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书评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

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的近现代历史开始了。近现代历史即是一部现代性萌芽、发展、扩散和固定史。（约14世纪至今）现代性精神——人文主义、宗教世俗化、理性、国家、科学、工业化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因”了。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概念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点，从中世纪没有主体性的人，发展到启蒙时代主张人的政治、经济、思想上的权利，主张人是有主体性的，待理性的火焰平静下来后，人们又开始反思人的本质，主张理性的过程中，人是不是已经把人性给束缚住了呢？于是新的一场反思开始，否定现代化的成果，主张回归人的本质，是为后现代思潮。（20世纪后期）现代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弊端丛生，走在现代化前列的欧美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建筑师开始思考都市文明、思考城市化，他们声称城市化过程已经束缚了人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异化”了人。这些反思因着同时代的其它思潮，例如机器的异化、战争的恐怖、电子信息时代信息传播加速，二十世纪中期很多国家都进入了动荡期，慢慢的渗入了文学和哲学，随后又扩大到其它学科上。后现代浪潮就像一场海啸，席卷吞噬了几乎所有学科，导致了一场学科危机。后现代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推崇尼采，所以称呼尼采（1844-1900）为后现代主义祖师爷应该是恰当的。（对尼采不熟）尼采应该是后现代思潮中一个重要的点，从启蒙运动中，卢梭埋下了浪漫主义的线索，发展到尼采，之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这股思潮终于被引爆。福柯、海登怀特、巴特、德里达纷纷发声。可以说，现代人的许多思考特质可以说即是后现代的烙印，如个性化、价值观多元、非主流、强调感性、恶搞、无厘头等等。后现代主义是个延生性概念，史学属于稍后被波及到的一批；它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盘否定该门学科存在的根由，在史学中就是要否定史料的真实性，宣布历史之死。后现代史学冲淡了史料的价值，从而否定了史学求真的目标，并基于史料的虚构特点，向前一步追求史料解读的多元，追求叙事上的美（既然价值不在求真上，那就求美吧），甚至主张建构历史，即从当下的问题出发去研究过去；后现代史学着眼点也就随着对主流史料的否定转移到了“非主流”群体上，于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一下子扩大了，甚至历史写作者也一下子变多了；历史的虚构性还体现在现代“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后设叙述上，使得历史有了目的性、连续性、宏大叙事、结构功能和有意忽略事实的特点，后现代史学为打破意识形态的框框，申明历史是断裂的，哪有申明理性进程，过去才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层累的”。于是后现代史学接连发出了人之死、作者之死、历史之死的口号，使闻者惊心变色。史学可以说是从史料出发，到后现代这里，着眼点变为了文本、语言，甚至进一步，符号，也就是从客观（历史的指涉、对应）到了虚构（历史的建构），甚至不过是符号的游戏。中国史学的发展感觉落后着西方一拍，我们还在为社会科学史学摇旗呐喊的时候，那边后现代已经攻城略地了。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对史学的一次洗礼，经过一番否定的史学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但这股思潮对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的否定，史学该何去何从？拒绝改变从来就不是历史学的态度，但出路在哪？留给我们这代、后几代历史学人的任务可是太重了。

扔掉魔戒（摘抄）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由于个人成长的教育，盖属现代史学，因此必得预先涤除成见，做好精神位移的准备，以便就教于后现代的大家，故心灵备受煎熬。在完成拙著之际，仿若佛罗多（Frodo）上魔山，终得将无比诱人的“魔戒”（the Lord of Ring）扔下深渊，顿感超脱清爽。若说三年的爬梳，个人有任何心得的话，那就是在知识论上，若现代史学旨在“追忆往事”，那么后现代史学，一言蔽之，则是主张“往事不可追忆”（the disremembrance of past）。读者在掩卷之余，自可知心体会。往事不可追忆（繁体版前言）“后现代主义”（pastmodernism）系世纪末西方文化的一个殊相。它包罗万千，且无雅俗之分；在学术上，更跨越各个领域，是故要赋予一个简单的定义，并非易事。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真实的疯狂永远受压抑而沉寂不语的。（24页）“考古学”，乃福柯一贯治史的秘方，从早期的《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即宣称；他无意写下“疯狂”一语的历史，代之却是沉寂的考掘。他甚至一度想以“结构主义的考古学”作为《事物的秩序》的副题。然而只有在后来《知识考古学》这部理论性的著作方得一窥“考古学”全貌。要之，“考古学”于福柯，别有含意。一方面非如其希腊字源所示，寻求“初始”；另一方面，亦非如当今习用的深层“考掘”。“考古学”旨在探究论述的制度化或其转换，经界定表层论述关系，而毋需探索隐微、深沉的人类意识。福柯复刻意与传统史学划清界限。“考古学”标榜的是“空间”（space）横面的安置，而非“时间”（time）的纵面的序列。试举其例，《临床医学的诞生》开宗明义便表明该书关注的是“空间、语言、死亡。它是攸关凝视的行为。”所以，“考古学”重视层次分明，而非纵贯的连续。德勒兹于评述《规训与惩罚》一书也说道，福柯与其说是位历史学家，毋宁说是位新式地图的绘制者，如此评论确有所见。（27-28页）（天开：朱大可主编：文化地图，亦可视为知识考古的一种结果，甫列出各类文化并列的地图，并重视文化的空间，而非时间。）福柯攻讦“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误以追本溯源为旨趣，其实本源、源起皆渺不可知。历史的本质乃是断裂、不相连贯，而史学的吃紧之处，即在观察断裂之处，这才是历史的大经大脉所在。按“连续性”（continuity）实系传统历史命脉所系。祛除了“连续性”，则传统史学势将土崩瓦解，“进步”（progress）、“连贯”（cohesion）、“因果关连”（causality）均将无可思议，更遑论统合性的“整体史”了。(28页)首先，“系谱学”绝非谈空说玄或凭空臆测。它与传统史学皆得仰赖大量的史料爬梳，方能察觉历史的脉动。所不同的是，传统史学深陷目的论，误以历史趋向既定的目标；或者执迷同一律，视历史为同质的历程，以恢复事件的根源为职志。其实，事物的本质系歧异性（difference)的。“系谱学”遂以侦察事物的崛起、断续与转折为窍门。换言之，“系谱学”重视事物曲折、颠簸的“由来”（descent,Herkunft）,而非一路无碍的“源起”（origin Ursprung）。(34页)于福柯而言，“虚构”是无可避免的，即使他的书写纯属虚构，但并不意味真实（truth）逃逸无踪。虚构得以无中生有，制造真实，比方说基于政治的现实，人得“建构”历史，使政治变成真实的；反过来，基于历史的真实，人可以“建构”未来的政治。（42页）柯林伍德：每一个现在都拥有它自己的过去，任何想象地重建过去，都是以重建现在的过去为旨归。（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revised edition ,p.247.其实柯林伍德与克罗齐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柯氏以研究罗马时期的不列颠闻名，克氏则专长近代意大利史。）（136页）海德格尔复曾经如此开示过：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Martin Heidegger,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B.Barton,Jr.and Vera Deutsch(South Bend,Indiana:Gateway Editions,Ltd ,1967),pp.60-61.(208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梁氏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依照资料形成之早晚先后，区别资料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直接史料”意指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即已成立的资料。在史学论证过程中，“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228页）留德，又曾受业于胡适的傅斯年（1896-1950）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6）其实只要稍要对照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1494年至1514年拉丁与日尔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尤脍炙人口。兰克说：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Leopold von Ranke,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uk,1973),ed.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p.137.) 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识”（wie es eigenlich gewesen），被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235页)傅斯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5。）胡适：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胡适，《胡适文选》，台北，1967年，页360。）扩展阅读：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李泰芬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杨鸿烈的《历史研究法》（1939）。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1979）即采纳了不少“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其内容不论在质或量上都较旧著要完备许多。另一本稍早的著作，许冠三的《史学与史学方法》（1963）亦把这些影响表现得十分显明，他说：可是，我们今日的要求可就是严格了。除开所治领域的历史知识而外，史学家还得具有其它许多科学知识，“常识”是不够的。史学家的“共同必修科学”可以多到如下各科：（1）逻辑学与方法论（2）社会科学，或称行为科学，最主要的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3）自然科学（4）哲学（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香港，1963年，下册，页207。）（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