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与流动》章节试读

《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笔记-社会分层与流动 - 社会分层与流动

全书围绕的讨论的核心内容其实倪志伟在1996年提出的市场化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回报，降低对政治资本的回报。以至于在后来的发展时期中产生了分期，因为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深入，人力资本的回报的显然提高了，但是政治回报似乎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上升，只是不如人力资本的回报上升明显而已，在学术界产生了一系列的动摇，针对这些问题，倪志伟后来又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依旧不能解决在中国这片土地下，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多变性，教育回报和权力寻租等等问题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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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和党龄是两个筛选及提拔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准则。中国现在的政府官员具有政治忠诚和专业知识，或俗称“又红又专”，学术上可被形容为一个技术官僚政治集团（political technocracy）。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这个集团支持一个很稳定的政治管理形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具有垄断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有能力去提拔优秀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进入其权力机构。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通过党提供的渠道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样，中国现有的政治精英选拔制度成功地获得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现政权的认同与支持。可以预测，在将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技术官僚政治集团将占据着中国的权力中心。
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资本（产权），社会主义社会是政治资本（权力），而所谓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就是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问题是，将过去的政治资本转化成今日的私人财富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有在社会行动者掌握适当的资本转化手段并以此操控转型时，才能完成转化。这种转化手段就是文化资本，因为文化资本包含的知识、技能、经验、价值观等等帮助站在社会阶层顶端的人们进行“轨道调整”，从而继续留在顶峰。相反，缺乏文化资本的特权者，只会依赖旧体制的政治资本，无法将之转变为有经济价值的资本形式，则面临向下流动的命运。
泽林尼等将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主义（post-communist managerialism）理论与“不靠资本家创造的资本主义”概念连接起来。他们认为，在东欧的转型过程中，市场制度的迅速发展远远超越资本家阶级的发育成长。资产阶级实力脆弱的状态，使得不同派系的知识分子精英，得以有机会组成一个权力集团，并有实力维持其霸权地位。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权力集团既非新兴阶级，也不是旧的阶级，而是由阶级地位不明朗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随着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成熟壮大起来，这种类似于管理主义的统治模式能否继续，这个知识分子权力集团是否有机会再生产其自身，以维护社会与经济秩序，是很难预测的。
托马斯 · 谢林认为从一个平衡的状态转型到另一个状态中，需要它超越一定的最小阈值后才触发变化（initial departure）。造成触发变化可以通过内部的努力或者外部的冲击，并且一旦开始，就不需要外加的推进去维持其向终点状态的移动。
后社会主义分成秩序中的变化既是复杂的，也是非线性的。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一个有助于复制先前的不平等结构特性的强大的惯性。这些力量可能非常有弹性，并会努力争取在更长的时间里与新引进的市场机制并存。只有当到达一个临界点时，非连续性变化才会取得主导性的地位。
拥有政治资本的人和拥有市场力量的人都可以从市场改革中获益，并且只有当市场占一定程度的统治地位和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后者在经济利益上的表现才会使得前者黯然失色。
社会和经济制度是与有组织的利益相联系的。任何制度变迁的过程最终都依赖于政治舞台上的多重利益的竞争。与新兴市场的新利益相比较，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环境下，既得利益集团享有相当的优势：（1）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政治权威并了解政策的制定过程与施行情况；（2）他们更容易获得保护和提升他们利益的组织能量（官僚政治）。

第二部分 社会流动研究的新进展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精英生成的二元职业路径
专业技术精英很少转变为管理精英，反之亦然。中国的职业流动机制是对政治体制的忠诚原则和现代职业流动的能力原则的奇异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