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塘·教堂·电视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1
ISBN:9787802065598
作者:吴飞
页数:234页

内容概要

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新闻传播理论。出版专著有《传媒·文化·社会》、《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史论》、《大众传播法论》、《新闻编辑学》、《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另外还参加撰写过《宣传舆论学大辞典》、《中国禅诗鉴赏大辞典》。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并多次获得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

第一节 独龙江畔独龙人

第二节 三个社区的调查

第三节 选择独龙族人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社会传播网络

第一节　传播的含义

第二节 传播网络

第三节 独龙族社区的传播网络

第三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社会文化变迁

第二节　传播与社会变迁

第三节　发展传播学

第四节 问题与不足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节　传播民族志

第二节 深度访谈

第三节　过程一事件分析

第四节 问卷调查

第五章　人际传播网络

第一节 人际传播仍居于首要地位

第二节 人际传播中心场域——火塘

第三节　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

第六章　组织传播网络

第一节 国家权力组织

第二节 现代教育体系

第三节　基督教的传播

第四节 组织传播网络的功能

第七章　大众传播网络

第一节 “刻木传信”与“结绳记事”

第二节 独龙江的现代传媒

第三节 独龙族社区的电视体验

第四节 大众传播网络的影响

第八章　传播网络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社会传播网络是一个复合体

第二节 社会传播网络的基本功能

第三节 社会传播网络影响的差序格局

第四节 社会传播网络的节点与社区“能人”

第五节　社会传播网络与乡村发展

后记

作者简介

《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是光明学术文库之一。《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一个窗口，纳入《光明学术文库》出版规划体系。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评审委员会从申请出版资助的书稿中，遴选部分书稿给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

组织出版《当代浙江学术文丛》，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的重要探索。《文丛》将坚持学术标准，倡导学术规范，展示浙江特色，不断推出浙江学术的最新成果。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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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初期较为普遍地接受传播学思想和传播学学科，主要是从美国实证研究思路开始的，因此，在中国大陆20多年的传播学理论介绍与研究中，对美国实证研究的理论介绍得多，而对欧洲批判学派理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介绍，则多从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引进民族志方法，就是与有着浓郁英国传统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建立更为广泛的对话基础，文化人类学也随之被中国传播学借鉴。民族志方法用于传播学，我理解下应该是有狭义民族志和广义民族志之分的，狭义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到某个前现代社区研究传播现象和社会关系等；广义则是指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借鉴人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微型社区方法，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体会他者的生存状态。前者国内的传播学成果如对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传媒形态和关系网络的研究，后者如新闻社会学中常见的编辑室分析。在我看来，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是“文化”。那么，我们究竟要怎样来定义（即概念化）文化？当讲到研究对象时，我们并不是讲某种客观存在的、外在于我们的客体，而是说我们概念化了的对象——客体。我们看到的文化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作为客体存在的文化，而是说能够通过我们的认知来理解、甚至通过我们的认知才能使我们可感的外在性客体。举个例子，中国文化不是客观地像一个瓷器存在那的，它本身就是与我们对它的感受、对它的认知联系起来的，我们觉得瓷器具有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能够被我们所认知，它才具有外在性。对于格尔茨来说，文化是意义象征的体系。既然是意义象征的体系，我们就要理解它这当中所包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如何实现“意义”的表征？这就是我们做民族志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诠释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探询我者的深层问题，而是呈现他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是他人对意义的理解。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来说，对于那些没有声音的，不一定具备自己的力量让历史入档的人们，你能够通过你的研究，让他者发声。而且，他者是在那儿的，既是客体的，又是彼处的，是人类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你能通过你的写作把它固定下来，存放到记载的历史当中去。传播学最先开始应用民族志方法，应该是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将“民族志”移植到“媒介文化”研究中。代表就是戴维•莫利所作的受众研究。莫利的电视观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在1980年开始研究英国BBC的晚间新闻节目“举国上下”的观众,目标是理解和证明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模式，即不同观众如何对同样的节目进行解码。这个研究集中体现在《全国观众》一书中。第二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呈现在《家庭电视：文化力量和家庭闲暇》一书中，该研究将看电视的研究放置在家庭这个更为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参与性观察和采访，从家庭内部的性别权力关系的模式这个角度描述了观看电视的极端复杂性。第一个阶段主要运用文本分析和焦点访谈方法，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家庭运用民族志方法，分析遥控器掌握在谁手里、家庭的一些器械比如收音机谁会操作、看电视的时候男人女人的状态、看电视是否提前计划好等关注受众的社会语境。这就突破了霍尔在《编码,解码》中提出的理论模式（霍尔关注的是观众解码文本的方式，落脚点依然是文本）。而莫利关注的是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关注日常经验，将电视文本与观众关系的分析引向一种范围更加广阔的日常生活实践的陈述性研究领域。所以用民族志研究传播学一般包括两个关键，一个是获取新鲜的第一手资料，另一个是在一个传播社区语境中，把传播习惯作为对象来进行考察。比如研究传播行为或者传播符码对不同群体的重要性；群体如何涉入不同的传播事件；群体成员怎么学习、接受、理解某种特殊传播活动的意义。但是，民族志方法本身亦有缺陷。众所周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对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的重要发展，因为之前都是到一个小岛或者原始社区做观察，而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文明中国，所以当时马林诺夫斯基在此书的序言中毫不吝惜称颂之辞：“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家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这样随之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民族志往往研究的是某一特定时间点的文化，而把中国社会的某一横断面从历史的长河中抽离出来时，民族志是否能够科学地反映或解释中国社会文化？第二个问题在于社区在传统人类学者眼中是一个自在的封闭的一体化体系，他们往往对社区以外的力量漠不关心，因此，传统人类学是一种“无国家的社会”范式，显然，民族志尚需关注国家的权力结构与逻辑关系如何作用于社区，如何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以便在民族志书写中包容国家与社会变迁史的叙述框架。第三个问题在于民族志之微型社区研究是否可以透视中国这样一个有国家的大社会的现实？许多人类学者认为，民族志只是提供“地方性知识”，它无意于反映大社会。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也承认局部不能概括全部，但他特别强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提出用逐渐接近的手段实现从局部了解整体的思想。因此，将民族志用于传播学，从一开始就应该注意这三点缺陷。第一个是如何用有历史性的眼光看问题？即怎么尝试书写“作为历史的现在”的传播，以克服传播学研究中民族志常忽视历史或在历史上着力不深的缺憾。比如在地方方志或者传媒工作者记忆中找寻传播记忆，将社区传播历史纳入社区考量中。再一种方法就是在社区叙说者的口述传播记忆史中找寻社区传播记忆。第二个是通过宏观与微观的权力分析突破民族志忽视政治的倾向，即以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待传播现象。我在这里不仅指权力由谁掌握的统治权，还指福柯所言的微观权力分析，“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动作”。比如媒体生产中的权力策略（微型抵抗）、比如电视观看中的谁拿着遥控器、大家到谁家去看电视、看电视的位置等。第三个是如何使民族志方法更具有整体观，特别是在中国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运用传播的“多点民族志”，以透视更为广阔的区域，并在比较中尝试探寻传播规律。实际上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普遍意义一直存有争论，我们当然可以说民族志反映的是人类文化在那一点的形态，其本身就是对整体文化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将传播行为和传播符号作为“粘连”社会关系网络的“水泥”，使得对关系网络的民族志研究一定程度上变为对传播符号和传播行为的描述和解释，我们也许能够为传播学民族志研究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社会结构取向。最后，解释几个民族志用于传播学的关键词：1、深描：thick description。厚描与薄描的差异即在于研究者是否能够“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了解现象对文化成员所具有的意义。好像史学研究中“同情之理解”，也就是既揭示出文化的实质，又保持足够的冷静。2、“社会学想像力”（social imagination），“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 那样的想像能够往返于媒介传播过程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更为广义的问题之间，结合总体性的传播理论与编码的局部知识，把局部、部分和破碎的微叙事语境化，发展一种既具有细密性，又在理论上具有联系性和总体化特征的制作研究方法。民族志不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带有社会学的眼光、社会学的理解、社会学的表述的世界观方法。3、研究的主观性。这也是民族志研究中实际上无法完全避免的问题，也就是你对某个社区太了解不可以，因为没有发现社区的新奇和变化之处的足够敏感；完全不考虑社区而带有太多陌生感的社区也不行，这更像是社会学研究中的“找结论”。我觉得作者具有选择样本点的绝对自由，但是要竭力规避主观选择的消极影响，解决的办法一个是反省，一个是尽量多视角、多样本地去看。

精彩短评 (总计16条)

晚了2天可以标注看完了。文科生的时候死命读社会学都不懂，现在再看，可以理解布尔迪尔和福柯的了不起了，当然，要读的还很多，但是社会学真的很了不起。是一门伟大的学科。说到这本书——错别字敢不那么多吗？！！！
吴飞老师的博后出站报告，对我有启发。
本科学校的老师，三个维度看传播网络，翻的是电视，“后来独龙族的人们就不信天气预报了”。。。
可取之处在于文献综述、研究方法。
作者从传播学角度对地处西南边陲的偏远独龙族村落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变迁进行了精心勾画。以民族志形式成文的部分都非常精彩，但理论章节和理论探讨，则常常显得比较突兀和生硬。这种蛇足当然不是本书的专利；但令人遗憾的是，本想避免“为理论而理论”的作者，最终还是没能走出这个窠臼。
试图用人类学视角研究一个相对封闭共同体的传播网络，尝试很不错。不过理论用的乱七八糟七拼八凑生搬硬套，唉。。。不过有句话印象很深：“对独龙族聚居这样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小村庄来说，党政领导的组织传播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一堆理论放在那儿很不融洽…而且真的用了好多理论…真不是我黑院长…最大意义大概在于提出了三种场合作为三种力量代表？
作业
我们总是对少数民族充满了好奇。他们的文化显得那么蛊惑。火塘的描述确实也验证了这种魔力的神奇。作者承认自己的田野研究还有很多不足。这从文章借助大量理论来填充就可看出。之于最大人群的汉族，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村庄，是否也可以发现如此独有魅力的传播网络呢？
理论有余，田野不足
出版是在是太太太太粗糙了。。。
传播学民族志。一般般。
比较特别的研究角度！
非常混乱，既没有火塘也没有教堂，更看不到电视，作者既黑了传播学，又黑了人类学，一举双得
很满意发货的速度！

火塘·教堂·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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