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书评

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曾经和一位香港朋友聊普选。我问她为什么97年之前香港没有民主，但是大家相安无事；而97年之后，普选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她说，在港人看来，英国治下的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管制良好秩序井然，同时有英国政府对英国本土的治理为范本，也给了港人对港府的信心。然而97之后，香港弊案频发，以往的的社会秩序也开始混乱，更糟糕的是，大陆的社会现状使港人害怕大陆的今天就是香港的明天。在她看来，港人对普选的诉求，事实上是对往日的怀念和渴望。如果能够回到以往的美好时光，有没有普选其实并不重要。那么，选举重要吗？有一些客观存在很值得思考，在欧美等成熟的国家，近几十年来的投票率在逐步下降；而在转型国家和地区中，投票率却通常很高。另一方面，并非每个民主国家都如美国一般美好而强大的，世界上同样存在着低效率和混乱的民主社会。这折射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追求的究竟是民主本身，还是全社会的福祉？这两个问题相提并论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答案是：人们希望通过民主实现全社会的福祉。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民主一定可以实现福祉吗？非民主一定就与福祉无缘？是否存在通往美好社会的其他道路？政治哲学上，功用主义观点认为一切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去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便这个过程中会损害小部分人或者阶段性的利益，简而言之，结果比过程更重要；而与之不同的绝对主义认为，所有的政策和行为，应该遵循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在过程公平的前提下，结果的不公平可以得到宽恕，换言之，程序比结果更重要。回到我们的社会，人们对与历史和当下的评判，却往往秉持不同的道德准绳。面对历史，人们通常选择功用主义观点：所以，史书上将所有经济繁荣版图稳固的朝代称之为太平盛世，并赋予这个朝代的皇帝以无上的褒奖，同时也不会仔细去考量盛世之下的政治机制和国家治理是否“程序正义”。面对当下，人们却更偏向于绝对主义：我们呼吁公平、民主、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便这个过程的结果很大可能是走向另一种混乱和无序。影响我们理性判断的，往往不是社会事务的本身，而更多的是我们每日的感同身受，以及因共振而放大的全社会的紧张情绪。此情此景之下，政治领袖应该做什么？在民主社会，理性的选择是跟着选票走，民主投票是缓和社会情绪的特效药---这是职业经理人的最优选择。在家天下的非民主社会，可能会又另一种选择--以长期福祉为更重要的考量--这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实际控制人的理性选择。折中的路线是：以长期利益为终极目标，过程中适当撒些散碎银两给社会大众，以缓和社会压力。这也许才是是改革的核心逻辑。2012年11月，习总在记者见面会上淡定的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语言虽然平实，但是不难发现，习总比民众更清楚历史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民众的短期需求如何缓解。也不难看出，我们的改革会将会是怎样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