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书评

时省历史

对于历史，确实要像作者那样经常去反思，不要满足于一时的结论。晚清改革也许注定要失败，或许有可能成功，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仅仅是因为“鞑虏”的权利欲望吗导致了失败吗？作者从细述改革始末，以丰富的史料与更加耐心的态度展现了那段熟悉而又实际上对大多数中国人很陌生的历史。读此书真是让人对历史与政治多了许多感慨啊。也与某些看起来是正确的行为竟会导致历史的错误。革命到底对不对？哪些情况下真要革命？改革怎样改？立宪是真是假 ？若果那是我是载沣我该怎么办？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到底要怎么来看？时省历史，不要偷思想之懒！！

“清末新政”是中华民族一笔弥足珍贵的政治遗产

20世纪最初十年的清末新政，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一笔政治、经济改革遗产。之所以说它最为宝贵，是跟从商鞅变法到张居正变法的所有改革相比，因为它更具现代性；之所以说它最为宝贵，是因为它比及中华民国时期的无统一政府相比，具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和有权威的政府（大家不要小看清末皇权统治的稳固性，如果因为它已经被推翻，我们就否定当时一个最高权威的存在，我们就只是事后诸葛。慈禧太后的统治权威比孙中山全部政治生涯和蒋介石的绝大部分政治生涯都要强大，而中央权威的存在是后现代国家完成改革所必须具有的因素）；比及70年后的新中国改革开放，清末新政时期的改革更具广泛性和深入性。我在此敢断定，清末新政当时所进行的不少事业，甚至很多在今天还是禁区的改革内容，总有一天会重新搬到中国的改革舞台上来。说得直接点，清末新政时期已经完成的事业，其实很多在后来被废除了，所没有达到的目标，有不少在今天仍旧没有达到，甚至被当局和大众所未知或者故意屏蔽掉。其实很容易理解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刻意屏蔽清末新政功绩的原因，任何一个政府都希望获得更为强大和更为稳固的合法性。而否定前代往往是新政权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这一点对于统治者来说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被统治者来说，你要擦亮眼睛认清楚。我在此丝毫没有为一个已经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最后王朝歌功颂德或者翻案的必要，第一，我不是满人，第二，我对清朝1840年以前的历史兴趣不大，更不会激动于什么康乾盛世，这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极权史上屡见不鲜，只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而已，第三，包括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在内的上层玩弄权力，热衷权力，为一己私利弃合理民意于不顾，我深恶痛绝，他们的一些言行为中国的历史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和灾难。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有权利弄清楚并且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尽量客观”的历史真相与我的同胞交流。至少以下内容是不该被淹灭在历史中的事实：在天津的地方自治风生水起，袁世凯主政天津期间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以及教育努力，其实为中国基层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并且也是较为成功的，袁世凯的天津改革尽可能把精英阶层、平民阶层都囊括到改革的受惠群体中来，他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却为旧势力的儿女后代提供了接受新教育的机会，他办理宪政训练班，培养出一批包括社会中下层的民主改革拥护者；关于预备立宪，如果我们承认自己还是有点独立思考意识的现代公民，我们会发现，不少人去评论这种立宪是真假的时候，宪政已经在今天成为禁区。换句话说，哪怕清末立宪真是假立宪，但也是在承认宪政先进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欺骗行径”，但是我们今天的上层已经不承认这一点，下层已经不理解这一点。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政治民主是与经济无关的。而事实上，清末立宪从洋务运动后期开始酝酿，从庚子事变之后被重视，从1904年之后被正式提上日程，所谓九年预备，是要在9年之后召开正式国会。如果我们承认民主和宪政是需要有个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否认这9年的客观必要性。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是当时的准议会机构，力量之大，代表素质之高，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查有关资料。你一定会吃惊。只举一例，袁世凯后来当选责任内阁总理，是通过两次才完成的，第一次摄政王任命，被咨议局否决，因为不符合程序，再投票，才确定下来。结果确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非同小可。关于皇族内阁问题，当时皇室阶层中的精英所欣赏的实际是德国宪政模式，而非日本模式。出此下策，实在是因为其固守既得利益，目光短浅所致。有兴趣的人还可以去了解一下清末民法、刑法草案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所达到的高度；还有“大清银行”的建设始末等等。清朝的崩溃有满汉民族矛盾原因，这一点不用多说，但绝不是最重要原因。今天评论清末新政的败因，说它是因为政府保守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在新政之前政府确实在延宕时机，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处于潜伏状态，上层却误认为是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麻木大意，百弊丛生；说它是因为过于激进也是有充足证据的。试问英国实现宪政花了多久？德国？日本？是9年吗？不少民变其实并不是由于政府保守所致，禁烟、户口统计，乃至砸毁庙宇建立新学堂都可以激发多省流血冲突。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又有多少应者是因为认同革命党的理念。告诉你，少之又少。这就是孙中山最终不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根本原因之一。一群民智未开的民众，一个先是裹足不前后而以宪政为治病良药的政府，是不可能获得政治改革的成功的。该改时一定要改，如果用50年时间去观望，甚至后退，这个政权是没有希望的，即使它在以后的日子里真心实意改革，也会因眼界所限、底层的不理解甚至反对陷入最终破产。但是还是有受惠者的，是那些人？100年来，历史已经至少重演了两次。但是受害者必定是绝大多数劳苦大众！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可以不知道张居正是谁，因为中国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太多大大小小的张居正。张居正做人做官确实有很多让我们拍案叫绝之处，但是成为张居正，是要靠“运气的”，我本人不希望中国再出现张居正这样的“伟人”。在中国古代，除了王安石变法具有些许现代意义之外，其他的我认为对今天价值并不太大。张居正的改革其实是一种很低端、很原始的改革。但是不了解清末新政，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从何而来，也不可能看清楚明天的中国走向何方。有人说，清末新政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开始的，所以注定必然失败。那么我就请你告诉我，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有哪一次改革不是在压力下开展的。明治天皇吗？彼得大帝吗？朴正熙吗？将经国吗？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内外压力下开启民族改革事业的。但是却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特殊。当然，连自由与民主这些普世价值都敢去公开反对的人，是注定与我不会产生共鸣的。

很是怀念睿哲在学习部时的每周书荐

读了下睿哲推荐的这本书， 对中国近现代史又有了重新的认识，误国家者在一私字 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不是白纸黑字，谁能相信这是教科书中的慈禧说出来的话？ 当年清王朝的变法上谕，就在今日，也是显得尖锐无比，哀之，叹之。。。。 再者，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执政党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国家修改历史教科书儿义愤填膺。

帝国的夕阳

“甲午之时，还只是城下之盟。今日之局，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在1900年与11国列强谈判时深有感慨地说。这也正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局面。慈禧太后在经历了一番颠沛流亡、遭受列强通缉险些性命不保后，开始痛定思痛，决定实施新政。在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变法上谕”中，写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对官僚大帝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慈禧晚年的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书一笔带过，然而如果细看此段历史就可发现“（清）帝国最后十年（1910-1911年）的新政改革，兴学堂、废科举、遣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其变革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的戊戍变法……”几乎可以说，没有清末新政就没有近代中国的各项现代化基础，民国所取得的那点现代化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清末新政打下的基础。亨廷顿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我们不应该怀疑清末上层统治者的改革决心——当时真正的顽固派已经在辛丑事变后被慈禧清除出中央，然而改革到最后为什么反而换来清帝国大厦的瞬间倾塌？许多人都归结为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立宪。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末的“假立宪”带来了“真革命”，但是本书作者却用大量事实说明了清末新政是在真“立宪”。清帝国统治者在日俄战争后就吸取教训，全国上下都接受了“宪政救国”的观念，并且按部就班地学习日本立宪的步骤，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着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九年的预备立宪期，日本一个小国都花了20年的时间酝酿才出台了一部帝国宪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想用九年时间过渡到宪政国家，这无疑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九年时间里的工作有：在各省建立咨议局、编译宪政书刊、制定各项现代法律、实行新官制、确定地方中央分权等等纷繁复杂的内容。然而，民粹主义、排满主义的革命派已经连九年也等不及了。“新政”为何没过“保路”关？今天我们平心静气地看待晚清的“铁路国有”政策，发现政策没有错，政府借外债修路确实比民间资本修路更有效率，而且在借债时，政府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家利益。但是，这件经济纠纷竟升级为政治冲突，冠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保路运动于是成为清帝国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末新政失败了，中国也就迎来一场又一场人头滚滚的大革命了。

时不我待

扁鹊三见蔡桓公，最后一见，扁鹊掉头就走，桓公道：”怎么走了呢？这回我可是真心想治病啊！”，且指天发誓道：“绝不骗人，骗人木有鸡鸡！“扁鹊叹道：”我相信你这回是来真格的，问题是，病入膏肓矣！神仙也玩不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