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公私之辨
出版日期:2013-6-1
ISBN:9787549538850
作者:黄建跃
页数:285页
内容概要
黄建跃
湖南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师。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非常论题”的多重面相
第三节 本书任务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儒家公私观念的起源
第一节 公与私的原始意涵
第二节 公私含义的历史演进
第三节 公私关系的早期类型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公私含义及其义理结构
第一节 多价性：公私概念的三重意涵
第二节 公共性：公私含义的基准视界
第三节 有机论：公私观念的义理结构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公私领域论
第一节 公私领域的概念界定
第二节 公私领域的本质特征
第三节 公私领域轴心原则的位移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公私与道德论
第一节 研究取径与概念辨析
第二节 作为德目的公与私
第三节 领域性公私视阈下的儒家德目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公私义理的内在矛盾与治道困境
第一节 一个矫情的推理
第二节 道义与天命之间的张力
第三节 公私领域中的忠孝冲突
本章小结
余论先秦儒家公私之辨的现代省思
第一节 儒家公私观念的价值辨正
第二节 儒家公私义理局限的超越
第三节 儒学资源与公共哲学的建构
参考文献
附录
附表1：《书》、《诗》等文献中“私”字的典型用法及含义
附表2：《论语》、《孟子》、《荀子》中“公”字的典型用法
附表3:《论语》、《孟子》、《荀子》中“私”字的典型用法
后记
作者简介
《先秦儒家的公私之辨》结构正是围绕上述内容的逻辑展开：第一章介绍先秦儒家“公私有机论”的思想来源，第二章分析证成“公私有机论”的理论机制，第三、四、五章分别阐明“公私有机论”的三重特质，《余论》则探析“公私有机论”的内在价值与现代转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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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哈耶克或阿伦特式的单刀直入相比，贾山和贾谊式的“借秦为喻”，往往是当代学者在讨论一些敏感而重要的话题时可供操作的一种方式。比如，“公—私”关系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论题，无论古今中外，其受关注的程度从来就没有冷却过。然而，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可以热烈的讨论马克思、凯恩斯，或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公有制”与“私有化”的辩证关系，但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场域中，却又无可避免的需要“坚守”某种“立场”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在古典论域中寻求言说资源，建构价值体系，有时候反而比较稳妥周延。 正如司空图所云：“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如果我们套用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概念，那么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即是：所谓意义，不过是此在的历史镜像。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回溯历史，其实就是意义在当下不断开显、对话、增殖和涵容的过程。基于此，黄建跃博士回到轴心时代对“公私”论题所做的知识考古，无疑对我们在当下去认识把握这一关系，并藉此形成有助于未来深入探讨的“前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必须应当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黄博士指出，现有的思想史论述，我们对“公私之辨”的理解，众声喧哗，歧义丛生，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剖析；而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现时代处境下的“公私”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前所未有的复杂，面对这样的困境和难题，不妨从老祖宗哪里汲取智慧。作者的预期，是试图通过梳理“先秦儒家”的“公私之辨”，为这一论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给出自己的答案。就本著而言，我未敢径称其已然达到预期，但至少可以证明，作者的努力为这一论题的纵深推进，作出了新的贡献。 黄著共七个部分，大体为专题式的研究取向。除了《导论》以外，第一至五章广泛探讨了先秦儒家公私观念的源流演进、公私含义和义理结构、公私领域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旨归、以及先秦儒家秉持的公私义理固有的内在矛盾带来不可避免的治道困境。《余论》部分作为一个开放的章节，对先秦儒家的公私之辨给予省思、重估价值，并对其参与现代公共哲学的体系建构，给出立场和建议。综观全书，作者的夫子自道和有关结论，多以“综上所述”、“本章小结”等为提示，散见各章关节之处，无需赘言。虽然作者把“形成儒家公私观的自我理解”作为其著述的一大任务，但我们必须指出，作者的论域是开放的，其选择的这一论题本身必然指向当下，因此呈现的绝不可能只是一场经典之旅，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关怀。今不妨捻出二例，略作生发。 第一，作者以第二章整章的篇幅比较详细的探讨了公私含义及其义理结构。作者认为：先秦儒家所持的公私概念具有领域性、价值性和超越性三重意涵。先秦儒家所理解的“公”，从领域性层次的内涵来看，它突破了国家之“公”的界限而获得以“天下”为关怀的文化认同模式；从价值型层次的内涵来看，它被视作公平、公正的价值源泉，因而超越性的“公”具有道义性、原理性的性质。作者从个体意识、群己形态和国家观念的关系去把握儒家公私概念的三重含义，明确指出儒家的公私关系，既不是以公或以私为本位的一元论，也不是公私二元论，而是呈现出有机论的特质。 尽管作者的概念辨析、理论推演和绵密论证读来颇需要耐性，但我们不得不指出，作者如此条分缕析公私含义及其义理结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教育，对具体的个人所应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益往往强调前者，而人们并不以为不妥。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逐渐发现了后者，比如对个人社会福利的高度重视，对自己健康疾病的身体焦虑等，均为其或隐或显的体现。但当这样的“发现”成为一种社会情绪逐步发酵，我们反过来也发现，甚至如近年热议的信仰失落、诚信缺失、官民对立等社会现象，亦可从此找到因由。而任由这样的社会情绪弥漫，是不利于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 作者较充分的分析了儒家对“自我”的构造的问题。揭示出儒家“自我”的三个面相：“偶然所是的自我”、共同体中的“自我”和体道的“自我”。具体而言，儒家并不否定人的生物性，对人的基本欲望和基本需要，多持肯定态度。但儒家并不把“自我”视为脱离共同体的独立存在，而是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如朋友、师生、父子、君臣等关系中去认识的。准此，儒家从“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入手来界定“自我”的思路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同社会地位对个体的道德义务与责任有不同的要求；二是对自我行为进行公私价值评判时不是只考虑私人的利害得失，而是重在综合考虑整理利害与群体效应。儒家认为，自我还是体道、行道的主体，在情理兼顾、公私权衡的情况下所做的理性选择，具备从私人领域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儒家“重己”、“修己”意识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通过体道的自我得到高扬。应该说，作者这些论述和揭示是深刻的，考虑到作者的社会角色，在当下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一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课程。 第二，在第五章《公私义理的内在矛盾与治道困境》中，作者认为，儒家道义与天命之间的张力以及道势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根源于儒家公私观念义理结构的内部矛盾。作者的论证以《史记》中记载的那场为古今学者屡屡称引的“汤武受命”之廷辨入手。 “汤武革命”是儒家学者的一块“心病”。这个问题孔子没有找到比较周延的办法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尽管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有所启示，但他“诛一夫纣”的辩说却颇有些强词夺理；自集大成的儒家学者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明确把政治经验层面的民心向背，作为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秩序正义的最高标准，这一矛盾总算有了可能的解决途径。 对这块“带毒”的马肝所做的分析是有见地的。近年来，民心向背与国家兴亡的关系问题，得到党和国家的空前重视。而人民之“私”意与国家之“公”义又是如此的息息相关。腐败官员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谋一己之私；政府将不定期回家探视父母视为违法行为，滥用公权力强悍介入私人道德领域；乃至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城管打人致死致残的事件，凡此种种，如用作者的逻辑来检视，则可以说：当“天下为公”的公共性面临政治的组织架构和具体行为时，不可避免的出现责任和义务的错位。这样的错位无疑不利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获得，是必须纠偏和矫正的。因此，先秦儒家公私义理结构的这一内在矛盾，对当今中国无疑也是一种警示作用。 总体而言，尽管哲学论文无可避免的有着阳春白雪式的经院气质，但本书作者的论述不失精彩。阅读这样的著作，应该像海边的孩子那样，只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必将收获最美的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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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体系架构还是可以的，不过略显生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