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論稿
出版社: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1987
ISBN:9789571904818
作者:邢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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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稿所收皆近五、六年學史習作。論文計十一篇，書評與資料介紹共六篇、都四十五萬言。論文所涉從天下觀到山東、山西之分野，從鄉里聚落到壁畫發展，雖似漫無涯際，實則皆以探究秦漢政治與社會生活之關係為重心。拙 稿言天下觀、皇帝制度，意在說明中國中心之天下觀如何形成，皇帝又如何而為「萬物之樞機」（董仲舒語）。談孝廉身分背景、律令學，行政中之「故事」與「便宜從事」，則在顯示社會菁英化為官僚與行政運作之特色。尋繹山 東、山西之分野變化、以見政治發展如何影響地域區劃。談聚族里居，論徙民與遷徙刑，皆在顯現政府措施不容違背社會之基本結構與特性。東漢壁畫流行，從中央到地方官府、學校多取道德典型為題材，即使墓中壁畫亦不例外。 這現象深切反映儒教傳統如何在政府與士子儒生努力之下，深入人心。總之，各篇所論雖有不同，用意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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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家---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形成P6 商王的都邑在盘庚以前虽然屡迁不定，商人想像中的土地方域却有一个不变的中心，这就是他们先公先王宗庙所在的旧都---“商”（今河南商邱）。P14 服制所包含内外层次的观念配合“中央”、“四方”的方位观形成了此后中国人观念中“天下”最基本的结构。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P45 帝原是神的尊称，用以称人君，显然有神格化人君的用意。人君称帝不是秦王政的创举，战国时代已经如此。战国时，周天子之下的诸侯纷纷僭越称王。到了晚期，争霸的诸王觉得“王”号已不够响亮，秦昭襄王于是约齐湣王共同称帝，一为西帝，一为东帝（《战国策》“齐策四”）。此后又有游说以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的国际外交活动（“燕策一”）。诸王称帝的事虽然为时甚短，“帝”显然已经由天上降到人间，变成一个超越“王”的人间尊号。《管子》“兵法”篇又有“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之说。皇与帝的尊贵在王、霸之上。战国君主有称帝，还没有称皇的。由此看来，秦王政以“皇帝”为号并非凭空创造，只是在已有的帝号之上加上更尊贵的皇字，使自己显得更神圣，更伟大。秦始皇帝还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决定。一是采用战国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说，强化秦得天下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二是推行郡县制度，奠下帝制中国中央集权式官僚政治的基本规模。P47 秦末，起兵反秦者亦以楚地为多。不过在战国末期，自以为最具资格统一天下的是齐国人。齐自威王（西元前355-320年在位）两败魏师以后，成为东方的强国，再经宣王和湣王两代的经营，已经成为与秦东西对峙的两强。秦昭襄王因此约齐湣王称帝，两分天下。就在威、宣王齐国最盛的时代，有齐国人邹衍大力宣传五德终始之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德转移，当运者得兴……齐湣王称帝不久即一败涂地，遭燕、赵、魏、秦、韩、楚六国围攻，几乎亡国。齐国一败，其余各国亦先后为秦所亡。这证明真正逢运当兴的是秦国。秦王政要赢得东方人承认秦得天下的合法性，这种本在东方流行的德运说自然是一个很便利的工具。P48 刘邦以一介布衣而有天下，非常需要天命和五德终始这类神话来说服世人。他曾宣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P62 由于皇帝“私天下”心理的作祟，皇帝对客观权力运作系统的扭曲破坏不外下列两种情形：一是将权力交给自己近侧或有私人关系的人，前者主要是宦官，后者则有外戚。P64 握权独断的武帝喜欢“游宴后庭”，于是找来一批亲近的私臣就在后庭襄赞书奏办起公来，并常以宦官居中传达，因而形成后来所谓的中朝或内朝。外朝的丞相因此常失去参预决策的机会，仅能奉命办事而已。（P62 以申屠嘉为例，宰相的职权，整个官僚系统是否能够客观和合理的运行，端在皇帝是否信任与尊重。）P65 同姓继承必不可少的立储制以及为建储提供最大可能的后宫制说起。P66 秦汉的皇帝除未成年即夭逝的，大部分都能有子嗣，多者如秦始皇有二十余子，景帝十四子，光武十一子，但也有一无所出的如昭帝、成帝和桓帝。秦汉两朝二十八个皇帝中以嫡长太子身份继立的只有三人，即西汉的惠帝、元帝和成帝。东汉一朝竟无一人是嫡长继承。不过两汉总共有十二位皇帝（？）不论是否嫡长，是以太子的身份继位为帝。P68 东汉光武鉴于西汉之失，有意压抑外家，明帝“因设外戚之禁，编著甲令”。奈何东汉皇帝命多不永，权归母后。东汉临朝的太后达六位之多。皇帝幼时，任母后及外戚摆布，稍长感到不耐，结宦官为援，于是宦官乃进入皇位斗争的舞台。和帝曾赖宦官郑众之助，消灭图谋加害自己的外家窦氏。安帝所废的太子保亦因宦官孙程等发动政变，击败外戚阎氏，而得立为顺帝。外戚和宦官轮流控制东汉末期的皇帝与政局，以迄凉州军阀董卓杀入洛阳，皇帝才成了军人控制的傀儡。皇帝制度的发展P70 自秦王政创皇帝名号到曹魏禅代，与皇帝相关的政治体制可以说已大体完备，此后千余年的皇帝制基本上都承袭秦汉成规，少有大变……不过后代的皇帝制度有如下几个发展：一是外族入主对皇帝制带来一些变化；二是皇权日趋绝对化；三是皇帝成为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等各环节统合的焦点。……刘渊和刘聪入主中国以后，将他们原有的单于部落制度和中国的皇帝制杂糅在一起，为后世“征服王朝”的两元政治开了先河。他们以“皇帝”的身份治中国，以“单于”之号令旧部。这种方式启示了以后中国的帝王可于“皇帝”以外再加其他的尊号。P72 唐代的中书省因草拟政令，门下省因有封驳之权，对皇权构成相当的制衡作用。两省一废，皇权就难以约束了……就残暴化而言，盛行于元、明朝廷的廷杖，即对朝臣加以笞辱的办法，在契丹和女真的部落习俗中可找到渊源……不过，中国之有廷杖并不始自外族入主，汉光武帝早已行之在先。P73 从宋代以后，皇帝日趋专制独裁也并不完全由外族王朝所造成，最主要的还是中国政治社会本身自唐、宋以后发生变化。就社会而论，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和唐末世家大族的消亡殆尽，社会上已经没有足以和皇权分庭抗礼的力量。宋代以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原是一群等待天子赐予“黄金屋”和“千钟粟”的士人举子。他们不再有南北朝、隋唐世族那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在这种情形下，帝王自然容易牢笼士人，肆意摆布。就政治制度而言，皇权的伸张又与三省制的破坏、相权的分削、宰相的废除以及特务、密摺等监视制度的发展相表里。唐初的三省制一直被认为是传统君臣权力最完美的均衡分配，但是在唐朝中叶即因武后、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等擅权而破坏，中叶以后，更因皇帝信用亲近的翰林学士、宦官、枢密使等内廷官员而完全崩溃。宋代自太祖起，为求皇帝集权，刻意分削相权。宰相不但失去军事权和财政权，一般政事也须先以劄子请旨，“尽禀承之方，免差误之失”。对皇帝旨意不敢违拗的宰辅百僚从此沦为“余一人”的工具。宋太祖和明太祖都是“家天下”思想极浓的人，最不放心他人分享权力。朱元璋自左丞相胡惟庸谋反被诛以后，干脆废除丞相，由皇帝直领六部。他甚至在祖训里明白警告“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P76 皇帝角色的多面性从秦始皇开始已完全显露。他不仅仅是并一海内，化天下为郡县的君王，更是道德和文化各方面的领袖。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君师者，治之本也”，秦汉以后的帝王不但代表政统，更兼掌道统。秦始皇兼并六国以后，焚诗书，坑术士，统一文字，“专隆教诲”、“大治濯俗”，就是希望做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尊卑贵贱，不踰次行”，“男女礼顺，慎遵职事”。而秦行法治似也寓有道德的目的。在湖北云梦发现的一篇秦王政二十年（西元前二而七年）四月二日的太守文告中说：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殹（也）。文告中还说使民去恶就善乃是“圣王作为法度”的苦心所在。这里所说的圣王当然就是指秦王政。我们再从新发现的秦律看，里面有很多关系道德伦理的规定，其中对“不孝”者加重治罪尤其值得注意。写于秦统一天下前夕的《吕氏春秋》，曾特别强调人主之孝，人臣之孝，又说“务本莫贵于孝”（“孝行览”）。自皇帝制度建立以后，孝更是中国最被看重的道德项目。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P85 两汉择都，都曾受地域观念影响，发生都关中或都山东的争论。（参《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传》）在经济上，关中一直仰赖山东的转输，但是受关东豪族左右的东汉政府就不再像西汉时一样支援关中，连传统移居充实关中的作法也被迫停止。这当然是因为东汉都洛阳，帝国的重心东移，但是东汉的“西州士大夫”总觉得，关东人士太地域本位，不惜牺牲关以西地区的利益。汉末凉州军人与山东士族对抗，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关东、西两地人士长期相互不满和猜疑的结果。在社会上，西汉时人以隶籍关中为荣，认为“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盐铁论》卷五“国疾”）。都士者，关中京都之士；而鄙儒乃是山东文学。这是关中人的优越意识。到了东汉，关中没落，山东士族又看不起“颇习兵事”的关西人，关西人则骂关东人为“山东儿”。（参《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卷七十《郑太传》；卷九十上《马融传》。“山东儿”见《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P103 综上所述，汉代山东一词常常与关东或关外互用；山西又可与关西、关内、关中、关右互用。在用法上，关西可与山东相对，关东又可与山西相对。如此，汉代人所说的关和山应在一处，最少也应在同一区域之内。否则山东、关东指涉的范围必不相同，也就不可能互用了。如果这一点可以确定，我们又知道所谓的关就是函谷关，则汉人所说的山应该是函谷关所在的崤山，而不是华山或太行山……以太行山分东西大概只有刘秀在河北的时期是如此，其余两汉一般的用法，可以说承秦之旧，是以崤、函分关、山之东西的。P108 在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是核心的关东而不是广义的关东地区……汉代的关东是以青、冀、兖、豫和徐五州为核心，加上荆的北端、司隶的东部以及并州东南角。东汉时的党锢人物绝大部分即来自这个核心区。据金发根先生的统计，一百七十三名党锢人物的籍贯有一百四十七名属上述区域。汉末，袁绍率山东群豪起兵对抗董卓，起兵人物的籍贯和起兵的地区也很有代表性。（略）以上起兵的区域包括了冀、豫、兖、徐、司隶。P113 秦汉之人对关东关西、山东山西的说法并非历数百年不变，同样的名词有了新的意义和用法，旧的观念和旧的用法并不一定就此消失……其中出现最早的可能是“山东”一词，应指华山以东。随着秦国的扩张，秦以函谷关、崤山与六国对峙，“山东”指崤山以东的用法开始通行。不过这并不妨碍以华山之东为山东旧观念的继续存在。王莽末，刘秀起于河北，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曾一度有以太行山为山东西分界的说法。天下大定以后，由于东汉关中和关东两地分立的基本形式并无异于西汉或秦，因此东汉时人仍以函谷关和崤山划分关、山东西。大致而言，终两汉四百年，汉人所说的山东、山西通常都是以崤山为界，至于这些名词指涉的范围则有新旧广狭之分。这种分别也因时势而异。战国末期，山东原泛指东方六国，秦汉以后有时也这样说。不过随新的政治和社会情势的发展，关东又有一以青、冀、兖、豫、徐、荆州北端、司隶东部和并州东南为中心的核心区。山西或关中在汉代可以只指三秦旧地，也可以将武帝以来在西北和西南开拓的疆土包括在内。又P118以下：武帝之所以要扩大关中的地区，是因为关中为京师所在。在汉代强干弱枝的政策下，一直蓄意加强关中的人口和财富。扩大关中的范围也应该和这个政策有关。另一方面，诚如劳贞一先生指出，就自然地理形势而言，太行山实在是河北平原与陕西山脉地带之间较自然的界限。武帝这样作，不是没有道理的。隋、唐以后的山东多以太行山为界，应该和顺应这种天然地理形势有些关系。武帝扩展关中，改变了关中和关东的分界，必然造成这些地域名词用法的不统一。因为几百年的老观念、老用法，一般人已习以为常，大概不是一夕之间可以完全改变。问题是：东汉以后，东汉政府是不是仍然以太行山为关东、西的分界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终东汉一世，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例子。其原因很简单：东汉不再都长安，而都洛阳。政治中心一转，关东成为帝国的重心。从光武帝开始不但不再徙民关中，关中的东界可能在这个时候又回复原来的关崤一线。因此，武帝元鼎以来属关中的河东、上党、太原，东汉以将，很清楚又都是关东的一部分。东汉孝廉的身分背景P154 西汉选举孝子和廉吏，本来的标准无疑是在德行、实际的才学和经验。这不但从孝子、廉吏或孝廉的名目上可以看出，从西汉所谓四科取士的规定也可以证明。不过东京以后，地方察举普遍掌握在豪门权贵手中。选举表面上仍重德行，实际上家世身分往往更为重要。P156 桓灵之世，选风日劣，“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徐幹《中论》言之最切……和请托、交结相连的另一现象就是前文所说，察举的标准没有办法再严守以德行和才能为重的规定，变成“以族举德，以位命贤”。以族以位则家世身分成为被察举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形下，东汉孝廉的家世身分就很值得我们作些分析了。在310位可知的东汉孝廉中，有家世资料可考的有二百六十五位。所谓可考，资料的内容和详略当然不尽相同。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就经济、教育、个人仕宦经历、家族和地域背景等几方面试作讨论。（一）经济背景从经济背景上说，贫寒子弟在东汉能成为孝廉的极少……贫贱固难脱颖而出，单纯凭借财势似乎也并不能保证一个家族能有子弟获选为孝廉……在两百多个孝廉个案中，仅有财势可考的家族只有上述几个……家族财势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是和家族仕宦相结合。仕宦之家通常也就是财势之家。 （二）教育背景孝廉是东汉官僚的主干。他们所曾受的教育应颇能代表东汉一般官僚所受的教育；他们受教育的途径也应反映出汉代官僚养成的一般途径。从途径上说不外是传习家学、从私人问学、入地方学校或入太学。在教育内容上则以经学和律令为主……从学习的途径看，向私人问学、入学校和承袭家学的兼而有之……这些传家学的孝廉，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家族不但占据政府要津，他们的门生更足以形成政治上的影响力……汉世，业师门生，恩同君父，关系至重。传经之家，门生佈列，其政治势力是不难想像的。我们所知道的孝廉有这样多来自传经之家，或曾教授经学，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显示经学、仕宦和家族势力三者相依相存的关系。班固说的很清楚，五经乃“禄利之路”。四科取士【1德性高妙、2学通行修、3明达法令、4刚毅多略。详见《续汉书·百官志》太尉条注，此为西汉所谓四科取士】的第二项要求就是“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知晓经书可以说是汉代官吏必要的修养，孝廉自不能例外……孝廉习经之外，还兼习律令。“明达法令”即为取孝廉的四科标准之一。兼习律令是汉儒的一项特色。董仲舒本人就是著例。王充《论衡》“谢短篇”说：“法律之家，亦为儒生”。他说这话原有讥讽之意，不过亦显示儒生治律的风气。东汉律令之学有章句，也有家法。据说：“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其中可考的两家是西汉武帝时杜周父子所传的大、小杜律。（三）个人仕宦背景东汉孝廉另一个重要的身分背景是他们有很多曾任地方州郡的属吏……地方属吏被举，一方面是因为察举的大权掌握在郡国守相手中。他们很自然从自己亲近熟悉的属下中选拔人才。另一方面，东汉取士甚重实际经验。四科取士，其“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这都非根据实际的成绩，不足定夺。（四）家族背景孝廉家世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二百六十五名家世可考的孝廉中，有多达一百三十九名，亦即一半以上（52.4%）出身在有父、祖、兄弟或其他成员仕宦的家族中。这显示出家族仕宦背景的重要……总结而言，无论从孝廉出自地方佐吏或仕宦之族的比例看，东汉中期，尤其是顺帝时期，是东汉政治和社会发展上一个相当显著的转变时期。世族的势力从光武以来一路发展，于顺帝时达到一个高峰。他们把持选举，于是激出左雄有关选举的改革。他的限年之法，虽然在世族豪门的对抗之下流于具文，但是课试之法显然使得有实务经验的州郡之吏有了较好被举荐为孝廉的机会。顺帝朝也是宦官逐渐得势的开始。过去我们总以为顺帝以后的皇帝党于宦官是为对抗外戚，其实咄咄逼人，势力日盛的世宦士族也不一定是帝王乐见的。桓、灵放任宦官，打击士人，从当时孝廉的家世看，世族似乎确曾遭到相当的压抑。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只是暂时的。世宦豪族的力量已牢不可拔，在以后几百年的历史里，他们仍在政治社会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五）地域背景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一三四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诚如劳贞一先生和许倬云师所说，这是汉代政治和社会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地方俊彦可以透过正式的管道，定期地进入全国性的政治权力结构。就汉代中央而言，政权可因地方人士的参与而有了广大的社会基础。就地方而言，地方的利益和地方人物都可以在和平和稳定的情形下，得到保障和发展的机会。郡国岁举孝廉原本以郡国为单位，但是郡国的面积和人口相差甚为悬殊。如果不考虑人口的因素，对人口稠密的地区显然是不公平的。东汉和帝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修订选举的办法，改以人口为标准，规定郡国凡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不久，又因为边郡人口稀少，将边郡的人口比率从二十万降为十万举一人，以增加边郡人士的机会。因此，最少在理论上，帝国各地的人群社区都可以在一定的比率下，经所谓的乡举里选，产生本地的代表，参与帝国政治权力的分配。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P234 父老闾丘先生的请求，显示父老代表地方百姓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君王所选，行法度于地方的吏如何能不烦扰百姓，如何能维护地方敬长尊老的风气。这种风气，所谓“乡党尚齿”（《庄子》外篇《天道》）是父老在乡里间地位和力量的基础。这和由君王所选，一心以田租和徭役为务的吏有代表意义上的差异。秦末，天下一乱，地方官吏的权力即不稳固，而权力不来自政府的父老，反而成为乱局中地方最有力量的人物。刘邦得以起兵，沛县父老的支持是一大关键。他打天下期间，无时不以争取父老好感为要务。他入关中，即与父老约法三章。汉二年冬十月“如陕，镇抚关外父老”；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汉四年，“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刘邦这样争取基层聚落领袖的支持，是他终能成事的重要本钱。P243 由于农村聚落中的家族亲属联系始终是地方组织的重要成分，因此乡里之制虽然逐渐确立，维系乡里秩序的除了法律，仍然以孝悌、敬老等家族伦理为底基。管仲制齐国为二十一乡，乡长每年正月向齐桓公作治绩报告，据说桓公亲问焉：“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后文引述也挺重要，不能尽引，回头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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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0日，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