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书评

曼德施塔姆的诗与死

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诗人所写的自传中，有两本最为出色：一本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证书》，另外一本是曼德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阿赫玛托娃原本想自己也写一本自传，但是已有的两本自传如此优秀，竟然使其有些担心自己这部“未完成自传”，会显得像个“脏孩子、老实巴交的女人、灰姑娘”。女诗人因此放弃了写作的计划，只留下片段的回忆性文字。其实说《时代的喧嚣》是曼德施塔姆的自传多少有些牵强，1925年诗人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过才三十四岁，而且这些篇幅短小，思维跳跃，结构灵活，缺乏普通传记连贯性的文字，更近于“诗人的散文”。如果非要说诗人曼德施塔姆有一部传记，那就是由他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完成的回忆录。很难想象文学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由去世诗人的遗孀完成的“遗孀文学”——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正统的文学分类，与其说这个特殊的称呼源自对回忆录文学的敬意，倒不如说源自对过往的那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的反讽。文学家的遗孀听着更像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项高危职业。用诗人布罗茨基给娜杰日达写的悼词里面的话说，在她八十一年的岁月里，娜杰日达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剩下的岁月，孤苦无依，居无定所，在漂泊与驱逐的惊吓中度过余生。支撑她活下去的只有去世丈夫的诗歌，她选择了保存诗歌最为安全的方式，那就是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默默背诵一切，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因为“一切落在纸上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只有自己的记忆才是可靠的。娜杰日达与诗人曼德施塔姆1919年相识时，后者已经是一位俄国著名诗人，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一起并列为阿克梅诗派的三驾马车。娜杰日达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女画家，他们随后相爱结婚，对时代的风云变幻缺乏感知。婚姻给她带来的只有短暂的欢悦，在他们十几年的婚姻生涯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流亡途中，先是两个人，诗人去世后又变成一个孤独而瘦小的身影。曼德施塔姆的一生是不幸的：他在苏联内战时期的先后被红白两方当俘虏关押，三十年代时又两次被捕，长期流放，他生性敏感脆弱，几次自杀。给他带来一系列祸端的应该是他在1933年写下的一首诗，因为那首诗中描述了“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他粗壮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螳螂般的大眼睛”等等，被认为是影射斯大林，诗人遭致流放。此次事件轰动一时，还因为在诗人流亡期间，斯大林主动给另外一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询问曼德施塔姆是不是一位大师，还责怪帕斯捷尔纳克为何不去找作家组织：“如果我是以为诗人，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落难了，我会拼了老命去帮他。”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个细节，但是并责怪之意，对她而言，诗人的命运早已注定，就算没有那首诗，还会有其他的诗歌。也许不在于诗歌的缘故，而在于诗人和时代的格格不入。开篇我们提到这本回忆录时，我一直都在说，现如今我们很难想象文学会以这样的一种面目出现，这已经不是一本回忆录所能承载的重量，她书写下的记忆已经成了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俄国艺术家生存状况的纪实报告。除了对诗人曼德施塔姆命运多舛的人生以回顾和梳理，娜杰日达已经从诗人的遗孀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她看到了艺术在残暴统治下如何的苟延残喘的延续，也看到了更多艺术家在这种高压的氛围中噤若寒蝉。而那些敢于用艺术和写作对抗时代暴政的人几乎都消失了，自杀或流放，他们掐住了诗歌的脖子。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提到，曼德施塔姆跟阿赫玛托娃说过一句话：诗歌就是权力。这是诗人的逻辑，在别人眼里，权力就是特权、房屋、荣誉等安逸的生活，可是在曼德施塔姆的世界里，他顽固地坚持自我，他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他们因为诗而杀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诗还有一份尊重和热爱，这就意味着他们怕诗，这也就意味着诗是一种权力。”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几次提到这个细节，就是因为在这种自杀式的行为中，她从偶然中看到一种必然，无论是阿赫玛托娃，还是曼德施塔姆，他们早就做好了自杀的准备，死亡是一种练习，而这种练习就如同诗歌写作一样的自然，而且具有一种紧迫性。娜杰日达写到：“身边的一切都在逼人自杀，如孤独、隔绝和与我们对立的时代。孤独并非你缺少朋友，我们始终有很多朋友，而是指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听不见各种警告，闭着眼睛继续行走在可怕的自相残杀的道路上，并裹挟着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没有人是可以幸免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舌头被割掉了一样，说话变得越来越艰难。那是一个失语的时代，所有的写作都变得面目模糊，所有的话语也都变成了时代的隐喻，更不要说诗人的诗歌。而诗人的死亡事件促使了他的遗孀，一个原本的画家成为了诗人的代言者。用布罗茨基的话说，一位诗人的遗孀，因为诗人之死最终成为了一位作家，“并非因为本世纪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对本世纪俄国所发生一切的抗拒”。书写最终代替了黑暗中默默的吟诵，而且这种书写完成了一种写作的转变：从诗歌转向了散文，从回忆录写作转向了历史写作。这本回忆录当然不只是阅读曼德施塔姆的诗歌指南，更多的意义指向了一个黑暗时代里，艺术家们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并不惜用记忆对抗时代的愚昧与虚妄。思郁2013-10-26书书名：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作者：【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著译者：刘文飞译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冰上的血迹

都读这样的书，感到浑身寒冷，冷到不能自拔。就像骨髓里填满了冰渣。这些血与泪是多么可怕，要是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如何？俄罗斯的苦难要我们都记住。记忆就是冰上的血迹，鲜艳而凛冽。相比较，我们的生活太平庸了，可我们敢面对那样的时代吗？只希望它别再出现吧。曼夫人坚持了下来。我替她哭。

转：江弱水：醉虾是怎样制成的？——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南方周末，2013.12.12）

醉虾是怎样制成的？——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江弱水　　细沙似的恐怖。黑橡胶似的寂静。契卡人员头脑中一管无形手枪的不测风云。眼睛那受惊的漩涡。心脏承受不了的重负。身体稍一用力就会感到疲惫，连说话和散步都觉得累。耳朵警觉地朝向门口停下来的汽车和夜间启动的电梯，害怕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但客人还是会来，那些襟怀坦荡的密探，大喇喇地戳在你家门口，或大摇大摆地坐到你家中，问你最近都写了什么东西，能不能给他抄一遍？“这里有几段啊？什么也看不清楚，瞧这笔迹！瞧，我写字多棒！”密探说来就来，从不敲门。你必须对他的问题一一作出回答，否则等于给了他任意编造的借口，麻烦可大了。“告密者们变得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无耻。”　　这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是俄国著名诗人曼德施塔姆的遗孀。丈夫两次被捕，1937年12月死于海参崴的集中营。妻子活下来，六十年代初开始撰写关于那个恐怖时代的回忆录，七十年代相继写成三部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是其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此书如此令人震撼，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无论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广度，还是反思那个时代的深度，无能出其右。　　以前读茨维塔耶娃的传记，觉得她十七年的侨民生活，特别是在巴黎贫民窟中的生活，简直是嚼不完的苦涩的艾蒿。现在，读了曼德斯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就觉得茨维塔耶娃简直是身在福中了，因为物质上固然贫乏，精神上却很安全。安全感是仅次于阳光与水与食物的必需品，平常不感到可贵，甚至不觉其存在。所以，当别尔嘉耶夫1922年被驱逐，乘船渡过波罗的海的苏维埃边境，那份安全感失而复得，他不禁特地记上一笔（见《自我认知》第十章）。在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的笔下，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始终，令人窒息，隔不了几页便有脑袋像蒲公英一样飞出去。“当恐惧和绝对无解的难题在大地上堆积，普通的存在问题便会退居次席。”（《大地和尘世因素》）以至于作者写到：“试想一下，我们也可以拥有这样一种伴着心碎、丑闻和离婚的普通生活！世上总有一些疯子，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正常的人类生活，不知道应该全力以赴地追求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悲喜剧是值得付出一切的！”（《菜篮子》）怪不得当革命弄瘸了日常生活的腿之后，日瓦戈医生会感叹普希金写得好：“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砂锅汤。”而拉拉会说：“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　　生计无着，丧家狗一样没有个窝，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茨维塔耶娃写诗赞颂她在巴黎稳固的书桌，这对曼德斯塔姆来说简直是奢侈，他偶尔才能借用一下别人家的餐桌写下他头脑中形成的诗篇。茨维塔耶娃1939年回国后没有住处，她向作协书记法捷耶夫求告，却连一个平方都不给。曼德斯塔姆更窘困，被作家组织捆绑了二十年，没有作协的许可，就连一片面包屑都得不到。阿赫玛托娃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她在大饥荒时代的贫穷，曾令目击者失声惊叫。因为“对俄国文学作出贡献，却无法在苏联文学中找到位置”，三十五岁的阿赫玛托娃“老太太”不得不领取每个月七十卢布的“养老金”。曼德斯塔姆发放的则是“退休金”。也不算冤枉他，因为他衰老得太厉害，四十出头就被唤作“老头子”，在集中营里五十多岁，看上去倒有七十左右了。　　这就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三位最杰出诗人的命运。别尔嘉耶夫说：俄国革命同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忘恩负义的。俄国革命黑着良心对待俄国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迫害，使他们沉入深渊，并不顾念他们为革命作过准备。它把整个俄罗斯文化都抛入深渊，实际上，后者一直是反对历史上的政权的。（《自我认知》第九章）　　的确，正如金雁在《倒转红轮》自序中所说的，俄语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是指那些“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的人，与专制制度存在天然的“离心力”。在沙皇统治下，知识分子的优秀人士不断遭监禁，被流放，但比起斯大林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虐杀，旧制度却显得仁慈许多。回忆录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沙皇的监狱远没有新时代的黑暗。“有些人熟悉沙皇时期的监狱，那时的监狱也绝无人道可言，可蹲过沙皇监狱的那些人却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即当时的被捕者要健康得多，他们的心理也保持得更好，远胜过如今。”（《错觉》）这也证明别尔嘉耶夫所言不虚：“契卡的监狱十分艰苦，革命监狱的纪律要比旧制度监狱的纪律更为冷酷。我们处在就监狱里不曾有过的绝对隔离状态中。”沙皇流放人犯不会牵扯到家人，但斯大林用的是斩草除根的灭门法。政治犯的孩子也会集中到特设的地方，被视为将来的替父复仇者，其命运不问可知。对流放者而言，更可怕的是民众的冷漠，连看都不看一眼，因为对囚犯们表示怜悯已经不被允许，遑论施舍。而在沙俄时代，十二月党人是在民众崇敬的眼光里踏上冰雪历程的。斯大林切断了整个俄罗斯文化的根。　　但是，娜杰日达的这本回忆录，不仅仅是为保存记忆，给一代高贵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怎样在国家使用的暴力、谎言和杀戮面前被毁灭提供一份备忘录，也就是说，不仅仅具有反映那个时代的广度及真实度，此书真正非凡的价值在于反思那个时代的深度。娜杰日达将夹叙夹议的写法贯穿始终，她总是在描述场景与事件之后，加以精到的评点和细致的剖析，使理性与感性高度统一，有着赫尔岑《往事与沉思》式的凝重风格和透视历史的犀利眼光。在冷静地记述非人间的苦难的正文空白处，眉批一样散布着振聋发聩的警世与醒世之语，直钻入我们的骨髓里去。　　在书中，作者一再追问：面对斯大林的暴政，为什么苏联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逆来顺受，表现出惊人的自制力？我们善于在夜间被抄家、亲人被逮捕之后赶去上班，在单位面带一如既往的微笑。我们必须微笑。左右我们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是对自己亲朋好友的担忧，以及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礼仪规则。”（《另一边》）　　娜杰日达认为，当一切都被剥夺，什么都不再剩下，就应该哀嚎出来，因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作者将这种普遍的失语称之为“嗜睡症”和“心理瘟疫”。在三十年代苏维埃国家宣传机器的轰鸣声中，苏联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心理盲目水平，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对身边每天发生的精神与肉体的酷掠视而不见，害怕交往也失去了交往能力，人人躲进自己的角落，将自由的权力让渡给统治者。知识分子没有能坚守独立性，娜杰日达说，其“自我毁灭”，乃“共同犯罪”！　　醉虾是怎样制成的？作者冷静而痛切地一再指出：是全体人民被“革命”、“历史”与“进步”这些大词儿忽悠和裹挟了去。“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由判断。”（《非理性》）这是一种新宗教，其核心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旦掌握，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意志改变历史的方向，打造未来的天堂。于是，当一种思想被视为科学，而所谓科学上升为宗教，人人都被这一宏大愿景烧灼了血与神经：信徒们不仅相信他们未来的胜利，而且还坚信他们将造福全人类，他们的世界观中有一种独特的完整性和有机性，足以构成一个最大的诱惑。前一个时代就曾体现出对这一目的的渴望，渴望从一个思想抽取出关于世间万物的所有解释，一劳永逸地将一切带入和谐。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心甘情愿地弄瞎自己的眼睛，盲目地紧跟领袖，不允许自己将理论与现实作比，并进而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作出评判。正因为如此，现实感逐渐丧失殆尽，要知道，只有重新获得现实感，才有可能找到始初的理论错误。还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能计算我们究竟为这个理论错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才能验证，“我们的大地抵得上十个天国”，这句话是否能当真。付出天国，我们是否真的就能获得大地？（《毁灭之路》）　　前不久我曾为文介绍过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到芬兰车站》，这位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文人，虽然对历史的决定论的圣物崇拜有所警惕，但也深陷于对这种历史解释的力量的迷恋。历史成了他的心魔。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三十年代的苏联，何以人人都生怕置身于“革命”的壮举之外，生怕“历史”的伟业没有自己的份。最近读到法国小说家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的《纸老虎》，写1968年巴黎学生风暴的故事；也读到野夫的《身边的江湖》，其中一个写知青去缅甸参加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最终却沦为武装贩毒者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那都是去创造历史。人类至今还是结绳记事的，1789、1848、1871、1917、1949、1968、1989……都是历史的绳索上打的结。参与打结的人有福了。　　但是，大写的历史是以小写的人为原料的。当听到曼德施塔姆的死讯时，法捷耶夫举杯祝愿诗人的魂灵安息：“他们杀了一位大诗人。”曼德施塔姆夫人说，这句话若是翻译成苏维埃语言就是：“砍树总得飞木屑。”杀人，然后用历史必然性为自己开脱。而人，只是物，是螺丝钉，铺路石，是木屑。斯大林治下的残酷现实，让诗人曼德施塔姆想起埃及和亚述的建造者们，“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就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乃是一种理想的归位。　　我们已经走出了大历史，进入了小时代。但是我们应该庆幸，对正常的人类生活求之而不得的曼德施塔姆夫妇也会为我们庆幸：时代小一点，苦难少一点。2013-11-21

白银悲歌——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读药》第112期：白银悲歌——走进《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专题地址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12/ 白银悲歌——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文/黎戈（作家）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对这本回忆录期待已久，但说实话，第一遍翻阅时，感觉是有点滞意的。可是，奇怪的事接着发生了，就是复读时，突然觉得走出了泥泞——俄罗斯的东西读第二遍时，感觉会很好（旧俄小说也是）。盖因其信息的立体化。第一遍一边看，一边记，要摸熟人物和事件，看时会觉得有点粘稠。第二遍一段段拆开看，省下这层全局注意力的消耗，专注于阐释，论辩，抒情，一个个细节的手感，细细摸过去，轻松又美妙。私以为：俄罗斯真是个盛产回忆录的国度啊。我最近看《俄罗斯的安娜》，这本传记里一路都可以看出很多资料源：《阿赫玛托娃札记》、《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茨维塔耶娃回忆录》、《布罗茨基对话录》、格尔什泰因、莱茵和奈曼的回忆录……可以想象，一个历史沉重，百姓饱受兴亡之苦，长期被禁语的国家才会这样吧。再说回曼德施塔姆，他是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我年轻时就是因读他的《时代的喧嚣》，才对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了很视觉化的印象……马车，煤油灯向电灯的转变，德雷弗斯事件……一个渐渐被电气化点亮的世纪。我后来又读纳博科夫回忆录，里面也有重叠的记忆，因为他们，我对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有了感性的认知。中国人（也许还有东欧读者，总之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待过和待着的兄弟们）看这本回忆录，真的是一点都不会有隔膜。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劳改营，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残酷的大清洗，看着分外眼熟。我们反正也有文化大革命，伤痕文学嘛。简直有那种精神上的亲缘感。时时悬于头顶的一把强权之剑，作家就像搬家的大杂院里的找地方下蛋的母鸡一样，慌乱又恐惧，思想和观点都无处安放，也不敢发表。记得读阿赫玛托娃传记时，提供回忆的人说她和“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正在聊天，突然听到楼上一阵打转的巨响，屋顶的粉尘散落，大家都知道，这是特务机关在装供窃听使用的扩音器，并且视之为常态，那个接受的心态接近于“世间多少无奈事，只能一笑付呵呵”。阿赫玛托娃本人，和曼德施塔姆夫人一样，也是位遗孀，“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这个国家几乎成了一种职业，这个国家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几乎可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布罗茨基）。这本回忆录里，最让人难过，又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喘息期”。两次大清洗的间隔，山雨将来未来时，夫妻俩赶紧做点事，写诗，旅行，这种命运如刀俎，我如鱼肉的感觉，真让人难过。特别有趣的是，曼德施塔姆夫人说她丈夫最欢乐的诗歌，都是在喘息期里写出来的。这个感觉我是近年来才明白，最近这五年里，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可怕狰狞的厄运，但我最甜美的文章都是在这个阶段所写。特别理解这种心态，头顶的铡刀短时移开，人的心里突生出对明亮未来的寄望，那个反弹非常大，会有一种别样的轻松。那种心理盲目感，并不完全是逃避，而是整整一代俄罗斯人的求生途径。有些记忆的碎片，看似平淡无波，反复读来，却令人生痛——“一九三六年夏天，我们有机会去了一处别墅。过了快乐的六个星期。可是很快，从广播中我们听到大清洗即将开始的消息。我们默默地走出院门，走向通往修道院的路，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很清楚。就在那天，曼德尔斯塔姆用拐杖戳了戳地面，要我注意那些马蹄印，马蹄印里积满了水，因为昨晚落过一场雨。曼德尔斯塔姆说‘这就像记忆’”。这本书里为什么有硬度，恰是因为曼德施塔姆夫人长于思辨，比如这段对丈夫在革命中的心态，分析得太出彩了——“很难想象任何东西会比曼德尔斯塔姆带给革命的更糟，显而易见，他命中注定不会找到自己在新世界的位置……他选择的道路不是离开人们，而是走向人们。许多接受革命的同时代人，都经历了心理冲突。他们终身在等待革命，看到革命的真相后，却害怕地转过脸去，另外一些人被吓坏了。曼德尔斯塔姆也是后者中的一员。如果他简单地选择不相信革命，背对事实，事情倒好办了。但他不能，他得像大多数人一样穿过同样的生活走向逻辑的终点。”书里大胆地记录了很多同时代人，不惜有开罪之词，听说为此书和作者绝交的人都有。曼德施塔姆夫人把这些人随手拈来，如道家常：比如安德烈别雷是个高分辨率的参照物，吉皮乌斯回忆录里拿他对比波洛克，一下衬出后者的赤子气，娜杰日达拿他对比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斯塔姆……哦，别雷是个闪闪发光熠熠生辉的智力明星，闪电和雷鸣的化身，极其聪明流丽……他需要的是被他征服和迷惑的听众，曼德尔斯塔姆需要势均力敌的辩论者，而帕斯杰尔纳克需要的是成熟的听众。这种写法亲切又有趣。娜杰日达个子不高，身材羸弱。在年年的恐惧清洗和战乱的耗损下，日益干瘦。“她几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可以逃跑的时候，随时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布罗茨基），她没有固定住所，没有任何财产，朋友借给她的书籍看完之后得马上归还。而曼德尔斯塔姆呢，随时带着个小布袋子，里面放着但丁的诗集，因为他随时可能被抓捕，在任何地方——散步，逛街或居家时，他害怕不能看到自己最喜欢的书。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后来还有曼夫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有趣。曼德尔斯塔姆曾经写过阿赫玛托娃有个姿态体系，云云，是很妙的比喻。这里是阿赫玛托娃写曼德尔斯塔姆——“曼当然也是类似，他不善于回忆，更准确地说，回忆在他是一种创作，《时代的喧嚣》是以五岁孩子的明亮眼睛看出的世界。他是最出色的交谈者之一，他不聆听自己，也不回答自己，从不重复……他眷恋妻子到令人难以置信……有次他和妻子到火车站接我，他起早了，直打寒战，情绪很坏，我从车厢出来后，他说‘您是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速度来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里说，这两人喜欢斗嘴和打趣。这本回忆录里，还详细地写了曼德尔斯塔姆对古希腊怀有的乡愁——俄罗斯地跨欧陆，对欧洲母体是有点文化自卑感的。在一首名为《从瓶中倒出的金黄蜂蜜》的诗里，他怀恋着陶里斯，这是克里米亚的古称。黑海北岸，“俄国诗歌在传统上把克里米亚和黑海认作唯一可取的与希腊世界相近的地方”（布罗茨基语）。“俄国的语言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受一系列历史前提的制约，希腊文化活的力量将西方让给了拉丁影响，又在无嗣的拜占庭作了时间不长的客串，然后便投进了俄国的口头语言的怀抱，并将希腊世界观独特的秘密、将自由表现的秘密带给了这种语言……”（曼德尔斯塔姆《论词的天性》，刘文飞译）。从某个角度来说，曼夫人比她丈夫更冷静警醒有洞察力，什么都逃不过她犀利的眼神和健笔——“曼德尔斯塔姆无论如何都不相信，那些职业人道主义者只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感兴趣，而不关心个体的命运。”职业人道主义者，这个词真好，每次有大的社会事件发生，都会看到这类人正义的脸孔。而他对有血有肉的个体却是残酷冷漠无感的。曼德尔斯塔姆一直幻想有人会救他，但最后的结果是：“12月底，我们被押到澡堂进行卫生处理，但那儿根本就没有水。我们脱光衣服，衣服被送进烤房烘干，我们在大棚的另一端等待。这时，两个人倒下了，失去了知觉。看守跑过来，在他们身上敲了敲，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两块小木牌儿，用细绳系在他们的脚趾上，其中一块木板上写到：‘奥·曼德尔斯塔姆，反苏宣传罪，劳改十年。’”黎戈，女，70后，原名许天乐，南京人。作品刊于《鲤》、《读品》等刊物，著有《一切因你而值得》、《私语书》、《因自由而美丽》。

见证者之书

大概十年前，在一本纽约书评文选里看到布罗茨基撰写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书评，文章和布罗茨基其他作品一样精彩，尤其是结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布罗茨基这样描述1972年5月30日在娜•雅•曼德施塔姆莫斯科住宅里的厨房看到她时的情景：“当时已是傍晚，橱柜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暗影，她就坐在那暗影里抽烟。那道影子十分地暗，只能在其中辨别出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其余的一切，即一块大披巾下那瘦小干枯的躯体、两只胳膊、椭圆形的灰色脸庞和苍白的头发，全都被黑暗所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如今，这篇精彩的书评已经作为序言之一被收入中文版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翻过这一页就可以看到曼德施塔姆夫人笔下的另一个五月之夜——1934年4月13夜（俄历）一群身着风衣的契卡人员闯入曼德施塔姆夫妇在莫斯科的家，将诗人带走。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厄运，在38年之后将曼德施塔姆夫人锻造成布罗茨基眼中那堆烈焰的余烬、那块随时都会重新燃烧起来的煤。不是每个历经厄运的人都有这样的幸运，曼德施塔姆本人就没能躲过厄运的打击，1938年底死于海参崴附近的一座劳改营。《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主要就是记载曼德施塔姆1934年第一次被捕一直到他死亡这四年间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说，回忆录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前九节写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第10-22节写切尔登流放，第23-45节写沃罗涅日流放，第46-59节写结束流放，第60-76节写被逐出莫斯科，第77节-84节写曼德施塔姆再度被捕和死亡。曼德施塔姆夫人给每一节都拟定了标题，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有的以记事为主，比如《跳楼》、《探监》、《聚会与送别》等；有的以记人为主，比如《赫里斯托夫雷奇》、《科里亚•吉洪诺夫》、《电工》、《纺织工人》、《什克诺夫斯基一家》、《古戈夫娜》等。在所有这些章节中，曼德施塔姆夫人自由地游弋于记忆之海，如有必要她就会追溯到更早的二十年代或者提及曼德施塔姆死后曼德施塔姆夫人为了活命而四处东躲西藏的年月。这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结构方式，但却很吻合记忆那蹦蹦跳跳的个性。整本回忆录聚焦于曼德施塔姆生命最后那几年所遭遇的堪称荒诞又悲惨的事件，可是这本书并不能被想当然地理解为所谓的“血泪之书”，它不是那种以煽情为主旨的控诉之书，它也不是那种以贩卖悲惨经历为卖点的自恋之作。曼德施塔姆夫人开始写这部回忆录时已年近六旬，这是一生颠沛流离的孤身老妇人对自己三十多年前被迫害致死的丈夫的深情回忆，同时也是对其所处社会的无情鞭挞。漫长的时光、严酷的社会现实、惨痛的个人经历淘洗掉一切虚浮的东西，残酷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老妇人深知她丈夫是一位罕见的诗歌天才，这使她的笔调尤其有一种矜持和骄傲，这种骄傲不允许她将自己的笔触降落到伤感这一较低的文学品格上。整本回忆录都被一种冷峻的叙述基调所控制，甚至在写曼德施塔姆在切尔登试图跳楼自杀这件事时，曼德施塔姆夫人也只是在尽力去描述事实本身：“他把双腿伸到窗外，我只来得及看到他整个人在往下滑。窗台很高。我绝望地伸出双手，抓住他外套的肩部。他的胳膊滑出袖筒，人掉了下去，我听到扑通一声，还有一声喊叫•••••••外套还在我手上。我哭喊着冲进医院走廊，顺着楼梯跑到外面。”这是一段力求客观的描述，带有情感色彩的词大概只有“哭喊”一词，但这也首先是一种客观状态。曼德施塔姆夫人懂得丈夫的经历足够凄惨，她根本不需要再对此有所渲染，更有可能的是，这渲染反倒会降低作品的力度和感染力——没有比赤裸裸地呈现本身更打动人心的了。当然，客观而言，曼德施塔姆夫人追述的这些事实，都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当初活生生的画面已经在记忆里褪去它鲜艳的底色，反而被更易凸显事实要素的黑白色所替代，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客观呈现”作为一种手段才可以实现，而更具抱负的俄国恐怖时代见证人的使命才能得以完满的完成。这本回忆录所特有的冷峻气质，部分还来自于作者罕见的分析能力。和大多数以叙述事实为主的回忆录不同，《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用来表达思考和思想的文字几乎与叙述写人的篇幅一样大，甚至在叙事写人时她也不忘时时发表自己的评论。更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和评论本身也是极具深度的，某种程度上，这本书被交口赞誉的深度即是主要来源于此。这是有关恐惧的议论：“恐惧，就是一线希望，就是求生意志，就是自我确立。这是一种深刻的欧洲情感，它源于自尊，源于关于自我价值、权利、需求和愿望的意识。”这是对人人都是罪恶体制帮凶的议论：“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参与建设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作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我以为后来做了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中系统阐释的极权社会人人有责的观点，正是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首先找到了灵感。这本回忆录1970年是由纽约契诃夫出版社首版的，随即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住辛格如此评价：“这是一部最为严肃，最引人入胜的书。它道出了假借进步等美好字眼而展开大屠杀的痛苦真相。这是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方面的深刻一课。”它巨细靡遗地描述了曼德施塔姆个人遭遇，从而折射出俄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悲惨命运，来反衬当时社会的反人道、反文化本质。但是话说回来，这本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在一众类似的回忆录中显得格外耀眼，归根结底还得有赖于具体的行文和语言上的魅力。书中精彩的话语和诗人般的想象力比比皆是：“那些能发出声音的人遭受了最卑鄙的折磨：他们被割去舌头，他们被命令用剩下的舌根去颂扬统治者。”“我不止一次看到奥•曼试图摆脱这种曲调，想抖落它，转身走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想把那曲调甩出来，就像甩出游泳时灌进耳朵的水珠。”布罗茨基在着重评论曼德施塔姆诗歌的《文明之子》一文中称赞这部回忆录是“伟大的散文”，在专门为回忆录撰写的书评中，他则尝试解释这“伟大”的由来：“渐渐地，两位诗人（指曼德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变成了她的意识和她的个性。两位诗人的诗句不仅赋予她已视野和视角，更重要的是，这些诗句对她而言也成为一种语言范式。”这是站在诗人立场上的解释，虽然有其道理，但却有点小瞧了曼德施塔姆夫人。曼德施塔姆夫人自然熟读甚至熟记他丈夫的诗句（为了将在这些美妙的诗句保存下来），她对终身挚友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也不会陌生。在诗歌上的良好品味（多半表现为语言上的高度敏感）和素养当然会反映到她的散文作品中，可是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散文作品自有其过人之处。曼德施塔姆的散文也是珍品，但其行文风格更具诗意，有着和诗歌相似的浓度和美感，但代价却是稍嫌晦涩，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文风则有着刀劈斧砍般的力度，语言上虽不及曼德施塔姆华美，但是其视野更开阔表达更掷地有声，恐怕作为“见证者”的文风，曼德施塔姆夫人也许要更合适一些。阿赫玛托娃的散文清澈流丽，但是在分析能力方面和《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相比则要有所不及。因此，布罗茨基的断言——这本回忆录“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指曼和阿的诗）的附言”——是有失武断的。的确，曼德施塔姆夫人从不讳言她在曼德施塔姆去世后忍辱偷生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这位杰出诗人兼丈夫的诗作和散文，这部洋洋洒洒的回忆录也是围绕曼德施塔姆和他的诗展开的，她从来没有将回忆录笔触的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她细致描写曼德施塔姆被抓捕的经过，详细阐述曼德施塔姆死亡的诸种可能，她描写曼德施塔姆的个性、脾气和疾病，他喜欢的书籍和朋友，甚至于他写诗的过程也被描摹下来。可是有点怪异的是，就在这么一个近乎“忘我”的过程中，曼德施塔姆夫人自己作为写作者的形象也被牢牢确立下来。以丈夫悲惨的命运为题材，曼德施塔姆夫人也成为几可和她所崇拜的丈夫比肩的作家。这是文学奇特的奖赏，它永远不会怠慢那些真正无私的才华横溢的写作者，无论他们将自己的身影伏得多么低。《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在被广泛赞誉的同时，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苛刻也被较多地提及。尽管布罗茨基以一种讽刺的语调描写那些被曼德施塔姆夫人批评的某些俄罗斯文化圈中人，他们“冲向别墅，在那里闭门不出，以便在打字机上敲打出自己的反回忆录”，可是他也忍不住指出，曼德施塔姆夫人个性的偏执、挑剔和毫不宽容。我不知道布罗茨基的依据是什么，仅凭这本回忆录，我觉得布罗茨基的指责有些过分了。我的感觉是曼德施塔姆夫人是一个性情中人，爱憎分明，对于那些草菅人命的契卡人员以及沦为恶势力帮凶的文人，她当然毫不留情，但是她也以温暖的笔调描写那些正直善良的友人，比如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什克洛夫斯基等。对于帮助过他们夫妇的那些普通人，——比如在切尔登帮助他们擦地板的隔壁的年轻妓女，为曼德施塔姆被捕而伤心的房东，斯特鲁尼诺充满同情心的纺织工人们，——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褒扬和感恩也是溢于言表的。甚至在讽刺某权贵时，她对那些不确定的传闻（比如高尔基恶狠狠的那句“我们来教教他怎么揍俄国作家”），也总是强调其来源是不确定的。这种对真实真相毫无保留的追寻，也使曼德施塔姆夫人在描述曼德施塔姆时也并不避讳那些不太光彩的事情。比如曼德施塔姆在1937年年初写给斯大林的《颂诗》，这首言不由衷的诗写得很艰难，但在拯救自身的命运上并没有起到作用，在离开沃罗涅日的时候，曼德施塔姆特意嘱咐房东销毁它。许多人建议曼德施塔姆夫人不要在回忆录里提这首诗，“就当它不存在”似的，以免影响诗人的声誉，但她的回答令人尊敬：“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真相便不完整：双重生活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绝对的事实，任何人都难以逃避。”同样，她也提及他们数次得到布哈林的关照——亚美尼亚之行，1934年的重审等等。他们也曾在1930年和叶若夫这样的刽子手同时住在苏呼米的政府别墅。所有这些说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苛刻首先是从对自我的苛刻开始的，她没有豁免自身，目的当然是做一个尽可能诚实的见证者。反过来，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这些对自身负面事件的揭露并没有破坏他们夫妇的形象，而是让这形象变得更真实更人性，因而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也就更强烈，对那个罪恶的社会体制也就越发忿恨。如果说曼德施塔姆夫人毫不宽容是为了追寻严酷的真相，那么她的目的已经达到，而那些对其偏执的苛责之声则显得有几分轻浮之嫌了。如果说《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第一个和一般苦难回忆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绵密的分析思辨能力的话，那么这本回忆录的第二大特征则是，曼德施塔姆夫人用很多篇幅描述曼德施塔姆写诗的过程，对诗人秘密的工作方式给予了令人叹为观止纤毫毕露地展示。相较于曼德施塔姆夫人抱定的见证俄国恐怖时代的初衷，这部分内容似乎有点离题，但实质上它以对艺术极端纤细敏感的强调，反衬出邪恶的专政制度的粗暴和野蛮——他们在残酷迫害怎样一位杰出的单纯的诗人阿。除去上述比较的意义之外，这部分探讨诗歌本体的部分依然存在着自身的意义。这部分内容主要在回忆录的中间部分，包括《劳作》、《嚅动和絮语》、《书和笔记本》、《组诗》、《双重枝桠》、《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冬》、《颂诗》等节。曼德施塔姆夫人大约花了全书前面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详尽描述了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的过程，后来因为布哈林的斡旋和干预，曼德斯塔姆从切尔登转到条件好一些的沃罗涅日（“对于切尔登的流放犯来说，被流放到沃罗涅日就像是步入天堂。”），他在此迎来自己一生中最后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离第二次被捕和最后的死亡还有三四年的时光，虽然不知道确切的终点在哪，但曼德施塔姆感觉到来日无多，有一次他对来访的阿赫玛托娃说起过：“我已经准备好去死。”因而在沃罗涅日难得的喘息期，曼德施塔姆在抓紧时间，“我默默看着他嚅动的双唇，而他在夺回失去的时间，赶紧道出自己最后的话语。”曼德施塔姆在逼仄的房间来回走动，嚅动的双唇里不断冒出诗句，而曼德施塔姆夫人在一旁做着笔录。因而在回忆录中间部分有关沃罗涅日流放期的描述中较多涉及诗歌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作为诗人的妻子，而且流放的生活简单之至，曼德施塔姆夫人自然拥有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视角，来观察自己丈夫那“甜蜜声音的劳作过程”。她不是诗歌批评家，书中没有对文本近乎偏执的过度分析，她仅仅是写作这一外部动作的观察者，因而曼德施塔姆写作时的姿态、动作、表情全都纳入观察范围之内，当然还包括曼德施塔姆对于诗的看法等等。《嚅动与絮语》里关于诗歌的议论令人耳目一新，显然具备极高的质量：“一首诗的诞生仰仗一个冲动，那回向于耳畔的音调已包含我们称之为内容的东西。在《谈论但丁》中，奥•曼将‘形式’比喻成一块可以从中挤出‘内容’来的海绵。”“什么叫作寻找‘失落的词语’？还不就是试图去回忆那尚不存在的东西。‘我忘了我想说的词语，盲目的燕子将返回阴影的居所。’这里有一种专注，我们带着这份专注寻找被遗忘的东西，可被遗忘的东西却会突然在意识中闪现。”通过声音寻找词语和意义，这是曼德施塔姆的工作方式，显然也是一探诗歌创作之幽微境界的唯一渠道。对这一自马拉美以来就被视为正宗的诗歌创作法，曼德施塔姆夫人给予了女性的清澈的阐述，从这种视角再看曼德施塔姆那些杰出的诗作和散文自有茅塞顿开之感。另一方面，曼德施塔姆夫人在回忆录中显露的极高的诗歌修养，也顺便解释了整本回忆录行文优雅和生动的来源，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布罗茨基的看法——诗歌是散文的引领者。1938年五一节（又是五月），曼德施塔姆被再次逮捕，“两名士兵推搡着他的后背”，曼德施塔姆甚至来不及和曼德施塔姆夫人说话，“他们打断了我们的只言片语，他们没有给我们道别的机会”。随即，曼德施塔姆被押上囚车遣送至远东海森崴附近的劳改营，这里离曼德施塔姆出生地华沙有一万公里之遥，环境之恶劣自不待言。此后夫妻俩再没有联系上，曼德施塔姆夫人寄给自己丈夫的包裹被退回，因为“收件人已经死亡”，1940年6月，曼德施塔姆夫人收到丈夫的死亡证明——年龄：47岁；死亡日期：1938年12月27日；死亡原因：心力衰竭。回忆录最后几节，曼德施塔姆夫人试图通过和曼德施塔姆同在劳改营的几个人的表述还原他在劳改营的状况，但是所有的信息都是零散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无人见过死去的奥•曼。无人清洗过他的遗体。无人将他放进棺木”，曼德施塔姆仿佛孤身一人拖着病体消失于浓墨般的黑暗之中。正如布罗茨基在《文明之子》中所言：“‘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一些。”曼德施塔姆以其死亡的悲惨悲壮，反过来照亮了他的所有诗篇，并和他的诗篇一起达成对邪恶的专制政体的控诉。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则从散文的视角一方面帮助了自己的丈夫，一方面也是以自身的文字力量同样做到了这一点。

转：记忆女神颤抖的笔（蓝蓝，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12.28）

记忆女神颤抖的笔蓝蓝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12.28从雅典到俄狄浦斯的故乡忒拜时，已是深夜。那是9月25日晚，古城中三个旅馆全部客满，这个悲情城市以婉拒的方式表达了对投宿者的怜悯。于是，我们重新发动汽车，穿过茫茫黑夜，赶往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的故乡。凌晨3点，抵达丽瓦蒂亚。我像一个失去了知觉的人，梦游般被领到女神的泉水旁——“三重的祝福，那个名字谱进歌中的人，/一首被命名增光的歌 /在其他歌中会存活得更久长，/它佩束的标志性头巾， 使它免于遗忘和失去感觉……（曼德施塔姆《无论谁发现马蹄铁》）”。　　个人记忆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这样一大批“文化遗孀”在她们的丈夫或男友死去后，充当了一个民族记忆巨大而悲惨的储存器。　　这样的诗句，预示着什么？在遗忘和记忆之间，发生了什么？由谁来讲述历史？当记忆女神敲击我的天灵盖时，我自然会想起诗歌这匹“使它免于遗忘”的、“来自黑暗、比黑还要黑、却不能与黑暗融为一体的黑马”（布罗茨基诗《黑马》）。　　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有着多得可怕的、稍不留心便能毙命的机会，其中之一就是：“在我们这里会因为诗歌而杀人”。因为，那里的诗人有着一个最简单有效的对知识分子的判断：一个人对文学和诗歌的态度。“在我们这里，诗歌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它让人们惊醒，它塑造人们的意识。”这便是独裁者杀人的理由。　　令我备受折磨的痛苦阅读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之“五月之夜”开始，从那个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丈夫从邻居家只借到了一枚鸡蛋招待从莫斯科赶来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始——而他们信任的翻译家怀着告密者阴暗的惶恐坐在房间的扶手椅上；从穿风衣的秘密警察的“深夜行动”开始，从对“全苏范围的无家可归者”的逮捕开始——记忆女神握着诗人的遗孀娜杰日达的手，以确保它在腥风血雨的沉重往事的碾压下不至于变得粉碎——开始记忆的书写——无论谁握住这支笔，都会像狂风中的芦苇那样剧烈地颤抖。　　1934年5月16日晚的秘密搜捕结束后，曼德施塔姆被警察带走。面对着一片狼藉的房间，阿赫玛托娃对娜杰日达说：“您要保持体力。”也就在那时，娜杰日达明白了：“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只得为此保持体力。”　　布罗茨基在纪念娜杰日达的悼词中写道：“在自己八十一年的一生中，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这样一大批“文化遗孀”在她们的丈夫或男友死去后，充当了一个民族记忆巨大而悲惨的储存器。虽然，娜杰日达晚至六十岁才开始写回忆录，即便在那个时候，她仍然处于噩梦尚未完全结束的恐惧之中。但这并不影响她几乎绝望地提到了在斯大林时代知识分子“普遍投降”的事实。因此，回忆录的出版，同样也招致了同代人的攻讦。因为除了死者和幸存者，沉默几乎是全体的耻辱。但是，在尸体面前，谁能说自己是无辜的呢？娜杰日达所能做的就是——“她的谴责从自责开始。”　　这甚至不是政治。这是顽强的记忆在和现实对表，是千疮百孔的时间在与遗忘肉搏。任何遗忘都有可能使历史消逝，抹去血渍，毁灭生命的印迹。历史教科书不会提到一个人如何慢慢死去的细节，但是，个人的历史记忆却能。无论是一首诗，还是一张纸片，都能映出那个时代可怖的面孔。在娜杰日达的笔下，文字恢复了记忆，重构了时间，那些遍布朋友、熟人之间的告密者、奸细、凶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均不认为他们的牺牲品有朝一日会复活，会重新开口。”——这正是记忆在个人那里对历史的伟大贡献，它不仅仅属于曼德施塔姆，它也属于俄罗斯，属于整个人类。　　斯大林时代的诗人　　“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　　且看“惩处机构”要消灭的目标吧：教会人士，神秘论者，唯心主义学者，机敏的人，不听话的人，思想者，饶舌者，沉默寡言的人，喜欢争论的人，具有法律思想、国家思想或经济思想的人，还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农学家等等。在这样一份名单前，曼德施塔姆嘲讽斯大林的那首诗被称作“史无前例的反革命作品”就不奇怪了。须知在那个年代，连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都说：“我们的孩子最爱斯大林，其次才是爱我。”在对斯大林绝对服从的背后，是毫不留情地清除异己，流放、苦役、集中营、随意的抓捕，成千上万俄罗斯的知识精英、普通劳动者的死亡毙命。　　别尔嘉耶夫有段痛彻心肺的话：“俄国革命同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忘恩负义的。……它把整个俄罗斯文化都抛入深渊，实际上，后者一直是反对历史上的政权的。”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布罗茨基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更是“革命”的对象。我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阿赫玛托娃的前夫、诗人古廖夫被枪杀，儿子被关进集中营；茨维塔耶娃回国后贫困交加，上吊自杀……　　卡夫卡说：“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布罗茨基在为曼德施塔姆诗集所作序言中写道：“诗人惹出了麻烦，往往不是由于他的政治信念，而是由于他语言上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优越感。歌是一种语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是某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它是对整个现存体制提出疑问。它的敌人自然也是成比例地增多。”那么，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受尽折磨最后死于集中营，并不完全因为一首讥讽了斯大林的诗，更不是因为给了作家阿·托尔斯泰一个耳光。斯大林自然恼羞成怒于自己在诗人笔下呈现出一个暴君丑陋的形象，但不可置疑的是，诗人对于美学举重若轻的创造力，对于精神活动热切的催动和启迪，对于威权统治陈词滥调的公然挑战，构成了对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独裁政权意识形态语言系统的威胁——“正是因为如此，那把旨在将整个俄国精神阉割的铁扫帚才不可能放过他。”　　写作者向记忆立下的誓言　　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并非流水账般的记录，它显示了娜杰日达有对时代邪恶力量清醒的判断力，有对身边事物机警的敏感。　　我们不可能依赖更多尚未解密的苏联文件，来了解斯大林时代这个国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遭遇的可怖细节，但已解密的文件让我们得知，在此期间，有几百万人遭到镇压。抽象的数字后面，是无数活生生的人、他们破碎的家庭、绝望的心灵，以及生不如死的幸存者的记忆。整个这段历史的细节，留在丈夫被枪毙、或被折磨致死的诗人妻子、四处躲藏的思想者、爱好文学并偷偷背诵诗句的普通人的记忆中。但是，娜杰日达知道，记忆也会死，因为人最终会死去，于是，我们今天才能从这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从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些可怕的记忆中，了解到那段恐怖岁月里俄罗斯所遭受的苦难。　　固然我完全赞同布罗茨基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文中对诗人遗孀所作两部回忆录给予的极高评价，但这些评价多是基于对曼德施塔姆、对俄罗斯文化的意义而言。我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娜杰日达“被伟大的诗歌将她‘踹进了’散文”的说法，也不同意他所说娜杰日达是曼德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两位大诗人的“产物”——在我看来这是不公正的。不能因为娜杰日达“诗人的遗孀”这一身份，而抹杀了她同样是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事实。她写下这些文字，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诗人的爱情，更有着一位有教养、有良知、也有文字表达能力的作家的自觉和天赋才情。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并非流水账般的记录，这些既恐怖、又令人忍不住悲愤之泪迸溅的呕血之作，显示了娜杰日达有对时代邪恶力量清醒的判断力，有对身边事物机警的敏感，有苛刻的自我审视，有无情的揭示，也有对文学、对语言极为难得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表达能力——我不知道一个优秀的作家除了这些还需要别的什么。　　一想起人类是容易遗忘的一个生物种群，绝望便油然而生。如果没有文字，没有创造文字的那些大脑，没有记忆，人类与兽群无异。娜杰日达写得清楚：惩处机构的工作目的是“铲除脑中留有记忆的证人，建立统一思维”等等。在我看来，这部回忆录仍然在在世界各处，被许多人续写着。　　回想起本文开篇在记忆女神深夜洞窟前的情景，我还记得水声轰响着透明的幽静。四周波光粼粼，我似乎坠入了一个无生无死的世界，密不透风的光和黑暗交织的世界。双手掬起冰冷的泉水一饮而尽——我至死都不会忘记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作为一个不被允许遗忘的诗人，一捧泉水，就是写作者向记忆立下的誓言。

帝国与诗歌的遗孀

关于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这个名字，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她嫁给了一位俄国诗人，而后成为诗人的遗孀；我们知道她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画家，如果没有嫁给奥西普•曼德施塔姆这位阿克梅派诗人；我们还知道她原本可能不会写作，但是某种保存记忆与生存的信念致使她挥笔写下三本回忆录，那段恐怖时期的历史经历使其成为了一名作家，历史的见证人。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1987年的诺奖受奖辞中提到了他诗歌金链上的几位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其他时刻他还提及帕斯捷尔纳克——这些身影，这些光的源泉，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的时代中都保持了一种绝对沉默的姿态，但是这种沉默通过布罗茨基写作和呼吁在大洋彼岸获得了遥相呼应。相对于后三位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多少有些陌生。这种陌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诗歌写作中象征主义风格、对文化色彩的眷恋，对古希腊神话的隐喻的借用。与其他几位诗人对日常生活、自然风景的关注不同，曼德施塔姆的诗歌是最具有文化意味的，仿佛对诗歌进行了二次加工一样，有人甚至称呼他写的诗歌是“诗的诗”。这样的诗歌自然对理想读者有着更高的要求，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曲高和寡——幸好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通过另外一种曲折的方式获得了倾听，在德国另外一位诗人保罗•策兰通过翻译寻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同类。当然，除了诗歌本身的特性，阻碍我们更加深入了解曼德施塔姆的，是他苦难而短暂的一生。曼德施塔姆1891年出生于华沙的犹太商人家庭，1938年年底死于苏联的集中营，具体死亡日期不详。短短47年之间，尤其是在俄国革命之后，他不断地卷入政治迫害：1918年他与一位契卡人员勃留姆金为了拯救波兰贵族起了争执；1934年他打了苏联作协的领导阿•托尔斯泰。当然，这些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他在1933年创作了一首诗歌那，描述了“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他粗壮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螳螂般的大眼睛”等等，被认为是影射斯大林，诗人从此遭致一系列的迫害和流放，直至死亡。《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书正是从逮捕诗人的一幕开始并非偶然，因为这是他们一生厄运的开始，也是从这个时刻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白色恐怖的阴影如影随形，死亡成为了人们的常态，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莫名其妙的消失，乃至于所有的生活都成为了死亡的练习，放逐与流放反而有了几分“宽恕”的意味，就如同我们在这种苦难的深渊中渴望一种奇迹的降临。曼德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询问曼德施塔姆是否为大师的事迹就被宣扬成了一种领袖热爱诗人的“奇迹”。但在《回忆录》中，娜杰日达把这种奇迹的发生归于一种目的：即将人们的注意力由牺牲者转向仁慈者，由流放犯转向奇迹的缔造者，因为一个政权“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奇迹的效果便越强烈”。娜杰日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奇迹的虚幻之处：“在对这一奇迹进行讨论的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斯大林为何会对诗人网开一面，竟然认为需要拼了老命去救落难的诗人，与此同时，他却绝对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一个个地送进了坟墓。”据说，原本受到奇迹的感召而正感到荣耀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听到了娜杰日达的这个分析后，浑身发抖。布罗茨基说《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不仅是阅读曼德施塔姆诗歌的阅读指南，更多的意义在于“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由于这样的精心，由于这部伟大的散文是用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用他的死亡过程和他的生命质量写成的，因此以为哪怕没有读过曼德施塔姆任何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这些文字再现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由于诗人的逝去，我们看到了他文学生命另一种延续方式，通过诗人遗孀在无数个黑夜里默默地吟诵和记忆，通过她耗尽后半生的回忆录写作，通过她从凝练的诗歌技艺转向散文写作。也许娜杰日达她成不了伟大的诗人，但是通过她的写作我们却看到了那个时代中许多诗人的生活。她的回忆录写作从诗人的生活中提炼碎片和记忆，不但描述了苏联白色恐怖时代里艺术家的生存状况，还重构了那个黑暗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文化氛围。正如布罗茨基说的那样，娜杰日达的评判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的痛苦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她从最为优秀的诗歌里获得了滋养。苦难并不是艺术的土壤，苦难会摧毁艺术，杀害艺术家。大恐怖时代里，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噤若寒蝉，那些敢于直言的人也被驱逐出这个庞大的帝国，正如布罗茨基被驱逐一样，那些流亡到帝国之外的艺术家反而成就了二十世纪最为璀璨的艺术。布罗茨基在海外对他的俄国诗人前辈的敬仰和宣传，某种程度上也是复活了一种被遮蔽和掩埋的伟大传统。我最早了解《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就是通过布罗茨基写过的评论，现如今这两篇评论《文明的孩子》和写给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一篇悼词》成为了这本回忆录最好的诠释。在我看来，任何其他评论在这样伟大的文字面前都不免相形见绌，包括我正在书写的这篇小文。但是阅读这些回忆录，心中不免有一种敬意油然而生，好像只有二十世纪的俄国文化中才能滋养出这样的文学，几乎没有一种文学会是以这样的一种面目出现：它是由一位原本不会成为作家的画家书就的，她的一生就是为了在与帝国的对抗中，用回忆的书写复活自己的丈夫，原本以背诵诗歌的形式，现在以散文书写的形式。我们不知道是那个帝国的残暴成就了这样的“遗孀文学”，还是这种“诗人的散文”成就了那个帝国文学的伟大。思郁2013-11-1书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著，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for《南都周刊》

转：诗歌与……“黑暗岁月的同志” （李公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0月27日）

诗歌与……“黑暗岁月的同志” 李公明“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有些自以为熟悉的歌词，当我们在吟唱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吟唱的其实是什么。比如，关于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读这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9月）以前，我真的没想过它对于我们来说还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在莫斯科郊外的塔鲁萨这个小镇上，娜杰日达· 曼德施塔姆开始撰写她的《回忆录》。当时对于刑满获释的政治犯及其他可疑分子有一项特别规定：不得定居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周边一百公里范围以内，于是莫斯科周边的郊外小镇便成了异见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曼德施塔姆夫人的那间小屋成了莫斯科的地下文化中心之一……爱好曼德施塔姆诗歌以及白银时代俄语诗歌的人将这里当成一块“朝觐之地”（参见中文版序）。尼·潘琴科在列举了很多人名之后说，“这些流放犯、前流放犯和知识分子在此地组成一个个继承‘帝国边城’优秀传统的‘团体’。塔鲁萨看上去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它的氛围能使人感觉自由。”（俄文版序）因此，“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以成为二十世纪那些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的重要时空地标之一，“但愿从今后 / 你我永不忘 /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正文之前，中译本序言（刘文飞）、俄文版序（尼·潘琴科）和约·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儿子》及《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许多精审而深刻的论述值得介绍。刘文飞的“中译本序”全面地阐释了这部《回忆录》的内容、思想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另外，对于“遗孀文学”、“知识分子”、“普遍投降”等问题也作了具体阐释。作者指出：“总括地看《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发现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其一是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的回忆，其二是对作者所处时代及其本质的反思。”前者使曼德施塔姆诗歌在流亡中复活，并且使诗歌在反抗极权帝国的斗争中复活；后者“通过诗人曼德施塔姆的个人遭遇来折射俄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悲惨命运，来反衬当时社会的反人道、反文化本质，曼德施塔姆夫人于是成了一个大恐怖时代的文学见证人”。他接着引述了美籍作家辛格对此书的评论：“这是一部最为严肃、最引人入胜的书。它道出了假借进步等美好字眼而展开大规模屠杀的痛苦真相。这是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方面的深刻一课。”（第13页）　　尼·潘琴科的“俄文版序”也是一篇长文，充满了对曼德施塔姆夫妇生活的那些岁月的深入而细微的分析，其中对知识分子左派、右派阵营的那些人和事等具体语境的论述或许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但是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意思。他认为在这部《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对“知识分子”的罪孽做了清理和忏悔：他们放弃道德标准和全人类价值，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弃绝，它将罪恶的‘为所欲为’准则引入日常生活，是在为社会的重构提供意识形态依据”。而曼德施塔姆夫人则“将罪孽称为罪孽，而且把自己也归为罪人”。“‘我们大家，’她写道，全都在‘胜利者的统一意识形态’前缴械投降。”（第28页）说起来有点令人不安的是，“缴械投降”这样的语汇正在还魂。　　对这个时代的文字，他认为“人们书写告密信、控告信和各种报告，以供内部使用。供外部使用的，则是我们那种获得许可的文学。这两种文字均属谎言，一勺焦油便足以毁掉无数张纸”（第33页）。还有一句话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埋葬了那个时代，可它还不愿死去。它也同样改头换面地步入了公开化的时代，它放弃一些阵地，在另一些阵地安营扎寨，围着一些突然冒出来的首领。”（第43页）虽然它有其具体语境，但是却异常精准地击中了现实。文章最后描述曼德施塔姆夫人出殡的情景，令人动容：雪花飞舞，人们轻轻地唱着一首歌，男人们摘下帽子；她的朋友们坚持用灵柩抬着她走进教堂，年轻人和老人手挽手组成人墙不让警察进去。　　约·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儿子》是为一部英文版曼德施塔姆诗集撰写的序言，其中高度赞扬了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而在那篇《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一篇悼词）中，他深刻地阐释了苏俄的“遗孀现象”：“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第63页）他认为曼德施塔姆夫人是“文化的遗孀”，因为“她在生命的最终比刚结婚时更爱自己的丈夫。或许正因为如此，她的书才会如此深入地渗透进读者的意识”（第70页）。进而，“她的回忆录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她那个时代的一份证据，这是在文化良心的烛照下向历史投去的一瞥”（第69页）。　　关于“遗孀”，曼德施塔姆夫人自己在回忆录中有更真切的表述。就在丈夫被捕后的那个夜晚，她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终生的任务：“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晨思》，第14页）曼德施塔姆夫人在《遗嘱》中对这种“遗孀”有更崇高的称呼：“我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因为我一生都在捍卫一位逝去诗人的那份诗作和散文。这并非一位遗孀和女继承人的庸俗权利，而是一位黑暗岁月的同志所拥有的权利。”（见中译本序，第16页）诗歌与“黑暗岁月的同志”，这就是“遗孀”的伟大内涵。　　“黑暗岁月”经常是从五月开始。“在春季，通常是五月，以及在秋季，都会进行规模相当大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逮捕行动。”（《晨思》，第11页）“在这次被捕之前，听到奥·曼在与一些不相干的人大胆交谈，我便提醒道：‘马上就到五月了，你还是小心点吧！’”（第12页）在“黑暗岁月”中，诗人和他的妻子与很多人一样担心被告密、被窃听，珍惜每一次聚会与送别，整天思考的是这样一些古怪的问题：那些日夜在门口监视他们的人是要告诉他们“你们无处可藏”；一些人怀疑每个人都是告密者，另一些人害怕被当成告密者；告密者最关心的是江山的稳固以及写有他们名字的档案永远不被公之于众；被捕者的家庭常常要辨别哪些消息是特意为了恐吓他们而散布出来的；“历史学家们将来该如何恢复真相呢，如果到处都有大量的弥天大谎遮蔽着那一点点真相？”（《门路》，第24页）还有就是，“当遭到殴打、被靴子踩踏的时候，是否应该发出哀嚎？”答案是：“我认定，还是应该发出哀嚎。……这哀嚎声中就凝聚着人类尊严和生活信念的最后残存。”（《另一边》，第46页）类似这些极其锋利而又极其沉痛的问题和回答在这部回忆录中还有许多。　　那么，诗歌与“黑暗岁月”最核心的联系究竟是什么？从“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自己的国家”到“不，我从来就不是谁的同时代人”，曼德施塔姆的诗歌表明他与那个黑黄色的“铁的年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仍然倔强地坚持着自己：“再也没什么可说的嘴唇， ／ 保持着说出最后一个字眼的形状。”（《找到铁掌的人》，转见弗·阿格诺索夫主编《白银时代俄国文学》，第262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11月）“嘴唇”就是永恒的诗歌的象征，“铁的时代”就是黑暗岁月的象征，嘴唇虽然不能发出声音，但是“你得到了什么？一切都落了空：你夺不走翕动的嘴唇”（《沃罗涅什诗抄》，转引同上，第254页）。　　是的，“你夺不走翕动的嘴唇”。

除了恐惧，别无所有

“是的，我躺进大地，双唇还会发出声响，而我的话，每个学生都将牢记：“红场之上的地球要圆于别处，它的坡道自愿变得结实，“红场之上的地球要比别处浑圆，而它的坡道出乎意料的辽阔，“它向下滚落——直至那片稻田，那儿生活着地球上最后一个奴隶。”曼德施塔姆直到死，他的双唇确实还发着声响；即使躺在地下半个世纪，他的声响仍是那么哀婉动听。不光是他在发出声响，他的妻子太继续在为他发声。他的记忆并没有像娜杰日达所说的那样，“一个人死去，与他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记忆。”他的记忆仍然鲜活地生存着，他的记忆叙说着那个时代的恐惧。知道曼德施塔姆这个名字，源于以赛亚·柏林的《俄罗斯的心灵》。他在书中写到了安娜·安赫玛托娃，这位白银时代的女诗人，这位被苏联称为“荡妇兼修女”的苦难女人。同时也提及了与这个女诗人同样苦难的古米廖夫和曼德施塔姆，他们是阿克梅诗派的三驾马车。前者是安赫玛托娃的前夫，在1921年以反革命罪被处决；后者因写诗讽刺斯大林，被逮捕并流放，1937年死于集中营。作为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娜杰日达，也同样经历着苦难的黑暗岁月。她活过了漫长的一生，前面短暂的时光是作为诗人的妻子，饱受着颠沛流离与恐惧痛苦；而后面漫长的日子，则是作为诗人的遗孀。她延续着诗人的记忆，将他的诗铭记于心以免散佚；同时，她还写下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书，叙说着那个大恐怖时代，一个柔弱的诗人如何被扼住脖子。她的书里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字：“恐惧”。曼德施塔姆夫妇结识于1919年，其时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曼氏也因与契卡人员冲突而东躲西藏。他们的结合注定了不会平安与幸福，就像曼氏注定不适应于那个混乱时代与恐怖制度一样。“奥·曼做得对，他及时地死去了。”他因诗歌而获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其妻则仅是因为是他的妻子而获罪，当曼氏不知躺在天寒地冻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哪块土地下，永享生前难得的安宁时，她却仍得独自忍受天天充满恐惧的生活。诗人总是很天真，他们有着一颗晶莹之心。他们敏感的心灵能捕捉到那种惊恐不安，却无法感觉到危险之将近。当曼氏怒击阿·托尔斯泰、诗讽长着肥胖手指的独裁者时，他不知道自己已命悬一线。而曼德施塔姆夫人曾是个画家，她的观察力更为敏锐，她看到了那个险恶时代的恐惧，她用她漫长的一生咀嚼思考着这种恐惧，并将她的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因此，《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并非只是关于她丈夫这个短命诗人的书，也是一部关于那个时代的真实纪录，是一部关于制造恐怖的制度与慑于恐惧的民众的残酷叙述。“在大恐怖的年代，听到驶近的汽车发出的动静，听到升高的电梯传来的响声，整个国家的所有人家无一不感到毛骨悚然。”这是曼德施塔姆夫人对于那个时代最为深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其实遍及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当时最能让苏联人从地狱直升天堂的事，就是半夜有人敲门，当门口出现的契卡人员喊出名字时，你可以高兴地告诉他：“同志，你敲错门了！”娜杰日达在书中也多次写到这样的情景，写到她曼氏在门边恐惧地等待着敲门声的时刻，写到他们被从床上叫起，战战兢兢地看着来人仔细搜查着自己的家，在字里行间寻找着犯罪的证据。在那个大恐怖的时代，人人皆可能成为罪犯，而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从书中所提及人物注释看，除少数成为政权化身的文人外，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流放。他们仅仅只是因为自己的作品因为自己的思想，不见容于那个声称最为先进的革命政权。这个政权要消弥一切异见，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让整个社会笼罩于红色思想之下，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从肉体上达成此目的。娜杰日达在书中说：“大恐怖也像计划经济一样，在调控着生与死。”其实，调控生与死最终是在调控思想。知识分子的身体腐烂于古拉格时，他们可恶的自由思想也随之一起湮灭。与任何极权政权一样，维护政权稳定的最好武器，当然就是恐惧，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让民众处于恐惧战栗之中。为此，他们大肆抓捕，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监狱；他们不停地杀戮，红色暴力用鲜血染红了他们的旗帜。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正义与道德逐渐消失，勇气与良知更是萎缩，人们只求自保，哪有反抗的决心？最后，这样的社会变成了顺民的社会，只有顺从才有苟活的机会。这正是恐怖施加者所要的结果。在这样的恐怖统治中，自然会出现无数的告密者，他们依靠着向政府告密而生存，这些告密者突显出苏联的政治生态，也构成了整个苏联的社会文化。在娜杰日达的笔下，我们看到不少告密的案例。告密既有公开的，也有隐密的；既有普通的小市民，也有声势显赫者。他们往往嗅觉灵敏，能从你的一举一动，能从你的字里行间，发现你对于国家与领袖的不满。书中引用了一个官方诗人的话，称“他仅凭诗人竖琴上的一个音符便可辨别出阶级敌人”。当局也鼓励着这样的行为，被举报者直下地狱，告密者平步青云。曼德施塔姆的悲惨命运，亦源于被告密。他本人早已失去发表诗作的权利，他获罪的讥讽伟大领袖的诗，只是在朋友圈里朗诵过。直到死他也未能弄清楚，究竟是谁告的密，娜杰日达在书中尽管有些暗示，其实也不得而知。其实，弄清谁告的密根本毫无意义，在那样的制度之下，谁都可能成为告密者。你不告密别人，也有别人举报你，而你你的不告密本身即是罪状，足以让你被流放到祖国的偏僻之地。当然，不仅是告密盛行，这种恐怖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整个社会全体民众沉默，让他们冷漠地对看着倒霉者的悲惨命运，对待着其他人的死与生。就如娜杰日达所说：“我们全都在息事宁人，我们沉默不语，希望被杀害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邻居。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谁是凶手，不知道有谁能仅凭沉默而获救。”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贫寒的日子，漠然地等待着死亡的不期而至，决然不会去打量未来。恐惧让人们吓破了胆，也让人失去了做人的骨气与勇气，“一直到死都会甘做模范公民”。后世许多人将苏联当时的大恐怖归咎于斯大林的残暴，这一点倒不如曼德施塔姆夫人认识得清楚。她在书中说：“即便没有斯大林，也会有另一个人把所有这些人赶进集中营……”确实如此。这并非个人之恶，而是制度之恶，只是斯大林将这一切推至了极境。契卡的镇压与古拉格的牢笼，是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响诞生的；死亡的恐惧正是暴力产生政权的必然结果。不仅苏联，在二十世纪中叶相继诞生的那些红色政权中，又有哪一个没有崇尚暴力，未有在政权成立之初大肆的镇压，未有过遍布国土的集中营？我们也同样经历过黑暗时期，我们唇亡齿寒的邻居仍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斯大林死后，苏联冷凛的气氛似乎出现了一丝温暖，而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恐惧，似乎不再像以往那样无时无刻不叩击着人们敏感的神经，但一切都未有改变。那种体制依然存在，恐怖仍是极权统治的基石，曼德施塔姆夫人还在东躲西藏，诗人们的喉咙依旧被扼住……然而，他们除了恐惧，却别无所有。极权者只能用监狱来恐吓人们，他们只能用死亡来阻止希望。娜杰日达在书中说，恐惧源于希望，失去了对希望的期盼，也就没有了恐惧，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害怕的事了。所以，尽管他们在恐怖之下艰难度日，却也有着蔑视恐惧的勇气。安娜·安赫玛托娃曾在曼德施塔姆流放的沃罗涅日，写了一首诗献给他，如此形容奥·曼的处境：“在被黜诗人的房间里，/恐惧和缪斯在轮流值班……”她倒是看得很真切。那个多嘴而天真的诗人，在死亡的恐惧中仍时时被缪斯眷顾。翻看着曼氏的诗集，很多诗都是写于一九三七年，那一年他在帝国最东边的集中营里死去，至死还不放弃吟唱的权利，不管这种吟唱当权者多么不爱听，尽管这种吟唱只能回响于自己的心底。吟唱是诗人的权力，任何恐怖也阻止不了声音。“您是在挽着自己的手，走向刑场……”曼氏很明白，他也乐于如此。不仅是诗人，还有诗人的夫人，娜杰日达。她就如同那个时代众多的“文学遗孀”一样，绝不沉默。她用自己的余生，去收集着曼氏的诗稿，并将这些诗篇一一背诵，让它们存储于自己的脑海。让这些诗歌在历史需要之时发出声响，并展现每个字词后面的深重苦难。她也回忆着诗人以及诗人之外的点点滴滴，让自己成为那个黑暗而恐怖时代的见证者。“我也常常想，当遭到殴打、被靴子踩踏的时候，是否应该发出哀嚎。保持恶魔般的高傲并用蔑视的沉默回敬刽子手，是否就更好呢？我认定，还是应该发出哀嚎。这不知自何处传来的可怜的哀嚎声往往会传进死寂的、几乎密不透风的囚室，这哀嚎声中就凝聚着人类尊严和生活信念的最后残存。一个人就是用这哀嚎在大地上留下痕迹，用这哀嚎告诉人们他的生与死。他在用哀嚎捍卫自己生的权利，向外界传导讯息，他渴望获得帮助，他在呼吁进行抵抗。如果身边再也没有剩下任何东西，那就应该发出哀嚎。沉默，则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她与曼德施塔姆，还有其他的不屈者，他们在恐怖之中的不沉默，他们在死寂之中的哀嚎，给人类赢得了一些尊严，也让那个黑暗时代出现一抹亮色。恐惧，能阻吓人们的行为，却无法阻止人们思考。正是这些在那个恐怖时代的思考者们，他们将思想薪火相传，他们将勇气感染后人，才会有残暴制度的土崩瓦解，才会有那个恐怖帝国的轰然倒塌。曼德施塔姆夫人没能看到这一天，她在一九八零年溘然长逝，还带着未尽的心愿。“谢天谢地，人总是要死的，但是，铁丝网那边的生活还是值得过的，目的就是记住一切，并告诉给人们。当人们将来想要重复我们的疯狂，这或许能让他们望而却步。”

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书目

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高品质读品。译介国外的经典社会科学类理论著作和学术畅销书是我们图书系列的主要方向。作为一个新的品牌，敬请广大读者关注、批评！您的任何意见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供给我们：在我们的新浪微博[http://weibo.com/oracode（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上私信或者评论；在豆瓣小站或者甲骨文所出图书的豆瓣页面留言或参与讨论；直接给我们发邮件（oracode@163.com）。甲骨文图书2014年开年新书1.《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When America First Met China: An Exotic History of Tea, Drugs, and Money in the Age of Sail）（埃里克•杰•多林著 朱颖 译）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27410/2.《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杨德睿 译）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88880/3. 《迷一样的清明上河图》（谜の名画・清明上河図 ）（野岛刚著 张慧君 译）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76316/4.《法兰克福学派史》（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埃米尔•瓦尔特-布什 著 郭力 译）（莱茵译丛）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88842/5.《资本的内部》（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 ）（彼德•斯洛特戴克 著 常喧 译）（莱茵译丛）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88846/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图书1.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2.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的兴衰（City of Fortune: How Venice Won and Lost a Naval Empire）（罗杰•克劳利 著 陈磊 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3.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4.血色大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蒂莫西•斯奈德 著 黎英亮 冯茵 译）5.失败的帝国（Failed Empire）（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著 李晓江 译）6.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传奇人生（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何慧 董风云 王睿恒 译）7.午夜将至：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米歇尔•多布斯 著 陶泽慧 赵进生 译）8.前朝旧人：俄国贵族的最后岁月（Former People: The Final Days of the Russian Aristocracy）（道格拉斯•史密斯 著 杜然 译）9.大师与市场：西方思想中的资本主义（The Mind and the Market: Capitalism in Western Thought）（杰里•穆勒 著 佘欣承 译）10.上帝与黄金：西方与现代世界的塑造（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瓦尔特•拉塞尔•米德 著 涂怡超 译）11.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乔伊斯•阿普尔比 著 宋非 译）12.机械宇宙：牛顿、英国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Clockwork Universe: Isaac Newton,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爱德华•多尔尼克 著 ）13.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保罗•约翰逊 著 秦传安 译）14.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与现代中东的形成（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斯科特•安德森 著 陆大鹏 译）15.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裵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16.中国通（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小约翰•派顿•戴维斯 著 李敏 译）17.中国的翅膀（China’s Wings: War, Intrigue, Romance, and Adventure in the Middle Kingdom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Flight ）（格雷戈里•克劳奇 著 陈安琪 译）18.亚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刘兴华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19.中国与世界：十八世纪至当代（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孟钟捷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20.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孟钟捷 刘风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21.存在的力量：享乐主义宣言（La Puissance d'exister : Manifeste hédoniste）（米歇尔•安弗哈伊 著 刘成富 王奕涵 译）22.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格尔哈特•伦斯基 著 关信平 译）23.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the Queen）（艾莉森•威尔 著 董宴廷 译）24坎奈的幽灵：汉尼拔与罗马共和国的黑暗时刻（The Ghosts of Cannae: Hannibal and the Darkest Hour of the Roman Republic）（罗伯特•奥康纳 著）25.疯狂的郁金香（Tulipomania :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Flower & the Extraordinary Passions It Aroused）（麦克•戴什 著）26.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萨拉•萝斯 著 孟驰 译）27.哈贝马斯手册（Habermas Handbuch）（豪克•布伦霍斯特 著 曹卫东 译）（莱茵译丛）28.汉娜•阿伦特手册（Arendt-Handbuch）（Wolfgang Heuer 等著 寇瑛 王旭 译）（莱茵译丛）29.德意志灵魂（Die deutsche Seele）（Dorn, Thea Wagner, Richard 等 著 丁娜 等 译）（莱茵译丛）30.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31.德意志文化（1945-2000）（Deutsche Kultur 1945 – 2000）（赫尔曼•格拉泽 著 周睿睿 等 译）32.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真实的战争与和平（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True Story of the Campaigns of War and Peace）（多米尼克•列文 著 吴田甜 王晨燕 译）33.当总统撒谎（When Presidents Lie: A History of Official Dece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埃里克•奥特曼 著 王本涛 译）34.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Carnage and Culture: Landmark Battles in the Rise to Western Power）（维克多•戴维斯•汉森 著 傅翀 译）35.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马克斯•布特 著 赵国星 译）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2016年4月17日

江绪林老师的自缢才突然使我意识到和雾霾一起严重起来的恐怖，我心里的焦虑、愤懑和担忧就始终很强。坐在从江绪林老师遗体告别会回来的大巴上，我看着虹梅南路上路中间地铁施工的一根根水泥柱，整个闵行南部很长时间都是雾霾和扬尘。清明回家前，我去墨江路寄自行车，路两旁大都是物流，只不过只剩厂房废墟了。地铁里的移动电视里放着层出不穷的真人秀节目，学校在大规模地布置校庆。清明回家，妈妈看了几天牛莉主演的一部家常电视剧，后来说不好看。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很High，而我却始终忧心忡忡。一边的人们在看着真人秀节目大笑，另一边的江绪林老师却选择结束生命。《大空头》及时地提醒了我。但这只是其中一事。每当我看，我都觉得我就像《大空头》里到佛罗里达调查房地产现状的人看到无数断掉的房贷，闲置的房屋，而建立在房贷上的证券泡沫还在疯狂。我看到风风火火的人，却也觉得或许他们和我一样心忧。在陆家嘴我的房间里住了两周了，按自己的意愿添置了桌椅台灯；用多余的床单盖住了镶在墙上的电视，好在它薄，盖住后几乎感觉不到它；挪去了厚厚的床垫，直接在木床板上铺床；卸载掉了微信，轻松多了，它实在太大了，得为在网易云音乐上下载唱片腾地方。总的来说，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我又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临要离校，我感到焦虑是因为我不确定还会不会有每天去包玉刚图书馆看书能有的一种常规的满足。如今却发现，在陆家嘴这里比我预想得满足得多，一种我设想过的生活确定下来竟然会这么快。虽然只能在这里住五个月，我觉得很好了。我还是会为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下压的社会感到焦虑，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文字让人难以想象她常年的恐惧，读起来会以为她，至少自奥•曼死后没有恐惧过。江绪林老师在遗书里也提到恐惧，他说他没有牵挂，却仍然感到恐惧，他问自己：奇怪吗？娜杰日达提到阿赫玛托娃的态度：她常说，缺乏恐惧是一种病态现象，以此而自豪的人，被她称为不受惊吓的白痴。（序32页）娜杰日达自己则这样说道恐惧：恐惧，就是一线希望，就是求生意志，就是自我确立。这是一种深刻的欧洲感情，它源于自尊，源于关于自我价值、权利、需求和愿望的意识。一个人在捍卫自己的一切，他害怕丧失这一切。（第46页）读完这本书，我想的就是来吧，不管什么，就算我恐惧，我也会抗拒着看清，思考。娜杰日达护着奥•曼的手稿、诗歌和关于他的记忆，恐惧、警觉、逃走，她总在抗拒。“实际上，我也一直无人可以坦承，说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待，偷偷地等待我重回自我，能够公开说出我等待的是什么，我保全的是什么。”（第252页）杨绛说，她和钱钟书曾设想如果知道结果，当年他们会不会选择出国，他们觉得还是会留在大陆，我不记得为什么了。同样，曼德施塔姆也不会离开俄国。江绪林老师也很坚持这一点，即留在中国的土地上批评。而我却要出国了，我为此难受。如果没有政治环境带来的社会恐怖，如果仅仅只有自己的存在的恐惧，我就该去远方好好历经世界，也同样好好思念故乡和父母。但是现在，父母在这可怖中，我却要离他们这么远。而且我的责任和担忧不仅于此，到底我能为中国的健康做些什么呢？我还要防止我自己变成像曼德施塔姆夫人所说的，只关心抽象的社会和人，却不关心个体的命运，我觉得我的性格能做的，也就是关注个体。也许那些以善的名义做的恶，以目的来证明手段合理的恶，都具有关心抽象的一切的特点。也许我就是应该好好生活，关注身边一个一个的人。我很可能无法欣赏诗。娜杰日达提到建立起自己的不同于主流的完整世界观的人一种最终的向诗的回归。“要知道，每一位诗人都是‘意义振荡器’，也就是说，他不会使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惯用的判断公式，而要从自己的世界观中抽取思想。”（第265页）“只有两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以其本质上全心的内容而独树一帜，他们的命运也以可怕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精神自治的程度。”（序55页）最早，我只能欣赏优秀诗歌之外的优秀文字，后来，在反复听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后，我开始相信我或许是可以欣赏古典音乐的，更不用说罗大佑、窦唯、齐豫这些现代音乐的大师了。我始终不能相信我可以欣赏诗歌，相同的，我还不能真正欣赏到塔科夫斯基。但是听巴赫给了我启示，即反复。反复去读诗，反复去看塔科夫斯基，就像反复听巴赫那样，就真的可以慢慢听懂读懂看懂的。只有真正有过直接的体验和领会，才能算懂过，这种领会的快乐大概就是江绪林老师在香港浸会大学期间在教堂获得的信的幸福。娜杰日达在偷偷地反复背诵丈夫的诗作的这么多年，也在越来越理解丈夫诗人。诗歌是最高的艺术形式，这个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赞美古希腊诗人时所得的印象，又在这本书里被强化。由神性而创作的艺术家。梵高，莫扎特。《古拉格：一部历史》中所引的诗句都出自曼德施塔姆，那时就觉得好。我最难受的情节，还是曼德施塔姆夫妇被骗取萨马基哈一处偏僻的疗养地并被限制再去车站防止他们离开以方便抓捕，曼德施塔姆在那里第二次被逮捕，并最终死在海参崴的中转集中营（最有可能）。只有不愿作恶的人才会做无力的问：他们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

诗人之死

曼德尔斯塔姆1930年年底再次回到圣彼得堡，并写下了最为脍炙人口的诗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详的沥青。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北岛译）能写出这样的诗，曼德尔斯塔姆注定逃不掉斯大林的惩处。为了寻求政治庇护，他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仓皇奔波，终究还是没有躲过前后四次牢狱之灾。确切的说，他除了在诗歌的殿堂里游刃有余，其他方面一团糟。1938年9月7日，以“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恐怖罪名，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那年的10月份，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给妻子和弟弟写信：“我现在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几乎变了形。说实话，不知道邮寄衣物、食品和钱对我来说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可怜的曼德尔斯塔姆，1938年圣诞夜后两天冻死在海参崴。

不朽的写作

回忆往事，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并未陷入情感的两极分化之中，如同我们在大多数回忆录中所看到的——或是脱离现实的美化或是义正言辞的控诉。曼德尔斯塔姆夫人的这本《回忆录》远离了读者对一本回忆录的期待，同时这种期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被超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情感向度。正如前面提及，曼德尔斯塔姆在回忆之时，为自己设定下的任务之一便是遵循客观理性的态度，放抗自我情感的介入。这是非常特别的，尤其是当我们预先知道了这位作者在写作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已是年过六旬的女性。年龄标示出了历经沧桑之后的沉静，倒是性别让我们稍感意外，因为比起男性，女性往往更容易与情感等内在特质联系在一起。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剔除了任何可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书写方式，比如时代大背景、恶劣环境的描写，敌人的凶神恶煞、诗人的渺小脆弱……而是将叙述重心放置在分析上，她所要完成的是借回忆之机再去缕清发生的事件全貌，重新看待围绕事件周围的人物心理，将这些事件背后统摄的运作模式给揭示出来。②结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既不从自己的童年生活写起，也未在夫妻两人相遇之时落笔，而是直接从曼德尔斯塔姆因为扇了阿•托尔斯泰一个耳光而被捕入狱切入，一直写到诗人的死亡。对于一本回忆录来说，这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还包括第二、三卷，本书为第一卷，但后两卷是扩充性质的，并未在最初的写作计划之内）。也许，这位遗孀事先就已经为自己标定下了任务：回忆是为了讲述丈夫被迫害致死的全过程，是为了恢复这位诗人的真实形象，为了还原当时苏联真实的社会环境。当然，这些讲诉并没有只围绕着曼德尔斯塔姆本人在转，不然就成了曼德尔斯塔姆个人的传记了，而是插进了很多看似与写作主题无关、实则是非常有用的“闲笔”。这些闲笔构成了全书的有机组成。③人物肖像。在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耳熟能详的人物的“肖像画”：帕斯基尔纳克、别雷、爱伦堡、阿赫玛托娃……当然还有其他我们不太熟悉、却在当时的苏联文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虽然按惯常而言，因为过分的熟悉往往导致形象认知上的固化，但曼德尔斯塔姆夫人丝毫不用惧怕这种习惯势力——在她笔下，人物显得可信的原因在于她是将人物重新放置回当时的环境中，让人物行动，通过这些行动来反应人物的心理动机。寥寥几笔，便能将这些人物的个性、相互间的区别跃然纸上。这无疑反映出曼德尔斯塔姆夫人高超的观察与写作能力，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这些往事是在一个价值观遭到扭曲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就更是如此。在此，需要说一句题外话。虽然阿赫玛托娃与曼德尔斯塔姆夫妇的关系较其他人来得远为亲密，但在她身上所落笔的墨水却要少许多。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并未像观察其它人一样在观察她，这也许一方面是基于双方都是女性所建立起的亲密瓦解了这种带有距离感的观察，同时也有可能是因为下面这种情况：曼德尔斯塔姆夫人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中，也许有通过人物还原当时社会背景中的其人其事，故而那些早早去世、因而疑点过多的人物便更加需要被澄清，而阿赫玛托娃活到了60年代；同时，阿赫玛托娃本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写作向时代与社会发声。④除却人物肖像，回忆录中很大一部分被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分析所占据，这也使得这本书成为理解曼德尔斯塔姆其人其诗的最佳指南。比起任何一位批评家，由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来做这份工作显得更有资格，事实上她也做得更好。对于一位从未写过任何文学作品（诗歌、小说等）的人来说，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对曼德尔斯塔姆诗歌所做的诗学分析显得专业又深刻，难怪乎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也在散文中赞颂这位遗孀所做工作的价值。因而，《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在众多回忆文字中确立了自身价值与地位。同时，它所承载的思维量度也不是一般回忆录所能比拟——那种客观、深刻，深入时代格局的精确分析，已经远远超越了一本回忆录所应当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对于苏联政权的运作方式，文坛中通行的秘密暗语，乃至社会主义环境背景下人民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告密、“奇迹”等），都让人印象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这本回忆录在切进集权社会所完成的价值丝毫不逊于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虽然这两本书写作方式相异，但其所暴露出的极权社会的运作模式却是极为相似的。这让我们不禁怀疑这种书写是否同样可以看成是在我们这片广袤国土上曾经发生过的灾难的一种回声。我想，这是可行的。以我个人来说，正是通过对这本《回忆录》的阅读，我理解了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这两位流亡者为何每次提及他们曾经待过的极权政体会如此地深恶痛绝，也多少能明白他们将其彻底否定的原因。我们是否需要将这份触角多少延展一下，将其放置在我们这片广袤国土上？如果这种联系不会太过牵强，从而失真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曼德尔斯塔姆笔下的苏联社会便可以被当做一个镜面用来观察我们国家曾经陷入的灾难。也许，这是这本回忆录对中国读者的部分价值所在。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妻子，她比任何批评家都更懂他的诗；作为一位在极权社会下生活的普通妇女，她比社会学家更加真实地观察到社会的运作形式；作为一位业余作家，她的回忆录已经远远超越了处女作的评析标准。她的写作是不朽的，值得每一个人的认真阅读。公共号：阿玛柯德

转：见证：一个人的斗争史——关于《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林贤治，南方都市报，2013年11月24日）

见证：一个人的斗争史——关于《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林贤治（南方都市报·书评周刊，2013.11.24；此为完整版，摘自林先生博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邀约几位翻译界的朋友，编译了俄罗斯诗人曼德施塔姆的随笔集《时代的喧嚣》，后来还出了增订版。与此同时，我在《散文与人》丛刊首次发表了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回忆录的断片，及后又在《记忆》和《人文随笔》丛刊上陆续选发过多章。我的手头握有万宁先生的部分译稿，一直希望出版，惟因多次联系版权未果而终至放弃。因此，及见刘文飞先生新译《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面世，不觉有一种邂逅故人般的惊喜！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于本书，我想都会像我一样渴望阅读，并且能够作出同情的理解。比较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迄今为止关于文革一类著述是何等的苍白乏力，与“史无前例”的时代是很不相称的。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共有三部，目前出版的中译本是第一部，也是最有份量的一部。第一部主要回忆曼德施塔姆于1934年至1938年两次被捕期间两人的共同生活，其中不曾涉及堪称中心的政治事件，只是将曼德施塔姆的诗歌写作与死亡过程作为主要线索，把众多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碎片连缀起来。但是，这是一幅巨大的镶篏画，其中不但有高级官员，有知识分子，还有众多有名和无名的小人物穿插其间，展现出一个畸变的社会结构的复杂而又单一的网络；他们的行动和活动，体现着一个极权国家的实质。视界开阔，结构宏伟，显示出惟俄罗斯妇女所特有的男性气魄。全书以叙述为主，间发议论，其深刻的批判性，也都非常富于男性的气质。这些被称为“文学政论”式的文字并非出自理论的推演，乃是根源于个人的生存经验，对周围生活的观察与沉思，因此又不失女性的特有的切实、细致、精确的感受力。1958年，正值曼德施塔姆去世二十周年之际，遗孀娜杰日达在莫斯科远郊的一个小镇上开始回忆录的写作。其时，中国的反右运动刚刚结束。回忆录最早发表于赫鲁晓夫时代最大胆的地下文学刊物《塔鲁萨之页》上，1970年在纽约公开出版。那时，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和欧美的学生运动同时退潮。直至1995年，回忆录才在饿罗斯本土面世。而此时，苏联已经荡然无存，而曼德施塔姆夫人也已去世十五年，无从目睹这具长期威吓她的庞然大物的覆亡了。一个充满革命性的诗人为革命所捕杀曼德施塔姆是俄国的白银时代阿克梅诗派的代表性诗人。继同派诗人古米廖夫之后，他从十月革命的遗孤变做了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1918年，曼德施塔姆与契卡特工发生冲突，被迫前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等地，还曾先后被红、白双方的军队所逮捕，二十年代初始返莫斯科。1933年，他写了一首据说是影射斯大林的诗，次年又开罪于当时苏联文坛的重要人物阿·托尔斯泰，于1934年5月被捕，判处三年流放。在流放地切尔登，他曾自杀未遂，后改为流放沃罗涅日。1937年5月，他结束流亡生活返回莫斯科；次年再次被捕，并流放至苏联远东地区，年底死于海参崴附近的集中营。在一个极权政体中，曼德施塔姆注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必死无疑。娜杰日达这样说：“为捍卫诗人的社会尊严而斗争，为捍卫诗人的说话权利和坚持自我立场的权利而斗争，这或许就决定了奥·曼整个生活和写作的一个基本倾向。”但是，在国家垄断了话语权的地方，这样的人“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旧时代的有害产物，文学中的多余人”。布罗茨基认为，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美学本身就是叛逆的，因此“那把旨在对整个俄国进行精神阉割的铁扫帚才不可能放过他。”事实上，曼德施塔姆是倾向革命的，当然这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革命”，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娜杰日达不愧为曼德施塔姆的精神伴侣，她在书中特别强调指出：“他那些远道朋友没有看出他身上的革命性，把他的生活看得过于简单，忽视了他的一条思想主线。如果没有这种革命性，他或许便不会介入事件的进程，不会用价值标准去衡量这一进程。完全的否定能给人以苟且偷生、随机应变的能力。曼德施塔姆却不善此道，他的生活一如其同时代人，而且同样抵达了这种生活的逻辑结局。”曼德施塔姆确认他的“平民知识分子身份”，对革命的拯救力量和重建力量的信赖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当因革命而崛起的新政权蜕变成为“特殊的强权世界”，众多文学团体和作家成为“新世界”的拥护者而纷纷加入齐声合唱时，他不能不起而揭露“血腥的土地”之上的现实，抨击“官方文学”。从本质上说，这正是他的革命性所在。然而知识分子是脆弱的，他也有犹疑退缩惊慌失措的时候，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特别列举了他一度撰文批判阿赫玛托娃——“他惟一可能的盟友”——的例子。然而，他毕竟是“文明之子”。在一场场的政治运动，为消灭富农运动、叶若夫恐怖时期，以及战后的种种措施中，他很快恢复了视力，深知自己为何孤身一人，珍重自己的孤立而坚持与时代相对峙。结果，一个充满革命性的诗人为革命所捕杀。曼德施塔姆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受尽折磨。根据“十二城之外”的判决，有十二座城市不对他开放；三年过后，失去七十多座城市的居住权，接着全部失去。流放期间，由于失去工作，他们夫妇俩过的是一种近乎乞讨的生活。在监狱里，他被关进单人囚室，遭到毒打，强光灯照射眼睛，剥夺睡眠，还要接受多种虐待，如给吃咸东西而不给水喝，穿“拘束衣”等等。他身体羸弱多病，哮喘病、心脏病都得不到治疗，后来还得了精神疾患。单人囚禁是容易得精神病的，据我所知，在中国，王实味、胡风、林昭，直到张志新都是如此。后来胡风在关押期间，官方让梅志也像娜杰日达那样随夫生活，这种待遇在文革时期应当算是优容的了。所谓“隔离”，不仅限于活动空间，还包括思想空间在内。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界本来已经是万喙息响，没有交流和争论；像曼德施塔姆这样的流放犯人居然要享受思想自由，岂非白日作梦。娜杰日达大约深受曼德施塔姆的影响，也把精神需求看得同物质一样重要，书中在提到曼德施塔姆极力搜求别尔嘉耶夫和其他几位同时代人的著作而一无所获时，她说：“不幸的是，被孤立的我们与各种思想均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人所能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每个人都将成为原子式的个人，如果有条件活着的话。曼德施塔姆的境遇在知识分子中可谓典型。书中报告说：“命运总是如此：奥·曼可以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最终都难逃厄运。”接着总结道，“这意味着，新型知识分子在新的强权世界中仍无地位。”国家的亚述性质：监控、镇压与恐怖1987年，曼德施塔姆被彻底平反；1991年曼德施塔姆诞辰100周年被定为“曼德施塔姆年”。但是，所有这些，无论对于曼德施塔姆或是其夫人来说，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对于这个体制的受害人来说，如何作出赔偿确实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从来不曾鸣冤叫屈，因为事情在她那里只有善恶之分；如果说她有所希望，无非是在曼德施塔姆生前如何免受刑罚，而不是在身后恢复名誉。在中国，经过“肃反”、“反右”和“文革”等多次政治运动，曾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则是习惯于使用“冤假错案”一类字眼。娜杰日达不是这样。对于曼德施塔姆的个人遭遇，娜杰日达从一开始就认为是政治体制以及立足于阶级斗争的各种政策造成的，因此是无可避免的。曼德施塔姆本人持同样的看法。虽然作为一个“等待者”，天性中有着天真、轻信的方面，但是，在政治上仍然有他清醒和独到的地方。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说，曼德施塔姆首次发现苏联国家的亚述本质。他是将亚述和古代埃及当作与人敌对的生活结构的例证来看待的，就是说，这样的国家只是利用人作武器和工具，齿轮和螺丝钉，而不是为了人，不把人当人。回忆录又说，当时最使他感覚不安的就是政党组织，他认为，政党就是教会的翻版，只是没有上帝而已。“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宏大并未让他眼花缭乱，反而令他心生恐惧。”他在1937年初写给丘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的一切都遭到剥夺：我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治疗的权利。我被当成一只狗、一只劣等狗……我是一个影子。我不存在。我只有死的权利。”他确信，他始终逃不掉国家的镇压。无论在流放的途中，还是暂时恢复了自由，这种死亡的预感都在纠缠着他。按照阶级斗争的理沦，早在1917年开始，就把人划分为两种：“自己人”和“异己者”。当时，就有了“异己分子”的称谓；后来又出现“坏分子”一词，范围更广泛，什么问题都可以算在他们头上。中国在五十年代有“五类分子”一说，其中就有“坏分子”，而“右派分子”作为一种政治特产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我还看到另外一说，说“坏分子”一词出现更晚。不过，今天看来，这类考据学已经无足轻重了。谁的人？敌人还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回忆录说，如果是“自己人”，就会获得保护、纵容和奖赏，而“异己者”将被根除。曼德施塔姆不能留在莫斯科的理由，就因为有“前科”。回忆录说，前科是一个纯粹的苏联概念，前科就是一个烙印，终生背着它的不仅是被判刑的人，而且还有他们的家属。其实说“前科”惟苏联所特有是不确的，在中国，它相当于“文革”前的“历史问题”一词。在文革，我们看见那些被批斗、游街的人，脖子上挂的牌子就有“历史反革命”，以区别“现行反革命”，这就是前科。回忆录又说，为了掩盖前科，人们往往尽可能地为自己杜撰虚假的履历。但是，曼德施塔姆写作反动诗的手稿已经进入档案室的“卷宗”，而这个喜欢喧闹的人，又把据说讽刺斯大林的诗篇向多达十四个人朗诵过，“人证”自然也就有了。“阶级斗争”被弄得非常诡谲，形势瞬息万变。所谓“自己人”并非世袭，也并非终身，甚至有可能在转眼之间跌入“异己者”的范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布哈林曾经出面减轻对曼德施塔姆的惩罚，但本人很快便变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到处决。这种剧变倒过来又影响了曼德施塔姆，他最后一次被捕，罪状之一就因为在抄布哈林的家时抄出了他写给布哈林的信和他亲笔签名的赠书。关于苏联的肃反，一般把时间定在1937年，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即已开始。恐怖的氛围笼罩全国，进入每个家庭，占据着每个人的大脑和心灵。可以说《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整部书都在述说恐怖。对于一个极权国家来说，恐怖乃是其政治文化、道德和社会心理的最富于特征性的概括。“我们全都是羔羊，任人宰割，或者甘为刽子手毕恭毕敬的助手，因为我们不愿步入羊群。”娜杰日达说，“意识到自己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受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每个人，既包括被杀者也包括杀人者，无一例外。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作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这样的生活空间让他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见面小声说话，警惕地盯着四壁，看有无邻居窃听，或有没有安装窃听器。所有人互相监视，彼此均不信任，他们不得不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任何一个单位，尤其在高校，都有国安系统的人。这些人还在不断发展外围势力，培植职业告密者，大学生受命监视教师是平常的事。即使在家庭里也不见得安全，不可能始终不戴面具；自家的熟人同样要反复掂量，从中寻找“地下工作者”、告密者和叛徒。在回忆录里，整个国家似乎患上了“侦查狂躁症”，每个阶层都感染了不同的“恐怖病”。体验恐惧，成了同时代人最可怕的刑罚之一。娜杰日达发现，无论曼德施塔姆和她走到哪里，身后总有盯梢的人。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不能不到处“找人”，即我们惯称的“走后门”。虽然也有极个别的朋友施以援手，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两手空空。在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里，人们为了保全自己，避之惟恐不速也就不难理解了。回忆录写道：“大恐怖就是一种恐怖行动。为了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怖状态，就需要让牺牲者的人数达到一个天文数字，就要在每个楼道里都清除几个人家。在被铁帚扫过的家庭、街道和城市里的剩余住户，一直到死都会甘做模范公民。”要做“模范”，就得顺从，不反抗，不添乱。书中说，自1937年以后，人们实际上已经停止互相见面了，当局成功地削弱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整个社会被割裂开来，所有人只会躲进自己的角落沉默不语，惟其如此，统治者的特权才得以持续不变。知识分子“普遍投降”极权主义体制把领袖推到一个绝对的高度，君临一切。在纳粹德国，有一个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在苏联，斯大林代表党，党代表人民，这是天经地义，无庸置疑的。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指出，统治者及其集团不允许任何人觊觎他们的权力，介入他们的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自己的判断。这个体制需要借助一元的、严酷的社会秩序和纪律来实现统治者的政治意图，而基础则是对权威人物的绝对服从。娜杰日达把自由思想称为“人道主义最钟爱的孩子”，由于它对权威构成威胁，因此必然变成“新思想”的牺牲品。所谓“新思想”，即是新型的国家意识形态。它自称拥有绝对真理，为政党和领袖的政治思想垄断行为辩护，把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把日常化的批斗、审查、关押、流放以至肉体消灭等论证为社会稳定的需要，美化恐怖统治。据说全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它鼓吹所有人要做的，就是服从历史的必然性。娜杰日达多次揭露“历史决定论”的危害性，认为它使人们丧失个人意志和自由判断，进入被催眠的状态，它表明这个国家中的一切将永远不会改变。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对此竟也信以为真，自动作出响应，有如共同犯罪那样连结为一个整体：名声不好的人、被拉下水的人和被吓破了胆的人，总之受到伤害的人越多，体制的拥护者便越多，他们同那些既得利益者一样，都希望这个体制能延续数千年。相反，娜杰日达一直希望改变体制，这也正是她给赫鲁晓夫以较高评价的原因，因为他实行了人道主义的改革，虽然是有限度的改革。她看到，最高层常常更替，“脸黑的”销声匿迹，“脸白的”取而代之，随着名字的更换，整个生活方式和管理风格已会发生变化，但是仍有“某种东西”把所有这些阶段连结到一起。而这种东西，正是现行体制所以维持不变的本质。知识分子本来是价值观念的立法者和阐释者，而今已为国家意识形态部门所取代。迫于新的形势，知识分子不能不对价值体系进行反复评估。书中多次使用“价值重估”一词。它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或者向善，或者作恶；或者有所发展，或者转向自我毁灭。娜杰日达对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抱有好感，大约因为他们怀有单纯的革命动机，是理想主义的一代；自三十年代起直到斯大林去世，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干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动机已全然不同，不是企图擭取实际的好处，得到奖赏，就是因为恐惧。他指出，这是知识分子“普遍投降”的时期。对此，她表示无法知道，他们在未来的考验中能否恢复独立性，能否坚守并捍卫真正的价值。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普遍投降呢？回忆录写道：“使所有人在心理上趋于投降的原因即害怕陷入孤独，害怕置身于一致的运动之外，甘愿接受那种可运用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所谓完整、有机的世界观，相信眼下的胜利坚不可摧，相信胜利者会永坐江山。但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投降主义者内心的一无所有。”失去良知，缺乏信仰，没有责任感。知识分子只要失去批判的意识和能力，就将助长现代专制主义的肆虐。由于曼德施塔姆的关系，娜杰日达对苏联作家的生活及精神状态特别熟悉。她观察所得的结论是：“就其疯狂和堕落而言，作家有时胜过所有人。”她对高尔基似乎没有什么好感。高尔基位高权重，我在别的书刊中看到过他营救其他作家的材料，但他并没有帮助曼德施塔姆，反应冷漠，甚至充满敌意。书中有一个细节说，三十年代物质困难，发给作家的购买凭证由高尔基核准。有人去求高尔基卖给曼德施塔姆一条裤子和一件毛衣，高尔基划掉“裤子”二字，说：“没裤子也能行……”法捷耶夫自杀后，其国内似乎颇有争议，因为他在遗嘱中对过往的表现作了忏悔。可是，在娜杰日达笔下，法捷耶夫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人物。她用了“同谋”整整一章记叙与法捷耶夫的两次会面，见证朋友对他的印象：既冷酷又易动感情。这个苏联作协的权力人物，可以一面对作家报以亲吻和含泪道别，一面又批准对他们的逮捕和极刑。曼德施塔姆被捕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是除了阿赫玛托娃以外惟一的一个到家探望娜杰日达的人。他曾为解救曼德施塔姆向斯大林求情，但是非常胆怯，电话中不敢正面承认与曼德施塔姆的“友谊”，也不敢充分肯定曼德施塔姆的诗歌成就。曼德施塔姆虽然朋友不少，但是除了募集有限的一点钱物之外，于自身命运的改变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在作家同行中，对曼德施塔姆施行试探，告密，骗取手稿，以及其他各种卑鄙手段者却大不乏人。曼德施塔姆最后一次被捕，同样出于同行的叛卖；他想不到所求助的斯塔夫斯基会诬告他，将密信直达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那里，让他永劫不复。这就是文学界的现状。所以，后来当有评论吹嘘阿谢耶夫、柯切托夫等人如何同个人崇拜作斗争时，娜杰日达则予以坚决反驳。要知道，任何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都是对现存秩序的美化。她说：“我可以作证说，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进行过斗争，人们只不过是在竭力躲藏起来。那些没有失去良心的人正是这么做的。要想这么做，也需要真正的勇气。”1956年，苏共二十大刚刚开过，娜杰日达在时隔二十年之后走进作协大楼，去见苏尔科夫。她说苏尔科夫愉快地接待了她，同时她发现，周围许多人都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会相当深入。对此，她批评说：“乐观主义者们没有考虑到由斯大林体制预先埋下的那根弹簧所具有的力量，即旧体制罪行的大批参与者们的合力抵抗。”她使用“弹簧”的出色比喻，意思是说，改革随时可能反弹回来。作为非常时代的幸存者，娜杰日达对整个知识界的态度是悲观的，甚至是取消主义式的。她说：“知识分子阶层的任何一个特征都并非他们独有，它同时也属于其他社会阶层，比如特定的受教育程度、批评思维以及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这些特征如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目睹，随着这些特征的消灭，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也将不复存在。”记忆与保存：一个人的战争二十世纪是一个死亡的世纪。除了毁灭肉体生命之外，还掩埋了大量的历史真实，扼杀了正常的思维，无数富于真理性的精神创造。记录和思考原本是知识分子的事，但是都被他们放弃了，遗下的是一个“聋哑和失语的时代”。就在知识分子风从草偃的地方，娜杰日达，这个被布罗茨基称为“世纪的女儿”站了起来。继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之后，继苏菲亚们之后，她主动承担起一个记录者、见证者、思想者，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在跟随曼德施塔姆流放的四年间，娜杰日达四出奔走，进出警察局，打零工，向朋友“乞讨”，照顾丈夫的生活和疾病，处理一切日常事务。其间，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极力摆脱“一种自然的毁灭力量”，千方百计保存曼德施塔姆的诗。这时，诗成了危险品。除了仔细照看诗人的手稿之外，她还得亲手抄写几遍，然后将不同的抄本缝进枕头，藏进砂锅和皮鞋里，以防抄家，或者分送给朋友收藏。由于担心纸稿被抄走，保管者们在恐慌时刻把诗稿扔进火炉，记忆就成了她的一个附加的保存手段。她把曼德施塔姆的所有诗作都背了下来，《第四篇散文》就倒背如流；在纺织厂值夜班的时候，她一边照看机器一边背诵诗句。曼德施塔姆的大部分作品，就靠着娜杰日达如此顽强的意志和韧长的努力保留了下来。在回忆录中，她自豪地表示说：“这便是我的斗争史。”曼德施塔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不但属于俄罗斯，而且属于全人类。他的诗，是现代世界文化最优秀的部分；而他的遭遇作为重要个案，已然进入苏联历史，成为其中摧人心魂的一章。娜杰日达对曼德施塔姆及其作品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就是说，她致力于记忆和保存的工作，就不仅仅为了曼德施塔姆，正如她所说：“我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因为我一生都在捍卫一位逝去诗人的那份诗作和散文。我并非履行一位遗孀和女继承人的庸俗权利，而是一位黑暗岁月的同志所拥有的权利。”所谓“庸俗权利”，就是把自己局限于个人温情的泥沼里。娜杰日达已自觉超越私人范围而及于全社会黑暗的暴露和审视，从而使回忆录具有一种崇高的品格。首先要记住，咬紧，狠狠地咀嚼，然后倾吐出来！她说人在痛苦时必须大声嚎叫，决不能沉默，而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记忆和保存是一场战争，长久的战争，始终没有援军的一个人的战争。当对手为极权主义的国家体系，面临的是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的强大而严密的包围，一个人容易失去坚持的勇气。所以，娜杰日达说她害怕在步入未来时会失去历史见证人的陪伴，因为她发现，“无论是在集中营内部还是铁丝网外面，我们全都失去了记忆”。但是，她也同时发现仍然存在另外一些人，他们自一开始便决心保全性命，以使自己完成作为见证人的使命。她赞美说：“他们是真理的无情捍卫者，他们被无数的苦役犯所淹没，但是坚忍不拔。”但当对手转换为后极权主义国家，控制相对松弛，恐怖有所淡化，这时，同样存在丧失记忆的危险。究其原因，未必完全是勇气问题，也有可能来自历史的惰性和虚无主义倾向。娜杰日达写作回忆录时，非斯大林化时期已经开启，她指出，学校教育仍然停滞在斯大林时代。“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学校提供的是一种不完整的教育，而在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中总是更容易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低级民族主义乃至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仇恨。”她说，“我们给他们的是斯大林式的教育，他们获得的是斯大林式的证书。因此，他们自然要捍卫那张证书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否则他们便无路可走”。显然，斯大林时代的遗产已经构成国家资源的重要部分。她关注青年一代在新时期的变化，特别是精神状态和道德立场，指出他们对历史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没有兴趣，或者根本无法理解，竟至于跟统治者一样力求稳定，害怕变动。她说：“他们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静静地坐在计算机前，从不思考他们的计算有什么用。他们说：‘千万别再闹革命了……’”一个被异化了的“革命”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对革命依然怀抱敬畏之心，而毫无“告别”之意。这种对革命的态度，老实说，是我私下对作者最为敬服的地方。我接触到的有关苏联的个人回忆录不下几十种，这些书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作者是政治家，写的是政治和政治人，如《赫鲁晓夫回忆录》、雅科夫列夫的《雾霭》；一类是文艺家所撰，内容是文化和文化人，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像《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这样的很少，作者是普通妇女，而写的是与她和曼德施塔姆生死攸关的苏联的全部现实，包括政治、文化与社会，包括政治人、文化人和普通人，众多底层人、边缘人、流放犯与苦役犯。是政治恐怖抹去了所有人物的身份，所有生活的形相，而呈现为清一色的可怕的大黑暗。这是一部“黑夜史”。如鲁迅所形容的，由于作者“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所以，在《回忆录》中，能剥去掩饰的面具和衣装，揭示隐藏的真实，能把穿透黑暗的信念、意志和光明的希望——哪怕是微茫的希望——传递给世上所有需要的人们。2013年10月25日延伸阅读《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杨子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