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作品集(Ⅷ):宗教社会学》书评

《宗教社会学》笔记

从社会学角度切入，韦伯认为印度教、儒教、包括伊斯兰教及犹太教，都没有扬弃巫术崇拜的维面。但【巫术在韦伯语境下范畴比较狭隘，并非寓超验性的一种自然的神启宗教，而本身业已是受到那种分裂于超验性的自然法所支配的了】，故演变成了以宗法制度即家庭官僚集权制为内涵的宗教类型。照韦伯来看，这是导致中国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所在，也是佛教无法入世、一味遁世的原因，对于前者来说，宗教始终是“士”以顺世的即慰藉，无有对此世的根本性的超越诉求，故只能流于世俗化的地方崇拜/巫术崇拜层面，而对于后者来说，此世的社会模型则只能为农民或小工商所异化（比如佛陀在世时的印度贵族制和共和制混交为一，甚至部派时代的团体化的佛教，业已与权力争夺相互纠缠为一），成为必须被绝对脱离与扬弃的对象，正是对人及世界的这种根本的绝望导致涅槃境界是“性空”的，而非似基督教的神性，既是“仁爱”/人性的又是大涵的/神性的。佛教中“宗教达人”或知识主义者这种极端的遁世倾向又进一步加剧了现世的佛教团体无法历经革新、脱离巫术/自然法层面。相反，韦伯指出，基督教后来则超越家庭集权的社会结构，扩展为一种“爱邻人”式的团契类型，它所以具备更熟健的理性法则【事实上，我认为这种理性法则该被严格地界定，它自然超过自然法的维面，亦超越一般知性的维面，毋宁说，自然法正是一种类型的知性，但这种理性也并非是完美的或绝对健全的，它可以被定位为Hegel《精神哲学》中理性这一阶段中的国家环节，但却远未及最终的绝对精神阶段中的宗教境界】，乃在于与国家律法间历史性的协动，虽也必不断产生极端的禁欲主义的枝蔓对基督教的世俗化进行抵抗（像Origen等神父都层曾经严肃地拒绝过与罗马帝国合作，但之后的教父则选择对国家律法相对地妥协，以扩展自身的宗教权力及利益）。如是，基督教即将自身具有根本性的超越论意谓的神启教义，注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故生产出了“入世禁欲”谱系——无论如何，末世论被无限延迟，而我们则对此世负有一定责任，或曰，在此世历经历练（这同时也是一种妥帖的生存智慧），方能迎来最终救赎。在各种类型的宗教中，基督教算是将自身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调节的最好的了。不过，韦伯的视角又过于拘于古典的理性主义了，故他将自然宗教/巫术崇拜与神启宗教/理性崇拜设立为二元对峙的。这样，在有限的理性视域下，万神殿的产生也被解释为人的一种社会需要。如，谷神或战神仅止被解释为人的某种生存需要的延异，虽解决了为何泛神崇拜中神格是不固定的——它随着人的需要而变异，但另一方面也掩蔽了无论自然宗教或神启宗教中所共享的乞灵性。事实上，任何一神格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超验性进行隐喻及象征，它的解释维度绝不止于社会学。像考察Nous缘何从潜能之种生发为纯智的Sophie，再从此演化出诸种智慧类型及“堕落”的物质界，这种演进过程即超越了人的社会向度，指向一种宏大深邃的存在的本体论向度，而国家律法作为其中一种理智类型或环节的标示，是从此中分化出来的而非相反。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缘何韦伯在解释印度教、伊斯兰教时有诸多偏颇了，从社会学角度上来说，这二者都无有历经国家律法的中介、进阶为具有理性法则秩序的社会化的宗教，但从教义角度上，我们却不能说，它们是受到狭义的巫术崇拜/自然法所支配的。印度教及伊斯兰教的乞灵诉求并不亚于基督教。社会作为宗教教义的一种实现是必要的，但完全的实现又绝无可能、永被延迟，故苟若仅以社会化的程度来衡量宗教内涵，仍旧是有偏差的。因事实上，印度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的自然性或巫术性本然可被还原为不二于而非分裂于超验性的，它当体即直投乞灵性，故完全可忽视国家律法的中介作用。

翻译的质量比较差

对此书的评价本来只想给两颗星，因为翻译的质量实在不能接受，但是为了表示对韦伯的敬意，还是给了三颗星。虽然说翻译的质量比价差，但在阅读过程当中，还是能感受到韦伯思路的清晰，例如各个章节的大、小标题对于其中的内容是很精练的概括，本来可以为读者提供很好的阅读帮助。个人感觉翻译的质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过于粗糙，不符合中文的文字习惯。比如书中引用孔子格言：“不从顺比凡庸的心志更低劣”，既然是引用孔子的话，翻译者就该用孔子的原话，而译者并没有这样做，并且翻译出来的句子极大的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二是语病很多，比如“宗教与性有极端密切的关系，虽然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无，而且也有直接与间接的不同。”这样翻译出来的句子实在是不通，我只能凭借猜测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这还不算最坏的，因为有的翻译出来的句子连猜也猜不对意思。三是对许多重要的名词有滥用之嫌，比如对“理性”一词，其涵义在各处差别非常大。对此我估计是翻译的问题。总体来说，书的前部分要较后部分翻译的好些。读这本书的收获除了从中获得的一些新知识外，恐怕就是深刻的感觉到文字表达的重要性。文字作为思想的传播媒介，必须妥善的运用才行，不重视文法，不关心表达的语句是否通顺，会给文章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脑炸瞬间体验宗教

读经典自然要有大脑拧紧的准备，何况是德国人写的，何况是韦伯，何况是谈宗教。尽管有这种觉悟，这几天还是感到脑炸了。几次恍惚间似乎见到了诸神的天空。但一看到封面韦伯严肃的面孔（不知是谁想出这个封面设计的），马上收敛起哈喇子，正襟危坐，读下去。我也不谙德文、日文，英文也相当凑合。但我想如若我能精通语言的话，我是定要看看原文的，因为翻译得相当难以理解。这个难以理解，是在语言逻辑上，而不是它的内容。事实上，韦伯的意思大体是可以猜得出的。说归说，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述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善于分类型把握特点，以及世界的比较视角。这位不停在讨论理性的先生在分析各地宗教时能圆熟地使用各宗教的要素用来分析比较，让我感觉他是在写这本书时把不同宗教的材料放在不同的小格子抽屉中，随意抽取。这不能不对他的分析能力感叹一番。但同样苦了读者，要随着他的交响乐吃力地解读~~

《宗教社会学》:当下中国知识阶层的“天路”选择

我很想获得一些中国的知识阶层信仰宗教的统计数字，但似乎没有人在详细做这个调查工作。知识与宗仰信仰之间是什么复杂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的《知识阶层对世界诸宗教的影响》一节中谈过这个问题，在此我不再展开论述。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感觉到中国的知识阶层正在不断地投入宗教信仰的“黑洞”之中。2003到2004年间，我居住于贵阳市，于2004年底离开贵阳，并日渐与贵阳的知识份子群体拉开距离。除了一些生活的变故之外，最主要原因在于，贵阳的知识份子们正在陆续地投入了佛宗密宗的怀抱之中。每一次聚会，所谈的不外是“活佛”、“放生”、“神通”这些话题，很难再进行纯正的学术对话。贵阳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缩影，在成都、广州、深圳等地，我的知识阶层的朋友圈中，信仰佛教（尤其是密宗）的人不在少数。这只是中国南方的个人视眼中的知识阶层的信仰情况，在中国北方呢？我的一位北漂朋友前一段时间向我倾诉了在北京的虚无：他身边的绝大部份的知识份子们都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让他感觉到一种不可捉摸的虚无，因为他也是从将要信仰的边缘撤退了回来。因为中国南北政治与文化气候的不同，所以中国南方的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带有巫术色彩的佛教密宗，而北方的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天主教。中国的知识阶层在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为何逐步地迈入宗教信仰的世界？每个知识份子有自己的选择一种宗教去信仰的个人原因，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会相同，但是，作为同一个阶层中的一分子，他们无法摆脱自己这个阶层的一些“共同背景”，换言之，因为这个阶层碰到了一些转折性的问题，在这种转折的背景中，阶层中的个人宗教选择将不全然是个人原因，这“个人原因”不过是阶层原因的症状表征罢了。在西方世界的眼中，知识与幸福相反（知道得越多就越不会幸福）；而从常识上来说，知识也与宗教相反，也就是说知识懂得越多越不可有信仰宗教，因为宗仰信仰有明显的反智反理性倾向，而知识则会阻碍你去信仰宗教，所以，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关于宗教的知识和宗教信仰。但中国的知识阶层似乎正努力将“知识”之鱼与“信仰”之熊掌左拥右抱，这“贪婪”的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韦伯认真考察过宗教的发生学，他发现，在所有宗教的起源中，都与身份、阶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最低层的农民来说，他们从来就不曾成为“一种宗教的担纲者”，“只有在受到奴隶化或赤贫化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军事贵族呢？“军事贵族——特别是封建势力的——通常并不容易转变成一个理性的宗教伦理之担纲者。”官僚更不可能诞生宗教，“官僚制的特征经常是，一方面极度蔑视非理性的宗教，然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视为可利用来驯服人民的手段。”商人也不太可能成为宗教的担纲者，因为“他们生活之强烈的现世取向，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倾向先知型或伦理性宗教”。在层层的分析与剥离之后，韦伯发现，许多宗教基本都是从“职工”中诞生的，他说：“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个独具特色的职工的宗教。它的救世主耶酥是个小镇职工，而他的使徒则是流浪的职工，其中最伟大的保罗是个帐篷制造匠，他对农业事务是如此不熟悉，以至于在其书简中错误地应用了一个有关接枝过程的比喻。”所以，“与农民阶级相较之下，职工阶级显然更倾向教团宗教、救赎宗教以及（最终）理性伦理的宗教。”韦伯发现，除了“职工”这个阶级之外，“小市民阶层”也是“较易倾向一个理性伦理的宗教，只要存在着有利于此种宗教之出现的条件”。也就是说，宗教的发生，除了群体是“职工”之外，居住于城市也是一个必须的条件。宗教的发生学往往也会成为“个人的宗教发生学”，后来者信仰宗教的历史中，什么阶层什么身份的人更容易信仰宗教，仍然可以验证韦伯的理论的正确性。如果我们似乎有些古板地从韦伯的视角审视今天中国知识阶层的宗教信仰现象，大致可以找出这种现象的原因。自从八九之后，中国的知识份子地变急剧地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的知识份子是社会与文化的启蒙者、是精英，有意识地充当了中国的“文化祭司”——一种虚幻的宗教感在支撑着他们。但八九之后，中国社会大转型，一切都市场经济化，知识份子被从社会的核心旋转着甩出来，体制的离心力让这昔日的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祭司”阶层失重，最后，被定型为“职工”，专业化的分工让知识阶层不再高于农民，不再比商人更感觉良好，甚至比不上官僚阶层，知识与学术被变形为一种与教育或传媒有关的“技术”，从形而上的层而跌入了形而下的实用，再没有比这种“变形记”更让中国的知识阶层啼笑皆非的历史大变革了，犹如一场恶梦。知识份子成了“职工”，大学职工、媒体职工、文化产业职工……而这些“职工”的生活环境不再是以前的权力高层沙龙，也不是可以被大自然分散注意力的乡村，他们离开“工作场所”之后，即是“小市民”。“职工”加“小市民”就是现在中国知识阶层的真实处境，这种处境，自然谙合了韦伯所讨论的“宗教发生学”，只不过现在的中国知识阶层不用“重新发明宗教”，已有许多种宗教供他们现成地挑选。但为什么偏偏是基督教与藏传佛教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选择？基督教与藏传佛教，按照韦伯的说法是“伦理宗教”，这种救赎宗教会给信仰者预设“拯救”，所以也就要求信仰者无限服从人格神与神在地上的代理“祭师”、教团。信仰者必然清空自己的心灵，以便于使它可以被神灵或冥想所充满。当中国的知识阶层失却了指导、批判社会的“特权”之后，心灵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逃避进宗教“黑洞”的第二个理要原因：心灵的不够强大。强大的心灵是无所依恃的，它不用依恃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特权、爱情、性……尤其不用依恃宗教，只有将这些潜在的依恃完全排除掉的而自足的心灵才是强大的心灵。但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灵则不是这样的，它们需要有所依恃，当“政治”不需要它的依恃，并且这种依恃变得不可能之后，它自然会选择另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关于这一种“政治替代”，我们可以反推雷蒙·阿隆的理论以证明。雷蒙·阿隆在其《知识份子的鸦片》一书中指出：“上帝之死在人的灵魂中留下了一片空白，但是内心需要依旧存在，需要一种新的基督教来满足它。只有知识份子能够发明甚至宣传一种为学者所接受的旧信条的替代物。”这种“新的基督教”在雷蒙·阿隆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西方社会的知识份子们从宗教失落退到了共产主义，而今天的中国恰恰相反，从共产主义的失落退到了宗教，为何这种相隔不到一个世界的相互运动会在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之间转换，答案是：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习惯了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阶层（不管是习惯于依恃还是反抗）在被共产主义扫地出门之后，自然，因为“灵魂中留下一片空白”，于是选择了宗教。至此，我们讨论了两点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选择宗教信仰的原因：成为职工与心灵不够强大。但有一点我们尚未讨论：为何选择的偏偏是天主教、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其实很好解释：中国知识阶层更多是东方式地从仪式的角度来接受宗教，然后才是宗教精神，而这三种宗教，正好完美地提供了各种巫术性的仪式。在韦伯看来，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各教派的弥撒或者告解，或者藏佛教的各种仪式，本质上都是巫术的残留或者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大多数的信众而加放的巫术成份。尤其是藏传佛教，在韦伯等西方社会学家眼里，更是披着佛教外衣的原始巫术。因为中国儒家的精灵崇拜的影响，中国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带有巫术性质的宗教。事实上，中国的知识阶层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理解，更多还是从巫术的角度进行，比如参与各种仪式，着迷于各种活佛们制造的心理暗示的幻想……在知识阶层的宗教情结中，本质上还是巫术信仰。为什么我会反对中国知识阶层这种宗教信仰，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雷蒙·阿隆在《知识份子的鸦片》中不无讽刺地说：“一些为自己的无神论而欣慰并敌视宗教生活的左派知识份子，希望像传教士传播宗教信仰一样来传播不信仰宗教的思想，并确信通过消灭神和推倒祭坛就能解放人类。”我不是左派知识份子，更不曾象雷蒙·阿隆所讽刺的这样天真，但是，我仍然要反对中国的知识阶层堕入宗教的“黑洞”。理由是：这种宗教信仰是对社会问题的个人化偷换。当一个知识份子在对社会问题进行解决与判断的“外向”过程中，转而成为一个“向内型”的宗教信仰者时，社会问题被缩小、偷换成了个人问题。这是知识阶层信仰宗教最大的危害之处。也许个人问题的解决可以很快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它并不能绝对地让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知识阶层将社会问题内化为自己人格、修养、救赎的神学问题，正是逃避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可以缺乏知识阶层的声音与力量，但是，在中国最需要这种声音与力量的历史转型期，知识阶层居然缺席，堕入了宗教的“黑洞”之中去。只要信仰者认为自己存在着原罪，自己需要被神所拯救，只要自己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自我的“灵魂救赎的事业”，社会问题绝不会自动被消除，政治的力量因此而将会“压倒一切”。韦伯指出：“由某一民族之社会特权阶层所支持的救赎宗教通常在下述情况里有最好的发展机会：即当此一阶层已被解除武装，并且无法再参与政治活动，或对政治活动已无兴趣时。”曾经的知识阶层如今已被“解除武装”，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发展壮大”了救赎型的基督教与藏传佛教。韦伯引述当时的德国现状：“实际上，今日我们德国知识份子之多少有点罗嗦的‘宗教’兴趣，与政治上的挫折有密切关系，因为政治上的挫折导致他们对政治的不关心”。这种“不关心”正是将社会问题的自由宗教化。我虽然不是一个国家阴谋论者，但我仍然认为基督教与佛教是得到国家大力推扬的两种宗教，具体论据我不想举出，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两种宗教正好可以消耗掉知识阶层的注意力与精力，社会问题因而可以政治性地、行政性地解决，而不用顾及知识阶层开出的药方或他们的批判。这种政治将知识阶层“消毒”，知识阶层自动“去政治化”的现实，等于是告诉人们不应该抱怨太多，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救赎问题与内心的幸福，于是，社会和政治的承诺被弱化与遗忘，转移了造成当下中国社会痛苦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也消除了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多元化的解决之道。实际上，中国知识阶层的“天路”选择正意味着它堕入了宗教的“黑洞”，本质是安于现状并支持现状，正因为如此，这种集体的堕落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