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2

章节摘录

靠山是靠不住的吴钩说起胡光镛，可能很多人都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如果提到胡雪岩，大家立马就明白了，哦，他是晚清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在今人的印象中，“胡雪岩”三字几乎已脱离了“胡光镛”这个人物的真实面貌，而成为“红顶商人”叙事中的一个形象符号。现在坊间讲述胡雪岩经商传奇的书籍很多（但历史留下来的关于胡光镛的史料则很少），绝大多数都是从“成功学”的角度，总结与推销“红顶商人”的商业智慧，含蓄一点的说“胡雪岩的启示”，直露一点的干脆宣称“做官当学曾国藩，从商当学胡雪岩”。问题是，胡雪岩的经营之道，真的值得效法吗？即使站在非常庸俗的“成功学”的立场上来说，胡雪岩也称不上是成功商人的典范。不错，胡雪岩以钱庄伙记的低微出身，白手起家而成一代巨商，其财势显赫时，钱庄“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江浙一带的丝茧生意被他“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甚至连“国库支绌（款项不够分配）”，也得时常倚重胡氏产业（清•刘声木《异辞录》）。然而，胡雪岩富不及一代，才二十年光景，胡氏庞大的商业帝国便轰然倒塌，不但财产散尽，还家破人亡。正所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若说这样的商业命运是“成功”的，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如果以现代企业家精神相衡量，胡雪岩的商道，更可谓代表了“官商经济”的歧途。胡氏“成功学”， 一言以蔽之，无非是“权力靠山学”、“权贵托庇学”，以私人关系接驳权力网络，以权力网络圈占市场。第一个靠山王有龄清末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则故事，说上海有一位开钱庄的大财东，“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庄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侯补知县，往来得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大爷，急需用二百两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钱庄里偷了二百两银子给他。过了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荐保的人，受了赔累，钱庄老板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侯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了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利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古雨山”三字，取自“胡雪岩”部首。这个故事显然是在影射胡雪岩。胡雪岩，安徽绩溪人（一说是浙江杭州人），道光三年（1823年）出生，幼年时家贫，以帮人放牛为生，后经人推荐，在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据几种清末笔记的记述，胡雪岩的发迹经历，的确与小说中的古雨山十分相似。小说中的那个“侯补知县”，原型是晚清封疆大吏王有龄。王有龄官至浙江巡抚（相当于浙江省长），但他当官之前，曾经很落魄，“僦居（租屋而居）杭州”，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他的窘困情状让胡雪岩看到了，胡便问他：“先生的面相看起来是大贵之人，何以落拓到这个地步？”王以“先人宦贫”相答。胡又问道：“你先人既是当官的，那你是否也考得了功名？”王说：“曾捐了一个盐课大使的官衔，只是现在已没钱入京报到候补。”盐课大使是朝廷派驻各盐场的税务小官，不过胡雪岩相信王有龄前途无量，又问他：“到京城候补，需要多少银子？”王答道：“需要五百两银。”次日，胡雪岩便给王有龄送去五百两银子。胡只是钱庄伙记，当然掏不出五百两白银（相当于今日7万元人民币，当时杭州一户七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也不过10 两银子左右），银子是钱庄收到的存款，被胡雪岩挪用来送人情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雪岩这个人颇有赌徒心理，后来左宗棠评价他说，“胡雪岩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在人情社会，这种“豪侠之概”显然有助于开拓关系网，积累人脉资源。那五百两银，算是胡雪岩的“期权投资”。靠着胡雪岩“借花献佛”的资助，王有龄入京求官，行至天津，恰巧遇上昔日的同窗好友何桂清侍郎（相当于内阁副部长）要到南方省份查办事件。何问出王的北上缘由之后，写了一封推荐书，让王有龄带着推荐信回杭州拜见浙江巡抚。侍郎大人的亲笔引荐，那是比走入京候补的法定程序更管用的，很快王有龄就被委任为粮台总办。粮台是经理军饷的机构，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缺。王有龄知恩图报，连本带利还了胡雪岩五百两银子，还告诉胡：兄弟，别再在别人家的钱庄当伙记了，不如自己开家钱庄吧。胡遂用王给他的“第一桶钱”，在杭州开了一家钱庄，店号“阜康”。胡雪岩没有看错人，他经商生涯中的第一个大贵人王有龄果然官运亨通，从粮台总办一路高升，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没几年便被朝廷任命为浙江巡抚。而随着王有龄的官越做越大，胡雪岩的生意也风生水起、水涨船高，不但阜康钱庄的分号“几遍各行省焉”，还涉足生丝、茶叶贸易，“与外洋互市”，做茶丝出口贸易，赚了个盆满钵溢。这个故事，收录在清人陈云笙的《慎节斋文存》中。应该说，胡雪岩精明能干，有商业头脑，“无利不趋”，市场嗅觉很灵敏。但胡之发迹，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他在地方官场上的关系网络。据另一份清末笔记、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记述，王有龄（书中隐讳地记为“李中丞”）甫到浙江就任巡抚，便给各州县下了一道红头文件：“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浙江一省的军饷，必须由阜康钱庄经手汇兑。县官们都知道胡与王的关系，心照不宣，“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即使王有龄没有下发这样的红头文件，以我的判断，下面的州县只要明白王胡之间的亲密关系，恐怕还是会主动到阜康钱庄汇兑粮饷，因为给胡老板面子，等于送王巡抚人情。胡雪岩还有一个官商身份——王有龄给他保荐了一个知县的头衔（一说胡花大钱捐了道台的官衔），又命他接管粮台。商人戴上“红顶子”，胡老板同时又是胡大人。“官商合一”的身份，意味着胡雪岩除了拥有通过官场关系网影响公权力的隐权力，还掌握着一部分直接控制公共资源的正式权力。从此，官家的粮库变成了胡家钱庄的“老鼠仓”，给胡雪岩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用陈云笙的话来说，“胡益得大发舒”，发舒，即“任意妄为”之意。是权力，成就了胡雪岩的商业奇迹，更准确地说，是彼时的权力社会，塑造了胡的发迹模式。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胡雪岩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特征，我想这样描述它：这是一个以权力为运转中心的单轴社会。权力构成了这个社会运转不息的唯一轴柱，社会的诸多资源都围绕着权力中轴转动，想象一下龙卷风旋转起来的情景，单轴社会的运作，正好有点像龙卷风的样子。与之相反，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多轴社会，政府，市场，社会自组织，都是社会转运的轴柱之一，就如一个精密的机械手表，由许许多多各自转动又彼此联系的齿轮组成。单轴的权力社会当然也存在着可能很繁荣的市场，但这里的市场并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镶嵌在权力的“磁力场”上，受权力所左右。权力对市场的支配包括：一，权力垄断了大量的市场资源，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开办唐山开平矿务局时，即规定“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不但“不准另立煤矿公司”，而且“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商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二，官府直接控制和干预企业的运作，如汉阳铁厂改制为“官督商办”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在章程中特别强调：“用人，理财，筹划布置，……及一切应办情宜，遵照湖广总督札饬（上级对下级的训示公文），均由督办一手经理，酌量妥办，但随时择要汇报湖广总督查考。”三，官员可以随意盘剥企业和商人，清末绅商郑观应说，“公司若有盈余，地方官吏莫不索其报效，越俎代谋”，所谓“报效”，就是官府和官员打着“为朝廷作贡献”的名目，勒索商人的财产。处于这样的商业环境中，缺乏保护伞的小商人当然毫无竞争力与安全感，但胡雪岩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不但自己戴着“红顶子”，还跟浙江的一把手王有龄是铁哥们，凭着这一官商身份与官商网络，他无疑比其他商人更容易获得权力的庇护和扶持，更容易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更容易动员到足够多的社会与市场资源，甚至他还可以利用官府的力量打击竞争对手。总而言之，胡雪岩只要拽住了权力的尾巴，便成为了市场的领跑者。现代多轴社会的公司和商人，也会谋求对政府的影响，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出来，比如选票，民意代表，院外游说集团，这明显不同于胡雪岩的隐权力。在胡雪岩所处的社会，商人没有正式的选票权、议政权、游说权，他们往往只能利用与掌权者的私人关系，以暗盘操作的方式，实现对权力的有限影响。第二个靠山左宗棠正当胡雪岩在权力眷顾下将他的商业帝国打造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碰到了命运的一道坎。咸丰十一年（1861年），杭州城被太平军攻破，王有龄自杀殉难。对胡雪岩来说，这是一个噩耗，因为他的大靠山倒了。接替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的是左宗棠。此前，左跟胡雪岩全无交情，不过听说过胡雪岩这个人。胡雪岩因为以前得到王有龄的宠信，难免引起一些人的羡慕嫉妒恨，“为忌者所潜”，王有龄在时，他们不敢说什么，但现在王巡抚已死，风言风语就传出来了，也传到左宗棠的耳里，左“初闻谤言，欲加以罪”（刘声木《异辞录》）。我估计，“谤言”也未必全然不实，胡雪岩既是钱庄老板，又经理粮台，以权谋私之类肯定是少不了的。不管怎么说，胡雪岩的命运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不但痛失了大靠山，甚至还可能被新任巡抚治罪。按《庄谐选录》的记述，胡雪岩赶紧去拜谒左宗棠，“左则盛气相待，且言将即日参奏”。情况看起来很不妙。次日，胡突然给巡抚衙门送来了十几船粮米，并禀告左宗棠：“这些米都是给大人的。当日杭州城被围之际，胡某正领了官款前往上海置办军粮，可是等运回杭州时，城已被贼军攻陷，王巡抚已殉难，这批粮米，无法交代，又不能任它霉变，只好又运回上海变卖。现在王师大捷，胡某又将粮米如数购回，交给大人，以便销差。”当时东南数省，自被太平军攻陷后，赤地千里，左宗棠正在为筹集军饷一事焦头烂额，胡雪岩此番送粮上门，恰如雪中送炭，所以老左听了胡雪岩的禀报，“大喜过望，乃更倾心待胡，凡善后诸事，悉以委之，胡由是愈富。”《慎节斋文存》的说法又稍有不同——左宗棠听到胡雪岩的不法传闻后，不动声色，先命令胡在十日之内，“筹米十万石”。当然，胡雪岩要是完不成任务的话，就军法处置。胡雪岩果然不简单，坦然接下任务，还主动跟左宗棠说：“大兵待饷，哪能挨饿十日。胡某虽无现款，但与诸米商相熟，大人如急用，十万石米三日就可运到。”左宗棠大喜，知道了胡雪岩的本事，任命他“总办粮台如故，而益加委任”。这两则野史轶闻，我没有考据哪一则更接近史实，可以确定的是，胡雪岩自此获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和器重，“倚之如左右手”。左主政浙江时，浙省的钱粮军饷，均委给胡雪岩经办；其后他奉旨督办陕甘军务，军饷无所出，想向西人贷款，但自己又不方便出面，也是由胡雪岩经手，从洋银行借来五百万两银。可以说，左宗棠南征北战，建立不世功业，离不开胡雪岩“筹饷购械”之功。左对胡也“知恩图报”，多次奏请朝廷嘉奖胡雪岩，光绪四年（1878年），经左宗棠保举，胡雪岩获布政使官衔，加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一时风头无两。这时候，胡雪岩的产业帝国也处于鼎盛时期。胡以经营钱庄、药材以及生丝贸易为主业，他创办的药业公司“胡庆余堂”是响当当的大品牌；他的阜康字号遍及南北，成了京城王公大臣存取私房钱的首选钱庄，“出入皆千万计”，连西洋人的银行也不敢与阜康抗衡；江浙的生丝出口生意更是被胡氏一人垄断，“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时人称胡雪岩“理财之名大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见《慎节斋文存》、《一叶轩漫笔》、《越缦堂日记》等记述）当然，如前所述，在一个被权力扭曲的经济体中，胡雪岩的巨额财富与其说来自市场的回报，不如说得自权力的馈赠：首先，通过与官方的亲密关系，放大自己的商业信用与财富汲取能力，这是间接的“巧取”；其次，利用筹办军饷的权力，将官款挪作自己的商业资本，这是直接的“豪夺”。用户部尚书（财政部长）阎敬铭的话来说，胡雪岩“最善交结官场，一身兼官商之名，遇事售奸贪之术，网聚公私款项”。左宗棠委托胡雪岩向洋银行贷款，也给了他上下其手的机会。汪康年在《庄谐选录》中记录了一个细节：洋银行借款给胡雪岩，月息为四厘，但胡上报给官方的利息却是七厘，多出来的三厘利差被胡与银行对半分掉。另据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使西日记》上的记录，胡雪岩虚报的利息更高：“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竟然多报了七厘月息。曾纪泽因此在日记中大骂胡雪岩“奸商谋利，病民蠹国”，最后被朝廷抄家、籍没资财，实在是咎由自取，“殆不为枉”！不过，在胡雪岩破产之前，有左宗棠这个保护伞罩着，知情人对他侵吞官款之事，也只能私下议论议论而已，并无将他扳倒的能耐。胡雪岩才不怕呢。其实老早就有关于胡的流言蜚语传开，都给左宗棠挡回去了，同治五年（1866年），左曾向皇帝报告说，胡雪岩“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惟切直太过，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诚，招忌之故。”经过左宗棠变魔术般的解释，别人的口水变成了彰显胡雪岩“任事之诚”的证物。“大树”被连根拔起但是，富可敌国的胡雪岩还是倒掉了，就如一株看似根深蒂固的大树，人们还以为它枝繁叶茂呢，不想突然就发现它被飓风吹倒了。从表面看，摧毁胡雪岩商业帝国的“飓风”来自市场。“飓风”最早是从生丝贸易领域向胡雪岩袭来的——前面说了，胡雪岩几乎垄断了江南的生丝出口贸易，胡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凭借着雄厚的资本与权势，在各地蚕家未缫丝时全部订货，再高价待沽。洋人要购买生丝，除非跟胡雪岩交易，否则“买不得一丝”。清人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录了胡与洋商打贸易仗的经过：某年新丝将出（按推算，这一年应为光绪八年），胡砸进二千万两银本钱，将江浙一带的生丝收为己有，洋人连一点生丝都买不到，无可奈何，只好找胡雪岩，说愿意加价一千万两，收购胡家的生丝。胡却告诉他们：一口价，再加二百万两，否则免开尊口。洋商不肯，相持数月，反复托人游说，胡雪岩就是不松口。洋商觉得，“倘此次为胡所挟，则一人操中外利柄，将来交易，惟其所命，从何获利?”所以几大洋商约定，今年不做生丝出口生意了。结果，胡雪岩的生丝卖不出去，积丝如山，大笔本钱被套牢。次年，又到新丝将出时节，胡雪岩倡议上海的丝商集资购丝，说我们今年再将生丝收尽，“则夷人必降服，必获厚利”。但此时的丝商已不愿意跟胡合作，于是，新丝都被外商收去，胡家去年存积下来的旧丝更无人问津。胡雪岩大急，只好托人跟洋商说情：愿意以初价出售。洋商“笑而不应”。胡又说，跳楼价，只要给回本银就成交。洋商还是“笑而不应”。最后，洋商说，你真想卖的话，就再减价八百万两。胡雪岩不得已，唯有削价处理。胡雪岩本欲居奇索价，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笔生意做下来，不算利息损失，本金就亏掉了八百万两。这次生丝贸易上的失利，导致胡雪岩的资金链出现断裂，累及钱庄经营。光绪九年（1883年），阜康杭州钱庄因资金短缺，关门大吉。钱庄倒闭的消息，又使得储户人心惶惶，结果各地钱庄发生了挤兑潮。市场的“飓风”开始刮向胡雪岩的金融业。恰好这个时候，有一笔八十万两银的银行贷款到期了，这笔钱是以前洋银行借与左宗棠充当军饷的，但由胡雪岩出面借贷，银行只管找胡雪岩这个债务人要钱。本来，这笔贷款的本息应由各省协饷补偿给胡雪岩，但是这一次，协饷拨到了上海，上海道台邵友濂却拒将还款交给胡雪岩，说现在政府没钱，需宽限一段时间。可是银行又催款催得紧，胡雪岩只得从钱庄调来八十万两银，垫付给银行。掏出了这一大笔银子之后，胡雪岩的资金缺口更大了，再加上各地的挤兑潮，阜康钱庄就如被推倒的骨牌，一个接一个倒闭掉，光绪九年十一月间，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处的阜康字号，全部闭歇。庞大的胡家产业帝国，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胡雪岩不是在官场中广植人脉、并得到以左宗棠为首的权贵庇护吗？那么在胡氏大厦将倾之际，那些权力靠山给了胡雪岩倚靠没有？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说，胡氏发生破产危机后，在阜康存款的官场中人，最先到钱庄挤兑，“有亲至者，有委员者，纷纷然坌息（气喘吁吁）而来，聚于一堂”。而作为上海道台的邵友濂更是落井下石，在胡雪岩背后捅了一刀子。倒是左宗棠的亲信、浙江布政使德馨听说阜康钱庄倒闭后，“密遣心腹于库中提银二万赴阜康”，挪用二万两官银给胡雪岩救急，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南亭笔记》还说，阜康钱庄出现挤兑时，左宗棠曾亲到杭州，帮胡处理债务，将杭州官员存于阜康的数百万两银，削成“三十余万了之”，前来提款的官员慑于左之权势，皆嗫嚅不敢言。但这处记述接近小说家言，并不可信。即使左宗棠有心帮胡雪岩一把，也已回天乏力，对于银行业来说，挤兑风潮一旦暴发，通常是毁灭性的；而且这时候左宗棠本人已经老迈、失势。按照写《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写《胡雪岩的启示》的台湾学者曾仕强的说法，胡雪岩的破产，市场风险只是表象因素，幕后原因是左宗棠的政治对手李鸿章派系暗中做了手脚。李鸿章与左宗棠因为政见、派系利益不同，一直明争暗斗。为了削弱左宗棠系的势力，“倒胡”便作为李鸿章派系的一个策略提出来。谁叫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后勤部长”呢？具体执行“倒胡”策略的则是李鸿章的得力亲信盛宣怀。前面提到的上海道台邵友濂之所以拖延交还胡雪岩的贷款，据说就是因为盛宣怀告诉他，李鸿章大人希望他缓发这笔协饷。邵友濂当时虽系左宗棠的下属（左时任两江总督），但他是李鸿章派系的人马，当然照办。盛宣怀借着主持电报局的便利，对胡雪岩的资金流向了如指掌，又趁胡调度钱庄资金还贷之时，马上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做生意蚀了老本，阜康钱庄快倒闭了，从而引发挤兑潮。不过，支持上面这种说法的史料并不足够。但“权力斗争说”很符合人们对于官场生态的想象，也很符合一个单轴权力社会的运行逻辑——权力，既可以将胡雪岩从一个钱庄伙记扶植成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将胡雪岩从高高的云端一把拖下来。如果说胡雪岩是一株大树，根系深扎在官场的地下，那么当他的官场根系被权力派系撬松的时候，一场从市场袭来的“飓风”，便足以将他连根拔起。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在胡雪岩被挤兑潮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多年前他“侵取西征借款行用补水等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两”的旧帐，也给人抖了出来，户部建议朝廷下旨追算。所谓“行用补水”，就是当初胡雪岩帮左宗棠向银行借款时所产生的应酬费用、交通费用等，是一笔灰色开销，肯定有一部分流入胡雪岩的私囊。不过这笔开销早已经核准后列入西征经费的正项奏销了，所以左宗棠出面奏请“准免其追缴”。但慈禧太后还是谕令革除胡雪岩的功名，并清偿旧账。最后，胡雪岩遣散妻妾，变卖家产还债，连胡庆余堂也交出去给人抵债，但还是未能还清亏欠的公私款数。不过，朝廷总算给了左宗棠一个面子，没有拿胡雪岩问罪。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左宗棠逝世，胡雪岩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户部尚书阎敬铭又奏请朝廷：“一面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拿交刑部定拟治罪，一面将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等到拿人、抄家的谕旨下发到杭州时，胡雪岩已于十一月初一病故，到胡家查封财产的官员看到：胡家“所住之屋，租自朱姓。逐细查点，仅有桌椅箱厨各项木器，并无银钱细软贵重之物”，又讯问胡氏家属，供称“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今人亡财尽，无产可封”（见阎敬铭奏折）。昔日风光八面、妻妾成群的“红顶商人”，竟落得如此悲凉的下场。成也靠山，败也靠山左宗棠与胡雪岩双双去世之后，“左胡组合”被李鸿章、盛宣怀组合取代。盛宣怀比胡雪岩年轻十一岁，与胡的卑微出身不同，他出生于江苏常州的官宦世家，父亲官至道台，与胡林翼、李鸿章有交，这也意味着他比胡雪岩更容易接驳上更多的权力关系网。三十六岁时，盛投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当胡雪岩在金融市场与生丝贸易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盛宣怀则在李鸿章的权力羽翼下，参与组建轮船招商局，并任招商局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创办天津电报局，并任电报局总办（相当于公司总经理）。胡雪岩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后，盛宣怀迅速建立了名为国有、实则由自己把持的产业帝国——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芦汉铁路、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勘矿总公司、华盛纺织总厂……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十二岁的盛宣怀已经掌控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产业，并获授太常寺少卿官衔（正四品）和专折奏事权。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同样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不过是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盛宣怀则是“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方代理人，是帝国的体制内人。胡雪岩更多地凭借私人的官商关系网络积累财富，盛宣怀则完全以正式的权力代表身份圈占市场。在单轴的权力社会中，盛宣怀无疑比胡雪岩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他不但掌握着胡雪岩望尘莫及的权力，而且长袖善舞的本事，大概也会让胡雪岩自叹不如——如果胡雪岩知道的话。清末笔记《近代名人小传》形容盛宣怀“少即柔媚，善事人”。相比之下，有“豪侠之概”的胡雪岩更像一个草莽暴发户。盛宣怀每创办一个洋务企业，“皆有虚股若干以馈鸿章，故鸿章倚之若左右手”。盛又通过天津商人王某穿针引线，结纳权监李莲英，自称为“门下弟子”，“莲英喜过望”，多次在慈禧面前称赞盛宣怀忠心耿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应召入京，接任者为王文韶。盛宣怀果然有本事，与王文韶也打得火热。未久朝廷议建芦汉铁路，北段由王文韶主政，南段则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政。王文韶想保举盛宣怀来督办铁路的修建，又恐怕张之洞不同意，因为张之洞与王文韶的关系不大好。王于是先派盛宣怀到武昌拜见张，探探口风。盛宣怀一见到张之洞，便送上一份大礼：许诺帮张之洞填补铁政亏空。原来张之洞经营汉阳铁厂，亏损过百万，欠了一屁股债，现在盛宣怀答应接下这个烂摊子，张氏虽然很不喜欢盛某这个人，但还是喜出望外，答应与王文韶一起荐举盛当芦汉铁路督办大臣。与张之洞的这宗交易，使盛宣怀完成了对全国路矿行业的垄断。此后，“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盛宣怀）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清•胡思敬《国闻备乘》）清人刘声木曾统计过盛宣怀的财产数目，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合计盛氏家产数千万两”，如果我们折算成人民币，就是几十个亿。如果说，胡雪岩的财富是拜权力所赐，盛宣怀又何尝不是？刘声木感慨地说，“无论何官，统计一生厚禄重利，亦决难集资数十万两，何况数千万两乎！”但我对盛宣怀的财富积累速度与路径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一个商品经济活跃的单轴权力社会，官的权力与垄断性的市场相媾合，便可以孽生出难以想象的收益。单轴的权力社会塑造了世界上最神奇的成功学：权力靠山学。然而，权力靠山并不可靠，胡雪岩的破产结局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盛宣怀也将以他的经历来见识这条铁律。《国闻备乘》记述：因李鸿章去世，王文韶罢官，盛宣怀失去了大靠山，“势遂孤”，袁世凯当了北洋大臣后，先后夺了盛宣怀的电报局控制权、铁路局控制权。盛宣怀“不得已，乃尽卸各差，脱身回里”，灰溜溜走人，还大病了一场，几乎起不了床。又过数年，袁世凯失势退隐，盛宣怀又出来四处活动，上下打点，花了一大笔贿金，终于当上邮传部尚书（相当于交通部部长）。但上任未久，因谋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歪打正着地按下了将大清推向终局的第一块骨牌——为镇压保路运动，清政府将湖北的军队都调往四川，这才使得武昌起义有机可乘。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初四，清廷资政院开会，要求朝廷将惹火烧身的盛宣怀“明正典刑”，次日，圣旨下来，盛宣怀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也不敢再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当然，比起晚景凄凉的胡雪岩，仓皇而逃的盛宣怀毕竟要幸运得多，这应归因于盛宣怀所掌控的是跟权力结合得更严实的官商企业，没有破产赔累的个人风险。不过两名“红顶商人”祸福沉浮受制于权力态度的命运曲线，则差不多。我们可以将晚清“红顶商人”的命运曲线画出来：如图所示，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红顶商人”，靠权力网络的庇护而发家，权力靠山就是他们崛起的基石；当权力靠山发生变动时，比如原来的庇主失势了，下台了，去世了，突然不提供庇护了，或者旧的权力格局更新了，新势力上台了，他们的人生与事业马上进入低谷，甚至面临跌倒的风险，比如王有龄殉难后，胡雪岩差点被左宗棠抓起来治罪；如果他们适时攀附上新的权力靠山，则又可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旦再出现“靠山变动”——“靠山变动”总是无法避免的，没有谁能够永远掌权——他们也随之跌下来，甚至可以跌得粉身碎骨。从“红顶商人”的命运曲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单轴社会，建立在权力网络上的官商企业（如盛宣怀控制的公司）、半官商企业（如胡雪岩的钱庄），固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而在多轴社会，权力不可能拥有这么大的能量），但是，这些企业所依靠的权力网络又是脆弱的，你无法预期它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坍塌，因为，只要权力靠山发生变动，都可能导致原有的权力网络失效，所谓“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托庇于权力网络的“红顶商人”，总是逃不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除非，你能在出现“靠山变动”的情况后，立马攀附上新靠山，从而接驳进另一个权力网络，但这怎么可能呢？以盛宣怀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手段，都做不到讨好每一个权力派系。中国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富不过三代”，很多时候甚至是“富不过一代”，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寄生在权力网络中的“富”（产业、企业），在出现“靠山变动”、旧网络失效之后，便难以为继。权力靠山无法给商人提供稳定、长久的安全预期，一套承认并保护产权、且能有效约束权力的制度体系，才具有这个功能。可惜晚清的“红顶商人”未必能明白这个道理。“红顶商人”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误入歧途”的群体。不过我不忍心去谴责胡雪岩们，在权力主宰型的单轴社会中，假如胡雪岩不去攀附权力靠山，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钱庄小伙记，如果他勤俭一些，有了点小积蓄，也许还可以成为一个“泯然众人矣”的小老板。但是，倘若在胡雪岩一败涂地的一百二十年后，还在津津乐道“红顶商人”的“权力靠山学”，那就难免让人产生“不知今夕何夕”的感慨了。

前言

一这本小书，可以说是我去年出版的《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的姊妹篇。“隐权力”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对中国历史社会的摸索兴趣。中国漫长的历史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吸引着我去一探究竟，就如面对一间庞大而暗影幢幢的密室，我想在上面打开一扇窗户。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洪振快、先生的“亚财政”，都是不可多得的、观察中国历史社会这间大密室的窗口。我希望“隐权力”也能够成为一扇这样的窗口，可能它不如前者那么敞亮，但至少，可以多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我将“隐权力”定义为一种缺乏合法性、躲在幕后操作、能量巨大的非正式权力，它不是来自正式授权，而是通常由人情关系、个人影响力、个体所掌握的加害一造福能力等因素自我繁殖出来。“隐权力”也可以理解为“潜规则”的孪生概念，创造了“潜规则”概念的吴思先生说，“‘潜规则’说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隐权力’说的是这种互动中每一个主体的明暗权力”。我也相信，但凡有潜规则的地方，大致都可以发现隐权力的影子。因为，所谓权力，其实就是制定规则的力量，所谓潜规则，其实就是权力落差所造成，权大者对于权小者，有权者对于无权者，由于存在权力优势，才能够对后者进行“潜规则”。而隐权力的出现，可以改变原来的权力落差，使落差更加悬殊(如果原来的权大者、有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或者缩小这种落差(如果原来的权小者、无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总而言之，隐权力可以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生成新的潜规则秩序。坦率地说，当“隐权力”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成型，再转身进入历史的密室中探望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原来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景色变得清晰了。它不但让我看到了“潜规则”背后的推手，也让我发现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的幕后推力。二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出版后，受到了一些关注，一些朋友也写了书评或读后感。我注意到，也有一些朋友将“隐权力”看成了官场上的“厚黑学”，可能是拙著将观察的侧重点放在古代官场上，更多地描述了古代官场的隐秘运转。但如果读者将“隐权力”视之为官场“厚黑学”，却误会了作者的本意。我更愿意“隐权力”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历史社会(而不仅仅是官场)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在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的后记中，我曾注明，“‘隐权力’并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或者说，“隐权力”是一个中性概念，正如“潜规则”也是一个中性概念。学者秋风先生在拙著的序文中也特别提醒：“非正式权力可能无处不在，任何社会治理都必然要依赖这种权力。相对于政府的权力，每个社会必然存在着其他非正式权力，如绅士的权力、教会的权力，甚至学校校长的权力——有的时候，人们用‘影响力’这个词来替换此处的权力。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仅仅由政府的正式权力来治理，如果是那样，那就是权力控制一切的完美的专制社会了。一个优良治理的社会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正式权力比较有限，社会由广泛的非正式权力来治理。当然，仅此尚不能构成优良治理的社会，但若非如此，则断然不可能是优良治理的社会。因此，非正式权力并不完全是坏事。”现在的这本小书，就是沿着秋风先生所提示的分析框架，观察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古代官场，而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古代社会，重点考察了“亚权力集团”(如粮胥、狱吏)、传统士绅、近代绅商、民间宗教、帮会势力、伶人、苦力等社会群体的“非正式权力”，以及“非正式权力”与官府的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此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换言之，本书的侧重点将放在对官府与民间、官与民关系的观察上。为了保持文章的趣味性，我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以小个案印证大背景。三如果要对传统社会做一个概括，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一切官与官、官与民乃至民与民之间的事务，即由权力更大者说了算。套用“法治社会”一说，我生造了一个词来命名它：“权治社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单轴社会，权力就是它的运转轴心。在旧时，县衙通常设于县城的中轴，这种地理的中轴位置恰好象征了权力乃是传统社会的中心。在这个单轴的权治社会中，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自治空间，由地方士绅、具有半官方身份的里长保长、大宗族的族长、乡庙的理事以及城市的街团领袖等分享公共治理的权力，这个自治空间，我称之为“私民社会”。也就是说，除了制度化的国家权力之外，传统社会并非没有秋风先生所说的“其他非正式权力”。看起来似乎不符合“单轴社会”的特征。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首先，传统的“私民社会”非常脆弱，往往抵御不了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入，比如明末，城市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却一直未能发展出一套牢固的产权保护制度，商民的店铺、居民的住宅，官府找个理由便可以征收、拆迁，哪怕是有碍“观瞻”，也可能会被勒令“尽行拆卸”。其次，有威望的士绅、绅商虽然在地方社会具有某种“自发性权威”，并获得了非正式的公共治理权力，但是这种权威或权力，并未得到法律上的正式认可，而只是一种惯性做法，甚至表现为缺乏合法性的“隐权力”。民间宗教与帮会势力更是朝廷所不容的非法权力。——这也是这本小书继续以“隐权力”为主线索观察古代社会的原因。所以，至少在清末新政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就是一个权力独大、权力说了算的单轴社会。显然，这个社会距离秋风先生所说的“优良治理的社会”尚远。四这本小书虽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观察对象，不过多数篇目还是聚焦于晚清社会。晚清是一个新旧杂陈、传统与近代相碰撞的大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发育取得瞩目成就的历史时段，绅商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于晚清，资政院与谘议局的设立，也给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考察晚清社会，不但可以梳理传统社会的成员借重“隐权力”参与公共博弈的惯习，而且也为我们发现优良社会治理的现代方向提供启示。在我看来，优良社会治理的现代方向便是，从单轴社会走向共治社会。所谓共治社会，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描述：纵向上，社会不是官方权力的附庸，而获得充分而坚实的自治空间；横向上，社会由各类小共同体分享公共治理的权力。如前所述，传统的“私民社会”实际上也存在“共治”的因素，但那种“共治”显得脆弱，而且缺乏合法性。现代方向的共治社会，应当重塑官府与民间、官与民的公共关系，赋予民与民间参与公共治理的合法空间。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出版，蒙《新京报》不弃，获评2010年“春季好书”，我曾写了一段个人感想，在我第二本小书有机会出版之际，我愿意将这段感想再表达一次：期待那些通过暗盘操作影响权力运行的“隐权力”被清除到最小化，而那些合理的非正式权力则可以获得合法身份，从而摆脱“隐权力”的尴尬。如果小书能够引起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则作者深感幸甚。是为序。2011年初夏

媒体关注与评论

“潜规则”描述了互动中的无形边界，“隐权力”描述了互动主体的无形力量。“隐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社会现象，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江湖。—— “潜规则概念之父”、《炎黄春秋》杂志主编 吴思与前一本著作相比，本书对传统中国源远流长而广泛的社会自治组织和运转情况，进行了有趣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揭示了绅士群体的正面作用——作者赋于了“隐权力”以积极意义。这本书会让你重新思考自己关于中国传统的成见，更为理性地构想在中国建设自治社会的路径。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走社会科学的路径，研究历史，而且制造新名词，这是吴思的研究路径。吴思之后，又有吴钩。话说得明白，理讲得透彻。“潜规则”无独有偶，“隐权力”也许不久将风靡于世。——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鸣中国社会的全部，除了凸显的主流社会外，一定还有一个隐蔽的社会。这个隐蔽的社会一定还有着自己的社会规则、行为准则，一定还有与凸显的主流社会不一样的隐蔽权力。吴钩先生所研究的是一个我们过去不曾知道，或者说知道得不太清楚的一个隐蔽社会。只有将一个凸显的主流社会和一个隐蔽的社会结合起来，才能看清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也正是吴钩先生《隐权力》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后记

写完小书的最后一篇稿子，还有几句余话要说。 小书以“隐权力”为切入点，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官与民、官府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为主线索，但毕竟由于各篇都是独立成篇的文章，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只是在编辑成书时，作者根据各篇的侧重点，对文章略作分类，以期看起来更条理一些。大致来说，小书的第一辑，主要考察寄生在权力链条上的有权者对无权者的盘剥；第二辑主要考察士绅群体与官府、官员之间的博弈；第三辑主要考察晚清绅商、一般商人与权力者的关系；第四辑主要考察官府对民间“神的代理人”的态度；第五辑则主要涉及对社会边缘、下层群体与官方关系的观察。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食权者的分肥原理》、《冤案是如何平反的》、《为权力而祈祷》与《神像与官印》(原题《出家人的隐权力》)四篇文章，原本已收录入作者此前出版的《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一书，因为考虑到这四篇文章都是侧重于讨论官民关系，更符合本书的主旨，所以经修订后，一并收进本书，这里也特别向读过《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的读者致歉，希望本书的其他篇目，能够补偿您的重复阅读。 《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出版后，坊问出现了一些引用或仿造“隐权力”概念的书籍，我很乐意于这一概念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使用，但有一本讨论“泛权力”的作品，其核心概念与基本思路，均模仿自拙书。曾有不知情的读者问：到底是谁模仿了谁。这让我感到不舒服，所以在这里指出说明，是“泛权力”模仿了“隐权力”。 更让我气愤的是，拙书出版不久即被盗版，以“吴思最新力作”的名义兜售。这不仅不尊重我的版权，也对不起吴思先生。盗版书的后100页，全是盗版商私自添加进去的、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不知是什么人写的文章，与“隐权力”毫无半点关系，文笔也十分拙劣，东拼西凑，乱七八糟。全不知情的朋友，如果真的以为那些文字是吴思新作，岂不是大大损害了吴先生的清誉？半知情的朋友，知道《隐权力》是吴钩写的，却不知那盗版书后部分的垃圾文字乃是盗版商拼凑的，这也坏了我的名声。也需要在这里特别澄清。 不管是上一部《隐权力》还是现在这本小书，都从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概念中获得了启示，在此向吴先生致谢。也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李又顺先生，我写作懒散，李先生督促着我将书稿如期完工。也感谢吴思先生、秋风先生、马勇先生、张鸣先生为这本小书撰写了推荐词，他们的美言，我愧不敢当。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更得到我妻子杨娜的莫大支持与鼓励，她是拙稿的第一个读者，还自告奋勇当了拙稿的校对，指出了拙稿的不少失误。我的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吴桐也很关心爸爸的书稿，并在我写作时给我鼓劲，给我枯燥的写作过程带来了非常大的乐趣。本书献给她们。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虽然对拙稿再三核校、修订，但一定还存在着诸多错漏，趁着付梓的机会，也请读者方家教正、批评。谢谢你们。

内容概要

吴钩，历史研究者，主要关注领域为明清时段的政制与社会生活，习惯以社会学与政治学为分析工具，对正史野稗、前人笔记所记录的明清社会、官场细节及其背后隐秘进行梳理分析。在《博览群书》、《书屋》、《社会科学论坛》、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有多篇历史社会学随笔，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书籍目录

目录





自序：从单轴社会到共治社会





粮胥狱吏



食权者为刀俎，无权者为鱼肉



◎ 权治社会的路径依赖



◎ 监狱的刀俎格局



◎ 食权者的分肥原理



士绅阶层



他们是社会精英，地方的非正式统治者



◎ 官府的“势利眼”



◎ 士绅：私民社会的保护伞



◎ 冤案是如何平反的



贾师宦官绅商



他们以私人关系接驳权力网络，以权力网络圈占市场



◎ 政治宴席上的绅商



◎ 靠山是靠不住的



◎ 内务府之腐



神伶界大王



神对人的支配力量，不亚于国家权力



名伶只是权力卵翼下的光环



◎ 神像与官印



◎ 为权力而祈祷



◎ 戏子与角儿



游民青帮



游民的崛起，社会就会进入“自乱”，而非“自治”



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左右着上海政商两界



◎ “自乱社会”的生成



◎ 朝廷孵出黑社会



◎ 从“叫歇”到“西家行”



后记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作者简介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隐权力2》重点考察了亚权力集团（如粮胥、狱吏）、传统士绅、近代绅商、民间宗教、帮会势力、伶人、苦力等社会群体的“非正式权力”，以及其与官府的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此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隐权力2》的第一辑，主要考察寄生在权力链条上的有权者对无权者的盘剥；第二辑主要考察士绅群体与官府、官员之间的博弈；第三辑主要考察晚清绅商、一般商人与权力者的关系；第四辑主要考察官府对民间“神的代理人”的态度；第五辑则主要涉及对社会边缘、下层群体与官方关系的观察。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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