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书评

在中国谈论社群主义还很奢侈

虽然本书开篇即将社群主义介绍为自由主义最强劲的敌人，但作者俞可平随即指出，“社群主义是个人主义极端发达的产物……它的价值只有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极端发达的前提下才得以凸显，它自己的不足也只有通过自由主义才能得以补偿。”这句话非常关键，这让我们普通读者也会立即产生如此共识：社群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最贴心的互补，就如同我们常把自己当做最大的敌人一样。说它最贴心，是因为社群主义并不试图推翻自由主义，它更多是讽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争论---有时似乎脸红脖子粗，有时则手拉手彼此温婉相惜。事实上，社群主义正是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它的很多建议已经或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所采纳，但二者能够一直以对峙状态并行于世，显而易见，社群主义很多纲领也并非全是对自由主义不足的补充，有一些，甚至是对其的伤害。这来自于社群主义本身存在的大社会意识。社群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麦金泰尔说，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绝不能培养出公民的爱国情怀。这话真心没错，但自由主义其实可以很轻松地反问：为什么要爱国？这种将任何团体和组织都纳入社群范畴的统分法是很危险的。很简单，社群主义所推崇的积极权利，对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消极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利弊兼具的互动。一个显著的分水岭是：社群主义高度颂扬公共道德建设，亦即对善的追求，但此善与新自由主义的最高命令的利益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而是一种折衷---不是委曲求全似的折衷，而是能将个人主义更容易、更规范、更合法地融入社会中的不二法门，这其实不是个人主义者所反对的，而恰恰是他们所致力于寻求的。麦金泰尔说，并非所有人都生而具有相同的道德律，这种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因此并不具有普遍性，更不具有先验性，只有将个人主义融入社群，才能真正创造出公共道德来。这句话没错。但其实个人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善，社群主义先把个人主义置于一种恶，自然是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个人主义者说，如果社群主义者关于我们不能自由选择，我们的价值是由我们的社群决定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理由批判人们所处的社会的价值。这句话相当有力量！对社群的理解在此就显得非常重要。保守主义先驱柏克把社群理解成伙伴关系，我认为算是切中了其命脉：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正的社群必然是这样的一群同道中人所组织起来的。既如此，社群的意志，就该是个人意志的集中体现，而社群自由也正是个人自由的集中体现而已，又何必纠结于是善优先还是权利优先？但无疑，社群主义的确是唯一能够对自由主义进行良好补充的思路。极为赞同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批评。我甚至认为，原初状态的确是有，但却是各人有各人的原初，无知之幕当然更是真理，但由谁来撕开这道大幕，结局大相径庭。如前所述，社群主义是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而在此前，自由主义战胜了极权主义包括普遍的权威主义，成为西方执牛耳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纲领。没错，在盛行自由主义的一些西方国家，若干年以前，曾威吓了上千年的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也包括其他一些主要的意识形态，已经被自由主义所消灭或驱替了。但说自由主义如今已笼罩了全球，还为时尚早，甚至在意识领域也远不具普遍性。因此，我们现在讨论自由主义，也只能是围绕西方国家的政体而言。个人与社群的关系无疑是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灼灼所争之处。先验性的道德律如果确实存在，那么个人与社群的关系就是活鱼与好水的关系，但康德这句判断现在已证伪，那么是个人主导社群还是社群主导个人，是遵循“追求最高利益的命令”还是屈从于无数个小圈子抑或一个大一统的庞然大物？按照社群主义另一个代表性人物查尔斯.泰勒的理论，离开社会的个人是不自足的，这没错，泰勒所鄙视的原子主义的确值得诟病，但反过来我们更应该问问，离开个人的社会，是社会吗？社会难道先于个人而出现？它“先验”地就是一个具备生命力的东西？如果这一点没有高清，在中国，还是暂时不要谈论社群主义为好，毕竟，这个概念曾经有过酷似孪生兄弟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过。何况，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进入任何一个社群吗？显然，且不说在中国，即使是在美国亦做不到。既如此，连成员资格都无法保证普惠，我们的个人自由难道不更加弥足珍贵吗？很显然，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还将持续下去，这是极好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就可以预测到结果，自由主义必将在社群主义这个真正的敌人面前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通常来说，我们真正的敌人也都是我们自己。

离开自由主义谈论社群主义的后果是危险的

当被问及“你是谁”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呢？你通常不会回答说“我是庞二哥”，除非是对于知道庞二哥是谁的人这么回答才有用。但是对于知道庞二哥是谁的人而言，庞二哥又是谁呢？他们可能会说庞二哥是一个书评人，是一个东北人，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是某某人的朋友，是某个群里的成员等等等等，但他们不会说“庞二哥就是庞二哥”，虽然这么说也对，但没有意义。社群主义的出发点即在于此。社群主义强调一个人的社群身份，针对的是新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的态度。而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一直强调个人，则是针对功利主义者太过强调最大利益的态度。新自由主义指出，不能因为追求最大利益而放弃少数人乃至个人的利益，即使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也要让“这些不平等有利于社会中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而社群主义则认为，近年来的一些让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如公民责任和义务意识的缺失、人们消极情绪的弥漫、奉献精神越来越匮乏等都“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他们把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称为‘原子主义’”。社群主义者指责新自由主义只见原子不见事物，只见个人不见整体。从这一点上说，社群主义和法团主义是有些相近的，它们都反对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然后两者也有很大的区别，法团主义其实是一种政治主张，而社群主义则是一种政治哲学。虽然社群主义也有他们的政治诉求，“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了达到最大和最高的善而组成的人类团体或人类关系，即政治社群。”用《社群主义》一书的作者俞可平的话说：“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者的批评是对的，社群主义者实质上没有把社群与政治社群区分开来，他们所说的社群成员的自我认同也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而既然是“批评”，既然是“或多或少”，那么还是在说社群主义从根本上更偏重于政治哲学。那么，什么是政治哲学？俞可平教授在本书的开头就阐释了政治哲学及其流变，他说：“政治哲学在政治学这门科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为整个政治学研究奠定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而更为偏重于政治哲学的社群主义所思考的问题也更偏重“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比如前面说到的“我是谁”的问题，这是社群主义所认为的首要问题，他们觉得“问题不是‘我应当是什么？我应当有什么样的生活？’而是‘我是谁’？”俞可平教授指出：“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者所遵循的是康德式的先验理性，那么正好相反，社群主义者所遵循的则是一种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使得社群主义者进一步断定，个人不能自发地选择自我，而只能发现自我。”也就是说，“是社群决定了‘我是谁’。”“只有当我能够回答‘我在现实中担当什么角色’这一问题后，我才能回答‘我应当做什么’。”当然，政治哲学并不只是飘浮在空中的东西，争论“我是谁”和“我应该做什么”哪个问题才是首要的并不只是两个政治哲学流派的概念之争而已，它会接下来衍生出很多问题。比如，当社群主义者认为“我是谁”是首要问题并且断定是社群决定了“我是谁”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们把社群放在头等地位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强调美德和公益。社群主义的美德观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美德是人们实现其内在利益的一种唯一的方式。”“第二，美德是人们的实践的产物，它本身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第三，美德不是指个人的单独行为，而是指个人的生活整体。”而社群主义者强调的公益则是一种相容性的公益，“它意味着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于是它的反面相关性则在于：“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不光是我一个人受到损害，而是同一社群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损害。”比如：雾霾。因为强调公益，所以社群主义更喜欢批评政府的不作为。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一个大政府。不过，当大政府和美德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危险性就在于，对善的理解是因人而极不相同的……当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所理解的善与绝大多数公民所理解的善不一致时，这就善就是一种伪善。”所以要“记住自由主义者对社群主义者的反驳和警告”：“强调普遍的善对个人权利的绝对优先性，始终存在着极权主义的危险。”同样，在社群主义批评政府不作为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则批评政府的过度作为。这看似是一对矛盾，但其实政府的该为的不为和不该为的瞎为都该批评。就像李克强总理强调的：政府应该“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俞可平说：“自由主义的命题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国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如侵犯个人的思想、学术、言论、信仰和生活等自由，擅自干涉私人的生产、经营、研究、结社、婚姻等等，那就是践踏人权……而社群主义的价值则在于：国家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如没有使其人民享受最低的教育、没有救济垂危中的个人，也是对人权的践踏。”我们应该知道政府没做什么该批评，同样我们也要知道政府做了什么该批评。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强调社群，我们也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强调个人的权利。就像俞可平教授在本书的结语所说的：“离开自由主义谈论社群主义的后果是危险的。”

正解社群主义

对于本书的作者俞可平先生，一直比较关注。既出于同乡之谊，又加上他是母校杰出的校友，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学术追求和高尚的人格让人敬仰。他为人低调，学术功底扎实。一直纵横于政治学和哲学界，在学界颇有影响力。2006年底他在《北京日报》上发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反响，也因此有了中国共产党“文胆”之称誉。在这本书中，作者梳理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大的方向是从新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在当今的西方世界中，影响比较大的政治哲学流派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多元主义等。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萨托里的《民主新论》等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上述流派的主要观点。这本书中所论述的社群主义是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性反应。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可以说是贯穿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政治学。社群主义就是在两者争议中兴起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都从个人与社群的关系来建立起整个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假定社会是由独特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先验地拥有一种作为其认同的自我，这种自我先于起目的和价值。换句话说，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个人先天地拥有一个超验的自我，个人的属性不是由个人所在的社群决定，相反，个人的自由选择最终决定社群的状态。社群主义则是针锋相对，认为社会关系决定着个人，个人组成社群，是社群的一个部分。在这本书中，作者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社群主义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即社群主义的自我观、个人观、社群观、成员资格观和公民资格观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我优先于其目的，权利优先于善。而社群主义者认为，自我不能优先其目的和价值，而是目的和价值优先于自我并规定自我。因此，在社群主义者看来，正义就不是优先于善，而是善优先于正义。善优先于正义，也就是善优先于权利。在社群主义看来，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这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的结论。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一对双胞胎，离开发达的自由主义就无法真正理解社群主义，换句话来说，离开自由主义来谈论社群主义的后果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