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书评

充实而有光辉

严耕望先生是安徽桐城人。纵览百年中国史林，皖籍学人所著史学方法论著作，胡适之外，有五家最值得关注：姚永朴《史学研究法》、李则纲《史学通论》、吴孟复《古书读校法》、汪荣祖《史学九章》，以及严耕望的这部《治史三书》。五家之外，唐德刚、余英时、何佑森等安徽籍学者的著作均涉及史学方法，多有发明。皖籍学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实证为根，然后在实证的基础上生发史法。因为以实证为根，所以各人均有专门之学，所言史法也不以名理思辨为能，而是重技法，求中肯，章法紧密，语不泛设。严耕望先生的著作鲜明地反映了这个特点。他本是中国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专家，著有大部头的专业著作。《治史三书》是他几十年治史经验的思想结晶。所以，余英时说，严耕望是“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所谓“朴实”，简单地说，就是老实巴交做学问，不投机取巧卖弄小聪明。从深处说，则意味着一整套科学客观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与学术方法。严氏治史，最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四大家。不过在余英时看来，严氏本人的史学实践，实较近于陈垣、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钱穆。也就是说，严耕望的治学取向，是探寻确实而稳定的历史知识、可实证的历史真相，不大愿意或者很少涉足过分依赖主观判断的抽象领域，很少发见仁见智的“议论”。是即为“朴实”。“朴实”是中外史学家的一种类型，也是大部分史家的基本特性。由于历史学家的个人才性、学养深浅以及知识结构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或擅长细微的史实考订，或擅长宏大的历史综括。而高才大力者，能够将二者融会贯通，合为一体。只有合为一体，才可称之为“精通”。不过，无论怎样精通，“朴实”终归都是优秀历史学家的学术根基所在。在笔者看来，严氏“朴实”学风的养成，除受历史学一般特性以及陈垣、吕思勉的影响之外，其早期及更直接的源头，当是皖人的治史传统。同时应看到，严氏并非不重视“过分依赖主观判断的抽象领域”，而是在该领域发“议论”，也处处体现出“朴实”的风格。著名桐城派学者姚永朴就是严耕望的乡贤前辈。姚著《史学研究法》曾被史学家杨鸿烈定性为“我国从古以来老师宿儒教人读史的方法”，意即朴实。李则刚是严耕望的高中历史教师，对严氏的史学观念影响极大，所以书中多次提及。李氏《史学通论》虽趋于通识一途，但大体仍可划入朴实界域。吴孟复曾向姚永朴问学，故《古书读校法》以桐城文法讲史法，发覆破的，颇多创获，但亦以朴实为基调。何佑森、汪荣祖同样是讲求内功而极重修辞有根的纯正学人。惟独胡适、余英时、唐德刚，逸思放言，手滑笔快，藻采靓丽，似与朴实不类。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喜欢别人夸赞自家的功力。总而言之，正如严耕望书中所说，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派向来声势最盛。在此背景下，即使以通识与议论为依归的学人，亦断不敢不为专门之学，况且原本就以考据详博见称的皖派学人呢！了解到严氏所处的学术氛围、师承流脉以及治学品格，《治史三书》的基本特点也就可想一二了。全书的书眼，正在于“专精”与“博通”的二元划定。在开篇以及《论著标准》一节中，严耕望就此话题作了集中阐述，采用的词句虽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一贯的。专精对应“充实”，意味着内容扎实、考证精详、术业专攻，属于古人所谓“学”的范畴。博通对应“光辉”，意味着目光锐利、思想深刻、高瞻远瞩，属于古人所谓“识”的范畴。《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著名史学家杨联陞曾经以此语品评某人的学术成果。严耕望认为，一部完美的史学著作，就在于“充实而有光辉”。显然，在严耕望看来，理想的历史著作，正是古人所谓才、学、识、德熔于一冶，词章、义理、考据融于一身，知性、作性、记性化于一书，事实、道德、艺术亦即真善美有机化一。《治史三书》的逻辑架构及内容铺展，就是告诉读者如何向着这个光辉的目标迈进。应该说，“专精”与“博通”的关系，是任何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都无法绕开的议题。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所以，书中列举了许多精美独到、堪称典范的事例，谈了诸多个人体会，提出许多条应当注意的事项，以及可采用的措施和办法。诸如此类，诚然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确实，历史学是一门熟练工种。设想通过阅读某部方法论著作即成为史学家，天下绝没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著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道理讲得多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读原著。章大师的看法当然片面，但如果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则可以懂得，方法性著作可以让人少走弯路，但最根本的，还得是自己去刻苦钻研。所以，在严耕望笔下，虽然专精与博通并重，但绝大部分篇幅，却是引导读者去下朴实的笨功夫。他以自己为例，说自己读《宋史》，就是自头到尾，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地通读。只有将基本材料通读一遍乃至若干遍，才会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学术人所走的路，只能是不断充实自己、逐步迈向光辉。总之，严耕望的总体思想，正如马克思的名言之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尽管严耕望并没有引证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所以，如果以思想家的眼光、按理论著作的标准来品评《治史三书》，读者很可能会失望，因为它所讲的道理就是如此简单，甚至可称为老生常谈。但是，看了书中列举的丰富例证，谁又会否定这些并不复杂深奥的“漫谈”背后，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呢！俗话说得好：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严耕望则说：博未必通，通则必博。“学”尚且未必“能”，“博”尚且未必“通”，何况不“学”不“博”呢？《治史三书》之所以“充实而有光辉”，就集中体现在“博学”二字上。本书曾经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确实证明了它的准经典特质。对严氏其他史学著作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严耕望史学著作集》。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2日。

感受名家的“充实而有光辉”

在选修“史学概论”和读<<治史三书>>之前，我跟大多数声称对历史有兴趣的文科生一样,对于历史的热情其实不过是对于“历史故事”的好奇与追求，而对于历史学没有真正的了解。随着课程的深入和接受老师所布置得任务——即读这本对我而言史学专业感较强的书，我对于史学和终身奉献与此的学者们，的的确确有了全新的一份认知与尊敬。读过本书之后，虽然对于治史、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我仍然是个门外汉，但我相信，它让我在以后的阅读和充实自己的过程中，再面对历史问题时，不再那样毫无概念的接受和盲从，而是会努力地从更专业更理性的角度去思索。（一）内容概括与作者简介《治史三书》是当代史学名家严耕望的所著的一部治史经验之书。本书由《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本小书汇集而成。作为国学大师钱穆最欣赏的弟子，严耕望先生以治史严谨、淡泊名利、学术成果丰硕厚重而受到尊敬。他主要研究领域在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唐史（唐代交通）等等，这一点从他书中精心拮取的例子就能看出来。严耕望将自己毕生治学经验、甘苦于书中娓娓道来，处处针对青年学子所需，毫无保留，颇具苦心。（二）读书过程中启发性较大的要点及体会1、《治史经验谈》•要精专，亦要博通作者关于治史中所需要的“博通”提出两点涵义：一是对于史学本身的博通。例如在研究断代史某一朝代历史时，对于前代和后代的历史的了解也相当重要；历史的发展本身具有连贯性，一味只截其中放大研究，必定也不能观其研究对象的全貌。二是对于其它社会科学的博通。例如治某一专史也要通晓其他专史；其它学科的知识对于历史研究也是有必要的，经济、政治、民俗学等等方方面面的都要根据自己的研究范围而有所涉猎。作者还提到“博通”还能帮助我们在面对成堆史料史实时避免错误，以及有助于对一些史实作出更好的解释。•做“面”的研究而不是“点”的研究“面”是指某一个较大的研究范围及里面所包含的广阔的问题群。将相关联的问题一起并入研究，可以一起搞懂、旁通。在探寻多个问题的过程中，查阅史料时更容易发现材料相互冲突之处和相互补充之处。而且因为研究范围大，处处可见相关材料，不易遗漏。在研究彼问题时或许能找到相关此问题的答案。这一点不光是治史，在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借鉴，例如涉及文学中相关流派、相关风格，特殊群体等等。•要看书，但不能只抱着题目翻去材料除了专题研究，也要看非研究范围甚至非专业的书。我想这是要做到严先生所说的“博通”的最重要一步。这一点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适用，每一个研究范围的牵扯涉及面都极广，缺乏其它方面的知识，在自己的领域里也无法自由发挥。•慎作概括性的结论作者提醒我们，学术不同于政治宣传、商业广告，不应轻易地下概括性的结论。重视具体论据，并由此得出可靠的具体的结论，甚至哪怕只是真实史料枯燥的排列整合，也比看似光鲜有力而无力的结论强吧。•不要忽略反面证据作者提到，研究进行到某一阶段，一般心中都会有了关于事实真相的想法，不免留意与自己意见相契合的证据。“抽样作证”，即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这样一来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的意见去证明。我当时也想到的为政治服务，如同作者所说“主要的方法就是抽样取证”。最切身的体会便是中学以来啃过无数遍的人教版的历史书，尤其近代史部分，营造的那种“氛围”，“忽略”“敌人”的功绩等等例子太多。隐隐觉得很多客观的史实和经过其实是被化了妆的，历史真的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关于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作者提倡多研究具体问题，从具体问题入手。因为具体问题需要主观判断的成分少，依托于大量的可靠的具体的史料才能站住脚，更不易被人否定。而抽象问题，每人因知识背景不同，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结论，相比之下更主观也更不容易使其他人信服。•问题的实用性如果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理解，这个问题应该是说有人文科学都应该关注的。本来在很多人看来，人文学科就容易走上曲高和寡、阳春白雪、脱离实际或者钻牛角尖的路上去。而正因为这一点，在这世界追求功利的大背景下，文科被很多人所误解。但实用性不等同功利性，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即文科研究又要有一定的普世价值，但又不能坠于尘埃平庸之中，我想这是一个恒久的大命题。那些艰深的研究的普世性是否真的能体现出来？或者说怎样曲折地体现出来并且滋润每个社会人的心，甚至是否真的有这种普世性的存在？具体到史学，作者举的是日本学人的例子，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肯在关乎国计民生方面等重大问题下功夫，这使他们在国际上拥有更高声誉。研究领域中问题的实用性其实也是相对的，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界它是否定实用。确实有某些问题的探讨放在什么地方都是无意义和浪费人力的，但是否也存在那种看似狭窄冷僻，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实际在一些地方有用有参考价值的问题呢？•大问题与小问题关于研究问题的大小,作者认为,最好分不同阶段看待:青年时代"小题大做",中年时代"大题大作",晚年则是"大题小作".因为每个阶段学识的充沛吸收程度﹑学术见识﹑研究深入度﹑体能健康状况等等都是不同的.•自己的能力与材料作者在此谈能力主要是从个性和知识储备两方面来谈。就作者自己而言，他自认为性格谨慎、客观，因此研究过程中不讲意识形态、不插手思想问题。而在研究过程中如果发现缺少某些辅助知识的储备，则需要我们临时抱佛脚。材料的选择上,作者提出一定要注意材料是否充分到可以圆满解决问题,而且自己是否有能力掌握材料。其实本书通篇个个精彩而又具体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出来，作者的举例充分又恰当，且范围几乎不超过其主要研究领域。•论著标准这里的论著标准对于我而言更可当作判断是否为一部好著作的标注。作者借用古语“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提出“充实”和“光辉”两个优秀厚重的史学论著应该具备的要点：“充实”意味着材料丰富，论断平实，踏实而不发空论，内容扎实、考证精详、术业专工，即古人谓之“学”的范畴；“光辉”意味着有见识力，工作成果有魄力，言别人所不能（敢）言，且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兼有创获，总的来说是目光锐利、思想深刻、高瞻远准，古人谓之“识”的范围。岂止是史学，任何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都可以借鉴这样的标准。作者提到自己在论著过程中,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既然是”似乎”其实或多或少有关联和相互作用映现的)的琐碎材料、琐小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从而得到大问题、大结论。作者本人终其一生，史学论著不可不谓之“充实而有光辉”，想来与之术几十年如一日地积累材料，默默耕耘、踏实研读是无不相关的。•立志与计划之工作要诀这部分中作者提到其平时工作要诀：勤、恒、毅、勇、谨、和、缓。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勤。从作者的经验的讲述中归纳，治学中需要勤的部分有阅读、思考、抄录、写作、听受与讲授。其中就写作，作者特别提出，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想成为有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收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地写出。写作的过程即是使自身学问变得系统通透成熟的过程。不过纵观古今，述而不著的大家也不乏其人，孔子、苏格拉底等等。看来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路线？还是说因为古今学术或者政治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同等其它原因？作者还特别提出写作不能中断，否则写作能力与技巧都容易生疏。这一点我到是有体会，平时读书的杂记、关于文学作品的零碎分析等等久了未写都不好下笔，更何况文学创作、评论鉴赏呢。2、《治史问答》• 中学、大学时代的课外阅读由于我平时还算是喜欢读书，对于涉及阅读的内容也较为留意。但作者所列的其读书范围几乎是涉及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较深层次，是我的功底和兴趣远不可及。不过作者认为，硬闯式的读书，即好的书不懂也要读，必然有一定收获，不过太吃力，事倍功半，还是循序渐进较佳。这一种类似错误想必很多和我一样读书“贪心”的学子都曾犯过。被书的名气和地位所吸引，往往不顾自己的程度和功底。但有的老师亦欣赏这样的闯劲，认为只要坚持啃下来，总有吸收到的有益之处，日积月累则不通也通了。•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和中文入手作者所给的原因是：从哲学入手，多半以主观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详征史料、执着求证，只抓概念而推衍发挥，缺乏脚踏实地的工作。当然，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对于哲学所需较深的认识则是另一回事。从中文入手亦不提倡：历史是一项人文学、社会科学相综合的学科，包罗万象。研究历史就该从历史本身入手，从其它哪一方面入手，都不免无意中执着于某一方面，着眼点不免局限。况且，在研读过程中，对于古代史料、史学名著的阅读亦能帮助提高中文修养。我还不了解实际操作中怎样用哲学治史或者怎样从中文入手，所以只能猜测，这是否也是史学在人文学科之中独立性和特殊性的表现呢？史学是否该欢迎其它人文学科，无论哲学或文学的干涉？怎样的干涉才不算是干扰？具体来说，作者在书中也提过他怎样用唐诗作为史料，这是否算文学对史学的一种“干涉”？抑或是贡献？•社会科学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工具作者于书中提到，社会科学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依据未经深入研究而主观拟定的结论和概念，来加以演绎推展，应用到历史事件上去”，联想到一些大陆史学家，总是高举主义的大旗。这又使我想起中学所熟知的历史课本，感觉总是喜欢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运用材料来一次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中有关阶级等等的理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感受，中学的文科教育是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之下的，最明显之处就是我们对其“化妆”较少或难以化妆的历史部分，考试大纲都不会涉及。我们从小就一遍遍努力地吸收着这些面孔被装饰了的历史，那些素面朝天的历史被抛在脑后大多数人不得知晓。这是可以理解的亦是难以改变的，因为这由我们当前所处的真实环境所决定。回到作者所提到的以理论治史，是“现有架子，再找材料往上敷”，而传统的治史，是从零碎的材料、毫无定向的散沙中搭起自己的架子、体系，建立自己的看法。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史学不同于文学，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用各种理论去分析、解读不同文本，因为文学是虚构的、主观的，如果没有文学理论奠基和支撑，文学只能沦为玩物。有些伟大的作品表面上给人以天马行空甚至不知所云之感，但经过相关理论的过滤，再天马行空也是妥贴精彩的，再不知所云也是意义深厚的。而史学不同，老师在课堂上曾说过，历史学家对于理论抱有警惕的心态是对的。理论是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历史是非虚构且一次性发生的，只能用个体眼光看待。•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由于我是学对外汉语出身，对于翻译的部分尤其注意。作者提到，与其发表一部不成熟的著作，还不如不上扎扎实实翻译一部西方名著，贡献更大。这样的原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治学领域吧，翻译是人类智慧得以共享的必经之路。3、《钱宾四师与我》这部分讲的不光是钱穆先生与作者的学术、师生之缘，也是作者对于自己学术生涯的再次回顾，使读者领略到这些史学大家们的人格和学术魅力。严耕望先生受钱穆先生的启发与影响相当大，钱穆先生的教诲有两点我印象尤深。一是研究问题时，不但要努力收集具体事实的材料，由此得出可靠的结论，还要思考、引申自己的结论，使之更富有意义。由材料得出结论人人可为，但能从自己的结论中挖掘更深、发现意义所在，境界亦是更高了。二是钱穆先生写信时提出学问贵在通，如果就文论文、就画论画、就经论经，局限就很大。作者举例，如果研究佛教史，仅仅关注佛教发展而不关注世俗史方面的史料，就达不到看问题的一定的高度和视野，局限可想而知。这一点同样适用其它人文学科，就像文学研究中仅就作品论作品是永远不行的，作者经历、时代背景甚至是美学风潮等等，方方面面都要得以考虑。（三）对于书与作者的一些感想 读完以后的的确确能够感受，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是“大家写小书”。作为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丝毫没有摆大家架子，先不论内容，口吻就先给人亲切、诚意十足之感，谆谆教诲，娓娓道来，书中很多段落都以引人注目的“！”结尾，也可见其育人劝教的心之殷切。书中例证丰富，且几乎个个具体详细，对于我这种绝少能接触史料的非专业人，更是大开眼界。整本书通读下来,严先生的形象也渐渐清晰。总的来说他应该算是趋于保守、保持慎重的。比如从他对于创立新说的态度，即认为破旧立新容易流于偏激；再比如他认为理想的研究方法应该重视材料的稳定、细密，并由此材料推出结论，而不是走大胆假设的路线。他也很少涉足主观判断、抽象领域，很少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另外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严先生淡名利、避权位而执著于做一个“纯净的学术人”。如今这样的社会环境，要找一个这样的学者实在太难了。疑惑也有很多，这本书开启了我对于史学的认识，但往往认识的吸收与问题的产生是离不开的。其中一点令我好奇的是作者自己的政治态度，对于大陆及其学术环境的真实看法。书中作者的表达相当隐晦，以我之资更是猜不透作者的想法。作者在书中的态度似乎是不愿意他和老师钱穆过多和政治扯上关系，作者是否真的没有立场？从作者口吻来看，似乎他和钱穆先生目光仅锁定于港台、海外华人学术圈，以“中研院”为“正宗”，自动“忽略”了海峡对岸。我不了解放后整个华人学术界的境况，是否有“分割”？或许我不该自作聪明的想从严先生那里嗅到什么，学术即学术，如果分要扯上那么多其它色彩的东西，也许就已经违背严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和用心良苦了。全书通读后，我所体会到的，作者在书中传递的在最重要的信息也许是"朴素的为学:"于积累的众多材料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建立客观的学术态度、立场、方法；严谨考证、慎下结论；总的来说，要用一种从精细走向宏大、脚踏实地的“笨办法”，下“笨功夫”。而朴素的为学的最终目的，想必是迈向作者所推崇的“充实而光辉”的境界，聚沙成塔，积水成湖，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摸索，才成就了许多丰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这是作者所赞成欣赏的治学之路，亦是他一生兢兢业业亲自实践的路。这样一条朴素为学、全心钻研之道，让我想起日本作家东山魁夷的一句话：“这条路，既不是被光芒炽烈的太阳映照的路，也不是被阴惨的暗影包裹的路，这是条在晨光里默默呼吸着的永生之路。”

充实而有光辉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严耕望不愧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不论其在<治史经验谈>中自叙以”勤、恒、毅、勇、谨、和、缓、定“为学术工作之要决，更有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且看他为学术研究是如何大量搜集各种资料，把涉及研究方面的基本材料（主要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先读过仔细，尽量搞懂材料意思，切忌断章取义而闹出笑话甚至于贻害读者，然后再开始撰写论题。此谓之”朴实“。虽然这是一种”笨“方法，但其实，学问就出自这里。所谓”慢工出细活“，虽然慢工不一定会出细活，但也要明白，细活必出于慢工。严耕望先生其人严耕望(1916——1996)，字耕望，名德厚，号归田。安徽省桐城县人。作为专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的历史学家，以治学方法严谨见闻于史学界。 著有《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及成名作《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等。据《治史三书》中所述，先生自其幼年对数学有独特的喜好（也受其老师影响），且颇有天赋 ，又对地理学极有兴趣，最后却因机缘而选择转入史学之门，于民国二十六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于钱穆先生。在书中，他也叙述了有关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原因。一是其老师李则纲的影响，二则是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作用。严耕望先生与《治史三书》　　他的著作《治史三书》的确如霞辉姐所言，学历史的，都应该读一读。此类书更是可以放于床边而时常翻阅的，每次翻阅都会有不同的体会。诚然，在此书中，正如书名的副标题所书，此三书者，即<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则可以窥视他的治史原则与方法论。他的观点自我归纳起来，就是：原则上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的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陈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是：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敢所望，光辉则心向往之也。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学历史？历史对我们又有什么作用?作为历史学生，是应该去明朗化的。纵使不尽得其要义，但总要把握其基本。此书正可以给我们一个指示，或者说是方向。不同的人读罢此书理应有不同之感，这是肯定的，但我觉得总会得到某些启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解决一些困扰我们的疑问。诚然，这是读此书最大的收获。

隔行如隔山但方法上仍然有隧道可通

台湾学人严耕望的书，治史经验加个人学术经历。内容很实在，一副老一辈学人的做派。专精和博通的关系，断代研究与通史研究的关系，面的研究与点的研究的关系，看书找题目还是抱着题目翻材料，论著的标准，论文的体式，如何引用材料与注释，生活修养与治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题目，一般而言很少有人系统地诉诸文字：年少的人不能做，年老的人可能没有耐心去做。写出来的东西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读了这些，未必能够做到，但有人在前面领路，能够了解有这样一些选择和陷阱，总比盲人瞎马、只赖于自己去“悟”要好得多。这样一些题目是针对史学提出的，但完全可以供其他学科人借鉴。确实，做学问的路途没有一定之规，各自有各自的特质，各自有各自的机缘。很多时候，仍然要靠个人去“悟”。就像这位老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问题是有几个人有耐心、有时间、有能力去下这样的 “笨”功夫？。

读《治史三书》笔记

涉及史学方法论的主要是前两篇——《治史经验谈》和《治史答问》。有很多很实在的经验，归纳笔记如下。在笔记的最后一部分，将略述读《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几点感受。一、学科涉猎既要专精，又要博通。博通既包括史学本身，又包括史学以外学科的旁通，尤其是各类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与历史的关系哲学：不要从哲学入手，因为哲学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脚踏实地考察史料。中文：没有必要从中文入手，因为有中文背景的人受训诂学的影响，态度往往过分保守。社会科学：不能滥用，因为引入模式和理论有先入为主的毛病，应当坚持传统史学从史料中归纳观点的方法。“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苍庐注：严先生维护传统史学方法的立场显而易见。）研究历史只要能产生正确而有价值的成绩，采取任何方法都可以。不能凭方法是否时髦判断前进或落伍。二、研究领域的选择（一）面与点集中精力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的“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不跟风抢进。所谓“面”的研究，指包括许多小问题的大题目。“面”就是研究范围和中心所在。一个人的研究范围不能太多，否则工作会不能深入。（二）小与大着手研究小问题，心目却注视着相应的大问题。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不得已时可以大题小做。“充实而有光辉”；“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三）抽象问题与具体问题前者需要在客观基础上作主观判断，后者只需要进行客观把握。严耕望专长的两大领域——政治制度史和历史人文地理都属于具体问题。为稳妥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具体问题似难而实易，抽象问题似易而实难。（四）问题的实用性研究实用问题可以获得较大的影响力。“讲学问诚然不应有功利主义，也不必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获取学术界较大的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三、读书论不能只抱着题目去翻材料，而是系统地通读。学术基础尚未巩固时，不要乱看书，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好书看。四、史料论不必刻意追求新史料，而要用常见史料说明新的道理注意史料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苍庐注：杨先生曾经在一堂门课上举过史料随着时间不同而内容有大异的例子，包括蒋在广州时期发表的若干亲苏讲话，以及毛在20年代一篇关于阶级分析的文章。这些内容在他们后来的选集中都有了实质性的删改。）不要忽视反面证据不要断章取义尽可能引用原始史料转引史料须检查原书不要轻易改字五、论文的写法慎做概括性的结论注意普通史事，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尽量少说否定话切忌找到一点材料，有了一点意见就仓促动笔。必须到所有材料都尽可能搜集齐全才开始动笔。无孔不入：积极的攻势，找到史料或他人论点的矛盾或不合常理处，钻进去探寻。有缝必弥：消极的守势，建立自己的论点后，还要看自己的论证是否有漏洞或可能被误会唯有漏洞，预先弥补起来，使别人没有怀疑的余地。文章的改订要在未发表之前。一旦发表，改订的机会就很小。（苍庐注：严先生莫非是从钱穆迟迟未能修改《国史大纲》一事获得的启发。。。）因此不必急于发表。（苍庐注：只有严先生才能如此淡定，想想现在副教授和教授每年都被规定要发表多少论文。。。）六、论文体式常行题：一切内容，包括引用材料、辩驳、结论，都在正文中进行。纲目体：大字为纲，概述内容。小字为目，进行具体的论证。如《春秋左氏传》、《国史大纲》。纲目变体：正文简要，连贯而书，注文置于每章之末，进行详细考证。（苍庐注：一年前我曾经跟fjord抱怨过历史论文的冗长繁杂，曾想把所有史料都放在脚注中，这样想来，和纲目变体有异曲同工之处。）复合体：与纲目变体类似，但把注文置于每一小段之后。七、人生修养立志：对社会要有责任感自信有计划淡名利，避权位。行政工作将分散投入学术的经历。避免浮躁。浮躁的人难以虚心求长进。不要固执。八、工作要诀勤：不能勤就谈不上做学问。写作的重要性。系统成熟的学术见解必须通过写作实现。述而不作不能形成系统成熟的知识。至于发表与否，对于治学而言不是关键。恒：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难做到。不怕不太勤，只怕没有恒。毅：学术工作需要耐性，以克服各种困难。勇：勇气体现为积极地投入。谨：消极地避免错误。和：从容客观，尽量听取反对意见。缓：工作缓慢地做，不要抢快；著作完成后应该暂缓发表。九、其它关于带有史料性质的《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就不用过多摘引了。文中对钱穆多有赞誉，读起来终究不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真实。如果论人生经历，这篇回忆录有几点启示：（1）牛是王道。。。严先生如果不牛，钱穆就不会把他成为最满意的学生，傅斯年也不会凭着三篇论文就让他进入史语所。（2）路上遇到伯乐也很重要的。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王星拱，李济之，都是严先生事业路上遇到的boss级人物，且都有掖后的胸襟。（3）明白自己的比较优势。严先生承认自己长于学术，拙于应酬，因此对行政世俗事务大多回绝。这也是我日后要作的选择。当然，定力也很重要。严先生在“一家五口，每餐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钱穆的邀请，不去新亚书院任职。其主要原因仅仅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巩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这种定力并非一般人能有。（然而我觉得这样太过了。。。作为一个男人，在能力有余裕的情况下，还安于让家人过贫困生活，是不是有些自私。。。学界君子请无视我的这段话。）（4）隐忍坚持方能做出成绩。因此要朴实不要招摇，也不必追鹜一时的荣誉，以免因小失大。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讲，在学术圈中不争虚名既能避免树敌，又便于埋头工作，未必不是保身之道。当然朴实和淡泊需要有限度，这个限度取决于家庭的需求。（5）点滴地做问题，眼光却要放长远。这样既能使研究对社会有益，又能避免虚浮的弊病。（6）最后的感想：如果我与严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同游，大概会感到很闷。。。

（转发）余英时、罗志田、傅杰等推荐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以治学途辙言，他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通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宾四先生与我》三部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余英时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我对自己的学生就首先推荐此书。且此书篇幅不甚大，尤宜备于手边，不时温习揣摩。不仅初学者，以我个人的经验，已任教授者，也不妨多看看，必有所获。——罗志田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这是因为：第一，作者是一位不骛声华、埋头治学、功夫扎实、成就卓著的真学者，所谈的在在都是切身的甘苦，没有装腔作势故作大言的矫情；第二，作者既在史识上深受钱穆的点拨，又在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所谓“史料学派”的大本营就职多年，所以对通识与考据的关系有比较通达的认识，没有自骄其所能而轻议其所不能的轻薄；第三，前两书谈问题，后一书谈经历，有横有纵，既使我们亲切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经验，也披露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些重要的史料。——傅 杰

《治史三書》

從來沒讀過嚴耕望教授的專著，但慶幸立志自修之際，讀到嚴教授獻身學術的現身說法，獲益良多。除了可以初窺治史的基本功以外，更重要的是認清為學之道，在於恆心、毅力、耐性、刻苦，與修身自有其相通之處。這些原是老生常談，但他引述自身經歷道來，自有其激勵人心之意趣。自問俗務纏身，無法做到他的恆毅勤懇，聊作自勉，盡力為之，以期追附前賢，不墮鴻志。

通识与考据：论社会科学知识的如何增长

——读《治史三书》王成军20110331严耕望（1916-1996）先生生逢乱世，而潜心治学，体现了一个史家的坚韧。《治史三书》上两篇谈治史经验，后一篇述人生际遇。两相匹对，可窥见其一生治学得失的深刻思考。抛书沉思，可悟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史学是一门通观古今的学科，西学东渐，西方社会科学的套路逐渐与东方的治学传统相互交融。虽有方法之差异，然于追求历史知识的增长方面则有更多共同点。历史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与劣势，优势在于煌煌五千年，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且国人重历史记录，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朝代通史，县志乡约，个人札记），因而历史学有充足的研究数据。但是面对这些“历史现实”如何才能从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史料中悟出其规律，洞见其真假，则是一个超越了平常人认识能力的问题。史家之所为：读史，做札记，收集史料，然后以以线索连而贯之。其过程很类似康德所言之科学知识的增长：个人为自然立法。以先天综合观念统合历史资料，务求其融洽自如，殊非常人所为。因为社会科学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超越了简单的决定论的视野。康德之言颇有洞见，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首先是研究者自身修为的增长，自身修为不增长，妄图将人类之理智投射到社会规律上去，只能适得其反。严耕望先生讲专精通博的问题，很像中国武侠里之修习上乘内功的过程。需要付出长期而且艰苦的努力。初闻觉不适合于我辈之快节奏，三年博士教育，做的却是社会科学的训练，本是需要一个漫长艰辛的读书、做笔记、做调查的体悟过程，却被压缩成一个一个deadline之前的追赶。然而每个人都如此，何以见高下？短期之中，的确是难见高下的。一个人可以选择一个讨巧的题目和方法，精读几篇文章，少选几门课，也可以相对轻松，然而如果以十年之期衡量，比较一个读书做笔记、勤思考、每天写东西的人，和一个仓皇应对的人，再思严耕望先生之言方觉良药苦口，实在是看上去慢，其实很快的捷径。然而本书作为大家之言，其中有很多大胆的见解。例如耕望先生说集中精力做面的研究，不要做点的究。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大些，大问题里有许多小问题。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如果你的研究没有足够的研究意义（significance），纵然做的再精致，再深入，再举一反三，都很不值得。反面的例子是史学大家、旷世奇才的陈寅恪先生晚年所著述之《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先生中年体弱，老年目盲，然而以毕生心血写就七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考究精密，令人赞叹。然而耕望先生评此书“虽极见才学”却“影响作用不会太大。”因而发出感悟“何不尚太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转思诸己，媒介研究本就显狭隘，若再略去政治和历史的场景，其研究的很难被评价为重大研究。圣经云上帝告诫人类说“你们要进窄门”。一个年轻学者用这句话反思自我做研究太追新潮，每次都不能将问题说透，反倒不如从一个小问题出发，然而却能跟许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对话。这不失为一种智慧的策略，媒介研究也要一小见大，把小的问题说透彻，跟大的理论对话。研究要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年轻人做论文，多容易宽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无追求完美、严格要求的心性。于是一片文章做好投出去之后，就收到大量的意见，诸多地方需要修改。改完了仍无法发表，原来有一个小地方无法自圆其说，于是论文被拒。再去看大家的务求完美，严格要求，便多了很多理解。耕望先生说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这个看起来也是极大胆的说法。社会科学本是追求建构理论的，单纯的运用理论的确不能成为主导方法，然而如果理论只是辅助工具，那么主要工具是什么呢？换言之，是相信既有理论，还是相信史实（数据）。原来耕望先生认为理论是演绎的路数，而历史研究更多要依赖归纳的方法去求得新结论。所以，有理论并不一定好，没有理论一定不好，且一定要发展新理论，找到新的概念。另外，耕望先生谈及这个问题的背景是针对单纯用决定论的唯物史观推论历史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对于年轻学者是很有启发的。理论是最重要的，但不是保守既有理论，而是说发展新的理论。当理论与数据不合时，理论是应当被质疑的，所以不应唯理论，而应重发展理论。尽信书不如无书，唯理论或许还不如接受纷乱的史实（数据）。同样的思路，耕望先生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以免犯先入为主的错误。每一个研究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视角下出发，进而丰富我们对于社会事实的认识。耕望先生总结了自己的两个兴趣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这很像米尔斯所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向社会学加入历史视角。同样做历史研究的也要增加新的视角。因而，可以想象这种对于新视角的掌控运用能力，是区分学科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Live and let live. 物理学和信息科学的视角同样有益于媒介分析和传播研究。引入统计物理的视角研究传播网络同样是有裨益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传播学广泛的引入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多种理论视角，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将见证未来五十年传播学的发展。未来的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视角是什么，这实在是一个猜不透的问题。其余各章述及诸多学者修养和个人经历的经验教训，一代学人的洞见饱含各种启发。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严耕望先生谈做研究的史识之培养（理论洞见），考据之修习（历史现实，数据），颇有助益。

有感于学习这回事情

今日闲暇，一气读完此书，倍觉亲切。身边有历史系的朋友，亲历其考证与写论文的过程，所以可想见考证之辛苦，由茫茫资料大海中，搜寻线索，不同史料中比较和甄别，实是极为耗费心神之工作。书中许多建议，都极为恳切，对于当下，尤其有用。一则说及，“慎作概括性的结论”。何其然也！！说话不负责任，当然可以随意的指点江山，就比如，据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探讨中美两国外交这等事件。然而越是深入探索，越是难以做宏观概述，事件往往千丝万缕，要从中理出线索，谈何容易！而时人往往不肯下那个苦功夫，而又好卖弄，加之吾以为，中学之教育，实则教授人养成，说空话套话，发不负责任之宏论，乱扣帽子的种种思维和语言恶习！！再则说博与专，吾深以为然。我认为，之所以专不足，多半因浮夸而 不踏实，喜欢套用概念之故。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而博不足，想来是因没有高人的指点，是为理念不足，见识不够，缺少好的机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味精专，虽多半不能有大成就，但踏实的作风，我对其总有好感。除却诸般做历史的极为具体的建议与学习方法的体会心得之外，此书还兼带介绍了史学四大家。可以看得出，对于陈寅恪，作者惋惜之情甚浓，而与钱宾四，两人亦师亦友，羁绊也深。然，我认为，其最抒知己之情者，乃是吕思勉。感其大宗师之造诣而为世人所低估，有为其鸣不平之意也。作者也学太极，太极讲究放松为第一要务，而忌用力。实则与作者所感做人做学问同一道理。锲而不舍之恒心固然要，然则戒过于执着而不融通。所谓性格中有弹性，极为重要。过于执着而局限了境界与格局者，身边亦有所见闻。就我个人体会，书之初章或序言，看似无用，实则为作者全书核心洞见与目的之展现，时能展现本书之功力，与作者之境界也。疏忽带过，实为可惜。我观作者，关键有自知之明。不好高骛远，随知无能成为大宗师，做千古第一流之工作。然亦退而求其次，行力所能及之事，终得正果。此亦是其性格务实，为人随遇而安之写照。

小论“治史三书”

严耕望先生确实不愧是“史学界朴实之楷模”一语。先生虽然不是史学界最聪明的——至少他比不上同门的余英时——但毫无疑问，他是二十世纪史学界最勤勉的。从这本书中，不仅可以学到治史的门径，还可以学到什么是朴实：语言的朴实，治学的朴实，人生的朴实。与其说是治史之书，不如说是修身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