格的观点实在是欠说服力的）通常认为，日本是除欧美之外唯一的非白种人实现现代化的后进国家——而且日本的现代化过程是阶梯式稳固进行的。那么，日本能够成功移植欧美现代化模式巩固现代化成果的原因在于：首先，日本中央集权程度低，社会资源分散程度高。即使是在明治之前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江户时期，德川幕府尽管极大地削弱了武士和地方大名的势力，实现了近三百年的普遍和平，但是依然无法取得对于诸侯们的绝对优势；中央集权程度低，科举取士便失去了现实基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话绝不会从日本人口中说出），人，财，物，学等社会资源便不会集中在幕府手中——这为日后开国维新各种势力之间的衡平与妥协奠定了基础。再次，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为分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与中韩眼高手低（不是读书人就是农民），中鄙工韩践商的传统不同，日本不存在社会阶层或职业之间的歧视，日本人认为每个职业都是社会运转所必须的，公家，武家，商家，町人，职人，农民，寺院，每个阶层都有磨砺技艺的传统和各安其份的行业操守，不会逾越，加上日本人的造物情结和精勤作风，这为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分工合作提供了经验基础和人才储备。又次，日本没有价值约束的道德负担，放得开手，务实性强。日本人不会考虑一件事应不应该做，而是考虑怎么才能把这件事做好，有用的便是好的都可以为我所用，手段不是目的；相比之下，中韩把时间精力都浪费到大辩论和内讧之上了，都执着于追求那些终极价值了。我国唯一同日本类似的就是没有道德负担这一点了，这可能也是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之一。可能日本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其本位主义，完全不考虑其它民族以及缺乏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但是不客气地说，在民族国家占主体地位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自己是代表了人类的终极价值的——连有史以来号称集中了人类全部最优秀最先进文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利坚合众国都没有这个资格。B.四小龙除开香港，三小龙的现代化相似度很高。都是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冷战大背景，韩国承受朝鲜和日本的双重压力，台湾与大陆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新加坡面临东南亚左翼运动的高潮并处于回教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才是三小龙进行现代化的根本动力）；都是由威权政府主导（韩国和台湾的军政府，人民行动党主导的新加坡政府）；都可以窥见日本的影子（这不仅是说日本对三小龙的产业转移和金融投资，更是由于三小龙都从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中各取所需——说明日本东亚现代化不可无视的重要参照物）韩国：要修正儒家传统学习日本，这对于自尊心超强的韩国人来说不亚于自宫，但是毕竟咬牙坚持下来了——也许是现实性需要压倒一切（说明日据时期日本推行的殖民教育已经削弱了儒家经典在韩国人心中的地位，否则从日后韩国民主化运动中那些惊天动地的表现来看，倔强的韩国人当初宁可饿死也不会接受日本的投资的）；三星与索尼，浦项与新日铁，现代与日产的关系众所周知了，韩国政府在国家战略中是把三星定位为三井，把现代定位为三菱，把LG定位为住友，把SK定位为富士。韩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于政府介入的程度实在太深，与财团之间的关系也达不到现代化国家的要求；还有就是除开首尔，釜山等几个重要城市之外，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还是很不充分的，这些都是日后的大隐患。台湾：如果抛开民族意识形态，但就自然条件和族群构成而言，台湾最有可能走上日本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中部贯穿公路和环岛公路诞生之前，台湾岛内的交通还是为中央山脉和短促急流所阻隔（这一点和日本何其相似），闽浙移民和客家移民之间械斗不断（这一点和日本有区别，国人在争夺生存资源时向来都是你死我活的，南方特别是湘赣，闽南，粤东这些土客杂居集中的地方尤其厉害，至于海外华人五大帮之间的大打出手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小集团跟儒家理想相去甚远，都是斤斤计较，出手无情的角色（现在舆论都把早期海外移民特别是领袖人物美化得儒家风范十足，仿佛个个深明大义是谦谦君子，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那必定是最先被淘汰的，生活是无情的），平地上的汉人都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山地的原住民了——在早期台湾人的身上是很难找到儒家影响的痕迹。日据时代——虽然总督府在台北，但是日本着力经营的是高雄、花莲、基隆这些港口，以这些港口为据点把台湾打造为服务南进战略的补给基地（二战末期台湾共驻有日军15万，日侨37万，这些因素使得美国放弃以台湾而是选择琉球群岛作为进攻日本本土跳板），虽然台湾的工业化程度不如日据时期的韩国和满洲（这是日本的战略规划的结果），但是以这些港口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医疗、教育、市政服务体系辐射到全岛，台湾民众多少受其惠；当然殖民教育在皇民化中达到了高潮。国民政府迁台时代——有观点认为，国民政府在内战失败后痛定思痛，利用从大陆带来的高素质管理与技术人才以及巨额黄金储备包括美援在内，借第三次技术革命产业转移的东风，实现现代化进而民主化。个人不否认那些因素，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演变到现在最为人所诟病的蓝绿之争（有什么可诟病的呢？国人就喜欢在台面上一团和气而在暗地里你死我活——形式主义作怪），其前身可以追溯到二二八，实质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客之争（台湾的发展路线，外交关系等等全是噱头，利益之争才是本质）国民政府是一个中央集权程度低的政府，这一点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没有改变——如果在军事斗争中这是天然的死穴，但是在现代化来看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和日本何其相似）在社会资源方面，国民政府在台湾不可能象人民政府在大陆那样一手抓完，土地还需要向中部和南部的大小地主们和原住民赎买，获得资金的台湾人成为投资各种企业的股东，这大概就是绿营的主力了；军政方面自然是国民党说了算；学校教育与企业经营则由那些从大陆过来的精英以及留美海归包干；日本遗留下来的建设成果和经验也可以慢慢消化——关键是社会资源分散在不同社会阶层，这点和明治维新很相似。在文化心理方面，无论是经历过皇民化的客家人和原住民，还是传统积淀较深的北平人，下江人，山东人，四川人，两湖人，陕西人，甚至还包括改头换面的留台日本人，在经历过国民政府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之后，日语和闽南话从主流社会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语普通话，共同的话语体系建立了。现在很多人看好韩国而看低台湾，个人认为韩国虽然通过移植日本的财团模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潜在隐患是很大的；台湾社会是更适合现代化的土壤，而且成果巩固——做长线要看好台湾。新加坡：也许在李光耀看来，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感不是缔造了新加坡，而是在世界左翼运动高潮的年代击败了新加坡共产党和视大陆为精神祖国的传统华人。在与这两大敌人的较量之中，李光耀从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共产党的组织手段和宣传技巧，比如传统华人在下层民众中的那种鼓动力和影响力；此外，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和铨叙制度，日本的警察制度和社会管理方法，以色列的军事制度及动员体系，也成为新加坡国家制度的重要参考。在一个华裔和华侨占据主体地位的国家和无论是财力还是社会影响力都不容小觑的传统华人社会对抗，无疑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是李光耀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作为西化程度很高，专业人士出身的李光耀可能在内心深处对于传统华人社会那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是排斥和存在成见的；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李光耀，他的判断以及决策是正确的——很难想象一个华人小国能够在周边都是充满敌意的回教国家的环境中生存，更不用考虑如果视大陆为精神祖国的传统华人占据上风的话新加坡还会得到欧美国家的支持。所以，去中国化是必然的，否则新加坡就不复存在。去中国化就意味着从经济，文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削弱传统华人社会。打击华校，推广英语——传统华人社会很重视教育，从英据时期开始就努力自主办学，用华文教育，传统华商也鼎力予以财力支持；虽然华校的学历不被主流社会承认，但是传统华人子弟还是都选择了华校而不是英校，虽然在日后的工作待遇和社会地位都不如那些英校出身的华人（比如李光耀、柯玉芝夫妇）。华校偏重于人文教育，在理工科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而且不重视英文，这点跟英校培养出来的政务人才和技术人才形成强烈反差，李光耀认为——作为新加坡公民最好能掌握三门外语，至少也要两门（作为要与多族群选民交流的政治家，李光耀起码会讲五种语言）；随着新加坡现代化的进程，华校的竞争力越来越弱，传统华人社会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南洋大学被南洋理工大学合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传统华商的生存空间也在逐步被挤压，他们在新兴产业上完全没有竞争力，也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传统行业的利润也在日益缩小；随着在政界财界有着广泛资源的淡马锡财团逐步控制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传统华商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如果说南洋传统华人社会是最能体现华人儒家精神的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在新加坡完全被边缘化了。新加坡的现代化经验说明，现代化就是务实精神和功利主义的胜利（这一点和日本何其相似）C.中国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是儒家精神的胜利，相信连孔子都会死不瞑目的。中国现代化成就巨大，隐患不小，前途迷茫。如果从中国各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发展的参照物，可能有些意思。执政党：无疑新加坡是其中长期目标，人民行动党是其努力方向，但是最终目标是德国。潮流派民众：大概日本是其终极目标，其着眼点是日本的丰裕物质和流行文化。怀旧派民众：大概南洋传统华人社会是其终极目标，台湾是目前解馋的一块水果糖。公知：东亚的现代化大约不入其法眼，欧美是其终极目标。3.儒家复兴梦的幻灭儒家复兴梦的幻灭是文化万能论的幻灭，是理想主义者的幻灭。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范围内，后进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只有日本，别无分店。如果我国想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话，应该努力把那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排除，同时，认真参考日本的经验。学习日本，欣赏日本并不代表亲日乃至被扣上汉奸的大帽子，如果国家和民族因为利益冲突而选择要与日本对抗的时候，国民们义不容辞——正如江户时代儒学者山崎暗斋所言“如果圣人孔子孟子挂帅征伐我国，则我必披坚执锐，生擒其以实现孔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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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还是向后？还是作为一个怪胎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