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五十年》书评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

鸣谢孔夫子旧书网！鸣谢昆明旷远书局，以区区五元价格转让给我无比稀罕的《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特别鸣谢当年藏书的云南省卫生学校图书馆，封底崭新的借书卡至少表明这是一本没有历史借书人的保存完好的“新”书。微微泛黄的书页，捧在手里，感觉比新书重量着实要轻一些，兴许是二十六年来被风化的缘故。翻开后，却逐渐越来越重。。。（做完豆瓣笔记后，无意间发现本人读完《从影五十年》的今天，正好是此书出版日的二十六年周年，1986年7月1日，分毫不差。）

高峰秀子---真正的女神

女神这个词现在已经遍地扔，不值钱了，随便一个女明星，都能被塞进来。而高峰秀子才是名副其实的日本电影女神。她5岁开始演电影，到2010年，86岁去世，她演了300多部电影，和日本影坛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导演几乎都合作过。成濑已喜男，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木下惠介等等。她身材高挑，容貌标致，演技精湛，参演的影片很多被评为当年最佳。她气质高雅温婉，五官大方明丽有现代感，而举手投足的风姿又极具东方美。这样的容貌演技俱佳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演员才有资格叫做女神。因为对她的喜爱，找到了她的自传《从影五十年》，这本书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首先，高峰秀子的文字可是没有女神范儿，十分接地气，不端架子，也不有意乔装伪饰，生动有趣，就像邻家的阿姨和你悉心交谈，回忆过往。从影50年，见证了日本电影的兴起衰落，见证了几大电影公司的兴盛和倒台，见证了多少明星的起落悲欢。很多内容可能不便言说。高峰秀子也未多提及，她能说的，都是恳切大方的。没有欲言又止地故弄玄虚。2.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想象的高峰秀子应该是处处被人追捧，享受巨星待遇，出入有随从跟班，住豪宅，享华服，啖美食。我真的没想到她红了很多年还过着比较拮据的日子。她赚的钱基本被养母拿走，要供奉一大堆亲戚的开销。而且巨星竟然也愁嫁呢，感觉她是为了实现自己30岁结婚的愿望随便在身边人里选的差不多的就结了。有两个适龄的结婚对象，她考虑了门第选了穷的，因为不喜欢有钱人的傲气，担心有钱会可能变没钱的焦虑。还好这个丈夫被朋友戏称为“为秀子度身制造的”。两个人相伴几十年，一直恩爱和睦，彼此谦让包容。3.没想到高峰秀子的身世如此凄零。她四岁生母生病去世，就被父亲的妹妹带走做了养女。养母以为她不知道，当她发现秀子知道这件事时火冒三丈。其实，秀子和她走时对生母就是有记忆的。而秀子的养父是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常年不回家，整日游荡，后来还和别的女人同居。他对秀子最大的意义带秀子进入影视圈。他抱着才5岁的秀子去试镜。秀子天生就注定要做一个演员吧，在200多人的竞争者中，穿着破烂的她竟被选中，从此走上了童星的道路。她跟着养母转战片场。秀子非常有感触地说，儿童演员就是牵线木偶。她并不喜欢生活在镁光灯下。她特别向往课堂，向往普通人的生活，穿着校服，上学听课学习知识，和同龄的小朋友玩耍交朋友。可以说，上学时她一生的执念。她很自卑，因为她小学都没有正式读完，多年来是一个文盲，靠着菩萨一样的好老师不放弃地给她送课本送杂养母觉得秀子越来越脱离她的掌控，这令她恐慌，她拼命要抓住自己的掌控权。这使得两个人的关系不断恶化。养母的性格刚烈倔强爱热闹，她本身就没文化，所以她不理解秀子对知识的渴望。秀子在家越来越感到压抑，两个人最终竟然闹到养母管在家吃饭睡觉的秀子要住的钱。秀子一怒之下搬到了饭店去住。直到她结婚才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当依照日本传统，她结婚后给丈夫做了菜汤，秀子激动的泪流满面，不能自已。4.秀子谈到了和黑泽明的一段，那会黑泽明还没成为国际大导，还是跟在导演后面学习的小青年。他给秀子写了封秀子觉得粗鲁的信，描述自己从楼上往楼下撒尿的趣事。秀子应该也为她动过心，但他俩还没开始就被嗅觉灵敏的秀子养母发现了，公司也大卫紧张，对黑泽明下了通牒，想当上导演就要放弃和秀子的来往。两个人刚刚有点火星的恋爱之火，迅速熄灭。5.高峰秀子还谈到了几位著名导演，她说小津导演是特别有号召力的，演员以能演小津的片子为荣，小津导演镜头下十分有魅力，能把全组工作人员拧成一股绳。谈到和她合作最多的成濑已喜男，她说，她不相信成濑导演已经死了，绝对不会去给他上坟，绝不接受死了的说法。，这本《从影五十年》让我近距离感受到女神的性格，她从神坛走下来，走到身边，她是个非常可爱可亲的女性，真诚不造作，还有些调皮。喜欢她——-高峰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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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后来，我常常见到年迈的绿波在饭馆和西餐馆里独自一个人吃饭。他说。“我吃过很多种饭菜，山珍海味最好一个人去吃，这样才能品出味道来。因为这样吃，人的精力不分散。啊！真香，真香！”他一边说，一边啧着舌头。几乎所有的喜剧演员都是做事认真而性格孤独的人。金语楼是如此，植木等是如此，渥美清是如此，藤山宽美是如此，伴淳三郎也是如此。有的喜剧演员说，即使自己希望象普通人一样自然的时候，身上那股丑角气昧依然无法去掉。我虽然了解他们的烦恼和焦虑，但根本不可能理解他们。我想，这其中必有某种“奥妙”。这种“奥妙”，既看不见，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它表现在榎本发怒挥舞起日本刀时的眼神里，也藏在独自一人用膳的绿波的神态之中。愁绪和孤独并不是一个悦耳的词汇，它是一种“人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在拍破《前夜》一片时，前进剧团的演员若宫忠三郎对我进行了京都口音的特殊训练。紧张的训练使我睡觉时都从嘴里蹦出了京都话，把睡在我身边的养母吓了一跳。但使我精疲力尽的，是拍摄《我们是教官》的时候。我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身体成熟得简直象个大人了。可是，我的思想却仍然处于对儿童时代无限留恋和对未来世界充满希望的感情复杂多变的时期。我一天到晚在想：“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非但如此，一有机会，我还琢磨着如何脱离演员这个行当。不过，我并未因此而玩忽职守。自从我懂事以来，就亲身体会到，“每天填饱肚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此外，我还深深懂得，一名演员决不能靠长相漂亮和想入非非去挣钱。因而，我工作时有我自己那种认真精神。每天工作，我从来不迟到，不缺勤，而且还有一种自尊心：只要干就不能比别人差。家里增加了两个女佣人，屋子就挤多了。于是，我们家又搬到了五间一套的公寓里。养母把一层和二层之间的小阁楼腾出来，招了一名房客。此人便是曾在东宝分公司京都制片厂工作、后来又转到砧制片厂的年轻助理导演市川崑。1938年，我去京都参加拍摄樋口一叶的《比高矮》时，我和养母在制片厂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当时，市川崑就住在我们隔壁。他是位以独特风格闻名于世的导演。那时，他一边学习导演艺术，一边业余画广告漫画。他的屋子里到处是广告色和画笔等，乱七八糟。市川对我们母女俩照顾得很周到。我们对京都很不熟悉，他经常领我们到京极和河原町一带去玩。他说：“我去东京的时候，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啊！”两年后，他的话竟真地实现了。如今，他变成了我家的房客。市川崑住的那问房子很窄，而且天花板矮得人一站起来就碰头。每天早晨起床后，他连床铺都不整理，一爬出小阁楼，就把脚伸到我家楼下饭厅的暖炉上，整天说笑话，为我和养母开心。不久，他的朋友渐渐多了起来，养母非常喜欢热闹，每次打麻将都少不了她，她的日子过得可舒服了。我同时参加了《丹下左膳》、《姐姐出征》和《拉拉队长秀子》等三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天天在摄影棚、外景地点和大泉制片厂之间跑来跑去。我在拍《拉拉队长秀子》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与我的搭档灰田胜彦碰过一次头儿。这部影片的拍摄方法是，把我的镜头集中起来拍摄，然后由剪辑往一起凑。我没有去看影片的样片，也无暇到电影院去看成片，总之，这部影片我根本没看过。听别人说，我和灰田胜彦演得结构上有些乱。我心想：“让观众看那样的电影，真是天大的灾难。”影片拍完之后，我才听说灰田胜彦是出生在夏威夷的日侨，从大学时代他就组建了一个夏威夷爵士乐队。后来，我和灰田胜彦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拍剧照，一次是给电影主题歌录音。在电影中，他扮演棒球运动员，我扮演他的女朋友。我只有一只好耳朵。我七岁那年，突然得了中耳炎，发高烧。我捂着耳朵在床上直打滚，但母亲只知道着急，竟束手无策。一夜过后，我去看病时，鼓膜已经没有了。我只剩了一只不可少的耳朵，所以我真担心：这样练，会不会被奥田良三和长门美保把我的这只好耳朵也给震聋。本来，我学习发声，目的在于念台词时能吐字清楚一些；另外，拍片任务已经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练习不到两年就停止了。经过两位老师的严格训练，我那含混不清的声音基本上得到了纠正。经验告诉我，越是笨学生越不能找温和而又好说话的老师，而应该请严厉的老师来教。1941年，东条内阁上台后，许多演员改了行，英美的电影也被禁映。全国各地的影院都必须上映阅兵式的新闻片。每月有四个“无肉日”，届时肉店不开门。盐、米、烟草的供应受到限制，连煤气也配给，我常常到皇室树林里去拣树枝回来烧洗澡水。从此，人们开始对军人感到恐惧。从拍摄《课堂作文》一片时起，黑泽明就是山本嘉次郎的助手。他个子高得惊人，眼神象匹骠悍的马，他总是双拳紧握，显得有些神经质和暴躁。在我这个少女的眼里，他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1946年，我二十二岁。有一天，东宝公司进行新演员面试。山本嘉次郎跟我开玩笑说：“这次你自己来选选你的合作者，演你的情人。”我坐在评选员席的最边上。面试很简单，一会儿就考了好多人。当时，三船敏郎就在这些应试者中间。他穿戴很随便，只穿一件粗布西服裤和一件运动衫。在那两道浓眉之下，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面颊的轮廓非常清楚，宛如刀削的一般，他体魄精悍，那风度仿佛能压倒所有的评选员。但是，三船敏郎的举止却非常不懂礼貌，对评选员的提问也不正经回答，总是双唇紧闭、怒目环视。评选员们围绕着是否录用三船的问题分成了两派，相互争论起来。结果，多数人还是认为他“不够稳重”，决定不予录用。这时，一直抱肩而坐，沉默不语的山本嘉次郎开口了，他说：“不要一开始就下结论说他不行，最好用一用再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本事……要辞掉，那随时都可以。我愿意负责。”这一席话，为社会发现、培养了一个大明星。1947年，三船敏郎在谷千吉导演的《银岭之巅》中初登银幕。接着，他在黑泽明导演的《醉汉天使》和《野狗》中一举成名。他演了许多著名影片，如《七名勇士》、《保镖》和《红胡子》等等。他哪里是什么“不够稳重”，他对长辈非常尊敬，厚于礼仪，同事们对他颇有好感，评价很高。但是，要想当一名演员，没有机会、才能和厚脸皮，那是不成的。入江高子、原节子和山田五十铃是公认的日本电影史上的三大美人。美国驻军干预日本政治之后，妇女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社会上出现了“女警官”。战前，日本人受着“男尊女卑”的教育，战后，女性突然跑到了前面，男人们无不感到惊奇万分。战败，使女人开始认清了男人的真面目。男人们整天价无所事事，在黑市上逛来逛去，虚度光阴。1946年3月，为了拍摄由岛崎藤村小说改编的影片《破戒》，我到了长野。《破戒》描写的是，一个叫丑松的青年遭受民族歧视的故事。我在读《破戒》的原作时，经常被故事情节所打动，几次流出了热泪。我非常喜欢这部文学作品。我在长野县善光寺附近的一个旅馆呆了一个月。导演阿部丰是位非常认真的人。而著名摄影师小原让治比他还要认真。小原让治说：“那个山头的右侧如果不出现云彩，我决不开镜。”池部良扮演丑松，我扮演志保。我们每天都要化好装等待浮云的出现。五天、十天过去了。被选为外景的苹果园里，苹果压弯了枝条，被主人摘掉了。于是，副导演只得跑到水果店去，买来苹果，然后，用铁丝把苹果拴在树枝上。这项工作，每天都得来一次。化好装的池部良和我，不停地帮副导演往树上拴苹果。提起吉普车，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事。可能是1949年，也可能是1950年。有一天，制片厂演员课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十点出发，请你去箱根植树。”我以为又是杂志社要拍画页照片，立即表示了同意。第二天，我又穿上了那套西服。十点整，接我的车来了，但不是制片厂的车，而是两个美国兵开来的吉普车。我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和我的养母一起上了车。吉普车在坎坷的石子路上象野马一样飞奔，然后咔噔咔瞪地爬上了箱根的山路。绕过七道弯，一直向上开。到了郁郁葱葱的山腰，我才看见光秃秃的山岗。这里已聚集了二、三百人。其中，有拿着铁锹的人、摄影师和便衣警察以及美国驻军军官及其夫人，还有几名身着晨礼服的老年人在这里来回溜达。几十棵一米长的树苗，整整齐齐地摆在土垄上。从山下开来了几部黑色小卧车。人们忽然闪开一条路，面朝汽车的方向直立不动。一个身穿晨礼服的男人拉了拉我的胳臂，说：“请到这边来。”然后，他把我带到树苗旁。这时，一部小卧车稳稳地停在了我的面前。那个穿晨礼服的男人跑上去开了车门。从汽车上下来一位老者，我一下子被惊呆了。原来，下车的是天皇陛下。随后，皇后陛下也微笑着走下车来。身穿晨礼服的男人拿来崭新的铁锹，恭恭敬敬地递到天皇和皇后的手里，接着，他又递给我一棵树苗。“这个怎么办？”我呆呆地看着身穿礼服的男人。他的手从下面偷偷地指了指天皇阁下那边。我终于恍然大悟：我今天的任务是服侍裕仁天皇植树。俗话说：辛勤劳动不受穷。我每天忙得团团转，所以收入是比较乐观的。社会上一提起电影明星，就会联想到数目可观的演出费。但是，当时的电影界不象现在这样优越。虽然只要劳动就能挣到钱，但是，往往支出很多，入不敷出。每到月底我总要查一查帐，买东西总想买点便宜货，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的生活。这种说法我也同意。但是，每当我在后援大会上，被欢呼的会员围在中间，拍摄纪念照片，或是面带笑容地接过一大把红色的石竹花的时候，总是感到很不好意思，而且害羞得身子直打颤。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直到现在，我也最发怵参加宴会，常常很不礼貌地拒绝参加。有生以来，我只有一次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举办聚会，邀请客人前来参加，那便是1955年3月26日我的结婚喜宴。当时，我只邀请了三十人。现在，我打开二十年前自己结婚典礼时的影集，看到有很多人应该邀请而没有邀请，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个在电影界里长大的人。曾经多方照顾过我的人岂止三十人，三百人还要多，其至可能超过三千人。当时，我心里只想着，不要为个人的事太惊动他人，根本没有体验过礼仪不周的苦恼。另外，由于我没钱去外地旅行，结婚时只在帝国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对于我的结婚，养母并没有表示格外高兴，当然也没有给我烧顿红小豆米饭来表示祝贺。对于我邀请亲生父亲锦司参加结婚喜宴，她更是极力反对。26日那天早晨，锦司身穿象是借来的和服，在我家门口默默地送我前往举行结婚典礼的会场……锦司当时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结婚的当天，我既是新娘，又是帐房先生，既负责招待客人，又要当司仪。我一边拖着长长的纱裙，一边拎着装有现金和喜包儿的手提包转来转去。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新娘啊！结婚喜宴总算顺利地结束了。等在会场外面的影迷们有点儿不耐烦了，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我如同死里逃生一般，跳上了证婚人川口松太郎的汽车，请他把我送到帝国旅馆。我进到饭店的房间里，随手关上门，顾不得脱掉身上的结婚礼服，一头倒在床上，哇哇大哭起来。这是极度紧张、疲劳和安心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眼泪。我的丈夫松山善三同样被搞得疲惫不堪，脸色苍白。他一直在一旁目不转睛地守着我。当我看到松山善三的时候，才开始感到自己已经“结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流出了甜蜜的泪水。我感到非常幸福。我这个人嘴很馋，但我始终不知道这个贪吃的毛病是否天生养成的。在家境贫寒的时候，我整天盼着能足足地吃一顿美餐。后来，经济上富裕了，却依然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中午只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因而不得不每天中午扒拉一碗咖喱饭或炒饭。每当到外地去拍外景时，摄制组总是千篇一律地发给每人一个火车站上出售的饭盒或饭团子。不管爱吃不爱吃都得吃，否则身体就支持不住。这饭好比是汽油，只有把它喝下去，发动机才能转动。我的这个职业确实很不自在。譬如拍摄吃饭的镜头，作为道具摆在你面前的饭菜，不仅味道怪而且又干又硬。为了让饭菜象刚出锅似的，往往还要喷上雾。演员则表现得很爱吃的样子，一边吹一边往嘴里送。我的这个职业，总是使我的食欲得不到满足。我从少女时代就打定了主意：到三十岁就结婚，然后，立即辞掉自己的职业。至于结婚的配偶，当然要选一个有钱人。每天在家做好吃的，足吃足喝，纵然是吃成一个三百公斤的大胖子，我也甘心情愿。说来令人失望，我找到的那个女婿，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一万两千五百日元；除了交房租和买月票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吸烟的。每天早饭时，他吃块西洋糕点就算美味佳肴了。等到发工资那天，才敢豁出去吃一顿什锦面条。订婚之后，我虽然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看起来象个颇有名望的女演员。但实际上，那时我只有五万日元的存款。这使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吃惊。但我对他也感到很奇怪。他口头上说得好：“什锦面就挺好吃的啦！”可实际上，他比我更嘴馋，吃起高级食品来就没个够。可是表面上看，好象这个家只被我一个人吃穷了。有句俗话说：“光棍一条吃不上，夫妇两口家兴旺。”这话纯属胡说。“坐吃山空”才是真理。明明口袋里没有钱，却今天吃素烧，明天吃牛排，那样的话，我家的经济会成什么样子？当然，我们俩确实品尝过不少美味佳肴，但那首先应该感激谷崎润一郎和梅原龙三郎这两位慷慨的资助人。1965年7月，谷崎润一郎先生从汤河原的家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问：“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好吃的牛排吗？”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谷崎先生的声音。这次电话后不到一个月，即7月30日，我便突然收到了他去世的噩耗。于是，我立刻赶到了汤河原。松子夫人一见到我，便捶胸顿足地放声痛哭起来。润一郎先生闭着他那双真鲷鱼般的眼睛，面带微笑，安卧于万花丛中。1955年，我结婚的时候，宫田重雄知道我的家境贫寒，于是，他送给我一个埃及的小盒子，以表祝贺。盒子里装的竟是五万日元的现款！这位曾经含辛茹苦的长者对我如此关怀，使我永志难忘。