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秩序》章节试读

《中国的世界秩序》的笔记-第317页 - 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
这是一本由14位学者（久负盛名且大多是哈佛教授）的论文组成的一部论文集。该集的体例很好，费正清先生为每一篇论文都撰写了文摘。费正清先生的《一种初步的构想》，富有理论和逻辑色彩，且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杨联陞先生的《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精研史籍，简明扼要并且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视角，颇有正本清源之效。王赓武先生则注重对作史之人的研究，来考察“正史中的优越感神话”，并且通过比较南宋与元朝这两段历史时期的迥异的对外关系，来考察中国对外关系理论，费正清先生高度赞美了他的这篇大作，“他广征博引，对清代以前的朝贡关系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广泛的研究”。
此外，还有曼考尔的《清代朝贡制度新解》、全海宗的《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酒井的《作为萨摩藩属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瑞的《清代琉球王的册封》、张宝林的《中越关系中的干涉与朝贡，1788—1790》、铃木中正的《中国与内亚的关系：匈奴和西藏》、法夸尔的《满族蒙古政策的起源》、弗莱彻的《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卫思韩的《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
费正清先生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给了我这样一个启示：“事后看，历史当然涉及大量的解释工作……解释工作更多的是以提出假设，特别是问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形式而不是构建明确理论的形式展开的”……“此处的观点认为，传统体系是在转变和延续，而非截然断裂。因此，我会抨击因历史归纳而产生的对历史的所有扭曲中最大的一个扭曲——错误的分期。探讨历史时不能不做分期，但是，其结果有可能产生误导。1840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用作朝贡时代与条约时代、中国主导时代与西方主导时代的分界。事实上，1840年仅仅是一个为期20年的进程的开端，是1860年以后中国以条约为基础向西方开放的准备期。中华帝国又花了20年才在外交上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并开始显现出现代民族主义的征兆。”
思想史大家石华慈先生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是一大作。它以纵贯东西的视角为辅，以“中国有一种持久不变的世界秩序观吗”这样一个看似难以研究但又意涵丰富的问题开篇。它激起了我对学问大家的高山仰止之情。
国外研究中国之深刻直教人叹为观止。
Contents
[区分神话与事实]P18—P20
[满族：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与明时期的“中国与异国”不同）]
“……因此，征服中原的满族人也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但不是按照明朝的’中国与异国’来划分。中国本土、东亚和东南亚似乎属于一个生态体系，东亚唯一具有不同环境特征的地区是西北新月带。中国和周边的两个新月带之外，是荒地、沙漠、密林和河湖，这些都对东亚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使之成为一个几乎封闭的’国际’社会—经济体系。”
“朝贡制度反映了满族人对于大清帝国环境的上述看法。东亚和东南亚的各个社会都由礼部管辖，该部本身也掌管着在中国境内传播儒家文化的诸多礼仪。因而，从礼仪方面来说，这些地区是中国本土的外延，已超出皇帝的有效控制范围。然而，西北新月带上的各个社会是由相对独立的机构——理藩院管辖的，其唯一的职能是负责这些地区与清朝的交往。这种区分对于中国同时维持与亚洲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中日政治比较]P106
[中国的外交传统]P268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by 史华慈]P294

《中国的世界秩序》的笔记-第1页 - 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

本书是1960年代两次研讨会的成果展现，论文围绕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展开。如费正清在这篇导引性的章节开头所言，20世纪以前中国的世界秩序，乃是一整套的思想和做法。中原王朝对待周围地区与外夷的态度，都带有一种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论的色彩（天朝）。那么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在今人眼光看来有些难以理解的对外心态呢？这需要考虑到中国的世界秩序与其国内秩序、外交关系与其内部社会机制之间联系，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与其内部社会治理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即等级制与不平等的性质。这种等级制度可以用三圈（汉字圈-内亚圈-外圈）来形象说明（之后论文编排也大致按照这三部分来展开）。历代的中原王朝，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之中，逐渐形成并固化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和文化优越感，统治者们将使外夷臣服、来化看作是稳定国内秩序的一种必要手段，作为地方精英的士人阶层在儒家学说的熏染下也对这样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观念深信不疑。即使在外族入侵的时期，这种中国中心主义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下来，清朝继承了早在汉代便已形成的朝贡制度。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理想完全不同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平等的那套外交理念，所以当西方列强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朝贡体系随着甲午战争后朝鲜的最后退出而彻底瓦解，近代中国被迫开始适应新的国际规则，同时也利用新的规则力图争取平等地位。
有一点需要指明，在之后费正清所写的专门论文“中国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一章中，他认为应当为清王朝做一些历史责任的辩护。他的观点是，中国并非是抛弃了传统而是通过调和适应的方式走向近代的，19世纪中期开始的条约体系一开始实际是作为传统朝贡体系的延伸或一部分来实践的。清王朝将条约体系看作是传统制度框架内的一种做法，“早期的条约本身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对中国来说，条约代表着西方实力之上的观念，而并未引入西方法律至上的观念”。费正清认为部分由于这种原因，清朝没有真正发起过修订条约和收回利权的行动。东亚的原属藩国实际上也依旧在1840-1880年代里向中国朝贡、行礼，其他形式的传统对外关系的理念和实践也都在继续。因此，可以理解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中西合作事业、史景迁所写的“改变中国”的人。
这本论文集中的观点现在看来或许有些过时、简单了，但读后还是启发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