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书评

萧湛：从朱光潜“思想就是使用语言”的命题看中国美学语言学转向的可能

该书还是很有创见的，譬如对朱光潜的新阐释，开了一个新方向。从朱光潜“思想就是使用语言”的命题看中国美学语言学转向的可能（提 纲）1.背景与问题1.1直觉说之实质：先验（主观）唯心主义——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先验主体，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绝对稳固的基础，在于它拥有一种主观能力（universally shared subjective capacity or subjective faculty），这种能力即构造对象的能力（constitutive power）或赋形的能力（formative power）。如朱光潜所言“凡是美都经过心灵的创造”——意味着“所有实在都是我的意识”(“All reality is only my consciousness.”)。1.2 审美对象或审美意象就是由这样一个孤独主体所创造（构造）出来的。1.3先验唯心主义采用的是一种方法论唯我论，如阿佩尔所定义，“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或‘方法论唯我论’，我指的是那种我认为至今仍未能克服的假定，即认为，即使从经验上看人类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判断构成和意志构成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却原则上无需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先验前提就能得到理解，也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这种可能性和有效性理解为个体意识的建构性成果。在理论哲学中，上述假定导致了围绕对自我理解和他人理解的‘内省的’和‘行为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不同论证的无望抉择和争论；而在实践哲学中，它导致了对‘决定论’和‘自然主义谬误’的抉择。其特点就是：“这种唯我论相信，人们可以理解他的意识材料，包括把自身理解为一个‘自我’——而在原则上没有假定自身是已经在交往共同体中社会化了的。”1.4实质：局限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意识哲学或主体性哲学，体现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特色。1.5问题：如何克服主体性哲学或意识哲学,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也即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走向“交往理性”，即对先验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化（an inter-subj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如何可能。2.运思的突破性尝试：语言学转向——对康德意识哲学的符号学改造（semiotic transformation）。2.1假设：存在前语言的意识阶段，然后，再把意识内容转化或翻译为语言（translated into language）。2.2康德（至胡塞尔）的缺失：即使在康德的先验反思里，“自然语言”也是作为不可避免的媒介，而康德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就如阿佩尔所指出的：“一方面，康德第一次明确地探讨了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和主体间有效性条件；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考虑到语言正是这种条件。……但既然康德未能意识到语言是知识的可能性和知识批判的可能性的条件，他的批判的第一哲学也终究成为现代唯名论的基本谬误的牺牲品了。”2.3“思想就是使用语言”，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式的普遍语用学，进一步推论：“艺术就是语言”。3.对这一语言学改造之可能性的解释（维特根斯坦、阿佩尔、哈贝马斯）3.1语言的公共性特征（essentially public character of language）:使用语言或进行语言游戏，也即正确使用词和句子，意味着一种能力，即掌握使用规则的能力，而规则是由语言共同体成员普遍同意并接受的（约定论），遵守规则意味着，使用语言是一种公共性活动。个人经过训练而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一个主体间互动的社会化过程。这就意味着一个孤独的、封闭的、无他人和无世界的先验主体是不可能的【详见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论证”】。这从根本上支持了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缺乏社会性（因为反传达的自足孤独心灵）的指责，直觉和传达是同步并同质的，都是语言游戏的实践。至此，我们可看出，方法论唯我论的基础，一个孤独、封闭的“我”（ego）已被推翻，个我总是一个社会化了的、使用语言并遵守规则的我。3.2个人总是已经（always already）处于一个语言交往共同体中（被抛性 和 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语言共同体（linguistic community）、朝向理解的语言交往（linguist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 towards mutual understanding）——普遍解释学。3.3用“语言交往的先天性”（a priori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unication）来取代康德的“先验自我或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即通过主体间的语言交往，我们用“we think”取代“I think”。3.4主体间通过语言交往，通过理性的批评与辩护，在较好论证的力量引导下，产生一致性的同意或共识(agreement)。3.5同理，审美判断的普遍性以及美的标准的普遍性乃至艺术概念的界定，既不存在形而上学的客观保证（譬如柏拉图的美的理念），也不存在主观保证（康德具有普遍性的先验情感——共通感），一件艺术作品是否美，要由接受者通过自由的交流、论辩来达成一致性共识——“个人意识的明证性借助于语言沟通而被变换为一种对我们来说的陈述的先天有效性”，是“解释的交往性综合”而非虚设的共同感，才保证了审美判断的普遍性即主体间有效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必须经过主体间关于审美的商谈（商谈是主体间反思性的言语行为）程序，作为其普遍性共识的结果有效性，才是合法的普遍化。因而，审美判断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就必须以一个语言交往的共同体为先验前提，是由解释者共同体所达成的论证意义上的主体间有效性(argumentatively validated by a community of interpreters)。4.从先验主体的自反性独白到主体间的语言对话，意味着从唯我论走向主体间性，审美商谈是这种转化的体现之一。商谈牵涉到一个规则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商谈伦理学（ethics of discourse），即“理性交往如何可能”（How is the communicative reason possible?），必须批判性地反思理性交往的可能性条件，这些条件无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即一个“理想的言说情境”(an ideal speech situation)或“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在康德伦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规范性价值前提，普特南也提出类似的、能保证理性可接受性的足够好的认识条件(rational acceptability under sufficiently good epistemic conditions)。至此，我们从交往理性的角度完成了对先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唯我论的克服。遗憾的是，朱光潜的命题中还只是包含了转向的潜能，毕竟没成为现实——空酝酿了一春的好气势，并未花繁叶茂，子实满枝。这不仅是朱光潜美学全貌图绘的重大缺失，更是错失了在此新趋势的引导下，中国美学一个本该早就应进行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更确切地说是“语用学转向”(pragmatic-linguistic turn)】，以至于一直在“意识哲学”或哈贝马斯所说的“形而上学思维”（Metaphysical thinking）里打转，迟迟未能进入以“主体间导向相互理解的语言交往”（linguist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 oriented to mutual understanding）为特征和先验条件的“后形而上学思维”（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我们本来可以期待前辈学者们在一个开放、自由、无约束的理性化言说情境里，能顺理成章地逐渐发展出一个“语言交往”（language communication）范式，用以取代意识哲学的“先验自我”范式，并将如哈贝马斯一般，以此取代马克思的“生产”范式，或至少能与之并立而成为新的理论选择。（本提纲为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发言稿，北京大学二教，2010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