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变迁的政治基础

章节摘录

　　2．3．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与公司治理变迁　　诺斯（2004）认为，经济变迁的过程，往往是先诱发一套信仰，信仰引发形成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制度在社会空白领域引入越来越多的政策，政策改变了现实，现实又返回去修正信仰。诺斯的这一洞见虽不乏批评，但却有助于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公司治理变迁的基本逻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先于相应的公司治理实践的。正是这一套新的信仰体系，引发了当代中国一系列新制度的建立。为了巩固这些新的制度，而且是出于这套新制度的本能，政治系统出台了一系列改变现实公司治理状况的政策。随后，公司治理的改变又使得各利益相关者原有的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地得到修正。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对未来新中国国体、政体及基本政策的设想。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949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新中国的经济纲领与政策。随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高度概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由于上述政策包括了四个方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个对象即公方、私方、工人、资本家、城市、乡村、国内、国外，因此又被简称为“四面八方”政策（武力，1999，p．74）。这些思想和建议，基本都被于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接受，并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与《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前言

　　不了解历史，就难以改进现实并预知未来。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公司治理变迁，才能更好地把握公司治理变迁的未来方向；只有充分了解中国自身的公司治理变迁，才能使我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在全球化进程中既顺应世界潮流又能体现中国的特殊性。因而，加强对公司治理变迁的研究非常必要。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这样的时点“盘点”公司治理变迁，无疑更富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企业都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它不仅需要在经济上是有效的，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是合适的。所以，作为多种制度安排在进化博弈中形成多重均衡结果的公司治理及其变迁过程，不可避免地深受嵌入于其中的政治环境的影响。遗憾的是，在公司治理变迁的以往研究中，政治似乎成了一个既无法驱除又捉摸不定的 “幽灵”，只能被无奈地看作“黑箱”。本书详细考察了政治因素对公司治理变迁的影响，从而揭开了笼罩于政治中的神秘面纱，旨在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并为考察公司治理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　　所谓的政治基础，就是在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下政府的介入与各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它主要由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部分组成：第一，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世界看法的一套信念，它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

内容概要

　　吴金群，男，1975年生于浙江东阳。1997年获得浙江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随后进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2008年获得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转入公共管理学院任教。目前主要从事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近几年来，主持国家发改委课题1项、浙江省厅级课题3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申报及研究6项。在《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教学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Behavior等中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并参与编著教材2部。

书籍目录

01 导论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1.2 已有相关研究述评1.3 政治基础：一个新的理论视角1.4 主要创新点02 意识形态的影响2.1 意识形态及其左与右2.2 两种均衡与制度互补：以公司所有权结构为例2.3 意识形态与公司治理的协同演化03 政府的介人3.1 政府的经济性质3.2 政府介入公司治理变迁的政治目标3.3 政府介入公司治理变迁的主要方式3.4 政府介入的限度：以健力宝事件为例04 利益集团的博弈4.1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与政治影响4.2 影响公司治理变迁的主要利益集团4.3 公司治理变迁：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演化05 当代中国公司治理变迁的政治基础5.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司治理的政治重构5.2 行政型公司治理及其转型5.3 经济型公司治理探索的政治基础06 结论与展望6.1 结论6.2 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作者简介

《公司治理变迁的政治基础》讲述了：不了解历史，就难以改进现实并预知未来。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公司治理变迁，才能更好地把握公司治理变迁的未来方向；只有充分了解中国自身的公司治理变迁，才能使我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在全球化进程中既顺应世界潮流又能体现中国的特殊性。因而，加强对公司治理变迁的研究非常必要。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这样的时点“盘点”公司治理变迁，无疑更富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企业都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它不仅需要在经济上是有效的，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是合适的。所以，作为多种制度安排在进化博弈中形成多重均衡结果的公司治理及其变迁过程，不可避免地深受嵌入于其中的政治环境的影响。遗憾的是，在公司治理变迁的以往研究中，政治似乎成了一个既无法驱除又捉摸不定的“灵”，只能被无奈地看作“黑箱”。《公司治理变迁的政治基础》详细考察了政治因素对公司治理变迁的影响，从而揭开了笼罩于政治中的神秘面纱，旨在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并为考察公司治理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所谓的政治基础，就是在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下政府的介入与各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它主要由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部分组成：第一，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世界看法的一套信念，它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通过对21个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就当代中国的公司治理变迁而言，意识形态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第二，政府的介入。相对于经济目标而言，政府对实现政治理想、提高政府合法性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的追求具有更为基础的意义。一般来说，政府介入公司治理变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拟定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建立公司治理的法制基础；拓展公司治理制度选择的空间。不过，政府的双重身份和“掠夺之手”，会造成政府行为的“本质两难”。因此，政府介入公司治理变迁存在必要的限度。第三，利益集团的博弈。利益集团是由已经意识到存在共同利益的人们组成的，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以自觉的方式联合起来参与政治过程，并试图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决策的非政权性集合。在公司治理变迁过程中，官僚、股东、银行、经营者与职工等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较大。从静态角度看，公司治理变迁的方向主要由一个国家中的强势利益集团决定；从动态角度看，公司治理的变迁乃是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不断演化。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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