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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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
ISBN:9787101041101
作者:许明龙
页数:359页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身世家庭及童年在罗马的日子初返巴黎家庭生活失去了一次回国的机会与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合作客死异乡第二部分 业绩编写《汉语语法》编写《汉语字典》介绍中国对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影响结束语附录黄嘉略罗马日记四川教友致黄嘉略函、李若望函四川教徒梁弘仁函黄嘉略的《汉语语法》序孟德斯鸠的《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黄嘉略致奥尔良公爵函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内容简介：家庭及童年、在罗马的日子、初返巴黎、家庭生活、失去了一次回国的机会、与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合作、客死异乡、业绩、编写《汉语语法》、编写《汉语字典》、介绍中国、对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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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应该忘记他——读《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有感自一五八三年利玛窦与罗明坚入华，直至十八世纪，有数百名西人传教士或商人来华，而赴欧的中国人却寥寥，十七世纪有郑玛诺、陈安德和沈福宗三人，十八世纪初年也只有樊守义和黄嘉略二人。他们或许不会被载入正史，但他们却在中西交流史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许明龙先生对于其中一位赴欧华人黄嘉略近二十年来的深度挖掘与研究，让我们得以窥探到法国早期汉学一段值得被记住的历史。黄嘉略，原名黄日升，嘉略是他的教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凤山村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于是他出生不久后便受洗。7岁时父亲去世，按照父亲的遗志，黄被托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李斐理，而后他跟随李斐理以及后来的梁弘仁神父学习拉丁语、法语以及基督教教义，同时也接受了儒家四书五经的教育与熏陶。自十六岁起，黄嘉略独自出外游历，于1701年在四川再遇梁弘仁神父。此时正值礼仪之争的焦灼阶段，梁提议黄嘉略同他共赴欧洲以代表反耶稣会一派来处理礼仪之争问题。他们二人遂于1702年2月17日从厦门登舟奔赴欧洲，并于当年的10月31日抵达巴黎。初到欧洲，梁弘仁一行便赴罗马教廷陈述“礼仪之争”，而后返回法国。由于种种原因，黄嘉略定居巴黎，法国文化界官员比尼昂教士四方游走，使得黄得以受聘为国王的中文翻译以及图书馆馆员，享受一份微薄的年金，直至1716年深秋其三十七岁时在巴黎去世。黄嘉略的一生很短暂，他在巴黎的十多年时间里，拖着日益虚弱的病体，孜孜不倦地为中法文化交流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历史不应该忘记他。遵照比尼昂教士的意见，他先后与年轻的学者弗雷莱和傅尔蒙编纂了《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其中不乏用心的创举，同时他们的合作对此二位年轻学者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广泛结交朋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年轻的孟德斯鸠。黄嘉略与孟德斯鸠谈论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影响了孟的中国观，据许明龙先生考证，黄还很可能是《波斯人信札》中波斯人的原型。黄嘉略还宣传了中国的音乐和诗歌，所以说，他不仅是早期华侨华人融入法国社会的先驱，更是架设中法文化桥梁的奠基人。在此书的阅读过程中，两种心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一方面是感动，另一方面是遗憾。先说感动，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嘉略只是一个小人物，在他短短的三十六年生命中，大部分时间被旅途的颠簸与劳累充斥。在抵达欧洲后的孤独岁月里，他还一直与肺结核做着斗争，生活境况非常窘迫。后与法国女子结婚，妻子脾气暴躁，家庭难说温馨。尽管这样，他仍旧勤勤恳恳进行着《汉语语法》与《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我想这一方面是出于一种中国人知恩图报的品德，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一个海外中国人的责任感。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在身处国外时才会格外意识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也就有了宣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读黄嘉略《汉语语法》残稿的目录不难发现，下卷的内容保罗万象，黄嘉略是打算将此书作为帮助外国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百科全书来写，只可惜上天并未留给他充裕的时间让他完成这个宏大的计划。在编排《汉语词典》的过程中，他并未简简单单的逐字翻译《正字通》等中文字典，而是尽量以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来对字典进行编排。此外，在当时的环境下，前人没有任何中文语法的资料可以借鉴，欧洲藏中文图书的数量也非常有限，他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学习和请教，写出了《汉语语法》，成书过程是万分艰难。读罢《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我的脑海中不禁勾勒出一个孤独的背影——不知有多少个夜晚，黄嘉略一个人坐在书桌旁，在微弱的蜡烛光下，奋笔疾书。我的这一份感动，亦是留给所有辛勤、坚韧的中西交通使者。而要说遗憾，其一就是他的英年早逝，没能让他在中欧文化交流中产生更大的影响，也未能给他足够的时间完成他宏伟的写书计划。遗憾之二，便是他去世后手稿全部由傅尔蒙接手，只有傅氏一个人可以接触到他的手稿。黄嘉略去世前不久刚刚完成编纂的《汉语字典》上卷，如今也不知所踪，很可能也是被傅氏据为己有亦或束之高阁。他的手稿不但没有得到宣传与研究，甚至还反遭傅氏贬损，被其称为“没有太多用处”，以至于后世在提起黄嘉略时，均认为他的作品毫无价值，也不足以作为汉学研究的参考。这种状况，实在是让人痛心和遗憾！通过对本书的学习，我领略到了历史研究中必要的“研读史料”这一方法。许明龙先生对黄嘉略的巴黎日记手稿等一手资料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读，尽管黄的私人日记使用了许多缩写，导致我们后人阅读起来并不那么顺利。黄的日记，得以使得许多模糊的细节变得明朗，比如他和哪些朋友来往、交流，他与弗雷莱与傅尔蒙的合作起止年月，他的生活状况与思想状况等。此外，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非常敬仰许明龙先生对历史与学术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作为一名初入汉学研究之门的学生，许先生的治学态度值得推崇与学习。如本书第二部分最后一章在讨论黄嘉略对于启蒙运动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时，开篇作者介绍黄嘉略与孟德斯基相识的时间，从而为下面的研究开展进行铺垫：英国的孟德斯鸠专家夏克尔敦说，1709年孟德斯鸠再次从波尔多来到巴黎后，是戴默莱把他引入巴黎社会。据弗雷莱自述，他认识黄嘉略是在1713年初，起因是瑟万教士受比你昂教士之托，请他帮助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此时孟德斯鸠依然在巴黎。弗雷莱在与傅尔蒙打笔墨官司的申辩书中说，戴默莱是由他介绍给黄嘉略的。由此推断，孟德斯鸠很可能也是由他介绍给黄嘉略的，黄嘉略的巴黎日记中有关弗雷莱与孟德斯鸠同访黄嘉略的记载，为我们的推断增添了一些份量。既然弗雷莱是在1713年年初解释黄嘉略的，孟德斯鸠开始与黄嘉略交往的时间当然不可能在此之前。为了确定孟德斯鸠与黄嘉略相识的时间，许老师更是引用了弗雷莱的自述、弗雷莱与傅尔蒙打笔战时的申辩书、黄嘉略的巴黎日记等三份史料进行推断、佐证。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史料的挖掘与钻研必不可少。许先生考证《波斯人信札》中的波斯人原型就是黄嘉略这一过程也非常值得学习，许先生将《波斯人信札》中与黄嘉略可能相符合的内容逐一挑出来，同时与黄嘉略巴黎日记中的内容相对应，从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能做到这一点，需要反复阅读《波斯人信札》，同时还要对黄嘉略的日记了如指掌，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大量踏实的阅读。类似的对史料考察与分析的例证，贯穿全书，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认真学习。另外，在本书第229页，作者提到，1714年，费雷莱在碑文与美文学院宣读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人的诗”的论文，而后这篇论文于1720年以摘要的形式刊登在“碑文与美文学院院报”上[1] 。其中包含一首中文诗，先用汉语拼音标注，再用法语解释，而这首诗，恰是介绍到欧洲的第一首中国诗。这首诗选自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完全不算是汉语诗中的上乘之作。读到这里，我想到汉译第一首英语诗是朗费罗的《人生颂》[2] ，也只能算是英诗中的一般之作，而却在各种巧合下，几经译者翻译，成为了第一首翻译为汉语的诗歌而被传诵。可见，历史的发展有时是在凑巧与偶然中进行的，而正是这种种偶然，让人类的历史更加魅力无穷。许明龙先生将历史海洋中一个未留下太多痕迹，甚至后人都不知道葬身何处的小人物勾画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让现在的我们可以读到他的故事，了解他的贡献，还原了历史的丰满。感谢许先生，让黄嘉略回到了今人的视野中！[1] De la poesie chinoise,Histoire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t.III,1720,p.289-291.[2] 钱锺书：《七缀集》，134页，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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