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书评

撩开工部局乐队的神秘面纱

去年9月，上海交响乐团举行了庆祝建团130周年的盛大纪念音乐会。130年的历史，比柏林爱乐还要多三年（柏林爱乐诞生于1882年）。众所周知，上交的前身是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公共乐队，那么130年前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是如何演变发展的？日本比较文化学者榎木秦子的专著《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回答了这一问题。榎木秦子将工部局乐队历史的研究，置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国际港口城市的视角中心，经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数度走访上海交响乐团健在的老音乐家，到上海市档案馆查证工部局档案中保存的历年工部局乐队史料，钩沉爬梳，条分缕析，终于比较清晰地还原了公共乐队、工部局乐队的演变发展过程。其中，既有对工部局乐队历史沿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考证，又有对重要人物生平的描述，并且发掘出了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一些历史的真相，考据扎实，内容客观，文字平实可读，不失为一本帮助专业人士和音乐爱好者了解工部局乐队历史的好书。工部局乐队的诞生与19世纪40年代中国蒙受的那段屈辱历史密切相关。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了广州、上海等五个港口城市，大量英国人来到上海经商，形成了英租界，后来又与美租界合并而成公共租界。漂洋过海的英国人将家乡的文化生活方式带到了上海。于是，在公共乐队问世之前，上海有了第一场舞会，有了英国话剧的登台；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亚航路大为缩短，欧洲的音乐家们、各种剧团、歌剧团和马戏团纷至沓来，巡回演出，上海因此有了第一次外国钢琴家演出的独奏音乐会。1879年1月16日，由英国人组成的爱美剧社在兰心戏院上演《我们的军队》，法国人雷慕萨指挥的公共乐队同时登台献艺，本书将这一天作为上海公共乐队的诞生日。公共乐队成立不久，就在外滩公园举办露天音乐会，以后演变成周日音乐会，它们显然受到了伦敦逍遥音乐会的影响。在1908的《工部局年报》中，就对上海的周日音乐会与在伦敦女王大厅举行的逍遥音乐会的演出场次、曲目进行了比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当时的音乐生活基本上是模仿欧美的。说到工部局乐队，人们提得最多的是梅百器和富华。其实，梅百器的前任、公共乐队的指挥布克为它的正规化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德国人鲁道夫•布克是在1906年底被工部局（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乐队委员会聘为指挥的。随他一同应聘而来的还有6位欧洲乐师，以后又陆续聘任了一批欧洲音乐家，从而初步改变了公共乐队以菲律宾乐师为主、演奏水平偏低的状态。布克对乐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演奏了不少德奥乐派的作品，使乐队水平提高显著。现存的公共乐队第一张节目单，就出于布克时代。上海最早演出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和莫扎特A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也是在1913年，由布克指挥乐队与乐队首席小提琴手米利埃斯合作而成的。米利埃斯与另一位德国小提琴手恩格尔一战中应征入伍，德国战败后被关入日本的战俘营。恩格尔组建了战俘乐队，亲任指挥；米利埃斯也在另一座战俘营乐队中十分活跃，两人为西方古典音乐在东瀛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梅百器，1895年赢得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冠军，两年后进入米兰音乐学院深造。曾得到歌剧大师普契尼的赏识。1918年底抵达上海，第二年9月被聘任为公共乐队新任指挥。1921年，他前往欧洲招揽人才，不久带回了小提琴家，后来成为他接班人的阿里戈•富华。富华不仅在梅百器担任指挥的20年间一直任首席小提琴手，而且在梅百器辞职之后接任指挥，新中国诞生后也留在上海，直到1952年离开前往香港。1922年，公共乐队正式改名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梅百器的带领下，工部局乐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梅百器从欧洲招来许多新乐师，购入了新的乐器和乐谱，一批中国乐师也在30年代加入到了乐队中，演出曲目则从以贝多芬为主的德奥音乐大为扩展，仅1922年，就首演了穆索尔斯基的交响诗《荒山之夜》、李姆斯基—科萨可夫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指环》片段以及雷斯匹基的作品等。乐队的水平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书中记载的1937年乐队应邀赴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公演，就是一例。当然，工部局乐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迭经风雨磨难。我们现在知道的1936年4月梅百器指挥乐队演出贝多芬《合唱交响曲》，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音乐界的一大盛事，但它的起因却是工部局乐队当时面临的一场生存危机。由于当时上海涌现了不少电影院，大量的好莱坞电影把人们从音乐厅拉到了电影院，而留声机和无线广播的出现，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方式，使得音乐会上座率下降，而乐队的开销却不断增加，入不敷出非常严重，因此，在工部局和纳税人中出现了关于乐队去留存废的激烈争论，连萧友梅先生也加入其中（他坚决主张保留工部局乐队）。为了自救，为了证明乐队的水平和存在价值，梅百器策划了这场轰动上海滩的“贝九”音乐会。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音乐会的第二天，在工部局的纳税人会议上，乐队改组方案获得通过，工部局乐队跨过了一道坎。工部局乐队被誉为“远东第一乐团”。那么，它的真实水平究竟怎样？现在很难找到音响资料可以证明。书中尾声《日本人与“上海交响乐团”》记述了两个日本指挥家的亲身经历。一个是近卫秀麿，他于1936年前后三次客席指挥工部局乐队，事后撰文赞叹，工部局乐队第一小提琴只有6人，可拉出来的声音比日本新交响乐团（NHK交响乐团的前身）10个人拉出来的要响一倍；管乐音色也让人赞叹。“能达到那个水平的话，就是去欧洲任何地方，都能理直气壮地跻身一流”。另一个日本指挥朝比奈隆，则在日军占领上海，工部局乐队改名为上海交响乐团后，于1943年指挥了乐队。他日后回忆：“战后我登上欧洲交响乐队的指挥台而没有什么特别别扭的感觉，大约就是因为我在上海交响乐团磨练出来了吧。哪个乐团的实力可真实非同凡响。”从他们两人的亲历中，当时工部局乐队的水准之高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