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底气

章节摘录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上面的文字，出自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提到辜鸿铭的时候，很多人会嗤之以狂儒守旧，但却忘记了他所处时代的惊涛骇浪，使他不得不以狂放偏执的姿态来做悲情而绝望的守护。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这使得辜鸿铭对于国家的软弱和不幸体会得更清楚，对人类的无知和愚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文明和人类命运所做的终极思考也更深远。在整个世界战火不断，人类互相残杀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辜鸿铭选择了不遗余力地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为人类文明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辜鸿铭，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太平洋马来西亚半岛西北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的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于此，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在语言上有着特别的天分。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将他收为义子。1867年，清同治六年，布朗夫妇计划返回英国，经过辜紫云的同意，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布朗先生独具慧眼，早就看出辜鸿铭天资不凡，犹如璞玉，加以琢磨，他日必可成材，因此对他的教育可以说是倾尽心血。他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变成了野兽。他们仗恃轮船、大炮、火车等现代设备，到处杀人放火，搜刮财物，疯狂掠夺别的国家。最悲惨的要数非洲的黑人，成千上万被抓走，贩往美洲，过着牲口一样的生活，沦为奴隶。美洲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杀得差不多了，而你的祖国——中国，正被放到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操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孩子，如果我有你的天赋，我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负起富国强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到了英国之后，辜鸿铭在布朗先生的教导下，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的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同时，布朗先生还亲自教授辜鸿铭数学，又请人教授他物理和化学。在完成这些学习之后，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学校校长，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卡莱尔对辜鸿铭说：“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古老的东方，要知道，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大腹便便的富豪控制着这个地球。看来，人们还是有药可救的，至少，世上的许多疾病已经被控制。美国人在林肯统治下，解放了黑奴，那里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向好的方面发展。人类进步的战役在不断胜利，偏见之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无知必将分崩瓦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革命，一定会成功。令人忧虑的倒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一旦出现一个抛弃民主思想的领袖，再革命就难了！”    P2-4

前言

提起民国文人，总会想起另一个战乱纷仍的年代和那个时代里任真率性、砥砺风发的文人。三曹，建安七子，嵇康、阮籍、谢安，一个个名字，仿佛一串串风铃，在岁月的幽深杳邈处轻轻地摇响。还有《世说新语》里描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聪明而又擅长玄理，起初他并不认识嵇康。后来钟会邀请当时的名流，一起去找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秀帮他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依旧挥锤打铁，旁若无人，很长时间也不和钟会说话。钟会起身离去，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常纵酒放达，有时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待在屋子里。有人看到后就讥笑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做衣裤，你们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了！”)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伤惶，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住在山阴。一天夜里大雪纷飞，他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命仆人斟上酒。他看到四面皎洁的月光，于是感到神思彷徨，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他想念起好友戴安道，当时戴远在剡县，王即刻乘小船连夜前往。经过一夜才到，至门前王却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缘故，王说：“我本乘兴而来，现在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安道呢？”)    儒、释、道三者互渗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中国人的思维重视的一贯是现实的人生，也正因为如此，强调礼制、伦理的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无论是苦还是乐，是安定还是离乱，它使中国人的生存总能落在实处。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太过人文主义，它对人类社会之外的世界没有兴趣，甚至妨碍这种兴趣，这又使浸淫儒家文化太深的中国人的生存过分地胶着于现实，缺乏对于生命参透领悟后的通脱和自在。作为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幸而，我们有“朦胧的老子和光辉而又可爱的庄子的伟大反叛”。    历史仿佛一台大戏，一场大幕合上，另一场大幕拉开，生旦净末丑悉数登场，而深受老庄玄学影响的魏晋文人，无疑是在这个舞台上用成人的智慧演绎着孩童的率性和纯真，相对于中国儒教文化所教导的“温柔敦厚”，他们的喜怒哀乐总是更有血性，也更见真性情，仿佛孩童的哭笑嬉闹，打破了成人世界的严肃和沉闷。令许多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文化史上这抹明亮清隽背后的底色竟是不断的战火和离乱，也许正应了赵翼的那句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辜鸿铭说，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而中国文化，即使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也总能为我们培育出一些心怀苍生，进则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退则可著书立传或归隐田园，从容出入于儒、释、道三家的奇男子，以及温婉贤淑、才智超卓、有胆有识，平日里却又甘于默默隐于男性身后的好女子，也许只有他们，才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嵇康临刑前，神色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曲终曰：“《广陵散》于今绝矣！”不过那一代人的风骨却并没有断绝，就像中国水墨山水画中的飞流，或湍急，或潺缓，却总是形断而意不断，经唐、宋、明、清，至1 500年后的民国，终于再次汇滴成河，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每个人身后都是斑斓丰富的人生和述说不尽的传奇。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碍于徐父和胡适的情面，只得答应。但在婚礼上，梁说：“徐志摩，你是一个有相当天才的人，父兄师友，对于你有无穷的期许，我要问你，两性情爱以外，还有你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陆小曼，你既已和志摩做伴侣，如何积极地鼓舞他，做他应做的事业，我们对于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以后可不能再分他的心，阻碍他的工作……”证婚词变成训词，在场宾客尽皆愕然。实则梁一片苦心，爱怜徐之才情，不愿见其“陷于没顶”，才予以二人棒喝。    事后，梁启超说：“我平生演讲无数次，唯有这一次最为特别。”徐志摩说：“我听了先生多少次课、谈话，唯独这次最铭心刻骨。”    一次鲁迅去理发，理发师见他长袍布鞋，其貌不扬，便胡乱地给他理完，鲁迅毫不生气，随手从衣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塞在理发师手里，数也不数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鲁迅还是那身打扮又来到这里，那位理发师立即上去殷勤招呼，耐心细致地给他理好头发，鲁迅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他。理发师十分纳闷，问他为何上次理得不好多给钱，这次理得认真反而少给钱，鲁迅先生答道：“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点；这回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国学大师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不同的性格和人生选择，不同的生活历程和学术渊源，交织出一段段趣闻逸事，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最后一个华彩乐章。    本书以风骨为准绳，选取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忽见的笔法，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意欲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件件趣闻逸事入手，来探寻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力图描摹出那个剧烈动荡变革年代中，文化和人生辗转零落的吉光片羽。    其中，刘文典和金岳霖因为前半生不失真实率性的名士风度，后半生虽有缺憾，但却代表了1949年后两种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所以依旧选入。    是为序。    落尘    2011年5月

内容概要

落尘，70年代人，独立译著。目前专注于民国文化的研究与写作。致力于让美好的人物和思想流传。

书籍目录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给辜写了一封信，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辜的小院，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辜鸿铭学贯中西，但却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他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清亡后辜鸿铭坚持留长辫，着长袍，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一次他因为装扮如乡下人被两青年用英文嘲笑，便留下一张用拉丁文写成的便条，上注英文：“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是哪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两人看到纸条，听说这个乡下佬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王国维：一种文化的背影
“凡一种文化，值其衰减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曾经透彻地将人生的事业和学问解析为三种境界的静安先生，终于没有看透自己人生的迷局；曾经轻易地出入于中学与西学、美学文学与史学的一代大家，却如此轻易地跨越了死生的界限……这是时代的创痛，学者的悲歌，亦是曾经的文化转身离去时，留下的一抹悲怆的背影。
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
黄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号称“章门天王”。他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时，与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绰号
“三不来教授”。黄侃嗜酒，喜美色、美食，其门上挂有一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两位女学生来借阅杂志，稍事闲谈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黄侃反对白话文，尊崇儒学，有“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言。他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说罢此言，还仰天打三个哈哈，把胡适气得脸都白了。
钱玄同：从不判卷子的教授
钱玄同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北京大学为特意刻了一枚“及格”的木质图章；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就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统一盖上“及格”二字。而后来到了燕京大学，校方警告他如果拒绝判卷，就将扣除相应薪金云云，而钱先生立即作书一封，言：“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曾与刘半农合作演出一场著名的“双簧戏”。因为中年以上的人多固执而专制，钱玄同更说出一句名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当外在的压力消失，个人也跨过激昂渐渐冷静成熟，不惑之年的钱玄同说自己从前种种过激的言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
梅贻琦：寡言君子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的一句名言。他被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当年清华学生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学生们的口号都是“驱逐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梅贻琦主持下的清华和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两座高峰，后者更是在国土沦丧、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创造出了
“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的奇迹。梅贻琦一生清廉，死后没有任何遗产。他去世后，人们将他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后，里面原来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时年仅36岁。他终生没有获得过一张大学文凭，但却通晓英、法、德、希腊、拉丁、梵、蒙等22种文字。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出三块突厥文碑石，学者们莫衷一是，不懂不通，请教陈寅恪，才得到准确破译。陈是1948年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的国宝级人物，但他最终却选择蛰居岭南，晚年在目盲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80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陈一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对于劝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事，陈寅恪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始公布于世。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赵元任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他留学美国，学数学、物理和哲学，最高的成就却在语言学上，而他对女儿说他研究语言学只是因为“好玩儿”。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给他担任翻译，每到一地，赵元任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陪同罗素前往湖南长沙的途中，他就学会了湖南话。讲演完毕，一个学生跑来问赵元任：“赵先生是湖南哪一县人？”美国的语言学者有句话：“Chao
can never be
wrong”(赵从来不会错)。赵元任创作并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歌曲。许多人说赵元任“惧内”，对此他幽默地回答说：“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他还有一句妙语：对于学术，要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而对于艺术，要具有“男人对女人的爱”。
吴宓：他生未卜此生休
吴宓留学美国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吴推崇孔子，在晚年仍坚持“宁可杀头，也不批孔”，以致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吴宓曾经悲叹：“我所爱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然而他说：“我已下定决心：为中华文化殉难，为中华传统道德殉难。”吴宓一生酷爱《红楼梦》，自称“紫娟”，因为紫娟对林黛玉爱得最纯粹。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唐突了林黛玉，于是跑去挥舞拐杖砸了那家店的碗碟，最后店主将“潇湘馆”改为“潇湘”方才了事。
刘文典：两个半懂庄子的人
刘文典曾放言：“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半个天下人共分之。”刘性情傲岸放诞，因学潮事面见蒋介石，蒋怒斥他“像个学阀”，刘大声反骂蒋是“新军阀”，被扣押七天后释放。刘文典潜心国学，看不起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一日在西南联大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其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这时，刘忽见他平素藐视的学生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什么跑啊！”
金岳霖：半生情缘四月天
金岳霖十几岁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喝不了，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帮忙。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大为赞赏说：“你真聪明！”金岳霖充满童趣。在西南联大任教时，闲暇时间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他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然后自己再去买。金岳霖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他深深地爱恋着林徽因，大半生逐林而居，却又恪守君子之道，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俩都是好朋友，以致于连他们夫妻俩吵架常常都要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来仲裁。
叶公超：是真名士自风流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些学生就从教室两侧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自嘲式调侃学生：“我上堂上课来的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叶公超属于“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男子，有着不少“红粉知己”、“红袖添香”的风流韵事，从政后官至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他放手让部下工作，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他是新月派的创始人物，但在鲁迅去世后，却著文高度评价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并特别赞扬鲁迅的文字：“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公超“喜画兰，怒画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此后他却一直敬重并保护着胡适。胡适说过，“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傅斯年去世后，他的老师胡适一连用了十四个“最”来表彰傅斯年，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弹劾孔祥熙，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晚年的遗愿是“归骨于田横之岛”。

编辑推荐

落尘编写的这本《民国的底气》记述了辜鸿铭、陈寅恪、钱玄同、傅斯年等人的学识才华、轶闻掌故和精神风骨，作品中充盈着清气、正气。故事精彩纷呈，人物可敬可佩。    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读物之间的图书，或者说，它力图在两者之间打通壁垒，架起一座桥梁。通俗读物往往太缺乏根柢，学术书籍又常常艰深枯燥。既给人轻松愉悦的阅读快感，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深度拓展和启迪，这恐怕就是作者的写作企图。

作者简介

阅读民国，不仅仅是在阅读一段历史和文化，更是在回望和追念一种精神。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最后一个华彩乐章。

    《民国的底气》以风骨为准绳，选取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忽见的笔法，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意欲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件件趣闻佚事入手，来探寻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力图描摹出那个剧烈动荡变革年代中，文化和人生辗转零落的吉光片羽。

    《民国的底气》由落尘编写。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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