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的新闻》章节试读

《嬗变的新闻》的笔记-全书笔记 - 全书笔记

目录：
第一章：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新闻
第二章：新闻叙述选择的嬗变
第三章：新闻叙述主题的嬗变
第四章：新闻叙述逻辑的嬗变
第五章：新闻叙述方式的嬗变
第六章：新闻叙述风格的嬗变
第七章：新闻叙述六十年
全书的主线：1.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新闻——2.新闻叙述选择/主题/逻辑/方式/风格的嬗变——3.新闻叙述六十年
第一章：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新闻
1）从哲学母体脱胎，并深受19实际自然科学影响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的主流是激进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这一由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人开创的传统，认为社会科学只与事实相关而不涉及价值，社会科学的理论是对客观社会现象进行经验实证的结果。
但这一传统几乎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诠释学派的挑战。以韦伯、舒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诠释学立场与实证主义的主要分歧在于：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是完全独立于研究者的客观现实；而诠释学立场认为，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人类有意义的见购物，并且处在持续的建构过程中，因此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与其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如说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对人类自身活动意义的“理解”。
2）经过韦伯、曼海姆、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布迪厄、昂格尔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的发展之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社会建构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对社会科学诸分支影响甚巨的思潮，至今不衰。
例：①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人造物”；
②萨义德 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 东方学：东方学实际上是西方人在言说，并且向西方人言说的一套“西方”话语；
③20世纪60年代后 女性主义研究：社会现实本身是一个不平等的性别建构。
3）【社会建构理论】社会的建构活动从本质上即是社会群体、组织或个人对社会现象进行“措辞”和“命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会持续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此往复循环。
4）叙述学研究与建构论思潮在兴起与发展时期上是一致：
一方面，叙述学对话语、文本等一切人类文化产品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社会“建构”过程的认识；另一方面，建构论的思想也深深地渗透进叙述学的研究领域。
5）当这种意义上的故事被特定语言加以表述之后，所得的结果才是narrative，即存在于语言之中的，以一定方式结构起来的，并由一位叙述者由特定角度传达给读者（听众）的一系列事件。叙述是指“叙述所得之事”。……现在人们已经公认，并不存在原原本本的客观事实，因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已经是经过描述的，而不同的观察点和参考框架和指述语言就决定着一个事实或现象将以何种方式和面目呈现给我们。
6）“意识形态”取向的新闻叙述研究与形式主义取向的研究不同，后者.追求的是对文本结构模式和建构规律的发现，而前者则关注呈现并凝结在学术结构之中的社会文化形态，或称之为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一取向的研究代表的是从形式到价值的追问，它试图通过叙述的形式和结构，透视依附、渗透或构建某类叙述形式背后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权力的操纵，也可能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7）【症候阅读】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独创的理论贡献。旨在把握文本中的空缺无解和疏忽所反映的深层含义。“症候”这个概念源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看来，理性意识不过是海面上的冰山，而真正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支配作用的则是潜意识。拉康则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这种潜意识会在语言深处留下痕迹。由此，探查语言和文本中的此类“症候”。即是捕捉潜藏意义的线索。
8）【互文性】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这个概念后，人们对文本的理解就从单一文本的封闭自足的结构中跳离出来，转向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吸收、转换以及演变的关系。文本的意义不是文本内在固有的，而是在文本与其它水平文本和纵深文本的对话交流中生成的。正如罗兰巴特在《文本理论》中告诉我们，“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它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
9）经典的形成必然与文化权利乃至其它权利形式相关，是“各种权利聚集、争夺的力场”。
随着中国从“政治至上”的社会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经典的形成还要面临着市场的压力。大众的口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尺。诚如布迪厄所言，经典的形成就是一个不同“场域”相互斗争 与妥协的过程。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经典正式在“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三种话语权力相互交织的张力中被选择与确认的。（现状：民间话语在新闻经典建构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新闻建构中精英话语的独立性在增强；官方话语逐渐规范和调整自己的位置。）
10）【新闻娱乐化】在眼球经济的刺激下，相当多的媒体打出了“受众至上”的口号，体育、娱乐、名人趣闻、生活服务类的“软新闻”因更具有商业价值而受到媒体的青睐，同时因为这类新闻远离“政治”，也统一得到国家权力的默许。“软新闻”和“硬新闻软化”的现象被视为新闻娱乐化的一个表征。
11）新闻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章：新闻叙述选择的嬗变
2.1 典型报道的兴起、困境与转型（一种报道形式）
2.2 建构“知识分子”：从政策导向到结构转型（一个报道领域）
2.3 “雷锋”——一个精神符号的演变（一个报道个案）
1）两个比喻——李普曼的“探照灯光束”；戈夫曼首先提出后被吉特林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框架”
2）【典型报道】社会主义新闻的重要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质报道方式，即为了传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才在同类事物种选择典型的事例。
两个源头： 以典型报道作为党报用以指导工作、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这一报道模式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报刊对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力宣传，以及列宁在1918年要求报纸多刊登模范公社，号召人们学习模仿的报刊时间。
在中国：中国的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承性是没有疑义的，但就中国的具体实践而言，它仍是毛泽东典型思想方法直接运用于新闻领域的结果。可以说，典型报道模式在中国新闻实践中从兴起走向兴盛，离不开毛泽东的知道和鼓励。
实践隐患：①”高大全“模式的建立；
②缺乏对报道失实的高度警惕；
③偶像破灭的风险。
3）六十多年来的新闻选择发生了从立足事实之上强调政治意义的宣传模式，到脱离事实判断极端强调政治宣传的畸形模式，再到以报道事实满足受众信息需求为主附带渗透社会意义的意义模式的演变。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于其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1980年代前后由政治形势和政策的变化力转为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推动力。
4）新闻选择的嬗变首先体现了中国新闻媒体在“报道事实”与“呈现意义”这两个维度中的衡量、取舍与比较。1980年代以前，新闻选择要素中对“呈现意义”的考虑要多于“报道事实”。尽管所要表现的意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换，但就新闻的选择机制而言，对“意义”要素的考量重于“事实”本身这一点则是一以贯之的。（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求）
5）新时期的典型报道：调整与现状
在一种复杂的经济建设环境下，媒体如果还沿袭过去简单计划经济时代一样的宣传推广模式，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因此，80年代以来的典型报道突破了以往典型人物宣传的“静止模式”，开创了用“成长模式”表现典型人物的先河。
今日典型报道的特点课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从对政策方针的直接宣传逐步转变为对舆论导向、社会需求和时代脉搏的深层把握。
第二，典型报道的直接指导作用逐步变为对受众的引导、启发和感染。
第三，典型形象自身的多元化。
第四，典型树立与推广方式的转变。（现今的典型树立与推广开始逐渐渗透进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向。一方面，大量都市类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在寻找和报道典型的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如何结合社会心理、满足普通受众的需求；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迅速兴起，也赋予了受众在典型树立和推广过程中的更多的话语权。）
6）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采用受众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这亦可视为是权威媒体在典型树立过程中尊重民间话语的一种表示。从另一个角度说，民间话语也是对典型宣传效果的一个检验，如果典型报道不能引起受众的共鸣，在民间话语中就不能占据一席之地。更有甚者，一些僵化虚假的典型报道还会引起受众的强烈不满，并在民间话语中形成对抗式解读。
7）五四时期，尽管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提出了“民主”的观念，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是一种明确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是“化大众”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尽管仍然是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力，但在开展“大众文艺”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还是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1940年之后，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文艺理论则明确指出了问题的解决之道——文艺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自此，五四时期形成的只是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已经明确地发生了倾覆。
1950年，稍有“赞许”，仍没有改变知识分子被“教育”与被“改造”的地位。当时的报道中充满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二元对立的叙述，并显然地以前者向后者的靠拢为解决之道。
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和“双百”方针的提出，为知识分子带来了短暂的春天。
1957年夏，《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一些领导人始终存在着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疑虑。因此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诱因刺激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就发生了“左”的逆转。反右大跃进文革，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严冬。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80年代的知识分子报道是在新时期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第一次全面而彻底的重写。一方面用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描写凸显了知识分子的光辉，使知识分子自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榜样。另一方面，因为对知识的尊重甚至崇拜，也进一步凸显了只是分子的价值和重要性。由此，知识分子在短短几年里，迅速从“文革”时期的受害者转变为新时代的启蒙者。新闻媒体对知识分子的建构也体现了社会结构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思变、欲变、急变的特点，知识分子报道迅速完成了与历史问题的切割，有能力且带着道德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成为新时代最被人尊重的对象和最重要的社会话语力量。
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报道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写”：1.清贫不再是知识分子道德优越的证明，靠科学技术知识而获得财富的专家、“知本家”成为人们心目中新的英雄。2.由于经济大潮对象牙塔的冲击，知识分子的迷惘、困惑甚至是道德滑坡也逐渐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改革最终成为了社会的最强音，并进入社会实践的各个层面。至此，知识分子为改革所做的额启蒙工作已告结束，他们自己也不得不从推动者、建议者的角色转为市场大潮裹挟下的一员。（知识分子分化/职业化/专业化）
第三章 新闻叙述主题的嬗变
3.1“结婚”新闻主题中“公私”观念的改变
3.2体育比赛报道主题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3.3领导人活动报道主题中“神性”的消退
1）“这是——什么？”其实是一个我们每天都会重复许多遍的问话句型。尽管知道回答可能只是寥寥数语，远不足以描摹事物的全貌，但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提问，用得到的很少一点信息来决定我们的看法和行动。为何非得如此？因为社会可以在一个无限丰富的层面展开，而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却是非常有限。因此我们离不开这些只言片语对一个事物的“界定”。
戈夫曼认为，当人们面对同一事件时，首先就需回答“这是什么事”，但因为每个人的框架不同，所得到的答案也不尽类似，因而才开展了我们探索框架的空间。
新闻媒体建构性的强烈体现，不仅表现在新闻媒体把什么样的事纳入报道范畴，也表现在新闻媒体给一件事下的“定义”，或者说是对某一事件主题的界定。
2）我国素称礼仪之邦，特重人伦礼教，更是把结婚看做是“礼仪之本”、“人伦之始”。
传统社会“公私”部分，个人婚姻也是家族乃至社会的“公事”，而五四时期婚姻观念的变革则是要求全社会把“结婚”问题视为个人生活领域的“私事”，并给予尊重和保护。（公私有别是现代社会人权和法制观念盛行之后的产物）
3）50年代的结婚新闻中已经奠定了把个人婚姻纳入国家政治的基本框架，而温格期间的结婚报道更是完全把个人生活事件政治化了。
通过对大量“革命化婚礼”的描述，新闻媒体用一种新的结婚仪式瓦解了婚姻的传统，最终实现了个体生活完全、彻底地纳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意图。
4）改革开放之前，日常生活领域和专业领域的新闻报道都深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新闻报道倾向于把日常生活事件和专业活动”泛政治化“。80年代以后，这类新闻开始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紧的束缚，回归它们的本来面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过去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非常强大，全社会对”政治化“的话语方式还额米有形成清醒自觉的批判意识，因而新闻报道中因为惯性力量仍然时时出现泛政治化的话语依存。此外，80年代作为过渡期的时代特征，也是的”结婚“新闻和”体育赛事“这样日常生活类和专业活动类的新闻报道依然要靠与道德伦理、国家民族等”大义“的结合来表达自身，而这种结合往往又造成对日常生活事件和专业活动事件”过度阐释“的状况。90年代中后期开始，此类意义的勾连才逐渐淡化，而另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又开始逐渐影响和左右新闻报道的建构方式。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部分新闻媒体不惜僭越私人空间，为了招徕短期的额”眼球效应“用“暴力化”和“色清化”的语言包装新闻等，把个人生活事件和专业活动都界定为公认玩赏、偷窥的“大众娱乐事件。”（商业意识形态下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畸变）
第四章 新闻叙述逻辑的嬗变
4.1 成就报道中的推动力
4.2 英雄报道中的“动机”
4.3 灾害报道中的“归因”与“应对”
1）首先，“叙事”包含两个事件上互相关联的事件；其次，叙事包含另一重关键性的因素，即因果性的“连接”。简单罗列两件事在线，接下来通过节食两件事如何发生关联提供一个叙事的贯穿的主线。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之间的逻辑的或因果的连接，构成了任何叙事的基本方面。

2）无论是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还是新闻报道在面对复杂生活的时候都试图从中寻找到没偶中“秩序”和“规则”，试图把杂乱无章的时间和细节融合进一个有头有尾、能被人理解和把握的大“故事”中。从叙述中构建意义，既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切叙述作品的本质追求。
3）美国学者恩特曼在分析了大量新闻文本后指出，定义问题、寻找原因、进行道德判断和提供解决意见是形成新闻报道解读框架的四大要见。
4）人们对待灾害的态度往往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对自身的定位。
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媒体对灾害事件的报道存在一个明显的变化轨迹：忽略灾情而着重就在的报道思路/过分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过分看重抗灾成果的政治意义并对辩证法做了庸俗化的理解/灾难的承受者作为一个集体名词在整篇报道中处于缺席状态，只是虚幻地成为某种精神的响应者。
5）新闻报道在这60年终所显现出的叙述逻辑变化的共同特征包括：（1）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大略的转折点，那么可以说新闻叙述逻辑从此前的线性的、简单因果关系逐渐转变为此后的复杂、多因关系。（2）改革开放之前的新闻叙述逻辑，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事实的复杂性逐渐被抽象而弱化乃至消解，政治思想则逐渐被抽象而强化乃至占据绝对主宰的过程。（3）改革开放 以后的新闻叙述逻辑呈现出与之前的新闻叙述逻辑演变模式相反的趋向。社会生活的额多元性与复杂性被重视，人的主体性逐渐得到尊重，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丰富多彩的个性因素日益成为新闻“归因”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对高于个体和事实本身的抽象原因的归纳变得谨慎。长长把对事实变动的解释置于多元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而不再是简单的线性思维。
6）新闻文本的叙述逻辑一旦形成，就具有内在的制约性，会影响到新闻对事实的选择和对意义的建构。
第五章 新闻叙述方式的嬗变
5.1 媒体“叙述转换”方式的变化
5.2 媒体“评价”方式的变化
1）我们会明确地对英雄们表示同情，并对求婚者们表示轻蔑，不用说，要是另一位诗人从求婚者的角度来处理一系列的情节，他也许会轻易地引导我们带着截然不同的期待与担心进入这些历险。
2）从“事实”到“报道”，这里面必然要经过媒体学术这的“叙述”转换。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其“叙述转换”的方式不同的。一般叙述理论在研究叙述视角时多参考热奈特的三分法，把视角类型划分为：非聚焦全知视角、内聚焦型限知视角和外聚焦型客观视角。（1）在全知视角中，叙述者是全能的，他所知道的大于任何一个文本中的人物；（2）限知视角是指叙述者等于文本中的人物，即每件事都严格按照文本中 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3）客观视角则是叙述者严格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
3）80年代，在我国当代的文化坐标上，似乎不仅仅只是一种时间的标记。在更多的语境下，80年代还是一段由青春、启蒙、思想、商河现代性等词语组成的特殊历史的“隐喻性表达”。这一概念中蕴含着的“精英”意味到了90年代则逐渐开始被更加“世俗化”的“大众文化”所替代。在社会文化氛围与媒介自身生态全面转型的促动下，作为文化知识分子一员的新闻从业者的话语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至少新闻报道中那种流荡着激情、背负着迫切启蒙教化愿望的直接评论方式正在渐渐淡化，代之以“无形的意见“表达。
第六章 新闻叙述风格的嬗变
6.1 理想化的叙述风格
6.2 非理性的叙述风格
6.3 抒情与思辨的叙述风格
6.4 平衡与趣味的叙述风格
1）对于文学叙述而言，叙述风格是“由叙述内容、主题情感和叙述形式综合形成的叙述的个体特征”
2）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社会”语境：80年代中国社会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构状态，报告文学作者多居于社会政治中心地位，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高度一致。因此，80年代的报告文学热，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报告文学本体，而在与报告文学对主流话语——政治通话的一种认同和回应。
而物迁人异的90年代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呈现在世人面前，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致性成为社会的显性特征，社会改革也由观念层面逐步转向实践层面，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学作品不再居于社会中心位置。因此，报告文学在90年代的集体落寞乃是社会生态环境变动的一个必然结果。
3）80年代的追求深刻到90年代的追求趣味，这一转变源自社会接受心理和新闻体制的深刻转型。一方面，精英文化式微，大众文化盛行，受众对严肃、沉重、深刻的文化产品“消化力”下降，而对具有感官刺激性、一目了然、轻松世俗的快餐文化更感兴趣。从对文化的“崇敬”到“消费”的大众心态的转移，使得包括新闻叙述者在内的一切文化产品的创造者都得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某种调整；一方面，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新闻体制的深刻转型也使得媒体对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媒体叙述者或者因为生存的压力或者因为追逐利润的欲望，也在有意无意中迎合大众的口味。当然，受众品味与媒体品质是在互动中相互建构着彼此也建构着自身。
第七章 新闻叙述六十年
一、这六十年中，新闻叙述的结构性变化是什么？
二、这种结构性变化背后的社会动因是什么？
三、在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这六十年来新闻叙述变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