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之处

章节摘录

　　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为标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以传统农村共同体向现代农村社会进化的自然过程受到严重挫折为背景展开的：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结构受外力强迫逐步向现代形式演进的同时，农村组织结构则出现了“倒流”（农民在受严酷剥削的同时更加深刻地依附于土地）。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被强行纳入帝国主义经济体系，而农村经济则依然深陷于传统的租赁关系，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交换与财产关系并未进入农村生活形态。郑大华在他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中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导致农村经济“崩溃”的几点原因如“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统治阶级的地租剥削”、“天灾人祸”等①，但是他并未分析当时农村内部的现状，如农民之间的交换关系、财产与地租的关系等。而这些因素实际上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农村自身的组织形态具有极大的意义。　　本书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实际上依然处于一种前现代社会的村落结构形态。这种形态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农村共同体。从经济维度上看，“集市”在中国农村的经济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功能。但是，通过“集市”交易所形成的并不是商品意义上的利益或交换，相反，它仅仅是一种基于满足日常生活必需的较为原始的物物交换。从政治维度上看，中国传统的农村是以村落为单位。村落绝大部分以宗亲关系为基础，相互之间又存在地缘上的邻里关系。这种以宗亲血缘、邻里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态客观上就直接弱化了经济利益关系在生活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民国时期的乡级政权尽管在区划上下辖若干个村，并且通过保甲制度使农村的村落与宏观的政治建立起联系，但是它极少对农村内部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于建嵘在他的《岳村政治》一书中也使用了“共同体”这个概念，但他显然并未关注“共同体”与“社会”在经济关系性质上的区别，相反他实际上等同了这两个概念。

前言

　　2002年底教育部批准的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科研项目之一“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目前的这套丛书即是这一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所以言其新，是因大致上说来它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新世纪到来后的事情。学术发展学术流变反映着社会发展社会变迁，或者说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了，5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算不上“长时段”，然而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却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一段历程，何况这段历程中，出现过改变民族与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现过惊心动魄令世人瞠目的重大变革和戏剧性变化。其间，既有凯歌行进、激情彭湃的欢乐乐章，也有极左泛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曲折，更有峰回路转、经济腾飞的壮美与辉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中徘徊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惟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绩斐然，为世人瞩目。这一切不值得从执政的角度加以总结与反思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进程令人目不暇接，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等等全新的问题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形成挑战。

书籍目录

丛书序言自序绪论第一章 被展现的与未曾展现的“1978年"第一节 国家政治视野中的“1978年”的整体性及其意义第二节 农村与农民视野中的“1978年”的差异性及其内容第三节 整体性与差异性的“沟通”：农村改革是如何发动的?第四节 小结第二章 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生存状态第一节 “运动”过后的农村：政治热情与温饱欲望的“纠缠”第二节 “保守主义”的勇气：变革环境中的农村与农民第三节 “茧”丢在哪了：改革初期的遗留问题第四节 小结第三章 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局部化与差异性第一节 自然环境、人口、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第二节 改革意识的启蒙与农民群体行为第三节 改革进展的特征及其影响第四节 小结第四章 1978年前后农村改革局部化的结果第一节 农村组织性质的变迁及其现代化第二节 改革过程中的城市与农村的互动关系第三节 农村改革模式的合理性及其误解第四节 小结第五章 真实的“1978年"与被体验的“1978年"第一节 三十年前自我看待的“1978年”第二节 三十年后他者体验的“1978年”第三节 后人如何看待前者的历史结论：兼议研究“1978年”的意义参考资料后记

作者简介

《"破茧之初":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原初状态及地区差异》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将展示宏观与微观层面的“1978年”前后的农村与农民状态；第二章将立足于中观层面的依据，对“1978年”的“前”与“后”及城市与农村进行比较；第三章通过各种要素的比较，寻找地域间的相通或差异，从而得出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并非整体性，而是局部性，存在差异性”的结论；第四章，由最根本的问题——改革30年后，“三农”问题为何成为当代中国头等问题——进行倒溯，从改革的局部性、地域的差异性中寻找解答；第五章将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认识历史时期与历史事件的意义及其途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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